歐美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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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引言
希臘文學是歐洲文學的起源，各國文學和民族文學的發(fā)展基本都是以口來傳播，口是最早的文學小說傳播形式，后來發(fā)展到書面文學中。其中“個性自由”。作為歐美文學中最長用的命題“個性自由”，我們從歐美文學作品及發(fā)展的歷程中得以認識。
一、古希臘文學中的個人特性
古希臘英雄傳說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數(shù)神祗和傳說（如普羅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們的個人行為動機都不是為了民族集體利益，而是滿足個人生命價值的追求；或為愛情、或為王位、或為財產(chǎn)、或為復仇。荷馬史詩中英雄們對榮譽的崇尚，表現(xiàn)了古希臘人對個體價值的執(zhí)著追求和對現(xiàn)世人生意義的充分肯定。極端的個人英雄主義，極富張揚的個性特點成為古希臘文學的核心內(nèi)涵，也成為古希臘文化的基點。雖然說古希臘文學中體現(xiàn)的世俗人本意識是原欲型的，但以“我”為中心，以“人”為中心的個性張揚和個體自由是十分鮮明的。
古希臘古羅馬文學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紀文學。重視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質(zhì)，強調(diào)理性對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紀基督教文學之文化價值觀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紀基督教義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贖，禁欲主義，乞求來世，讓古希臘的人本意識蛻變?yōu)樯癖疽庾R。14至17世紀初的文藝復興是一場針對中世紀的資產(chǎn)階級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文化運動。這一時期歐洲文學的主流就是人文主義文學。 “人文主義”，亦即人道主義，它強調(diào)以人為本，肯定人的價值，維護人的權利，以“人類的本性”作為觀察歷史的準繩，反對神的絕對權威。人文主義其實質(zhì)是個人主義，即強調(diào)把個人放在一切社會關系的中心，充分肯定個人的意志，個人的利益。文藝復興是對中世紀基督文學、文化的否定和對古希臘文學、文化的復興，是對古希臘文學中提出的個人自由和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進一步倡導。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學”與“神學”的對抗，他的抒情詩集《歌集》，其中絕大部詩作是抒發(fā)對自己所鐘愛的勞拉的愛情，大膽謳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礎上的愛。薄伽丘的短篇小說集《十日談》徹底否定了中世紀的宗教觀及禁欲主義的道德觀。總之，這時的許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顯示了人的尊嚴和權利，展開了精神個體的無限多樣性。當然人文主義決不只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單一性延續(xù)與繼承，更不是簡單的重復；人文主義思想體系中也擁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寬恕等基督教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義又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結合的產(chǎn)物。從中世紀的“人是實現(xiàn)某種目的的工具”轉(zhuǎn)變到文藝復興的“人應成為獨立的精神個體”，這是西方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轉(zhuǎn)變，它標志著中世紀文化的終結、近代資本主義文化的開始。
二、17世紀后文學作品中的“個人主義”
17世紀的古典主義文學中的“人”比人文主義文學中的“人”疏遠了與上帝的聯(lián)系，也顯得更理智、冷靜和成熟，但也缺少熱情、缺少自由意識和生命意識。18世紀歐洲各國發(fā)生了繼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運動――啟蒙運動。如果說人文主義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從宗教束縛下解放人的個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權利，那么，啟蒙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們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毀宗教偶像，反對貴族特權，主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進而封建統(tǒng)治，建立合乎資產(chǎn)階級理想的社會。自由與平等是啟蒙運動最鮮明的兩面大旗。作為一個廣泛的思想革命運動，也影響到文學的發(fā)展。許多啟蒙家直接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把文學作為宣傳啟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盧梭的文學作品中對個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啟蒙主義、豐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說他予以否定，因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這種至善是美的，及發(fā)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類的合理的，在人類創(chuàng)造文明的發(fā)展過程是對人性的污蔑和罪惡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個很廣袤的天地中深刻地體現(xiàn)了人類的思想問題。這種啟蒙主義文學思想對人類的“個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為浪漫主義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反古典主義的偉大斗爭中發(fā)展起來的浪漫主義文學、更強調(diào)自我人性自由與追求。浪漫主義文學中表現(xiàn)“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現(xiàn)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個人的私欲和人類社會道德之間找平衡，他表現(xiàn)的是個人及自我的人生價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這種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個美好的文明社會，塑造一個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這種體現(xiàn)是浪漫主義文學的個人自由觀和人生觀的理想境界和歸宿。
19世紀中期，隨著工業(yè)科技的發(fā)展，歐美國家的工業(yè)進程發(fā)生很大進步，這時的文學作品，主要以現(xiàn)實主義為代表作。人類歷史的進步是物質(zhì)和財富的創(chuàng)造來推動。這種創(chuàng)造財富的過程是人性的發(fā)展過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人類個性隨著財富的變化而發(fā)生了很大的失落。現(xiàn)實主義文學更多的是對人性處境和人生命運的關注，從人道為出發(fā)點，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論為基礎的人道主義。現(xiàn)在的作品通過文學彰顯了物質(zhì)化的社會現(xiàn)實，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質(zhì)欲望的驅(qū)動下人性深處的心靈變化，揭示和引導警告人們在物質(zhì)面前人的脆弱及對人性的泯滅。也是對這種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紀的歐美現(xiàn)代文學呈現(xiàn)出紛繁復雜的局面。隨著資本主義的科技發(fā)展、工業(yè)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類在這個世紀里付出了慘巨的代價，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對每個民族及全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空間、權利和尊嚴發(fā)出挑戰(zhàn)。使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和生存空間發(fā)生了對立的很大變化。那種人與萬物、社會、自然及民族語民族人和人關系變得不再美好。從思想內(nèi)容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表現(xiàn)的是“現(xiàn)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圍世界的荒誕、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獨、陌生、焦慮、痛苦的情緒。到18世紀，西方人認為自己憑借著理性的力量可以擺脫“命運”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紀初，仿佛從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淵，而且?guī)еh比古代人更加濃重的悲哀和絕望。卡夫卡小說中的人變成了“甲蟲”；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質(zhì)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毀滅，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沒有了，對于回歸原始狀態(tài)、獲得非理性意義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滿著憂慮 ，而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下的“自由”也喪失了。總之，一種比19世紀更深重的恐懼、焦慮、痛苦，乃至絕望的情緒彌漫了20世紀西方社會。但是20世紀歐美文學在人本意識上的變化，說明了20世紀作家在對“人”自由和個性問題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問題上還沒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說，在尋找過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繼續(xù)像“戈多”一樣等待，或像塞林格《麥田里的守望者》一樣地守望。
三、結論
