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本屬性與文化法制建設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文化基本屬性與文化法制建設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文化社會關系以文化為基本的構成元素，而文化的發展是有自己的內在規律的。文化社會關系的解決是文化法制建設的先決條件，從法理的角度看，文化法制所有問題解決的出發點就是文化法律關系的確定，該觀點已經在前面簡單陳述過。文化法律關系的確認又以文化為基本的構成要素，對文化的研究就成為文化法制建設的必經之路。這里的文化是所有文化元素的共同性的高度提煉，即所有文化元素的共性。文化的定義在學術界沒有一個能夠達成共識的定義，針對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文化自身的抽象性與復雜性;其二是對文化定義的角度沒有可以具備完全說服力的標準。但是問題的存在不能代替問題的其他角度的解決，文化的定義的不確定性不影響文化本身的存在:文化的運行有自己相對獨特的基本規律———所謂文化的基本規律是指文化在產生、演變、發展的過程中，貫穿該過程始終，并指導和制約文化發展的根本性的內在規律。從文化法制建設的角度看，研究文化規律的基本價值在于文化法制建設是一個對具體法律關系的系統性調整，是對具體的文化性權利義務關系的一種調整，這種調整是一種利益的基本互動，公平是維護利益的基本要求，所以從應然的角度看:文化法制建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都應該建立在對文化規律的遵循和尊重的基礎上。文化法制建設的規范性與科學性需要以尊重文化演變的基本規律為前提。承接上面的邏輯關系，進一步闡述文化規律對文化法制建設的制約(帶有小結的味道)。文化法制建設的基本內容應該包括以下幾個基本的方面:文化法制的指導思想，文化法制的基本原則，文化權利的保障，文化法制立法，司法，執法等環節性問題，文化法制觀念的養成，文化法制的基本發展趨勢等。縱觀這些基本的問題，不難發現文化法制脫離不了一般意義上的法制建設的基本問題，但文化定語的存在清晰地告訴我們文化基本規律對文化法制建設的制約:文化的基本規律是內在的深層次的問題，是一個需要迫切總結的話語。對該問題的科學解決程度直接影響到文化法制建設的有效性，從而表現為實際層面的具體權利義務關系的規范調整。在文化法制建設的各個環節(包括目前的理論研究和未來的法制建設)中，都必須思考文化自身的基本規律，并自覺遵守之。由于文化的規律性研究是一個要求較高的問題，任何一個文化規律的發現和科學描述(更別說去深度連接其與文化法制的內在關系)都是困難的。從深度研究和對文化發展建設高度重視的角度講，任何一個話題的展開都是一項復雜的研究工程。
二、文化的自由性與文化法制建設
文化是自由的，這是由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決定的。由于“自由”具有社會的、哲學的雙重含義，研究文化與自由的關系必須考慮到這種雙重性。這種研究構成文化哲學的主題。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笨梢园堰@一名句視為文化哲學和文化自由性與文化法制建設內在關聯的基本命題。在這個論點的基礎上，馬、恩繼續提出:“通觀人類自由的歷程，個體自由的犧牲，換來的是社會整體的發展，而個體在這整體的發展中最終也將獲得豐富的個性。那時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到來。”而在爭取自由的艱巨而偉大的事業中，能夠起推動和引領作用的，正是文化，尤其是作為“歷史的有力的杠桿”和“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的科學。對于這個問題，不同的學者立足于各自的學科背景和對文化自由屬性的概括，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文化的自由特征。比如孫月才認為:“文化創造是超越現實世界、追求理想世界的表現。自由既是文化創造的動力，又是文化創造的目標。自由是文化的東西，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就是因為它的本質是自由。”該理論的得出立足于孫月才先生的歷史考察:“從古代希臘到當代世界，與社會自由發展相應的自由理論的邏輯發展—自由范疇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也是與文化發展同步進行的。文化推進著自由的歷史發展和邏輯發展，自由也從兩個方面推動著文化的進步、人的解放和自由度的提高，意味著人的個性的豐富和素質的增強?！幕c自由的互相推動，形成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歷程。”徐家林從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自由關系的角度闡述了這個問題:“文化多樣性可以充實人們的文化生活，改善人們的文化福利。