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管理范文精選

摘要：自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那么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必須順應經濟發展的要求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通過對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發現要實現政府治理的完善，必須與當前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相適合，建立協作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關鍵詞：社會經濟結構；協作型治理

1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變化：在所有制結構上，私有制經濟已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且私有制的比重還在進一步提高。在收入分配結構上，已形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格局。在階級階層結構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資產階級興起，工農大眾弱勢化。在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關系上，高速度帶來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在內外經濟關系上，我國國民經濟正面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

經濟的變化帶來社會利益格局、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從組織到地區，到整個社會的資源整合方式進行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各方面的利益被充分的顯現出來，利益主體多元化。當前我國的社會結構。已形成“五大等級”“十大階層”的“金字塔”（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調查報告），人們被分化成了不同的階層，即使同一階層的人們之間，利益需求也不完全統一，個性越來越明顯，社會的復雜性也隨之增強，正在由統一向分化轉變。我國社會組織的運行機制乃至性質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隸屬于國家的管理型單位變為利益型單位，中心任務則更多是滿足成員需要及謀求組織自我發展。整個社會整合正在由行政性社會整合向契約性社會整合變革，市場中的契約性關系，以及建立在契約性關系基礎上的商會、行業協會等中間組織，都在整合經濟活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們應該清醒的看到，社會自主性的增強和結構的分化，要求政府必須尊重市場經濟的發展，注重社會力量的發揮，以契約為基礎，運用與社會組織、公民社會合作的協作型方式整合社會資源。

西藏自治區位于我國的西南部，全區國土面積約120多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八分之一，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稱。目前，全區共有250多萬人口，其中80％為農牧民，西藏自治區是我國藏民族最集中的地區之一。

舊西藏，在殘酷、野蠻、黑暗的封建農奴制度下，經濟停滯、社會落后、文化蕭條、民不聊生，廣大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西藏和平解放后，通過民主改革，從封建農奴制跨入社會主義制度。四十多年來，黨和政府根據西藏的實際，制定政策、建立制度、強化基礎、加大投入，使西藏經濟社會得到全面進步，社會生產力空前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絕大多數群眾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一部分群眾率先過上了富裕生活。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工作思路，使西藏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1992年，在鄧小平同志發表南巡講話以后，同年10月召開了黨的十四大，并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西藏的經濟體制開始與全國銜接，共同步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而，西藏自治區由于經濟發展的基礎落后，社會生產力還不夠發達，產業結構仍存在著不合理現象，加上農牧區經濟結構的單一和經營方式的落后，很難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在西藏建設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先要對西藏的農牧業進行科學的定位，然后把農牧業作為西藏自治區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重點，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農牧業、農牧區、農牧民是西藏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問題

（一）農牧業是西藏國民經濟的基礎。西藏自治區目前擁有250多萬人口，其中80％居住在農牧區，從西藏自治區區域經濟結構的劃分上看，屬于農牧型經濟結構，而且，農牧業、農牧區和農牧民曾經為西藏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四十多年來，西藏的各級政府始終堅持把農牧業作為整個國民經濟基礎的指導思想，推動了西藏經濟協調發展。今天在我們進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歷史時期，更要注意解決好農牧業的地位和發展問題。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關于闡述社會再生產理論時指出，社會生產就產品的最終用途，可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是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二部類是消費資料的生產，只有兩大部類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正如，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大農業）的比例關系，實際上體現了兩大部類的比例關系。因此，農牧業在整個西藏國民經濟的發展中不但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起著堅持性作用。這是因為農牧業是西藏廣大人民群眾基本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沒有農業提供的糧食；沒有牧業提供的肉類和酥油及其他生活資料，廣大藏民就無法生存。所以農牧業是西藏廣大群眾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牧業的發展對市場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1）農牧業為市場提供重要產品。如糧食、食品油、蔬菜、畜產品、奶制品及各種原料。據有關方面統計：目前我國工業原料的40％，輕工業原料的70％，紡織工業原料的90％都來自于農業和牧業。這不僅豐富了市場，而且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奠定了基礎。（2）農牧業為市場創造了巨大的需求。就我國而言，目前9億農民占全國市場份額的44％，而我區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牧區，這就形成了西藏自治區最有潛力的市場，因此，農牧區市場的需求狀況如何對西藏未來的產業發展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3）農牧業為西藏的市場提供生產要素。其一，農牧業是西藏勞動力就業的主渠道，同時也是西藏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地。其二，農牧業為西藏的經濟發展提供一部分的儲蓄和投資來源，特別是近年來農牧業向非農牧業產業發展中提供了鄉鎮企業的啟動資本。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如何把西藏的農牧業放在基礎產業的地位，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探索的新課題。特別是黨的十五大、十五屆三中全會和區黨委五屆三次、四次全委（擴大）會議精神的總體要求，圍繞著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的目標，西藏農牧業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許多良好的機遇和挑戰。因此，進一步需要解決思想更新觀念，繼續加強農牧業和農牧區的各項工作，確定農牧業是西藏國民經濟最重要的基礎產業。