古希臘古羅馬文學表現(xiàn)的“自由”是把對原欲追求和個人榮譽當作人生幸福和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主要內(nèi)容。中世紀的宗教文學對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贖罪和來世才是他們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臘古羅馬的聲色享樂。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是對中世紀宗教文學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喚人的自然屬性的回歸，但在否定中世紀對聲色、的摒棄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學的博愛仁慈等理性的內(nèi)涵。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文學，更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的自由和個性追求之外，探討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個性。浪漫主義文學，對個性自由更強調(diào)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與大自然的恬靜形成一種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屬性和理性的平衡。現(xiàn)實主義文學警告人們不要無限制地追求物質(zhì)享受，不要被物化而喪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現(xiàn)代主義文學，指責現(xiàn)代文明對人的生命和尊嚴的嚴重賤踏，使個性自由和個人價值幾乎喪失殆盡，作品表現(xiàn)的是物質(zhì)文明給人帶來的更沉重的異化和危機感的情況下，表達出的一種失望甚至絕望的情感。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知道，首先，歐美文學對個性自由的文學探討從關注人與外部世界關系、個體與集體關系到理性與的沖突內(nèi)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開了內(nèi)部的諸多矛盾，包括潛意識層面。因此，隨著歷史的進程，歐美文學對個性自由所探討的內(nèi)涵在不斷地豐富和深化。其次，爭取個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實現(xiàn)個體人生價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過得幸福、活得有價值，個性自由的實現(xiàn)程度正是一個人幸福感強弱的最集中體現(xiàn)。由此可見，歐美文學對“個性自由”命題的持恒熱衷正是在探討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實現(xiàn)人生最大價值的大命題。第三，無論命運如何坎坷但卻始終不屈，因為歐美人把個人榮譽和個人價值最大化視為人生最高的追求，視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們寧可選擇自由而短暫、光彩的人生。這就讓我們明白歐美文學關于命運和個性自由這兩個命題實際上是一個命題下的兩個集點，兩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人類的極境是實現(xiàn)“建立在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chǎn)能力成為他們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04頁）。命運的多舛和對命運的不屈和抗爭，爭取個性自由，讓在有限的生命里實現(xiàn)個體價值的最大化，歐美文學對這一命題的探索還在延續(xù)，雖然現(xiàn)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最佳的答案，“達到這一境界需要付出異常艱辛的努力，走過極為漫長的路程。”但歐美文學關于命運和個性自由的兩個命題的探討對人類的發(fā)展有著方向性的啟迪和指導性的作用，其意義極其深遠。
參考文獻
歐美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英美文學；課程教學；人文素質(zhì)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8-0276-02
Exploration on the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the Humanistic Quality Relevance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Ding Shan
（Heilongjiang Polytechnic，Harbin， 150080）
Abstract： At present， colleges’ educational reform has put forward the integrated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whose core is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provide the college students potent literary qualit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so as to expand their qualit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help the students to change their knowledge into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cultivation.
Key word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umanistic quality； course teaching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高等院校開展文化素質(zhì)教育的深入，人們越來越重視對教育的反思，教育的人文意義與價值正在成為我國教育改革實踐的主流。培養(yǎng)具有人文素質(zhì)全面發(fā)展的人才，已成為現(xiàn)代教育實踐追求的目標。文學課程教學以文學為依托，既鍛煉學生的語言能力又能夠培養(yǎng)人文精神，其特殊性不僅在于它能為學生增添語言學習的樂趣，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學生在文學世界里耳濡目染優(yōu)美的文學作品以培養(yǎng)高尚的情操，了解異域文化風情的獨特魅力、開闊視野、不斷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在知識經(jīng)濟時代，加強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可以使學生形成穩(wěn)固的知識、能力，最終成為全面發(fā)展的人才，這對于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復合型人才具有重大意義。
二、英美文學課程對于提升人文素質(zhì)的重要性
（一）優(yōu)化知識結構，開拓文化視野
大學英美文學課程可以鍛煉大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譯的能力。學生通過閱讀原版英美文學作品，可以直接獲取生動的英語語言材料，切身感受英美語言的獨特魅力，通過背誦名句和經(jīng)典段落，可以豐富自己的語言能力，提升自己的英語水平，提高自身文學鑒賞能力。
此外，英美文學作品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尤其是一些偉大作家的經(jīng)典文學作品，更加能反映國家民族的風土人情，歷史變遷及社會現(xiàn)實。學生在英美文學課程的學習中，可以通過文學作品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英美國家的風俗文化、行為習慣、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等社會、經(jīng)濟以及文化狀況，豐富自己的知識。
（二）提升審美情趣，陶冶文化情操
英美文學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yǎng)和審美情趣。大學生閱讀學習優(yōu)秀文學作品，可以感知文學的魅力，獲得較高的審美體驗，提升自我審美品位。英美文學課程結合了人文教育和美學教育。文學作品是眾多作家對生命的體驗和感受，許多享譽世界的經(jīng)典文學作品都屬于英美文學范疇，諸如莎士比亞、哈代、狄更斯、艾略特、馬克?吐溫等文學大家都是英美文學中的佼佼者。閱讀文學作品不僅能夠陶冶人的情操，而且有助于塑造人的高尚品格。
英美文學課程一方面可以幫助大學生獲得基本文學常識，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培養(yǎng)和鍛煉學生品鑒文學作品的能力。同時，文學作品的內(nèi)容大多懲惡揚善，宣揚真、善、美，具有道德教育作用。高校學生通過學習英美文學作品，可以了解歐美國家的歷史文化、生活狀況和思想感情，接受人文精神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文化修養(yǎng)，豐富經(jīng)驗，增長智慧，陶冶情操。
文學能培養(yǎng)學生的情感。英美文學作品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對培養(yǎng)和塑造學生健全的人格和堅強的意志品質(zhì)產(chǎn)生鮮明的影響。例如，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冒險精神，艾略特《荒原》中對現(xiàn)代人類精神困境的書寫和解讀，這些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大學生的品德修養(yǎng)和個性塑造。閱讀文學作品能使學生感受大自然的美麗、神秘與偉大。作品能將學生帶到遙遠的地方，感受他們在生活中不曾經(jīng)歷過的人生：與主人公一起去愛、一起去恨、一起冒險、一起分享勝利、一起分擔失敗。他們對人生的洞察力會更敏銳。英美文學作品還可以激發(fā)學生的同情、憐憫、包容之心，通過人文教育使學生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凈化靈魂，理解人生的意義，找到正確的生活方式，這就是人文素質(zhì)培養(yǎng)。
三、在英美文學課程中培養(yǎng)學生人文素質(zhì)的途徑
英美文學可以提高學生的語言修養(yǎng)和文學素質(zhì)、培養(yǎng)其創(chuàng)新能力，是加強人文價值學習的有效途徑，因此，英美文學課程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英美文學授課教師的首要任務就是認真選擇教學材料、合理安排教學內(nèi)容。英美文學課教材大都是文學作品“節(jié)本”或是“選段”。雖然課程教學要求學生閱讀原著，但現(xiàn)在偏愛“快餐文化”的學生似乎更愿意讀簡寫本甚至直接看名著改編的電影。如此一來，學生更注重實用功效，而不是精神收益，文學一詞本身所具有的閱讀實踐意義也就不復存在。因此，英美文學課程教學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都要服務于提高學生的文學素質(zhì)這一宗旨。在英美文學課程中培養(yǎng)學生人文素質(zhì)主要可以通過以下幾方面途徑。
（一）教學內(nèi)容
