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面勞動高職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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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神圣”的前世今生
一戰結束后，在慶祝協約國勝利的講演會上，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了著名的《勞工神圣》演說⋯。勞工之所以神圣，是因為連神圣的造物主也認為：“豐衣足食是上帝對勤奮者的恩賜，貧困饑餓是對懶漢與罪孽的懲罰”。盧梭和馬克思(思想家、政治家)、愛迪生(科學家)、高爾基(文學家)等，這些國外大家對勞工神圣性的認識有著驚人的相似。從班固的“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到陶行知的“在勞力上勞心，是一切發明之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對勞動更是不乏褒揚；黨旗上的鐮刀斧頭象征著工農、五星紅旗代表著工農商學兵，勞動光榮、勞動者地位崇高更成為一種政治宣言。隨著建國以來中國社會的重大歷史變遷，“勞動”的內涵以及勞動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共和國奠基的階段，“勞動”是最重要的幾塊基石之一，它意味著從經濟、政治到文化、倫理的一整套秩序，意味著對一種以勞動為價值基礎的經濟秩序的訴求以及“愛勞動”的社會倫理主張，從而勞動者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領導地位得以確認——這種情況實際上基本可以擴展到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所謂的帕累托效應，廣大工農勞動者也成為改革的受益群體，工人勞動者的主人公地位依然得到了體現，但已經有了下降的跡象。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的邊際效應的遞減，由于經濟基礎和經濟地位的改變，企業勞動者的社會地位也必然隨之變化——“主人公地位”越來越成為一種口號和政治話語；而隨著二元經濟的加快轉換，蜂擁進城的“農民_q2”又對他們造成擠壓，使其地位更加不堪。這些年來，提高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地位，被屢屢呼吁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但資強勞弱的格局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以近年來的勞動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為證。從2003到2008年，《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特別是《勞動合同法》等的制定，意在規制、調處勞資矛盾。然而，不管是立法的博弈還是事后的評價，勞工階層缺乏代言人和表達的渠道、法律法規的執行往往大打折扣，卻是不爭的事實。對“勞工神圣”的前世今生的分析表明，中國的“勞工神圣”問題目前存在著明顯的“三種反差”，即憲法規定與現實表現的反差、過去與現在的反差、社會認識與實際作用的反差。現在到了必須修正這種反差、重提“勞工神圣”的時候了。
(二)重提“勞工神圣”要以“體面勞動”落實
重提“勞工神圣”，要以“體面勞動”去落實；而實現“體面勞動”目標的背后，則是一個國家、社會的整體的和系統的進步。基于資本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而出現的“買家主導型商品鏈”、“專制性工廠體制”、“向下競爭”、機器排擠勞動、資本所得擠占勞動所得等現象，國際勞工組織總干事胡安•索馬維亞提出“體面勞動”，為國際社會普遍接納。“體面勞動”意味著勞動者的權利得到保護、有足夠的收入、充分的社會保護和足夠的工作崗位。“體面勞動”成為檢驗全球化的一塊試金石，就在于它是對“唯資本意志是從”、對資本全球化所帶來的負效應的抗爭與回應。這是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邏輯。當前，中國和諧社會建設正處于關鍵階段，這就需要無數的、具體的細節來支撐，而社會最微觀的“細胞”——一個個的普通勞動者，其能否實現“體面勞動”，則從微觀層面上映照著社會的和諧度。正基于此，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被提到了國家執政理念的新高度——、都在國內外的不同場合積極回應了“體面勞動”的國際主張。理念已經很明確，關鍵在于化理念為切實的行動。要實現“體面勞動”，不僅要通過人性化的管理和到位的服務使勞動者能夠從勞動中得到尊嚴與快樂，而且要通過職業素質的養成和職業技術的訓練的教育使勞動者能夠從勞動中體驗尊嚴與快樂。因而職業技術教育肩負著重大責任。
