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純正數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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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純正數額犯，作為經濟刑法學中的特有概念，是指僅將犯罪數額作為某種行為成立犯罪的選擇性要件的犯罪。即使某種危害行為的所涉數額沒有達到起刑點標準，但如果符合了刑法規定的其它嚴重情節，仍然可以構成該罪。最典型的如盜竊罪，行為人盜竊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或者即使數額沒有達到較大標準但具備了刑法規定的多次盜竊情節，都可以構成該罪。

關鍵詞：非純正數額犯現行刑法選擇要件社會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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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純正數額犯的涵義

非純正數額犯，與純正數額犯相對應，是指立法者僅將犯罪數額作為某種行為成立犯罪的選擇性要件的犯罪，因此又稱為非完全的數額犯、選擇的數額犯。在非純正數額犯的法定罪狀中，立法者設置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選擇要件，而其中有一個選擇要件就是關于起刑點數額的規定。如果危害行為在客觀方面具備了數額要件（當然在充實了主客觀要件的情況下）可獨立構成該罪，但即使該行為不具備數額要件而具備了其他法定的選擇要件時也不影響該罪的構成。由此可見，非純正數額犯僅說明某種危害行為有構成數額犯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犯罪發展過程中，該危害行為有可能發展成為數額犯，也可能不然，比如說構成情節犯等。

二、非純正數額犯的立法意義

立法者在刑法中有意設置非純正數額犯，在其法定罪狀中刻意規定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選擇要件（其中有一個是數額要件），是類似于一種兜底性的規定，是為了防止和避免刑事立法的疏漏，是為了彌補打擊犯罪的缺失，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因為涉案數額僅僅是從一個側面反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但不僅于此，還有其它情節因素需要立法者去考慮，甚至在立法者考慮不盡的情況下還可以使用類似“其他嚴重情節”、“其他嚴重后果”的法律術語，但所有這些情節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相當。所以，如果立法者在經濟犯罪立法上只是規定純正的數額犯，那么就會造成社會危害性程度相當的危害行為由于實施者的涉案數額未達到法定的標準而遺漏打擊的局面。事實上，立法者在非純正數額犯中規定的其他情節與數額要件是表現為等量罪質的。雖然刑法罪名中的這些選擇要件是以不同的事實特征描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從不同的角度區分罪與非罪，但是由于是同一犯罪構成、等量罪質就決定了它們表現的社會危害程度是相當的。因此，在刑法中設立非純正數額犯的規定可以做到準確打擊犯罪，不枉也不縱。

三、我國現行刑法有關非純正數額犯的規定

縱觀我國現行刑法，關于非純正數額犯的法律規定主要集中在以下條款、罪名：刑法第158條的虛報注冊資本罪，第159條的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第160條的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第179條的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第201條的偷稅罪，第217條的侵犯著作權罪，第217條的盜竊罪，第268條的聚眾哄搶罪，第275條的故意毀壞財物罪和第351條的非法種植原植物罪等。

筆者按照立法者設置的選擇要件的相似性分述如下：

1．在“虛報注冊資本罪”、“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罪”、“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和“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的法定罪狀中立法者設置了三個選擇要件，分別是：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筆者認為，這里的“其他嚴重情節”是指除了“數額巨大”和“后果嚴重”之外的并與其等量罪質的其他嚴重情節。即使上述危害行為沒有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但是，只要后果嚴重或者存在“其他嚴重情節”也應成立上述犯罪。

2．在“偷稅罪”的刑法規定中，立法者將“二次偷稅被行政處罰又偷稅”與“偷稅數額占應納稅額的10％以上且偷稅數1萬元以上”作為構成偷稅罪的平行的、等量罪質的選擇要件。事實上前者主要是反映偷稅人的人身危險性程度，屬于主觀危險范疇，而“偷稅數額占應納稅額的10％以上且偷稅數額1萬元以上”則主要反映的是國家稅收實際損失的程度，屬于客觀危害范疇。兩個選擇要素是等量的。

3．在“盜竊罪”的法定罪狀中，立法者設置了“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兩個選擇要件。顯然這里的客觀要件“多次盜竊”是考慮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而做出的規定。即使行為人多次盜竊的累計數額沒有達到數額較大，但只要符合了多次盜竊這一要件特征，就可認為符合盜竊罪的客觀要件。盜竊罪原來在我國刑法上是為數不多的幾個純正數額犯形態的犯罪。一九九七年修訂后的刑法將其修改為非純正數額犯，除了維持原有的“數額較大”要件外，將“多次盜竊”作為了犯罪成立的選擇條件。這是刑法繼全國人大常委會1992年《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之后，再次將違法行為的次數作為構成要件進行規定。這樣，“多次盜竊”與“數額較大”彼此都具有獨立的定罪意義。這從一定意義上彌補了盜竊罪作為純正數額犯帶來的定罪上的某些局限性。

4．在“侵犯著作權罪”、“聚眾哄搶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這三個罪名的法定罪狀中，立法者設置了兩個選擇要件：“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數額較大”本來也是情節的內容，但是，由于“其他嚴重情節”使用了“其他”的限制，那么，“其他嚴重情節”在內容上就只能是除了“數額較大”之外的別的情節。因此，行為人的行為即使沒有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但是，只要存在“其他嚴重情節”也應獨立成立犯罪。

5．在“非法種植原植物罪”的罪狀規定中，立法者規定了三個選擇要件：“數量較大，即非法種植罌粟五百株以上或者數量較大的其他原植物”、

“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種植”或者是“抗拒鏟除的”。其中第一個選擇要件是數量要件，后兩個選擇要件則是與前一個選擇要件相互平行的和等量罪質的。筆者認為，后兩個選擇要件都不要求種植的數量，其關注的不是數額的多少，而是通過行為人的非法種植行為具有的反復性和抗拒鏟除已經種植的原植物，來表明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和主觀惡性與第一種選擇要件相比具有同等的社會危害程度。

四、非純正數額犯的定罪與量刑

由于非純正數額犯的各選擇要件描述的是不同事實且往往又不在同一層次上，如何保證定罪量刑時正確確定各個選擇要件的內容并使其在危害程度上與數額規定具有相當性是很困難的。因為不同事實之間具有不同的形式，其可比性很難從外觀上確立。由于社會問題不能簡單地用數學模型來解決，這就體現出社會經驗知識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說，保證各個選擇要素之間具有同等危害的社會認同心理也就顯得十分必要。筆者認為，要做到非純正數額犯的正確定罪與合理量刑，一靠司法解釋，二靠法官裁斷。

1．審理案件的法官也應該是閱歷豐富、專業素質過硬和作風正派的人。他（她）們必須深諳社會大眾心理，同時能夠嫻熟地運用法律，能夠不偏不倚地做出公正裁斷。

2．最高司法機關在頒布司法解釋過程中應廣泛、深入調研，充分反映民意，正確引導民意，除了要考慮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治安形勢存在的差異之外，還應綜合考慮各地區、各民族的傳統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等；

兼具二者，非純正數額犯的正確定罪與合理量刑才得以保障，科學司法與公正司法也將不再遙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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