在教學內(nèi)容方面，教師應通過介紹作品歷史背景知識，作家生平，讓學生對作家的寫作風格和作品寓意有所體會，從整體和深層次上感受、領會文學作品。在文學課程教學中要真正實現(xiàn)人文素質(zhì)教育，就應該認識到英語語言文學專業(yè)的學習，首先是通過文學作品學習語言，其次是借助語言學習文學，第三是憑借文學學習文化。閱讀文學作品實際上就是和作家分享人生感悟。通過對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賞析有效地啟發(fā)學生思考，幫助他們形成健康的人生觀。
（二）教學方法
很多英美文學課堂，學生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文學理論成為教學中的附屬甚至是點綴，教師往往用大量的時間來解釋詞句，學生不能通過教師的引導欣賞到文學之美，沒有形成對作品的感性認識，更談不上運用文學理論進行理性思考了。在教學方法的改革中，要啟迪學生思維，激發(fā)其學習興趣，將先進的教學手段與多樣的教學方法和評估模式相結合，以達到提高學習效率和提高人文素質(zhì)的目的。假如文學課堂成了教師的一言堂，課堂氣氛沉悶，學生往往會對講授內(nèi)容失去興趣。
活躍課堂氣氛，積極培養(yǎng)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從而真正提高教學實效。教師應引導學生系統(tǒng)有計劃地循序漸進閱讀，同時還應該介紹一些脈絡清晰，淺顯易懂的文學方面的書籍給學生看，還可以靈活運用現(xiàn)代教學技術，不斷更新教學方式，來幫助學生進行閱讀，提升教學質(zhì)量。
可采用如研讀短篇小說，朗讀劇本和詩歌、分角色進行英語戲劇表演，開展課堂討論等不同的方式來解讀原著，讓學生充分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加深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從多個角度賞析文學作品，增強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英語語言運用能力和交際能力。在英美文學課堂上，要注意的是，教師不僅要培養(yǎng)學生的閱讀興趣，熟練運用多媒體等先進教學手段，有意識地在教學中添加圖片、音樂、視頻等資料，開闊學生的文化視野，更要培養(yǎng)其良好的閱讀習慣，這就要求教師自己有較高的中外文學素養(yǎng)，對課程內(nèi)容及其相關知識熟悉，為更好地實施英美文學課堂教學活動打下基礎。
（三）學習模式
由于文學作品篇幅都較長，教師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得講解幾乎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英美文學課教師應轉(zhuǎn)變教學指導思想，必須培養(yǎng)學生形成自主學習模式，課下進行延伸性閱讀，提高文學鑒賞的能力。文學作品的閱讀包括課前閱讀和課后閱讀。課前閱讀要求學生了解作品的背景知識、主題思想、基本情節(jié)等本體內(nèi)容。課后閱讀則要求學生進一步閱讀特定作家的其他作品或所論作品的其他章節(jié)或其他相關知識，加深對所論作品的理解和欣賞。教師不僅僅傳授語言知識和文學知識，同時要注意培養(yǎng)學生的思辨能力，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zhì)。可以給學生列出書單，讓其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作品閱讀，寫出對作品第一感悟的讀后感，此時還沒有受到其它評論的干擾，他們往往有獨到的見解，因此，這種寫作練習對學生來說非常實用，不僅能培養(yǎng)他們的閱讀興趣，養(yǎng)成良好的閱讀習慣，而且能大幅提高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和實踐能力。教師應將強化人文精神和培養(yǎng)跨文化意識貫穿整個英美文學課程的教學。
（四）考察方式
在課程學習過程中隨時進行，對于學生在學習的各個階段的情況加以考察，即形成性評估。這種考查方式能相對客觀地評價學生的綜合素質(zhì)；其次，相應的方式多樣，如口頭報告課堂討論，課程論文，心得體會等，從而可以考察出學生的信息素質(zhì)，在此過程中，學生逐步養(yǎng)成敏銳的感受能力，學習掌握嚴謹?shù)姆治龇椒ǎ纬烧_的表達方式。通過學生的內(nèi)化行為，對英美國家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最終達到文化認知和文化認可。
四、結語
高等教育階段是大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確立的關鍵時期，英美文學具有獨特的人文教育功能，展示了作家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英美文學課程為學習者提供了權威的語言材料，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從整體上體驗、領悟文學作品。因此，在研讀英美文學作品的時候，既要學習文學家優(yōu)秀的藝術創(chuàng)作手法，更要注重對文學作品精神內(nèi)涵的解讀，英美文學課程要將語言、文學與文化結合起來，實踐中以學生為中心，啟發(fā)學生思辨，培養(yǎng)創(chuàng)新能力，在實踐中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yǎng)和培養(yǎng)學生的人文精神，使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zhì)文明的有用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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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文學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比較文學是一門研究跨越國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學思潮、流派、運動、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學發(fā)展有關的各種現(xiàn)象的學科。縱觀世界比較文學發(fā)展史,我們可以看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累進式發(fā)展的三大階段,即影響研究的歐洲階段(法國)、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階段(美國)和跨文化研究的亞洲階段(中國)。
在當今世界學術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學科之一。自它在中華大地上復興以來,發(fā)展迅猛,至今仍然方興未艾。
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概念
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較文學》藝術中對比較文學進行了定義:“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系,研究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司各特與維涅之間的事實聯(lián)系,研究各國文學的作品之間、靈感來源之間與作家生平之間的事實聯(lián)系。比較文學主要不考慮作品的獨創(chuàng)價值,而特別關懷每個國家、每位作家對其所取材料的演變。”
美國學派代表人物雷馬克對比較文學進行定義:“比較文學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領域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jīng)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xiàn)領域的比較。”
我國學者季羨林先生對比較文學曾下定義:“顧名思義,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出來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比較文學。廣義的比較文學是把文學同其他學科來比較,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錢鐘書先生的說法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則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更具體的說,就是把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文學現(xiàn)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它們在文藝理論、文學思潮,具體作家、作品之間的互相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比較文學定義為:比較文學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zhì)性和互補性,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為基本方法論,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guī)律和文學特性,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fā)展。
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比較文學作為一種專門的學科,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是,中西比較文學是否也能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猶如“紅學”之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魯迅學”之于現(xiàn)代中國文學研究?我們認為,把中西比較文學從比較文學中獨立出來,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有著特殊而重大的意義。固然,對于中外文化交流,取異域文學之長,補我國文學之短,中國文學與朝鮮、日本、越南文學的比較,以中國文學為主體的東亞文學與以印度文學為主體的南亞文學的比較,乃至中國文學與中東文學、拉美文學、非洲文學的比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開發(fā)的研究領域。但是,對于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來說,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文學像西方文學那樣,對我們民族的文學沖擊那么大,發(fā)生過那么無孔不入的影響。直到現(xiàn)在,世界各國的文學傳統(tǒng)仍在受歐美文學傳統(tǒng)的沖擊。我們現(xiàn)在的文學教科書,甚至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在內(nèi)的教科書,都在使用著歐美文學的概念。我國當代的作家,仍在自覺或者不自覺、直接或者間接的接受著西方文學的影響,我國一般大學的外國文學課實際講授的是歐美文學課。因此,作為專門學科的中西比較文學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較文學,包括兩個相互聯(lián)系的大的研究領域。一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二是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前者應側(cè)重于法國學派正統(tǒng)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即影響研究,后者應側(cè)重于美國學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不長,而古代又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和豐富的文學遺產(chǎn),這個傳統(tǒng)總在有形無形地對中國新文學發(fā)生影響。因此,隨著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應該把研究的重點從現(xiàn)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移道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上來。