二、“體面勞動”與非“體面勞動”及其人群的演化
“體面勞動”中的勞動所有者，理應涵蓋所有從事勞動的人們，不過，正在從事“體面勞動”的人通常是不存在“體面勞動”的問題的，而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就是公務員。顯然，公務員也是勞動者，不過，這一群體勞動的領域不同——不是在產業領域，而是在行政管理(服務)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些基層的或低職級的公務員仍然可以被定位在“第一線勞動者”上，但這個“第一線勞動者”群體，雖然就其縱向比較來看，其層級、待遇是最低的，但就其橫向比較來說，其崗位卻又是趨之若鶩。這就必須要談到公務員報考問題。由此會想到1980年代的大學報考(甚至含中專報考)的情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是形容當時那種招錄情景的常用詞匯。
那時候，考生、家長都知道，只要考上大學(包括大專)，哪怕是中專，工作、飯碗等等都無憂了，體面的學歷+鐵飯碗，這定然就是從事的“體面勞動”了。然而，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影隨形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卻將這一局面一點一點地打破了：第一，上大學不再很困難、甚至變得很容易。隨著高考報考人數的連年下降(自2009年起開始變得明顯)，據教育部統計，2011年全國高考錄取率平均已達到72．3％，一些省市的錄取率已經達到90％左右，社會上于是有了“上大學”就是“大家一起上”或“大致地上一下”的戲說。第二，“畢業即失業”不僅僅是一句怨語，還很可能是活生生的現實。第三，隨著企業運營機制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主要是面向產業或行業領域的舊的鐵飯碗被一一砸破了，大學畢業生們又在急切地尋找著新的鐵飯碗，而這個鐵飯碗現在也只是“碩果僅存”——政府公職崗位才是名副其實的，而事業單位崗位也正在或已經面臨著“全面聘用制”改革的威脅。現如今，公務員報考的熱度已經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匯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已經不足以表達這種熱度；其熱度的背后是在現行體制下，公務員在收入保障、社會地位、權利維護等方面享有的特殊待遇，被認為是目前最體面的工作，從事的是最體面的勞動。
當然，在事業單位崗4,2上的工作，被認為是從事的較為體面的勞動。反過來推之，在企業第一線崗位從事的最基層的、待遇最差的工作，或雖在行政事業單位上班但作為企業編制的工作，就是從事的最不體面的或較不體面的勞動。簡單歸納，總體上，就單位性質來看，在行政事業單位從事的勞動是體面的，在企業單位從事的勞動是非體面的；從編制來看，行政事業編制的工作是體面的，企業編制的工作是非體面的；從崗位來看，中高層級崗位的工作是體面的，底層或基層(即第一線)崗位的工作是非體面的——一句話，企業或企業編制的第一線崗位的工作是非體面的工作、從事的是非體面勞動。那么，接著的問題是：從事這些不體面的(最不體面的或較不體面的)，是哪一類勞動人群呢?是什么樣的教育培訓主要為這一人群提供供給呢?
三、我國勞動前教育的二次分流
那些正在從事非“體面勞動”的人，“他們”究竟是哪一類人群呢?按照“體面勞動”的國際界定，“他們”是權利得不到(足夠)保護、沒有足夠的收人、缺乏充分的社會保護、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的一類人群——而又可進一步地大致具體化為社會的中下層(低層、中下層，通常不包括中層)勞動者。那么，順理成章的問題是，什么樣的教育“供給”最適合或更適合對應于這一類勞動人群呢?無論從政策的“被”定位還是客觀的現實表現來看，職業教育及其高職教育正在印證這種最適合性或更適合性。為了驗證這一判斷，不妨從我國勞動前教育的二次分流說起。我國勞動前的預備教育，實際上是起步于初中(貧困地區的孩子未讀完初中就輟學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學生——那些貧困的或考普高無望(繼而讀好的大學無望)的學生，不得不進入所謂的“三類學校”(即中職、中技、職高)，過早地開始學習謀生的基本技能。可以想見，這些學生在家庭經濟基礎薄弱、知識結構嚴重失衡(甚至是空白)、技能訓練環境差強人意的境況下，日后能否獲得從事“體面勞動”的機會。這是勞動前教育的第一次分流。勞動前教育的第二次分流，則始于那些進入普通高中的學生的高考選擇；當然，他們的這種選擇，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選擇”的過程——考試分數本身其實已經就是選擇了。因為在我國現有的教育選拔機制和集權的制度下，高考被認為仍然是一種相對公平的次優選擇，而分數就成為這個相對公平的次優選擇的唯一的籌碼——以分數論成敗、以分數排定或顯示學校座次。
