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價壓力與相應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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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立勇作者單位：湖北經濟學院金融學院

2011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匯率一直面臨著內外雙重巨大的壓力。外部主要是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升級的強迫人民幣升值的壓力。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對“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懲罰性關稅。該法案的惡意傾向十分明顯，即進一步強化此前美國參議院提出的對“匯率操縱國”的懲罰措施。美國及西方主要國家一直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這個法案就是針對中國制定的，指向性十分明確。目前，此法案已經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內部的主要壓力是2011年以來國內物價持續上漲時間較長，經濟受到較大的通脹壓力。面對國內外的壓力，本文探討當前我國應該在匯率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以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內外壓力。

一、人民幣升值與我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兩難

人民幣升值的實質是一個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制度以及如何對現有的匯率制度進行改革的問題。西方經濟理論關于匯率制度選擇主要集中在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優劣的比較上。其基本假定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動態平衡之中，各國之間相互的貨幣供給和需求的變化形成各自的匯率制度。固定匯率制度將本國貨幣與世界主要國家貨幣進行固定，能夠為本國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但長期實行容易造成幣值失衡；浮動匯率制度雖然能夠對本國貨幣的幣值進行及時調整，但卻增加了國際經濟交往的不確定性。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二者不可兼得。一國要么選擇本幣匯率的穩定性而放棄靈活性，要么選擇靈活性而放棄穩定性。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由于其國家經濟體制和金融市場已經相當完善，能夠較為有效地規避匯率風險，一般傾向于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保證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其國內經濟對匯率風險的承受能力較差，為保證與國際經濟交往的穩定性，寧愿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選擇固定匯率制度。

但是對于經濟規模相對強大的新興經濟國家，無論是固定匯率制度還是浮動匯率制度都無法滿足本國經濟的需求，往往會在匯率制度選擇方面面臨兩難困境。這主要是由于在全球化環境中，新興經濟國家的崛起需要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為其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從而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來降低其與外部保持密切聯系和進行國際交往中的不確定性，以利于自身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看，固定匯率制度可能是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制度一個理想的選擇。但如果選擇固定匯率制，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又會使本國貨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這種壓力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隨著國際交往不斷增多，本國貨幣日益被國際接受，產生較強的外幣貨幣需求；另一方面隨著新興經濟體國家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人們對該國貨幣的信心不斷增強，從而產生該國貨幣的升值預期。二者疊加就會形成巨大的升值壓力。因此對于一個新興國家而言，其匯率制度的選擇必然面臨匯率穩定與化解升值壓力的兩難困境。這是新興國家發展過程中無法回避的矛盾，也是新興國家發展為新興強國必須解決的戰略性問題。

當前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問題正是新興經濟強國匯率制度面臨的兩難選擇的典型表現，實質上是我國選擇一個什么樣的匯率制度和如何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問題。我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穩定性對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特別是在吸引外資和促進對外出口方面發揮著極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維持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國際社會要求重新評估人民幣匯率的呼聲不斷增加并日益強烈，人民幣面臨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處理好人民幣匯率改革與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之間的矛盾，將成為今后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二、外部壓力下的日本匯率制度選擇的歷史教訓

當前，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要求中國實行沒有管理的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國際匯率改革的實踐表明，凡是屈從于外部壓力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國家沒有成功的。日本就是屈從于外部壓力進行匯率制度改革而導致經濟發展長期低迷的一個典型例子。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國際貨幣體系采取與美元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日本實行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固定匯率。長期固定匯率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也創造了日本經濟長達22年持續增長10%的經濟奇跡。與此同時，日本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也由1946-1950年的12.3%提高到1956-1960年間的23.4%，并于1965年首次出現對外貿易順差，此后出現了“長期的黑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長期大量的貿易順差讓其主要貿易伙伴美國非常不滿，開始逼迫日元升值。1971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26周年紀念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單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黃金兌換，迫使日元及其他國家貨幣升值。這就是所謂的“尼克松沖擊”。同年12月，西方10國財長在華盛頓斯密森博物館召開會議，決定將日元匯率提高16.88%，達到1美元兌換308日元。以“斯密森協議”為起點，歐美國家開始推動日元由固定匯率向浮動匯率的轉變。1971-1985年期間，日元一直處于緩慢升值狀態，幣值從315:1逐步升至200:1的水平。1985年9月22日，在美國主導下，美、英、西德等四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美國的廣場飯店強迫日本簽下《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在兩年內，將美元對其他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