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歷史與發(fā)展
曹順慶在《比較文學史》中談到“整個比較文學發(fā)展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實施,就是研究范圍的不斷擴大,一個個‘人為圈子’的不斷被沖破,一堵堵圍墻的不斷被跨越,從而構成整個比較文學發(fā)展的基本線索和走向。”[1]縱觀全世界比較文學發(fā)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較為清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fā)展的學術之鏈。這條學術之鏈歷經(jīng)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階段,呈累進式的發(fā)展態(tài)勢。
第一階段,在比較文學歷史上,法國學派是最早出現(xiàn)的一個學派,從19世紀末開始至20世紀20年代已具雛形。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爾登斯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亞等人。法國學派所進行的影響研究可以概括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國與國之間文學的事實聯(lián)系和實際的影響關系,在有些學者那里,對這種聯(lián)系和影響的研究甚至被嚴格的限定在兩國之間,如梵第根就持有這種觀點。所以法國學派學者嚴厲,比較文學一詞是一門系統(tǒng)而科學的學科沒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強調(diào)實證主義。認為要使學科建立在堅實的科學性上,只有對文學關系的事實聯(lián)系進行細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主張把比較文學看成為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法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貢獻是巨大的。它在比較文學形成之初就為學科發(fā)展開辟了一條科學、嚴謹?shù)难芯康缆?為學科理論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礎。雖然法國學派在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著一些偏狹的觀點,但影響研究至今,認識比較文學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個始終充滿生命活力的研究領域。
第二階段,1958年9月在國際比較文學協(xié)會第二次大會上,耶魯大學教授韋勒克做了題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發(fā)言,向法國學派的理論觀點提出了直截了當?shù)奶魬?zhàn)。這個發(fā)言被認為是美國學派的宣言書,此后不僅打破了法國學派的一統(tǒng)天下,也確立了美國學派在世界比較文學領域中的地位。
美國學派對文學進行的平行研究在與法國學派爭論中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其理論重點和對學科發(fā)展的貢獻可小結如下:第一,擴大了研究的領域,把不同學科引入到文學研究中來;第二,把比較文學研究的目光轉(zhuǎn)向了文學的內(nèi)部,更加關注作品的結構、語言、層次等方面的問題;第三,開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張針對不同作品、不同問題運用不同方法,或綜合運用多種方法。
在第三階段,學科自我發(fā)展的又一次機遇是東西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臺港及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迅速崛起,為開拓比較文學的領域,尤其是東西方文學的跨文明比較做出了實績。這種跨越東西方異質(zhì)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全世界比較文學引向了一個更加廣闊的領域,為比較文學拓展了更加寬廣的視界,將比較文學導向了又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學術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構跨越東西方異質(zhì)文明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新體系。臺港學者對于東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較文學研究和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探索,已邁開了比較文學新的學科理論建設的步伐。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論體系輪廓的初步勾勒,更進一步奠定了學科理論建設的堅實基礎。可以說,全世界比較文學正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戰(zhàn)略性轉(zhuǎn)變,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這是一個更加廣闊的視界,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新階段。
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今后邁向何方?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跨文明研究”,或者說著眼于在中西文明沖突、對話與交流的跨越東西方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是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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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惇,孫景堯,謝天振.比較文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歐美文學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西方現(xiàn)代主義； 東方文化； 文學批評； 東西交融
一、“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現(xiàn)代主義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達到一定程度后結出的藝術碩果。作為“對西方藝術乃至對整個西方文化某些傳統(tǒng)的有意和徹底的決裂”［1］167 ,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頻頻出現(xiàn)描寫東方物品和人物、表現(xiàn)東方詩學和宗教、借鑒東方藝術形式和技巧的現(xiàn)象，說明導致現(xiàn)代主義與傳統(tǒng)“決裂”的思想不僅源于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澤等西方思想家對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質(zhì)疑，也源于傳入歐美諸國的東方物品和典籍所帶來的直觀啟示和思想沖擊。王爾德筆下的“莊子”、龐德詩歌中的“觀世音”、普魯斯特小說中的“中國瓷器”、T.S.艾略特詩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國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詩歌中的“五絕七律”形式、喬伊斯小說中的“漢字書寫”模式、弗吉尼亞?伍爾夫創(chuàng)作中的“觀物取象”實踐、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教卡巴拉傳統(tǒng)”、蘇珊?桑塔格美學觀念中的“靜默”、雷克思羅斯詩歌中的“禪意”、瑪麗安?摩爾詩歌中的“中國繪畫”之道……所有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對東方文化的自覺意識、主動汲取和積極融合。
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對東方文化的表現(xiàn)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瓷器、絲綢、帷幔、水墨畫、茶葉、扇子、家具等富有東方情調(diào)的物品或簡筆勾勒的東方人物隨處出現(xiàn)在作品之中，有意無意地描寫想象中的東方意象和東方形象，營造出浪漫虛幻的意境或意猶未盡的神秘氛圍；其二，基于創(chuàng)作者對中國哲學、文化、社會制度、藝術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體構思自覺透射出東方思想，通過形式技巧、敘述視角、人物風格、主題意境等多個創(chuàng)作層面，或隱或顯地表現(xiàn)出基于東西方藝術交融之上的全新創(chuàng)意。這兩種表現(xiàn)方式的差異主要源于對東方文化的觀察視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對東方物質(zhì)文化的直觀感知，其作品側(cè)重以意象方式隱喻對東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后者根植于對東方精神文化的內(nèi)在領悟，其作品從多個方面表現(xiàn)中西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相融，比如龐德的詩歌。當然，兩種表現(xiàn)形式的界線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時候它們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現(xiàn)代主義對東方文化的表現(xiàn)得益于“東學西漸”的進程。以“中學西漸”為例，幾千年中華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漸催生并促進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