（二）農牧區的穩定和發展是西藏穩定和發展的基礎。區黨委五屆三次全委（擴大）會議上熱地同志曾對西藏的基本區情進行了全面的概括：一方面西藏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低層次，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落后于全國，另一方面西藏的各項建設和發展長期面臨著達賴集團的干擾和破壞。特別是近年來達賴集團和國際反華勢力，借“人權”之口，以他們所謂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來制造分裂祖國的各種陰謀，妄圖把西藏重新帶回40年前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尤其是西藏廣大的農牧區和農牧民作為他們長期夢想分裂祖國的突破口，在國際上散布謠言、制造混亂，在國內進行多次暗殺、爆炸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事。因而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農牧區的穩定是西藏穩定的基礎，農牧區的發展是西藏發展的前提。鄧小平同志曾在論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明確指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首先解決農村問題。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在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其后不久他又指出：“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顯然，農牧業上不去，整個西藏的國民經濟就上不去；農牧區不穩定，西藏的社會就不會穩定；農牧業和農牧區上不了新臺階，西藏的國民經濟就很難上新的臺階。因此，市場經濟體制代替計劃經濟體制是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必然，也是由西藏的基本區情所決定的。

機構編制工作的基本任務，實際上就是研究和處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問題，在一定層面上解決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在經濟和社會快速轉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機構編制實名制應時而生，為規范機構編制管理拓展了新的視野。我們肯定它存在的積極意義，同時也有必要理性的思考和完善這一新的管理模式。

一、對機構編制實名制的理性認識

機構編制實名制的產生，是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也是機構編制管理的客觀需求。機構編制管理工作是行政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機構編制實名制的興起，是與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密不可分的。

（一）實名制興起的時代背景

1、行政管理體制的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分散而高效的社會結構，它要求一套完整而系統的政府構架與之密切配合。政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締造者和推動者。政府作為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相輔相成而不能獨立存在的。也就是說，政府結構、功能、運行均受市場經濟體制的制約與影響。機構編制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同政府一樣也必須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一是要完成角色轉變，努力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需求；二是要隨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步轉變管理思維，使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

2、編制與實有人員不相符。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財政、人事制度的漸進改革，地方政府逐漸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財政權、人事權，因此在核定的機構編制之外有了自控的空間——地方財政編制出現。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政策性安置任務、緩解就業壓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得不行使自控權，因而造成機關、事業單位超編、混編、混崗、超領導職數、底數不清等問題隨之衍生。

在經濟和社會快速轉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機構編制實名制應時而生，為機構編制管理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循環圈開辟了新視野。面對機構編制實名制這一新生事物，我們亟需從理論層面對其進行系統梳理。

一、機構編制實名制興起的緣由

機構編制實名制的興起，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從總體上看，它既是經濟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也是機構編制管理的現實需求，同時，它還與政府改革密不可分。