自此，《廣場協議》開啟了日元大幅度升值的開端。此后日元匯率進入長達10年的升值周期，到1996年，日元兌美元由1985年的250:1升至87.1:1，升值近3倍。在外部壓力下日元大幅度升值的結果是日本經濟出現內外失衡，長期低迷徘徊不前。日元匯率改革的主要教訓有：一是《廣場協議》之后的日元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自身的意愿，而是西方國家對日本施壓的結果。這表明，作為一個日漸崛起的新型經濟強國，其匯率政策的選擇已不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在國際范圍內包含政治、經濟各種因素在內的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特別是在一個以美元為霸權占據主導地位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一個新興經濟強國的崛起必然會對現有經濟體系和國際格局產生沖擊，也必然會受到國際既得利益集團國家的打壓與干擾。因此，能否頂住國際壓力，根據本國經濟發展需要適時進行匯率調整是新興經濟強國匯率制度選擇的關鍵。二是《廣場協議》做出的日元升值安排是在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高壓下實現的，主要考慮的是既得利益國家的利益需要和訴求，以及日本主要貿易伙伴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日本的經濟利益。《廣場協議》簽訂后，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日本經濟發展出現嚴重頹勢，對外貿易下降，而美國經濟則獲利頗豐。三是日元升值過程表明，在外來壓力之下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短期內可能緩和與發達國家的矛盾，但將會傷害本國的長期利益。實踐證明在《廣場協議》之后，日本通過日元升值，短期內緩和了日美關系和貿易摩擦，避免了兩國關系惡化，提高了日元國際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但是，長期的實踐證明，由于是在外來壓力之下進行的匯率改革，因而引發了“日元升值綜合癥”，最終給日本的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導致長達近20年的日本經濟低迷。

三、消除通脹與經濟發展均衡是匯率制度改革的內部基本條件

由于經濟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善，新興經濟體國內經濟發展很容易受到內外不均衡的制約。特別是在通脹壓力出現，國內經濟發展失衡的情況下，冒然進行匯率制度改革往往是失敗的。而消除國內通脹壓力，平衡經濟發展是匯率制度改革的內在基本條件。以色列和波蘭匯率改革的成功的經驗證明這一點。以色列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曾經建立了以國家干預為核心的經濟體制，并對金融體系采取了包括資本市場和匯率管制的一系列嚴格控制措施。1975年8月以前，以色列匯率水平長期保持固定。1975年8月至1977年10月，隨著經濟的逐漸滑坡，謝克爾出現較為頻繁的貶值波動。1977年開始的惡性通脹迫使以色列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開始對美元浮動。但隨之出現的通貨膨脹惡性化、長期化，宣告了其浮動匯率制度改革的失敗。直到1985年，為了解決銀行危機和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貨幣當局實施了“經濟穩定工程”。謝克爾才短暫地回到固定匯率制度上。1985年，以色列開始實施一系列經濟金融改革措施，穩定物價成為首要任務。經過不懈努力，惡性通脹消除，經濟出現一個平穩的發展階段。經濟制度和金融市場改革的逐步深化，為固定匯率制度的退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86年8月1日，以色列實行“盯住一籃子匯率”，至此匯率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可以說，消除惡性通脹，經濟發展的內外均衡成為以色列匯率改革成功的關鍵。

波蘭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了由盯住制度向通脹目標制度的轉軌。1989年波蘭經濟“休克療法”開始實施，并在短期內對波蘭經濟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國內通脹水平大幅度攀升，經濟增長速度迅速下滑。1990年波蘭在放棄資本管制的同時，依靠盯住美元穩定本幣匯率。但由于多年來通脹持續攀升，本幣實際匯率仍在繼續走高。波蘭央行于1991年5月宣布本幣貶值，并由“單一盯住美元”轉向了短暫的“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由于實際匯率升值的情況并沒有緩解，波蘭央行隨后于同年10月份開始實行爬行盯住制度，使本幣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并一直維持到1995年年末。期間波蘭成功減免了國外債券的債務，實現了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但大量資本流入使得內外價格穩定之間的沖突加劇，經常賬戶也出現巨額逆差。1995年5月，波蘭央行實施“爬行區間浮動”制度，并將目標區幅度擴展至正負7%，同時承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由于在資本流動規模加大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和獨立貨幣政策的矛盾越發尖銳，此后目標區幅度又逐漸加寬，并于2000年時正式放棄。而實際上在此之前的1998年，波蘭就已經將爬行區間從正負10%擴大到15%，放棄了匯率的名義錨作用，并開始向通脹名義錨過度，形成了相應的貨幣政策框架。波蘭固定匯率制度的退出一開始是在經濟低迷、出口不振情況下的無奈選擇。但隨著通脹治理逐步見效，宏觀經濟逐漸好轉和國際收支得到改善，波蘭當局采取了正確的放開資本管制措施，并及時推動匯率名義錨向通脹名義錨的改變，從而實現了固定匯率向浮動匯率制度的平穩過渡。