一方面，自秦漢開始，中國的陶鼎、陶鬲、青銅劍、絲綢、服飾、瓷器、茶葉等物質(zhì)文化產(chǎn)品通過商品貿(mào)易和文化交往活動傳入世界其他國家。在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貿(mào)易活動的推動下，中國的瓷器、繪畫等文化產(chǎn)品開始大量進入歐洲市場。中國物品不再是歐洲皇宮貴族手中的珍稀寶物，更多的歐洲市民有機會欣賞、珍藏、模仿中國藝術。那時正是歐洲現(xiàn)代美學形成的前期階段，在中國文化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圍中，中國瓷器、繪畫直觀呈現(xiàn)的生命理念、思維方式和藝術手法激發(fā)了歐洲人的想象力，荷蘭乃至整個歐美的藝術開始吸收中國意象和思維，而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得到了歐美藝術界的廣泛認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東方意象不斷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開始，隨著海陸交通逐漸便利，元朝上都開始聚集來自阿拉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各地的使節(jié)、商人、旅游者和傳教士，有學識的歐洲人撰寫了在華游記，從政治、社會、人文、地理、貿(mào)易、風俗等諸多方面向本國民眾介紹中國文化思想。16世紀之后，大量歐洲耶穌會會士往來于中西之間，在向中國傳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們不僅撰寫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翻譯重要的中國典籍。就像利瑪竇、金尼閣、柏應理、馮秉正等傳教士所翻譯的四書五經(jīng)、《通鑒綱目》等以各種方式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西方哲學家一樣，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韋利、歐內(nèi)斯特?費諾洛薩、勞倫斯?賓揚等傳教士和漢學家所著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所翻譯的中國經(jīng)典深深影響了奧斯卡?王爾德、埃茲拉?龐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喬伊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他們從中國文化中獲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國思想之劍表達自己對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爾德)，要么借中國藝術之形全面創(chuàng)新西方藝術(比如龐德、威廉斯)。總之，在經(jīng)歷漫長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出現(xiàn)了一種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創(chuàng)作傾向。
二、“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研究進展
然而，在整個20世紀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研究中，“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系較少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對現(xiàn)代主義的內(nèi)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質(zhì)、術語、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歐美國別研究等議題上［2］,外在研究則集中在現(xiàn)代主義與哲學、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經(jīng)濟、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政治、現(xiàn)代主義與性別、現(xiàn)代主義與視覺藝術、現(xiàn)代主義與電影等跨學科審視上［3］。西方批評界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核心共識基本鎖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學術語匯編》中對該術語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現(xiàn)代主義思想和形式上的劇變源于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對支撐西方社會結構、宗教、道德、自我的傳統(tǒng)理念的確定性的質(zhì)疑［1］167-168。也就是說，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現(xiàn)代主義者們的全球性開放視野和胸懷并沒有獲得20世紀西方批評家的關注，西方現(xiàn)代主義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論視野之中。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評界開始有學者自覺研究東方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關系，不僅翔實論證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曾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的事實，而且在反思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開啟了東西方研究的新視角。美國新奧爾良大學錢兆明的專著《東方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將自己的研究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作了比較，揭示了“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對薩義德而言，東方特指穆斯林的東方。對我而言，東方指稱遠東，特別是指中國。如果說直到19世紀初期，東方“只確切指稱印度和圣經(jīng)之地”(薩義德)，那么到20世紀初期，東方則指稱中國和日本。的確，對重要現(xiàn)代主義者葉芝、龐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爾而言，他們的文學模板的豐富源泉來自遠東而不是近東。因此，研究遠東對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薩義德而言，“東方主義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事實……”。因此他的研究涵蓋了多維度的復雜體系。對我而言，它只是一種文學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學東方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術語，而是指具體的中國詩人――屈原、陶潛、李白、王維和白居易……現(xiàn)代主義作家龐德、威廉斯通過費諾洛薩、翟理斯和阿瑟?韋利與中國偉大詩人進行了對話。對薩義德而言，“東方幾乎是歐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慮到龐德和威廉斯對中國的熱誠，我認為這一思維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龐德與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東方之所以吸引兩位詩人是因為東方帶給他們的是親和力而非差異性……在本研究中，中國和日本不是被視為西方的陪襯，而是現(xiàn)代主義者實現(xiàn)自身的確切例證。［4］1-2
這段話闡明了“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三個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疇上，重點揭示中國、日本等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第二，研究焦點上，重在文學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論辯，聚焦于遠東文化中具體的詩人、作品、技巧對西方現(xiàn)代派個體作家的影響及影響途徑。第三，研究立場上，重在揭示“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借助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的書籍而展開的文學對話，以及該對話在創(chuàng)作中的表現(xiàn)。
如果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旨在以東方人的目光反觀西方文化，對西方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宏觀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通過揭示真實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的微觀表現(xiàn)，旨在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創(chuàng)新作出新的闡釋。前者從社會、歷史、政治、種族等多維視角出發(fā)，揭示西方對東方的話語建構性，以及這種建構性背后的文化霸權機制和所導致的問題、困境；后者以東西文化實際交往的史料為證，闡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親和力，重在論證并揭示東西方對話的積極作用。從某種角度上說，后者是對前者的一種推進，昭示著東西方研究從問題走向?qū)υ挼陌l(fā)展趨勢。
這一時期，西方批評界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充分體現(xiàn)了聚焦遠東、探討創(chuàng)作影響和文學對話的三大特性。除了錢兆明的《東方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翔實論證屈原、王維、道家思想對龐德的影響和李白、白居易以及傳統(tǒng)的漢詩技巧對威廉斯的影響外［4］，其他有影響力的專著在此前后陸續(xù)出版。威廉?貝維斯的《冬天的心境：華萊士?斯蒂文斯、禪定與文學》(1988)，探討了佛教對現(xiàn)代主義作家斯蒂文斯的影響［5］。錢兆明的《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美術》(2003)以英美博物館的展品和文獻證明龐德、華萊士?斯蒂文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xiàn)代派作家接觸東方文化始于中國古字畫、青銅器、瓷器等，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新中借鑒了中國美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技巧［6］。帕特里夏?勞倫斯的《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2003)探討了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之間的影響關系和文學對話［7］。錢兆明的《龐德的中國朋友》(2008)以翔實文獻證明龐德一生所結識的大量中國教育家、哲學家、漢學家、詩人朋友曾參與他涉及中國文化的詩歌創(chuàng)作［8］。在薩比娜?斯爾克等人主編的《美國詩人與詩學中的東方和東方主義》(2009)中，15位西方學者研究了19至20世紀美國詩歌和詩學中的中國、印度、猶太等東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還包括羅伯特?克恩的《東方主義、現(xiàn)代主義和美國詩歌》(1996)［10］、瑪麗?佩特森?屈德爾的《龐德的儒家翻譯》(1997)［11］、辛西婭?斯坦梅的《瑪麗安?摩爾與中國》(1999)［12］和錢兆明的《龐德與中國》(2003)［13］等。用具體的史料進行翔實的論證是這些專著的基本特點，東方文化曾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的事實得到了扎實的論定。