1管理環境發生巨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變莫過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從宏觀層面看，市場經濟是一個分散而高效的社會結構，它要求一套完整而系統的政府構架與之密切配合。就我國而言，政府一方面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締造者與推動者；另一方面，作為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政府無法擺脫市場經濟體制而超然獨存。換言之，政府結構、功能、運行均受市場經濟體制的制約與影響。而就機構編制管理來說，作為政府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最初是為了適應計劃經濟體制而設計并運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帶有濃厚計劃經濟烙印的機構編制管理承受雙重壓力：一是要完成角色轉變，努力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需求；二是要適應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內外部環境的巨變，一方面迫切要求機構編制管理摒棄傳統思維，隨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調適；另一方面，又不能脫離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國情。

2編制與實有人員脫節。計劃經濟時代，編制是分配給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挑選、使用工作人員的依據和憑證，歸根結底，它是一種身份。占用行政編制還是事業編制，表明不同的身份，分屬不同的序列，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政府財政、人事制度的漸進改革，地方政府逐漸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財政權、人事權，因而可以在核定的機構編制之外進行自由裁量。譬如，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政策性安置任務、緩解就業壓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權，造成機關、事業單位實有人員（即財政供養人員）大于經審批的編制員額現象，超編、混編、混崗、超領導職數、底數不清等問題就隨之衍生。這對機構編制管理提出了挑戰，迫使它重新思考如何才能管住實有人員的非理性增長態勢。

3政府運行成本不斷增加。政府運行既有經濟成本，又有管理成本，還有政治成本。經濟成本具體表現為政府運行過程中的物質耗費。經濟成本的高漲形成財政壓力甚至是負擔，使政府無法把大量財政收入真正用于經濟社會發展。此時，精簡機構、壓縮編制尤其是實有人員的規模就成為當務之急。就管理成本而言，迄今為止，任何一個公共部門都無法擺脫“帕金森定律”的魔咒。現實中，隨著實有人員代數級數增加，公共部門內部之間、部門彼此之間的關系數則呈幾何級數增加，產生常見的諸如公文旅行、文山會海、推諉扯皮等現象，這種內部損耗帶來了無形的效率損失。在通訊高度發達的時代，公共部門人員增加以及管理效率下降的負面信息和評價會快速傳輸給普通民眾，加上其它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存在，民眾的不滿情緒就會逐漸積貯并發酵，給社會穩定帶來相當程度的風險。這就是政治成本。正是由于經濟成本、管理成本、政治成本的不斷增加，政府被迫循著因果鏈條找尋問題形成的原因，從控制實有人員膨脹上著手，以期減緩壓力，提高效率，降低執政風險。

一、事業單位機構改革的意義和指導思想

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跨世紀宏偉藍圖和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是全黨和全國各行業的共同奮斗目標。事業單位分布在政治、經濟、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等各個領域，集中了我國大部分專業技術人才，擁有大量先進的設備、設施，既是科學研究、理論宣傳的骨干力量，又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的雙重責任，對于實現跨世紀的宏偉目標，起著至關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業單位機構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多年來，事業單位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要看到，事業單位主要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與逐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政事職責不分，社會化程度不高，財政負擔沉重，以及缺乏競爭機制和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機制，發展和需要有所脫節，內設機構臃腫、人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還比較普遍地存在。同時，在事業單位機構編制管理工作中，還存在著多頭審批、盲目發展、缺乏宏觀規劃的現象。這不僅降低了事業單位的活力和效益，使之難以很好地承擔起自身的職責，而且加重了主管部門的管理負擔，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為此，要把事業單位機構改革提到重要的日程。

事業單位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按照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統一部署，遵循政事分開、推進事業單位社會化的方向，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和符合事業單位自身發展規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自我約束機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確立科學化的總體布局，堅持社會化的發展方向，推行多樣化的分類管理，實行制度化的總量控制。

二、遵循政事分開的方向

1、合理劃分黨政機關與事業單位的職責。事業單位承擔的行政管理職責原則上要交歸行政機關。對一時難以劃分的職責，可以作為過渡，按審批權限經機構編制部門批準或機構編制部門審核報黨委或政府批準，通過授權方式交由事業單位承擔。黨政機關分離出來的一些輔助性、技術性的工作，事業單位要積極承擔起來，以促進機關的職能轉變，但不應因行政機構和行政編制數額的限制，將行政機構轉為事業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