以色列和波蘭匯率改革的成功經驗表明：消除通貨膨脹是匯率改革的前提條件，經濟均衡發展則是匯率改革的基礎；匯率改革只能是漸進式的，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我國國民經濟正處于改革的關鍵的時期。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加快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為了保增長，保民生，這幾年貨幣投放較多，導致目前國內通脹壓力較大，并一直處于一個上行的階段。根據匯率改革成功國家的經驗，只有當我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得以確立，產業結構調整基本完成，通脹水平降至合理區間時，才具備了進行匯率機制改革的基本條件。而以我國目前的基礎看，應該說尚不具備對現行匯率制度進行大幅度改革的條件。

四、對當前要求人民幣升值壓力成因的判斷及結論

當前，國內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并保持巨大外匯儲備。自1994年匯率改革以來，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金融項目都出現了持續的雙順差。目前每年的雙順差都維持在1000多億美元。至2011年9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3200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然而，巨大的外匯儲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經濟實力，奠定了我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基礎。但同時，也導致了世界其他國家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包括發展中國家也出于各自利益要求我國減少順差。而且美國不斷推出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也使得我國外匯儲備不斷縮水。二是對內由于人民幣外匯占款增加較多，基礎貨幣投放持續增加，導致潛在的通貨膨脹不斷積累，并逐步的暴露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均衡。為了治理通脹，2011年以來，我國采取了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信貸投放，使流動性受到抑制，給實體經濟帶來巨大壓力。三是國際社會的政治壓力。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目前越來越高，美國更是以壓迫人民幣升值作為打壓中國崛起的一件利器。而近幾年一些發展中國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也在要求人民幣升值，要求中國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由此，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壓力驟然增大。可以說，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都是出于對本國利益的考慮，包括部分國家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及匯率改革來解決其本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人民幣升值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帶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四是人民幣走強美元走弱，國內企業出口盈利空間被進一步壓縮。自1994年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已對美元升值31%，且在近期還有加快的趨勢。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升至6.3區域，而美元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卻始終處于長弱短強的通道中。人民幣強而美元弱，已造成了部分出口型企業利潤的下降和經營困難，并直接影響到國內的就業和穩定。

結論：作為一個新興市場經濟強國，中國日益崛起引起的經濟格局變動，以及由此帶來的對自身和世界各國經濟利益的巨大沖擊，是歷史的必然，應當從容應對。面對當前國際上，特別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強大壓力，我國政府始終堅持匯率是中國內政的原則，選擇了可調控的“一籃子”匯率政策，進行可控的漸進式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對的。在當前國際金融運行不穩，國際投機資本伺機興風作浪的情況下，保持我國匯率穩定無疑是正確的。我國應對自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目前的匯率政策是正確和合理的。對外不應當屈從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鑒于國內正處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及產業結構調整時期，又面臨嚴重的通脹壓力，目前也不宜進行根本性的匯率改革和讓人民幣快速升值。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民幣升值以及中國匯率制度改革是由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強國的發展規律和崛起態勢所決定的。從長期看人民幣升值也是大勢所趨且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國要做的不僅僅是維持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穩定，更重要的是要完善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的匯率機制。應處理好人民幣匯率穩定與化解人民幣升值之間的內在矛盾，選擇一個既與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又能與國際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相適應的匯率制度，以徹底擺脫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經濟強國崛起所面臨的匯率制度選擇的兩難困境。

五、對當前我國匯率改革應對措施的建議

首先，匯率制度改革的目標是要解決發展問題、解決經濟增長問題。因此，在匯率制度的改革和選擇上，應把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放在突出的位置。匯率制度的改革和選擇應該建立在我國內外經濟基本均衡的基礎上，將促進宏觀經濟健康發展和經濟發展模式調整作為我國匯率選擇和改革的目標。其次，中國匯率制度的選擇和改革應以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為中心，兼顧資本市場的開放與匯率制度的靈活性。目前，我國資本賬戶管理還沒有完全開放，我國利率也沒有完全實現自由化，因此匯率并不具備完全浮動的條件。目前實行的有管理的“一籃子”匯率制度是可行和合理的。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應該是增加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從短期看，應進一步完善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機制，達到保持經濟穩定運行的目的。三是應進一步改革結售匯制度，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要注重培養我國的外匯市場做市商，將結售匯風險分散到市場，通過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我國匯率改革的基礎更加堅實。四是進一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當前，我國經濟承受匯率大幅度波動的能力還比較弱，企業的抗外匯市場風險能力也不強，外匯監管體制亦不完善，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國外匯浮動區間不應該太大。逐步擴大外匯浮動區間有利于我國獨立貨幣政策的實施，有利于維持經濟的穩定運行。五是完善和逐步開放資本項目管理。目前主要應完善匯兌管理職能，改進和創新資本項目管制的方式和手段，加大人民幣境外結算力度和范圍，同時要安排好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進程，按照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推進人民幣匯率體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