單從錄取批次來看，高職院校作為專科層級的高校理所當然地排在所有“本”(“一本”、“二本”、“三本”)之后，而且既沒有作為“提前批”的資格，又永遠被列入最后一批次的招錄。由于是什么樣的分數對應什么檔次的學校，那么分數越高的好學生，越有優先權選擇自己中意的好學校——無論如何，他們絕對不可能去選擇一所高職院校，否則人們認為他(她)是傻瓜；而分數低的以致別無選擇的差學生就只能在高職院校之間挑來挑去了。這就明白無誤地告知“天下”：排在最前批的(“提前批”例外)是最好的學校，排在最后批的是最差的學校；而接下來自然而然的嚴酷現實是，就讀高職院校的學生被社會認為也是最差的(其實很多高職學生自己和家長也是這樣認為的)。既~mtl：，這些高職學生畢業以后會從事什么性質和地位的工作，就不難得出結論了。以高職教育的投資理財專業的畢業生的就業現狀為例。本專業的畢業生的流向應該更多的是金融性的、理財性的單位，其中以證券公司、銀行、保險公司等最為典型。這些畢業生要進去并不難，因為這些單位正需要一大批戰斗在第一線的客戶經理——實際上就是拉業務的營銷員，而這些營銷員的工作顯然是最辛苦的、收入也是最難保障的。通常這些營銷員獲得收入的模式是“底薪+提成”，底薪一般是很有限的，如果要獲得更多的收入就要多拉業務，多拉多得，然而對于這些既沒有工作經驗又沒有人脈資源的剛畢業的營銷員來講，能拉到多少“單子”自然是可以想象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這些畢業生難的是進入“編制”，即成為證券公司、銀行、保險公司“體制”內的正式員工，享有一切該享有的待遇。
事實是，他們作為“編外”員工，與其他所謂的正式員工(這些金融部門一般規定：成為其正式員工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必須是全日制大學本科畢業生，甚至是名大學的畢業生)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其實，高職教育的投資理財專業的畢業生的工作境遇，正是整個高職畢業生工作狀態的一個縮影而已。上面所說的我國勞動前教育的二次分流，簡言之就是中職分流和高職分流。通常，中職畢業生進入工作崗位被稱為“藍領”，而高職畢業生進入工作崗位被稱為“高級藍領”。不管是“藍領”還是“高級藍領”都被定位于技術型技能型人才，亦被稱為應用型人才或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其實質是這些人才都是在第一線勞動崗位上從事具體工作。由此推之，中職教育和高職教育培養出來的第一線崗位的勞動者與非“體面工作”有直接的或必然的聯系嗎?很顯然這種直接或必然聯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這表明，所謂“職業”的或“職業技術”的教育與非“體面工作”的關系似乎越來越“親密”。就高職教育來講，雖然它較之中職教育更“高”一些，但本質上具有一致性——都帶“職業”一詞、具有“技術性”培養要求，而我國這種類型的學校，其身份、名分天生就低一些、賤一些，這是嚴酷的現實。2011年高職院校招生進一步遇冷，一些高職院校招生甚至出現零投檔的窘境，“好就業、難招生”的狀況令很多高職高專院校頭疼J。其原因固然較多，但考生及其家長的本科情結難以放下則是最主要的。“好就業、難招生”的進一步解讀是，“好就業”說明高職畢業生較之普通高校的畢業生更容易、更高比例地就業，因為他們自知其“身價”，沒有挑選工作及其崗位的余地，甚至是見2[2作就搶、見崗位就上；然而它與“難招生”之間的矛盾又說明，高職畢業生的就業質量并不高，并且其以后事業發展的想象空間和實際空間都不大——于是“出口”(就業)的“粗放”導致“進口”(招生)的不暢，形成了“出口一進口”的惡性循環。
如此說來，高職畢業生所從事的地位相對偏低的工作即非“體面工作”，與高職教育本身似乎越來越有一種對應關系——選擇了讀高職院校，這些畢業生就要有從事非“體面工作”的準備。盡管這個基本結論真的難以接受，但這就是歷史的演進和現實的表現相交織而形成的社會“共識”。在西方發達國家——這個發達不僅僅是經濟的發達，還有文化、文明的程度和高度，經由職業技術學校而從事第一線的勞動，并沒有貴賤之分，而只有因技術不同而獲取的職業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之別，職業教育最為成熟的德國就是一個典型，而這些國家職業教育也有研究生這一學歷層次也是重要表現。反觀我國，在這樣一個擁有幾千年古文明的國度，在“重道輕器”的文化熏陶下，在現行的“高職教育就是謀生教育或就業教育”的政策定位下，高職畢業生從事非“體面工作”與高職教育，這兩者的對應關系，就有了歷史的發展邏輯性和現實的必要性。由上分析表明，高職教育目前在我國總體上還不是一種“體面教育”，因而其培養出來的人才所從事的也總體上是非“體面勞動”。那么，高職教育能否成為一種“體面教育”呢?要明確回答這個問題真的很難。還是回到起初的問題，由于“體面勞動”映照的是國家、社會的整體而系統的進步，如果高職教育將來已然是一種“體面教育”，那表明中國社會已取得了整體而系統的進步；如果高職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將來也同樣在從事“體面勞動”，那也同樣表明中國社會已取得了整體而系統的進步。這些正是我們殷殷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