同一時期，隨著論著的出版，專題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美國耶魯大學(1996)和英國劍橋大學(2004)召開，引發(fā)國際學術界對本專題的廣泛關注。耶魯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日本翻譯者費諾洛薩對中國詩歌的翻譯、美國詩人斯蒂文斯與中國藝術、英國詩人葉芝與日本戲劇、英國現(xiàn)代主義作家斯特恩與中國、英國詩人龐德與中國等。參會的學者約三十余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德國貝魯斯大學等。劍橋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伯格森與老子、研究、美國詩人龐德與Paul Fang、梅蘭芳在美國、徐志摩和蕭乾與朱利安?貝爾、魯迅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等。參會的教授和學者約五十余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中國香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在這兩次研討會上，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以及東西方文學的對話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批評界，比較文學領域最先開展中西文學對比和“中國形象”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出現(xiàn)以主題形式比較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學對比研究。以伍爾夫研究為例，伍爾夫與蕭紅、伍爾夫與張愛玲、伍爾夫與丁玲等平行比較曾得到探討，但研究的力度和影響力較弱［14］88-89。伴隨著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對話、文化形象等議題引發(fā)人們的關注比如“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樂黛云、張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發(fā)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學者的文章，探討“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文化”、“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文學形象與文學翻譯”、“后現(xiàn)代與文化身份”等議題。，歐洲的“形象學”理論被翻譯引進［15］。這一切推動了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它依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法國理論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學理論，重點探討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構性比如周寧的《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重探討幾千年來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虛構性，指出“中國形象”只是映照西方價值觀的一面鏡子。另有八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葛桂錄、錢林森、衛(wèi)茂平、汪介之等分別出版了英、法、德、俄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等方面的專著。，嘗試從文學作品直接描繪或間接涉及中國的片段中推導出西方對中國的“總體認識”［15］17，154。所發(fā)表的論文或籠統(tǒng)闡發(fā)美、英、法等國別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細致剖析譚恩美、湯婷婷等海外華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或探討賽珍珠的作品，也探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平托等人的游記中的中國形象，對西方作家的探討則更多關注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對毛姆、索爾?貝婁、杰克?倫敦、笛福等都有涉及。這些研究為“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自覺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的“第18屆龐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龐德與東方”。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德國、瑞士、英國、意大利、丹麥等國的63位國際學者和17位中國學者研討了“龐德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中國古詩詞對龐德的影響”、“龐德與孔子”、“龐德與日本”等議題［16］127。
2009年，“首屆中國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開啟了本專題在中國境內(nèi)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研討。來自中國、美國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專家學者研討了“美國現(xiàn)代派詩人與中國”、“龐德與中國詩歌”、“卡夫卡與中國”、“伍爾夫與中國”、 “艾略特與佛教”、“貝克特與中國音樂”等議題，涉及文學、文化、哲學、宗教、音樂、美術等多個領域［17］47。
2010年，“第三屆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作為耶魯大學和劍橋大學研討會的延續(xù)，本次學術會議在國際范圍內(nèi)進一步推進了本專題研究。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等12個東西方國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議題包括：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與東方、文化交融中的東方與西方、東西方作品對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國和印度、西方現(xiàn)代主義與日本、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式閱讀、美國詩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學、音樂、美術、哲學、建筑、宗教、詩學等多個領域參見彭發(fā)勝《“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237-239頁。［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國際學者的英文版論文將發(fā)表于錢兆明主編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奧爾良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2009年國內(nèi)研討會和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的中文版論文將發(fā)表于高奮主編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上述幾次會議上，中外學者宣讀了多篇高質(zhì)量的學術論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國文學》等國際國內(nèi)重要學術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點的基礎上，當前研究在方法、意識、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總結和分析。
三、“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當前研究特征及未來趨勢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西學術界越來越關注東方文化在現(xiàn)代思想體系中的作用歐美學者已經(jīng)廣泛意識到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傾向，日益重視在研究中涵蓋東方文化和東方文學，比如“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學史”等項目的設立與投入便是極好的例證。參見宋達《當代北歐學界重構世界文學圖景中的現(xiàn)代東方文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223-227頁。［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學術積淀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日益獲得中西學者的廣泛關注。當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現(xiàn)出值得關注的特征，預示了未來的研究趨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更注重從東學西漸的歷史背景入手，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的東方元素進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學解讀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納達爾的論文《現(xiàn)代主義書頁：喬伊斯與漢字書寫的圖形設計》在“東學西漸”這一悠久而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揭示了現(xiàn)代主義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頁面與漢字印刷視覺形式相似的緣由。