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完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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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國的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刑事犯罪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對社會秩序的一種沖擊和破壞,和諧社會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將被沖突或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予以恢復。刑事和解制度的根本價值是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它保障了被告人和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對犯罪進行了有效的調控和預防,維護了社區(qū)的安定和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司法民主精神和以人為本的精神,體現(xiàn)了刑法的謙抑性,多元化的解決糾紛,進行司法分流,節(jié)約司法資源,它的價值取向和目標與和諧社會的特征是一致的,并能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發(fā)揮積極作用。[2]

(二)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寬嚴相濟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是檢察機關正確執(zhí)行國家法律的重要指針。寬嚴相濟的實質,就是對刑事犯罪要區(qū)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xiàn)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寬嚴相濟,講究在突出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同時,對犯罪區(qū)別對待,實行“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重罪重判,輕罪輕罰。[3]刑事和解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寬”具有一致性,對于輕微刑事案件適用刑事和解,體現(xiàn)了寬嚴相濟的刑事執(zhí)法理念,是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應有之義。

(三)有利于全面保障人權

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應包括對加害人、被告人、罪犯及被害人的人權保障。刑事和解制度體現(xiàn)了對被害人和加害人進行司法保護的思想,它的價值兼容了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會利益的全面恢復。對符合刑事和解兼顧被害人的物質利益與精神利益的恢復,淡化受害人的報應情感,從而降低受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對此的擔心。同時刑事和解實施的結果有可能導致不再啟動或中止對加害人的刑事追訴,也就避免了定罪量刑對加害人造成的“標簽效應”,從而使加害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實現(xiàn)再社會化過程。[4]

(四)節(jié)約司法成本,提高訴訟效率的需要

在司法有限的前提下,為了更好地完成訴訟任務,就必須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刑事和解制度的突出優(yōu)點就在于能使特定的案件在不交付審判的情況而終結,縮短了訴訟時間,使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訴求以較快、更便捷的方式實現(xiàn);節(jié)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減輕了當事人的訴累;使司法機關得以集中精力去處理更為重要的案件,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

率”[5],從而達到訴訟經濟的目的。刑事和解制度的運用,可以有效節(jié)省司法成本并促進司法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從而提高整體司法效率。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含義

刑事和解又稱受害人與加害人的和解、受害人與加害人會議、當事人調停或者恢復正義會商,一般是指在犯罪發(fā)生后,經由調停人的幫助,使加害人與被害人直接商談、加害人以認罪、道歉、賠償?shù)刃问脚c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司法機關予以認可并作為對加害人刑事處分的依據。[1]刑事和解的目的是彌補受害人所受到的損害,恢復加害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并使加害人改過自新,重返社會。

三、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

刑事和解既是一種制度構建和司法模式,更是一種司法理念,在現(xiàn)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應不斷地豐富刑事和解的理論和實踐,從而為司法制度的改革、和諧社會的建設做出貢獻。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

1、進一步完善立法,將刑事和解制度轉化為法律制度,以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形式加以規(guī)范。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刑事訴訟法應當就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與案件范圍、刑事和解的提出與受理、刑事和解的方式與步驟、刑事和解調停人的選擇、刑事和解協(xié)議的審查與認可等作出明確規(guī)定。這樣才能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

2、在偵查階段應慎用刑事和解

在偵查階段,偵查的任務就是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抓獲犯罪人,使未暴露的犯罪事實最大限度地“還原”。[6]在偵查階段進行刑事和解,一方面不利于偵查機關收集證據,若在事實未查清、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勉強讓雙方進行和解,容易導致“以錢買刑”情況的發(fā)生;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加害人及被害人權益的保護。當然,在偵查階段若證據充足,符合適用刑事和解情形的,還是可以適用刑事和解程序的。

