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實踐差異與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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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產教融合將高職教育體系與現代產業體系有機整合，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有助于構建現代產業發展體系，促進國家技術技能積累創新和實現高等教育的科學發展，是新時期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的必然要求。美國是最早的產教融合實踐發源地，基于中美高等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實踐的對比和差異分析，研究與借鑒國外產教融合實踐的模式與校企雙元育人的成功經驗，揭示對我國產教融合實踐在政府、高職院校和企業三方面的借鑒意義，促進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雙元育人的縱深發展。

［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雙元育人；實踐模式

產教融合校企雙元育人，強化地方引導本區域職業院校優化專業設置的責任，是新時期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的必然要求，產教融合實踐其本質是職業教育與產業深度合作，美國是最早的發源地，研究與借鑒國外產教融合實踐的模式與成功經驗，是促進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雙元育人縱深發展的有效途徑。

一、中美兩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實踐模式

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后，1906年辛辛拉提大學初創的合作教育，代表著美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的產生，由于美國社會經濟的影響，企業領導人、州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參與和關注，一旦學生簽約，就會有實習就業的機會，100多年來的產教融合實踐，已具備了自己的特色。中國產教融合起步較晚，80年代上海市工程技術大學和滑特盧大學的合作開啟了我國產教融合的第一步實踐，201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確定》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產教融合”，近年來產教融合越來越受到社會各領域的認可，并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與使命，已成為高職院校培養人才的主要方式。中美兩國產教融合在各自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以市場和社會需求為導向，將學校理論知識和企業社會實踐相結合，符合兩國市場經濟規律，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兩國產教融合的主要模式歸納見表1。

二、中美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實踐的差異分析

表1分析可知，中美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實踐形式多樣、領域寬廣，展示出產教融合不是單方面的合作，而是多方共同參與互贏的局面，都隨著兩國社會經濟的進程和職業教育的水平而不斷完善發展，其差異性有以下幾點。

（一）產教融合背景有差異

美國是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根據市場供需關系自發調節市場行為，高職教育在培養高技能人才的同時，注重科研成果的市場價值和應用價值，成了美國的重要經濟實體，不僅給企業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還給院校帶來良好的聲望。我國是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主要依靠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來調節市場行為［2］，市場信息不透明，就業供需不對稱，成了這種經濟體制下的弊病，企業通常比較被動地接納中高職畢業生，校企之間的互動也比較少，一些院校沒能及時抓住市場人才需求信息，就失去和企業共同享有資源的機會，導致畢業生技術水平不高，素質也較差。

（二）價值評判標準有差異

美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注重實用性評價，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總是圍繞就業展開，企業員工或專業技術人員協助院校實現教育目標，所培養的畢業生直接到實習崗位工作，產教融合校企雙方互惠互利。我國校企雙方產教融合不夠緊密，一是高職教育理論知識和實踐應用相對脫節，造成許多院校所培養的畢業生實踐應用較差，二是企業還是愿意接納名牌畢業生，用人單位仍然將學歷與畢業學校作為評價新入職人員的核心標準。

（三）政校企三方關系有差異

美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已形成了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科研院所等多種機構相互交錯影響聯系的協同育人方式，三方共同發展。我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并沒有形成真正的協同共生的機制，主要是政府、高職院校、企業三者的關系松散，政府從行政職能角度出發制定政策，高職院校和企業雙贏的需求沒能完全考慮到位，產教融合以院校為主導，企業及其他機構、行業被動參與。

（四）兩國產教融合的立法與經費來源的差異較大

美國產教融合與之相關的立法很多，政府通過各種方法提供資金與政策支持產教融合，我國立法比較薄弱，有關產教融合的單行規定少、內容不夠全面，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比較分散，我國應逐步完善產教融合的法規，在政策上支持產教融合。

三、美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實踐的成功經驗

（一）美國政府大力支持

美國政府采取多種形式的經濟鼓勵政策與措施，還成立了特定機構，專門服務于產教融合，設立了多項法律法規支持和協調職業院校與企業的合作。比如美國聯邦政府相繼頒布的法規有：1958年《國防教育法》、1963年《職業教育法》、1983年《就業培訓合作法》、1994年《從學校到工作機會法》、2006年《卡爾•伯金斯生涯與技術改進法》等。就2007年美國財政投入的預算基金高達20億美元，僅為推進創新項目與商業化運作的開展，美國在國家層面以法律規范、政策支持、經費保障的形式［3］強有力地維護著產教融合的有效性。

（二）企業為主導積極參與

美國雖然院校是產教融合的主體，企業以最大化利益為經濟目標，產教融合中企業為主導。以“產”為中心，鑒于市場對企業需求的靈活性，企業提供適應社會的急需人才要求，通常采用企業自身實施運作的成熟方式，通過合作教育降低企業招才納賢引進與培養人才的成本，“教”圍繞“產”展開，遵循互補、互動、互惠、互利的原則，讓企業更多地關注產教融合，提高企業加入合作的主動性。

（三）完善產教融合質量保障體系

美國在每一所進行產教融合的院校中，設置項目協調人員和教學人員組成合作教育部，校企雙方簽署合作辦學協議，明確以促進學生就業，提高專業技能為根本，尤其對學生的評價企業也參與，校企雙方共同制定相關條約，維護產教融合的健康發展，因此美國產教融合擁有良好的運行體系和多元評價體系。

四、我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實踐的瓶頸

（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我國高職院校和企業因管理體制不同，導致價值取向、運作方式不同，因而校企雙方彼此較為陌生，合作方會更多地關注自己的利益。政府在產教融合中起著協調者、調控者的作用，高職人才培養需要耗費更多的財力物力，除了企業贊助資金外，還需要更多的經費支持，目前我國政府在支持高職院校產教融合方面有待加強。