論文詳盡論證了喬伊斯了解中國的多種途徑：喬伊斯所接受的耶穌會教育體系與中國古典教育體系相似，他曾閱讀傳教士的中國游記，他所處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滿中國的建筑、陶瓷、書畫、絲綢等，他所居的城市對東方文化充滿迷戀和興趣。論文追溯了幾代歐洲人對漢字表意性的興趣和研究及其對喬伊斯的影響。立足于這一開闊的文化交融平臺，論文最終論證并闡明漢字獨特的印制方式和視覺效果幫助喬伊斯確立了他的文本觀和圖像式頁面［18］。美國西北大學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論文《普魯斯特的中國》，以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臨終前凝視著17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著名畫作這一場景為解讀對象，層層剖析，揭示了普魯斯特心目中的中國的重要價值。論文指出，這一場景折射出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將大量中國瓷器和畫作運往荷蘭的歷史，以及中國藝術曾對維梅爾等畫家乃至對歐洲現(xiàn)代美學產(chǎn)生影響的事實。透過這一場景，論文不僅揭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聯(lián)結是在世界貿(mào)易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而且證明20世紀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在追尋新的歷史感時曾對17世紀以來歐美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給予了特別關注。論文通過這一場景昭示了東西方文化雜糅、同化、創(chuàng)造性改寫與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納過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該文即將發(fā)表。。
上述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都很細微，前者解讀《尤利西斯》中頁面設計的內(nèi)涵，后者探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某個場景的意蘊。然而它們所做的文化研究較為透徹，因而結論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紀歐洲耶穌會會士進入中國之后，中國文化西漸融入歐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歷史進程，從教育、書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術等多個層面揭示喬伊斯小說頁面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層歷史內(nèi)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化貿(mào)易帶給歐洲的東方文化沖擊，接著又從20世紀的西方對17世紀西方藝術中的中國元素的認同和接納出發(fā)，回溯東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過程和思想催生過程。基于東學西漸的文化史平臺，兩篇論文透視文學形式與場景，不僅還原了東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過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產(chǎn)生過程和內(nèi)在本質(zhì)。
當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正在積極呼喚“文化轉(zhuǎn)向”［19］，歐美現(xiàn)代主義研究則日益重視對東方文化的解讀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作品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著作開始涵蓋對作家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現(xiàn)從東方、孔子視角切入的研究。 ,在這一發(fā)展態(tài)勢下，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將會獲得進一步的推進。
其二，在研究意識上，學者們注重揭示現(xiàn)代主義詩學思想背后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闡明東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詩學的途徑。
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在《選擇性親和力?――王爾德讀莊子》一文中，透過奧斯卡?王爾德對翟理斯所翻譯的《莊子》的解讀，剖析王爾德批評論文中諸多關于莊子的評述的真實用意，不僅闡明了王爾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國烏托邦思想與中國莊子思想的結合的事實，而且指出王爾德意在用莊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個時代的英國中產(chǎn)階級價值觀和現(xiàn)代政治體制［20］。中國人民大學郭軍的論文《本雅明的“兩面神”精神之價值與意義》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兩面神”特性，即猶太教卡巴拉傳統(tǒng)與的結合，闡明本雅明思想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學高奮的論文《中西詩學觀照下的伍爾夫“現(xiàn)實觀”》探討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現(xiàn)實觀”融主體精神與客觀實在物為一體的本質(zhì)，闡明其內(nèi)質(zhì)與中國傳統(tǒng)詩學的“感物說”和“觀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師范大學郝桂蓮的論文《禪話“靜默”》從禪宗視角解讀了蘇珊?桑塔格的“靜默”思想的內(nèi)涵，剖析了桑塔格靜默思想的禪宗意味 郭軍和郝桂蓮的論文均將發(fā)表于高奮主編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這些論文將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現(xiàn)代詩學的東西兼容背景，采用整體觀照研究方法，自覺認識到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從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見，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斷、取舍或規(guī)約，因而能夠揭示出思想產(chǎn)生過程中的中西對話互動特性。“在物質(zhì)主義、規(guī)約主義、本質(zhì)主義和基礎主義都受到嚴重的批評”［22］36 的當代研究取向中，這一基于感知的綜合研究意識將日益成為更多學者的自覺意識。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學者們重點關注現(xiàn)代主義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題上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
比如，錢兆明在《威廉斯的詩體探索與他的中國情結》中探討了美國現(xiàn)代派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詩體探索過程中對李白、白居易的五絕和七律的借鑒，用大量文獻論證了中國古體詩與威廉斯“立體短詩”之間的淵源關系［23］。中國人民大學孫宏的論文《論龐德對中國詩歌的誤讀與重構》指出，龐德在漢詩英譯的過程中不拘泥于詞句與語法，而是力求傳達中國詩歌的神韻，其譯作是對中國古典作品的重構［24］。北京外國語大學張劍的論文《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臘神話、東方生殖崇拜、漁王神話等多種思想融合在一起，構成其詩歌隱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詩作中，則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闡釋基督教的教義［25］。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現(xiàn)代派創(chuàng)作中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不論是對威廉斯“立體短詩”的形式探源，還是為龐德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正名，抑或?qū)Π蕴卦姼柚卸嘣枷肴诤咸匦缘慕沂荆@些論文不僅揭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東西方對話特性，而且揭示了創(chuàng)造性重構對文學作品形神兼?zhèn)涞囊饬x和價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對現(xiàn)代主義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龐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創(chuàng)意需要去關注和揭示，這也正是本專題研究的未來發(fā)展趨勢。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學者們對東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讀表現(xiàn)出現(xiàn)代主義作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學羅納德?布什的論文《20世紀西方與中國的同化：美國詩人龐德〈比薩詩章〉中的“觀音”想象》著重探討了龐德《比薩詩章》中“觀世音”意象的內(nèi)涵。論文追蹤龐德的觀世音意象的最初來源(即漢學家賓揚和費諾洛薩的著作)，剖析龐德未發(fā)表的戰(zhàn)時意大利手稿將觀世音與圣母瑪利亞合一的意蘊，解讀龐德《比薩詩章》的手稿筆記中觀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內(nèi)涵，最終闡明龐德的觀世音象征著“上天的慈悲情懷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劉燕的論文《渴慕、獵奇與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國形象》用形象學研究理論分析喬伊斯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指出主人公布盧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與奇異想象、同情和渴慕，體現(xiàn)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倡導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全球視野和普世情懷［27］。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現(xiàn)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無論是揭示龐德的“觀世音”融基督教與佛教為一體，還是闡明喬伊斯作品中中國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說明批評家已充分感應并認同現(xiàn)代主義作品超越二元對立的心境，體現(xiàn)中西批評界旨在實現(xiàn)東西方融合及人與自然融合的積極取向。