但是，文化多樣性也可能違背文化自由與人的生活選擇，那它就與人類自由與人文發展的價值相左?！睘榱俗C明文化的自由屬性，還有學者從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演變中找尋文化自由的支撐，毛振軍和李松雷提出:“如果思想還原為歷史性存在，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自由性是客觀存在的。中華民族主體的自我超越精神便是中國文化的自由理念?！蔽幕梢员患{入社會關系的具體類型當中，也就是說文化可以被納入社會的調整范圍。文化通常給人一種“不可控”的感覺，文化似乎是一個純粹自由的東西，其實并不完全這樣。前面我們采取逆向的方式界定了文化社會關系的外延:即凡是不屬于政治、經濟社會關系的社會關系就是文化的范疇。該問題的解決為文化法制建設提供了篩選文化法制調整對象的可能性———文化社會關系的法律上升。在這個上升和篩選的過程中，文化法制建設變成一種“實在”，從而納入了文化法的調整范圍。文化的自由性與文化法制的強制性沒有內在的沖突。該結論是一個法理學問題，考慮到相對成熟的理論研究，對該結論的闡述，筆者只是寥寥數語總結之:絕對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法律存在的基本價值追求;法律(最好是良法)是維護自由的手段之一。困惑筆者的問題還有一個:法律能否從實然的理性層面去影響文化?文化法制對文化的維護在筆者看來最終體現在對文化生態的規范化維護，在維護文化生態的前提下實現對文化法律關系的調整，從而達到對文化權益平衡化分配的目的。但是，文化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在現有的學術研究范圍內，文化生態還停留在“詞匯”的層面，文化生態的譜系構建范例卻沒有。對象的“非相對明確性”會是未來文化法制建設的一大瓶頸。
三、文化的整合性與文化法制建設
從文化的形成來看，文化是具體元素內在關聯的抽象構成。從語義的角度判斷，“文化是具體元素內在關聯的抽象構成”這句話似乎是在說明文化是一個“綜合性”的東西。其實“文化整合”與“文化綜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文化整合”是過程，“文化綜合”是結果;“文化整合”是動態化的描述，“文化綜合”是靜態化的體現。文化元素表現為一種零星的狀態，是相對“孤立”的元素，但必須明確，文化元素不是文化本身，我們所說的文化是一個整合后的體系化概念，任何一種能夠稱之為文化的東西都是各文化要素“集體整合”的結果，即文化的生成是一個過程，各個不同的文化要素以“有機”的方式，按照內在的聯系性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在這個形成的過程中，作為類型表達的“文化”實現了對紛繁復雜的“文化要素”的整合。從文化的演變來看，文化是諸多社會元素的構成，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實現了發展與融合。從泛意義上的文化演變總體觀察來看:文化是一個不斷進行著轉換和發展的事物，“文化整合作為對文化的分散的、孤立的甚至沖突的文化價值力量的整合，應該是一個過程，這種過程的結果所實現的那種可以凝結著人類整體利益，整體價值理想的力量的文化新形態，在文化整合的進程之中，不同的地域文化形式在相互的沖突和競爭中實現文化的交流、互補與融合?！痹購娜蚧奈幕蝗诂F實來看。曾偉認為“文化整合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和媒介展開……文化整合的過程性決定了人類文化的整合過程是貫穿全球化時代的長期過程。正如人類文化的發展永遠不會停止自己的腳步一樣，文化整合所體現的人類文化本身所包含的矛盾運動也不會停止?！睆埣t巖等學者進一步從內容角度闡述了文化整合的具體表現:“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整合、個體文化與類文化的整合、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整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整合等。”文化的整合性要求文化法制建設的視野必須夠寬闊。首先，文化法制建設必須以作為整體的文化為系統研究和調整對象，也就是說文化法制建設的作用點不是獨立的文化要素，而是文化要素內在有機結合后的“文化系”;其次，文化法制建設必須立足于全球化的時代背景，從表面上來看，文化法制建設以國家范圍的文化法律關系為調整的直接對象，即通過對文化社會關系的上升，實現對文化法律關系的調整，在未來的文化法制建設過程中，文化法制建設必須從國際(突破傳統意義上的法的調整范圍:屬地原則的當然作用)角度實現發展，由于文化法制建設的對象范圍的寬泛化，它有可能表現為很多形態，諸如對國家范圍內的文化法制建設的借鑒、對國家文化安全的確認和維護、對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步驟性安排等。換一種表達方式可以理解為:文化法的屬性是公法與私法的混合———宏觀的公共層面的文化安全、文化權的維護與實現、文化軟實力的法律確認;中觀的作為民族出現的民族文化的維護、民族文化的產業開發、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微觀層面的作為社會單個的人的文化權益確認與維護、具體文化權利義務糾紛的解決等。