（二）校企合作力度匱乏

我國大部分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并沒有完全按照市場經濟體制來實施，這些企業所獲得的利益主要來自政策扶持和自身壟斷，這樣的企業對專業人才需求的熱情不高，與學校合作僅基于兩點，一是政府提出要求，二是出于人道，因此合作難以持久深入。較多企業在產教融合中提供了贊助費、儀器、設備等，并沒收到較多的回報，反而增加了負擔，正是由于主觀與客觀不可回避的因素，大大削弱了企業的主動參與。

（三）產教融合文化缺失

學校和企業各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學校的師資、設施以及企業提供的經費和設備，是產教融合的物質基礎，雙方所保持的文化就是精神基礎，如果雙方缺乏內在的文化交流與溝通，也就沒有共同的文化支持，雙方便難有統一合作的思想和價值觀，因此，首先要堅持貫徹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立德樹人。其次要堅持培育優良校風學風，全面提高人才培養水平。再次要以教學為主戰場，有機結合專業建設、文化建設與產教融合實踐［4］，校企雙方同向同行持續推進，逐步改變產教融合運行效率低的現狀。

五、美國高職教育產教融合實踐值得借鑒

（一）對我國政府的借鑒意義

1．政府要加大對產教融合宣傳的力度。我國要提高整體社會經濟水平，就要重視高職院校的產教融合實踐，目前相當多高職院校已接收了產教融合的觀念，但企業并沒有完全接受，政府作為產教融合的推動者、監督者、成果評估者，應借鑒美國政府的做法，通過媒體、行業機構等因素，大力宣傳產教融合以增強企業的參與意識。2．政府要制定完善的產教融合法規。美國政府成立專門機構、制定法律法規、設立各種基金，促進推動產教融合實踐項目。我國有關產教融合的法律法規比較零散，《職業教育法》對產教融合的操作性不強，因此我國政府要加強產教融合的法律建設，一是建立縱向的法律體系：從全國范圍使用的產教融合法律總綱→各省市實用的配套產教融合法律法規→地方政府配套的產教融合辦法→高職院校產教融合實施細則。二是建立專項的產教融合法律體系，包括利益分配的相關法律、專業保護的相關法律、合作育人具體實施細則的相關辦法等。3．政府應重視職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同等認同。職業教育以培養技能型人才為主，其教育地位一直被忽視，政府應努力搭建轉軌機制，讓普通高校的學生體驗職業教育的課程實踐。美國學生選擇職業教育還是選擇普通教育并沒有等級差異，我國的職業教育如何能使職業院校的學生也有機會給予普通高校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美國的實踐經驗值得借鑒。

（二）對我國高職院校的借鑒意義

1．正確認識產教融合意義。產教融合推進高職院校培養出更多優秀的創新人才，改變了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這對高職院校來說利益很多，首先高職院校能夠獲得政府的補貼、科研資金，也能收到企業和其他行業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其次高職院校能夠得到企業的軟件、技術、產品和學生就業機會等。再次高職院校還能夠獲得提高教師的能力水平、獲得學校與企業共同發展的機會。此外，高職院校也承擔著應用性的科研項目能夠助推企業的發展。2．有效拓展產教融合范圍。美國社區學院的合作教育值得借鑒，我國除了與國有企業、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等內資企業合作外，還可以擴大深入到港澳臺商投資的企業和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外資企業，使高職教育發揮更廣泛的積極作用。3．建立現代高職教育體系。我國高職教育結構不完整，總是停留在專科階段，如何構建高職院校特有的多元化創新教育體系，將企業文化真正融入學校，實現高職畢業生就業零距離對接。教育部原副部長魯昕在2014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指出：“中國要建設一個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解決就業結構性矛盾的重要舉措，……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貫穿體系建設的全過程”，可見產教融合是將高職教育體系與現代產業體系有機整合，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有助于構建現代產業發展體系、促進國家技術技能積累創新和實現高等教育的科學發展［5］，迄今為止有1700多所高職院校，為創新型人才的培養開展了產教融合實踐項目。

（三）對我國企業的借鑒意義

1．提高企業對合作培養技能型人才的認識。我國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對產教融合的意義認識不到位，這些企業招收員工往往也是出于廉價勞動力的考慮，技能型人才不符合企業招工要求，把關不夠嚴謹，因此企業應當和學校共同制定人才培養計劃，滿足企業對創新型勞動力的需求，企業才會具有內在動力參與合作。2．發揮企業的主導作用。我國的產教融合總體上還是以院校為主，聘請企業專家作為一種主要途徑，這樣容易出現單方面決定權，忽視企業的意見?，F有相當多的高職院校邀請企業人員任教，但教學計劃課程安排等往往沒有征求企業人員的意見，因此在產教融合開展的同時，最好重視發揮企業的主導優勢，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合作。3．企業應主動多方位、多層次開展產教融合實踐。為提高企業招聘人才的實效性，企業應主動提交用人計劃，參與學校設置專業培養目標，共同開發課程體系和課程目標，尤其是生產過程的課程體系開發，參與學校教學人員的選定，還可以借助學校師資，為自己員工定期舉辦多層次的培訓等。

參考文獻

［1］宋玲玲．中美兩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比較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2015．

［2］沈澄．產教融合背景下中美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教學模式的比較研究［J］．機械職業教育，2019（11）：1－4．

［3］蔡建國，任婷．中美高等職業教育產學研比較研究［J］．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8）：85－87．

［4］陳運生．產教融合背景下高職院校專業群與產業群協同發展研究［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7（26）：27－32．

［5］王淑漲，呂一軍．產教融合市場化背景下的現代高職教育體系建設［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4）：155－159．

作者:沈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