3、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

刑事和解的適用應具備以下條件:(1)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適用刑事和解的基礎條件。(2)加害人的有罪答辯。加害認罪是刑事和解的先決條件,有罪答辯意味著加害人承認犯罪行為是自己所為。如果沒有加害人有罪答辯的先決條件,則無法實現(xiàn)刑事和解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滯渠道的預期目的。(3)和解必須出于雙方自愿。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啟動必要條件之一,包括被害人和加害人雙方自愿,即無論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賠償還是被害人放棄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追究,都必須出自雙方的真實意愿。(4)雙方當事人為自然人。

4、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

根據刑法、刑訴法及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guī)定》以及《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等有關規(guī)定,筆者認為,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的適用對象應當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未成年加害人;(2)成年加害人中的初犯、偶犯、過失犯;(3)親友、鄰里、同學同事之間因糾紛引發(fā)的刑事案件。同時,對于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以及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等公害案件不適用刑事和解,這是因為這類公害案件侵害的是公眾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且公權具有不可讓渡性。

5、刑事和解協(xié)議的審查及協(xié)議履行與監(jiān)督

刑事和解是加害人與受害人雙方以非訴訟方式解決刑事案件,在調解過程中可能存在威脅、利誘以及弄虛作假等非法交易情況。同時,刑事和解制度使司法人員手中權力擴大,少數(shù)司法人員可能利用刑事和解權,收受當事人賄賂,以案謀私,曲解法律,強迫和解,或以刑罰代替和解相威脅等司法腐敗現(xiàn)象。因此,檢察機關要加強對刑事和解過程的控制與監(jiān)督。

(二)相關配套制度的構建

1、增加社區(qū)矯正的非監(jiān)禁化措施

社區(qū)矯正是指將符合矯正條件的犯罪分子置于社區(qū)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志愿者的協(xié)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jiān)禁刑罰執(zhí)行活動。[7]社區(qū)矯正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的刑法觀念和刑罰經濟性原則,它與刑事和解有著相通之處,將其推廣應用將極大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整體框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2、建立暫緩起訴制度

暫緩起訴是指檢察機關對應當起訴的加害人,根據其行為性質、年齡、危害程度等情況綜合考慮之后暫時不予起訴,給予其一定的考驗期限,令其進行自我改造和反省,根據其悔罪表現(xiàn)決定是否起訴的制度。[8]在加害人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的情況下,以暫緩起訴為手段,在暫緩起訴的期限內,根據加害人是否自覺履行和解協(xié)議的情況決定是否起訴。[9]

3、建立刑事和解的宣傳教育機制

當前,許多人還不了解刑事和解制度的內涵,應加大宣傳刑事和解,使廣大群眾認清刑事和解與案件“私了”的本質區(qū)別,讓廣大群眾了解及認同刑事和解。在司法人員中,要強化刑事和解的執(zhí)行能力,嚴格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條件和程序,避免因刑事和解不當而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

注釋:

[1]參見陳興良主編:《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54頁。

[2]李軍東:“恢復性司法的本土化改造——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視角看恢復性司法在我國的運用”,載《中國檢察論壇》2007年第3期,第111頁。

[3]孫寶民,吳春波:“和諧檢察視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再探討”,載《檢察研究參考》2007年第6期,第9頁。

[4]甄貞、陳靜:《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論分析》,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4期,第11頁。

[5]陳瑞華語,引自甄貞、陳靜:《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論分析》,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14期,第10頁。

[6]黃漢勇:《輕傷害案件刑事和解的適用與完善》,《檢察日報》,2007年3月27日。

[7]參見2003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下發(fā)的《關于開展社區(qū)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

[8]陳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中國法學》,2006年第5期。

[9]鄭建軍、畢曉芳、陳慧芳:《我國刑事和解實踐存在的問題及完善思路》,《法制與社會》,2006年第12期。

論文關鍵詞:刑事和解;恢復性司法;制度構建

論文摘要:近年來,刑事和解逐漸進入我國法學界的研究視野,司法實務界也開始積極探索和試行。作為恢復性司法程序的一種階段性表形形式,刑事和解對于化解矛盾、維護穩(wěn)定、構建和諧社會有著突出的作用。文章對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可行性分析,并提出在我國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構想和一些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