四、文化的社會性與文化法制建設
文化是一個包含平等意味的概念。文化的社會性是指文化對人們的社會生存狀態的一種普遍性的影響狀態，即文化是大眾化的一種存在，它不是以單個的人或零散的群體為服務對象，而是以普遍的“人群”為滿足和服務的對象。從文化產生的源頭來看，它不是單個的個人創造，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社會的一種集體性的傳遞。吉爾茲認為，文化是通過象征符號表現出來的意義模式。他說文化是指“由歷史傳遞的，體現在象征符號中的意義模式，它是由各種象征形式表達的概念系統，人們借助這些系統來交流、維持并發展有關生活的知識以及對待生活的態度”。從實踐來看，文化的生成和傳播作用于人類的精神世界，滿足人的精神層面的深層消費需求，從而影響普遍的人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改變人們的思維模式，進而對全社會產生影響。有學者認為:“文化，不管表現的是物質文化還是非物質文化形式，作為人類‘后天習得’之物，固然蘊含了并且主要是在體現眾多的社會性內容，但是，文化的這種內容的表達傾向絲毫沒有產生它對人生物性的轉述和表達的否定之意。人類生物性和社會性是文化必然要承載的兩個重要內容，缺少了人類生物性和社會性的任何一個方面，文化都是不完整的，也是和人的本性不相符的。”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文化以普世價值為追求。在經濟文化一體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更加強調文化的多樣性，倡導文化多元化也是世界一切有識之士的共識。文化的多元化要求我們在進行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盡可能全方位地考慮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普適性。多元化的核心就是民族化和本土化，因而未來在文化產業的內容生產上必須充分體現民族化特色。經濟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化視野下的世界性文化，在這一文化的作用下，本土化產品與世界性文化的接軌將直接決定了文化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消費狀況，而多元化存在的文化恰恰是文化社會性的重要表現。文化的社會性要求文化法制建設必須立足于公共層面。前面提到———文化法制建設是對文化權利的一種平衡，在未來的文化法制建設過程中，必須注重對“公共”的考慮。隨著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過渡，文化已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普通群眾的文化需求隨著自身收入的不斷增加也呈現出不斷增長的態勢，對現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觀察就不難發現這一增長意味著強烈的現實需求。就文化發展動力而言，不管什么樣的因素，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人”來實現和達到，因而，從本質上來說，人是文化發展的最本質動因。馬克思主義詳盡地揭示了生產和需求的辯證法———生產“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我們還可以從自我實現的角度審視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社會的人，其人性的豐富不僅在于多樣化的生理需要和基本的社會性需要，更重要的是，人們渴望不斷地超越現實中的自我，使自己的精神屬性和心智潛能得到越來越充分的拓展與提升，在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存在中獲得較為充分的自我價值之實現，即“一種想要變得越來越像人本來的樣子、實現人的全部潛力的欲望”。從這個文化原動力———人的內在需要的角度來看，文化法制建設的基本理念的確立必須是社會性的，這由人的社會屬性所決定;此外，文化法制建設各原則的確立也應該體現出對公眾的文化利益傾斜。從文化法制建設的路徑來看，文化法制基本原則的確立是文化法制建設的第一環節。所以，在進行文化法制基本原則確立的時候必須以基本指導理念為基礎前提。
五、文化的經濟性與文化法制建設