歐美文學論文范文第5篇
一、小說敘事特征與敘事理論
由此發(fā)軔，筆者意識到研究海明威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不僅要重視探究其審美訴求和精神指向，更應從小說文本中大量出現(xiàn)的人物對話入手。通過分析這些寶貴的信息載體，進而獲得進一步了解海明威文學世界的真實意圖。國內(nèi)學術界對于海明威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究起步較晚，大致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造成這一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最為直接的因素在于1949年之后特殊的歷史語境使得普通讀者和學術界對于歐美文學的關注較少，取而代之的主要是蘇俄文學。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大量歐美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被譯介到中國，普通讀者開始逐漸了解海明威，部分專業(yè)人士也開始將關注的視野投向這位久違了的美國作家。
回首針對海明威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的研究路徑，大體上可以從三個方面做整體概述：最早的研究是從作者本人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傳奇的成長歷程入手，尤其是部分研究者將海明威參加一次世界大戰(zhàn)所受到的身體、心靈的雙重創(chuàng)傷視為他一生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動力，使得20世紀60年代針對海明威小說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外部價值探討，存在脫離小說文本實際的缺陷。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國外學術界在進一步有效梳理海明威生平經(jīng)歷、創(chuàng)作過程的基礎上，逐漸將關注的焦點定位于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對小說《太陽照常升起》所塑造的“迷惘的一代”傾注了較多的研究熱情。
進入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對于海明威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漸進入到歷史的高峰期。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先后發(fā)表了大量以海明威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并呈現(xiàn)出逐年增長的趨勢；其二是一批碩士、博士的學位論文選定了海明威及其作品，這無疑極大地深化了學術界對海明威和他的作品的研究深度。在這一過程中，筆者發(fā)現(xiàn)單純從層面分析海明威及其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能有效摒除外界因素的干擾。這就使得我們的研究始終停留在層面，沒有能夠真正深入到作者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深處。
敘事學理論的蓬勃發(fā)展為研究者開辟了新的視野，對這一理論的發(fā)展，俄國人普羅普貢獻良多。他明確提出了敘事功能的理論，進一步將一部文學作品或故事析分為角色和角色的行動構建的大廈。在他的辛勤努力之下，這一理論粗具雛形。但由于初始的分析對象僅為俄羅斯民間童話，不免沾染上研究對象的某些特征，使得敘事理論存在一定的認知不足。當筆者嘗試著運用敘事學理論考察海明威創(chuàng)作的作品時，逐漸意識到海明威的創(chuàng)作雖然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的諸多維度，但就其敘事模式而言卻存在著相對固定的模式。這一點正是敘事學理論存在的方法論意義，也將注定使得筆者對于海明威及其文學作品的認識達到更高的層級。
二、海明威小說對比分析
作為一名作家的海明威無疑是高產(chǎn)的。他在為后人演繹一個又一個生命奇跡的同時，也在講述著那些或發(fā)生在他自己身上、或他本人親身經(jīng)歷的“歷史事件”。筆者首先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小說《老人與海》，盡管這部作品在國外學術界的研究中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但是作為一部帶有鮮明海明威色彩的作品，筆者仍然認為這部小說具有學術研究的價值。
“縱觀海明威的硬漢小說，我們發(fā)現(xiàn)這類小說不外乎這樣一種模式：主人公有一個愿望，可是碰到了障礙，經(jīng)歷千辛萬苦的拼搏，最后還是失敗了，但主人公精神立于不敗之地。”[2]所謂“精神”，表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更多的是需要讀者將自我的身心浸潤其中，方才能夠體悟得到。在作者所營造的虛擬的文學世界中，這種“精神”往往通過作者所塑造的眾多人物來體現(xiàn)，而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更是將“精神”的內(nèi)涵、外延闡釋得最為全面的關鍵所在。
中國讀者對于海明威的了解或許還停留在中學課本所節(jié)選的《老人與海》以及同名電影《乞力馬扎羅的雪》。這種較為片面的認識無疑阻礙了人們?nèi)嬲J識海明威，必須時刻謹記的是海明威是以“精通現(xiàn)代敘事藝術”而得到諾貝爾文學評獎委員會肯定的。“在談論他的作品時，我們不應忘記他的敘事技巧。一個短小的故事經(jīng)過他反復推敲，精心剪裁，以簡明的語言、精致的構想使人們一下子就被他的作品抓住，獲得極鮮明、極深刻的感受。”[3]
以小說《老人與海》為分析對象，桑迪亞哥的目標是捕到一條能夠證明自己捕魚能力的魚。這不僅是為了生計著想的現(xiàn)實訴求，更是桑迪亞哥邁入垂暮之年后試圖證明自我能力的一次努力。在長達八十余天的海上漂流中，桑迪亞哥始終不曾放棄自己的信念，他堅信憑借自己多年捕魚積累的經(jīng)驗一定可以達到目標。當桑迪亞哥的“硬漢”之旅進入到第85天之后，他終于捕獲到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一條大馬林魚。當老人憑借著自己堅強的意志最終將大馬林魚征服之后，老人似乎獲得了短暫的休息。但成群鯊魚的到來徹底摧毀了老人的勝利果實，最終留給老人的就只有空空的骨架而已。
單純從物質(zhì)層面的因素進行分析，老人失敗了，但他的行為體現(xiàn)了“人可以被消滅，可是打不敗的”硬漢精神。當讀者感嘆《老人與海》所傳遞的精神時，卻發(fā)現(xiàn)“硬漢形象”并不僅僅存在于小說《老人與海》中。在海明威同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中，筆者也能找尋到近似的敘事模式。在小說《打不敗的人》中，海明威為讀者塑造的是一位挑戰(zhàn)自我的老斗牛士。為了證明自己，他一次又一次沖向公牛，只為了將劍扎進牛身――證明自己的價值。“海明威小說著力描寫身處惡劣環(huán)境中的人，從不同角度去觀察和檢驗人的生存狀況，以便考驗他們的勇氣、膽識和自我完整性，同時闡明自己對不屈于命運，視死如歸的硬漢精神的贊美。”[4]類似的故事還在海明威的另一部短篇小說《五萬元》中有所體現(xiàn)，這是一部以拳擊比賽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的作品，拳擊手杰克為了贏得獎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
三、海明威作品敘事特征分析
通過對上述作品的分析，筆者了解到作為一種特定的敘事模式的存在，不僅在海明威某一作品中有所體現(xiàn)，而是以一以貫之的表現(xiàn)形式多次出現(xiàn)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海明威本人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生經(jīng)歷以及他多次遭受肉體創(chuàng)傷和婚姻不幸的經(jīng)歷，使得后人在閱讀他的作品時極易形成先入為主的“硬漢形象”。
當然，海明威的作品中并非只有“硬漢”小說，這一類型的作品情感基調(diào)基本是悲劇性的。這一類型的作品以小說《太陽照常升起》為代表，不同于之前的作品，這部小說中的人物沒有了美好的愿望和奮斗的目標，他們有的僅僅是安于現(xiàn)狀的生活態(tài)度和處事原則。
“奇怪的是它一點也不痛， ”他說， “你知道， 開始的時候它就是這樣。”
“真的這樣嗎？”
“千真萬確。可我感到非常抱歉， 這股氣味準叫你受不了啦。”
“別這么說！ 請你別這么說。（《乞力馬扎羅的雪》）
這是這部作品中極具代表性的一段對話，作者沒有直接交代男女主人公的姓名，而是將其置放于數(shù)頁之后。在違背慣常語言邏輯模式的前提下，作者所采用的新奇表現(xiàn)手法充分展現(xiàn)了他所具備的高超敘事能力。總體而言，筆者仍然認為“硬漢”小說是海明威諸多作品中最富藝術張力的作品。這主要緣于在筆者閱讀海明威小說的過程中獲得的信息，不僅是在所謂的“硬漢”小說中可以洞悉到類似于上文所提及諸部作品中出現(xiàn)的敘事模式，而且在海明威作品中占據(jù)相當重要分量的戰(zhàn)爭小說也是如此。以《永別了，武器》為例，男女主人公內(nèi)心深處最為渴望的就是和平安寧的生活狀態(tài)，但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得他們的美好愿景化為烏有。當凱瑟琳死于難產(chǎn)時，消失的不僅是凱瑟琳的生命，還有一段屬于屬于凱瑟琳和亨利的美好感情。現(xiàn)實生活在他們渴望平靜的簡單生活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生活對于他們而言是如此的殘酷。這樣的“障礙”還出現(xiàn)在小說《喪鐘為誰而鳴》中，為了阻止納粹的攻勢，他們需要炸毀一座具有十分重要戰(zhàn)略意義的橋梁。對中國讀者而言，更多的似乎感受到了英雄們所彰顯的價值取向。當筆者冷靜下來之后，逐漸意識到這座橋是否必須被炸，它在一場戰(zhàn)爭中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嗎？
至此，我們可以對出現(xiàn)在海明威各種類型的小說中的共同的敘事模式做一個簡要的概述。出現(xiàn)在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們都會在內(nèi)心深處產(chǎn)生某種形式的愿望，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追求更為美好的人生開始了各種形式的努力，但在他們前進的道路上出現(xiàn)了一個他們無法逾越也無法戰(zhàn)勝的阻礙。當他們意識到障礙的存在時，用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試圖跨越一切時，突然意識到“障礙”幾乎是不可逾越的，并且“障礙”將真正成為阻礙他們實現(xiàn)自我愿望的外在因素，幾乎無法抵抗。“海明威小說中一再出現(xiàn)的其他障礙物的象征：那把杰克和布雷特分開的創(chuàng)傷（《太陽照常升起》）；把亨利和凱瑟琳分開的難產(chǎn)死亡，甚至那座使書中的主人公付出生命代價也必須炸毀的橋。”[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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