文化的經濟屬性被發掘是文化發展史上的突破。文化產業戰略性地位的確立是文化產業社會性和經濟性雙重作用與推動的結果。長期以來，文化是一個與政治、經濟相對應的一個獨立的概念和范疇，經濟與文化的界限截然分明，文化充當的是一個單純的意識形態的東西。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管理體制與我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形態相對應，許多文化產業門類和文化產品(甚至包括文化服務)的輸出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控制(或統治)的意味，這些門類、產品、服務成了充分體現和宣傳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工具，文化藝術品和文化服務是意識形態控制的宣傳品，文化產品本身的內在的經濟屬性幾乎不被承認，文化或文化服務是一種商品的觀念被嚴格的體制環境所禁錮，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得到了空前的發揮。當然這是由我國的現實國情、歷史傳統、文化習慣、經濟基礎等造成的。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經濟形態的不斷轉變，經濟活動的創造的形式日益多樣化并滲透到傳統的其他領域，文化的商品市場屬性逐漸被人們挖掘、認可和接受，文化產品及文化服務完全符合商品市場的基本要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商品的構成必須滿足兩個基本的屬性:使用價值與價值，使用價值強調的是“物”(不直接表現為物品)對人們的某種需要滿足的可能性，價值強調的是作為商品的“物”必須付出無差別(本質的無差別，排斥了數量上的差異)的人類勞動。根據商品的基本概念，我們來分析文化產品的商品屬性，首先，文化產品具備了滿足人們某種或某幾種需要的可能性，即文化產品對人類需要的滿足是一種客觀現實;其次，文化產品的提供以文化產品的生產為前提，在文化產品生產的過程中，勢必表現為各種形態各異的勞動，而這種勞動是完全可以以價值(表現為各種文化商品的價格)的形式來充分體現的。換一個角度再來分析文化產業的“市場”屬性，與商品的概念一樣，市場也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市場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對市場需求的滿足，文化產業同樣滿足這兩個屬性。首先，文化產業可以最大程度地滿足效益的最大化，從形態上來看，文化產業豐富了市場上的商品類型，并開拓了市場的傳統類型。其次，文化產業是可以滿足市場需求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來講，文化產業就是迎合市場新需求而產生的新的商品門類，從現實來看，隨著物質需求的基本滿足，精神需求的滿足必定落到文化產業的發展上來，與其說這符合了市場的基本規律，倒不如說是文化產業內在屬性的根本必然體現。文化的經濟性要求文化法制建設關注文化經濟領域，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是文化法制建設的兩翼。但是這里卻帶來了文化法制建設的現實難度———對公共的關注和對具體文化權益的調整過程交織在一起。文化事業的法律保護在中國具備一定的基礎，但是文化產業的配套法律建設卻有很多盲點。必須指出:文化屬性的進一步提煉使得文章開頭提到的“文化軟實力”概念更加明晰化，伴隨著這個進程，文化的戰略性———文化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連被體現出來。這種體現又以西方強勢文化入侵為依據:西方文化在現階段展現出對對方文化的強勢(這種強勢就來源于西方文化自身的不斷自覺更新)。中國人的自由觀念歷來就缺乏一種規則意識和秩序意識，發展到極端就是老莊式的自由，天人合一，隨心所欲，完全的解放。這種自由固然很吸引人，但這種吸引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在目前的中國沒有什么可行性。中國現在正處于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過渡的階段，因此規則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這些規則和秩序在今天更多地體現為外在的規范性的法律或規范，而不是內在的可伸縮性的道德。中國文化的振興需要一種深層的文化自我精神的重鑄，以作為現代化建設(包括文化建設)的精神根基。也就是說，盡管中國的文化根基較深，但在現階段不足以與西方文化抗衡。于是在這種強弱對比中，我們必須找到振興之路，在中國深厚的文化歷史積淀中，文化能夠展現出自己強大的外在對抗性，這種外在對抗性來源于內部的力量，即這種對抗必須來自文化自身的不斷合乎規律性的更新。在這里，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基本的判斷:文化的強勢與弱勢并不一定邏輯地代表文化的先進性程度。即強勢文化不一定是先進文化，強勢文化的“強”在于經濟強勢基礎上的文化話語權的強勢?；诖?，我們斷言:文化法制建設任重道遠!
作者：宋磊常青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