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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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界對域外漢學的醒覺和關注，正使一種開放的、面向未來的、注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對話式的漢學研究成為可能在世界文化地理版圖上，漢學（Sinology）可以說是一個頗為古老的、并且具備重大的文化功能和影響力的學科。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漢學也日益進入國人的視野。

在國際學界，關于漢學的定義，歷來較難統一。德國第一個漢學教席的擁有者福蘭格（OttoFranke）的定義最為寬泛，故也從者眾多。他將漢學詮釋為是一門研究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學科。此外，流行于西方學界的比較約定俗成的定義，則是傾向于以對中國語言與歷史的研究為界標。這種傾向多少意味著在“永恒”的靜態中國的想象背景上，把漢學作為一種考古性的學科來對待。作為對這種傾向（古典漢學）的反動和發展，才有了后來的，特別是二戰以后的以社會史及文化問題為對象、以經驗實證方法為導向的所謂現代漢學和中國研究的勃興。古典漢學和現代漢學的一定程度上的分立，使漢學學科的自我理解成為一個深具意義的難題。

如果從日本的14～15世紀開始形成的傳統漢學計算，那么這段地區性的歷史已足有七百年。如果從傳教士利瑪竇1582年入華計算，那么這段有世界史意義的歷史已有四百余年。這一非學院化的傳統，事實上成為歐洲漢學的主導流向。來華傳教士的關于中國的書信、翻譯及研究，影響了歐洲啟蒙運動、影響了重農學派、刺激了歐洲現代科層制度的形成，而且還引發了風靡歐洲上流社會的中國熱。這些無疑都為歐洲的現代性打上了無可爭辯的中國烙印。如果從1814年法蘭西學院設立第一個漢學教授講席計算，那么，學院式的、專業化的漢學也已經走過了將近二百年的歷程。繼法國之后，俄、英、美、德設立漢學教席。在西方拉丁國家中，除法國外，意、西、葡的大學漢學相對不是十分強大，可它們擁有過傳教士漢學家的龐大隊伍。北歐國家雖然相對而言是漢學研究的后來者，可他們一方面承接法國學派的傳統，一方面結合既有的和平研究傳統，開辟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國雖然在專業漢學的教席設立上晚于歐洲學界，但美國漢學的興起卻有其獨特的國際政治背景——即二戰之后的全球戰略視野。正因此，漢學研究在這種語境中再也不一定是學院式的純粹從語言、歷史、思想文化出發的研究，進而漢學概念進一步拓寬而成為了“中國研究”（ChinaStudies）。從這段時間算起，在“中國研究”宏大概念的覆蓋下，對中國的全方位關注和探索也已逾半個世紀。

簡括地說，在西方世界，漢學經歷了游記漢學（17世紀之前）、傳教士漢學（始自17世紀）、學院漢學（始于19世紀初）、中國研究（始于二戰之后）諸種階段，其中每一種早出的形態，都還在后起的不同形態中不斷地延續其身影。

當海外漢學在世界范圍內營構中國圖像、并以此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世界對中國的文化觀念乃至國家政策時，中國國內學界對海外漢學的關注也日益增長。自民國時期起，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陳垣這一代的中國學者，便對海外漢學投以巨大的關注。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關注日益成為一種學術自覺。自90年代以來，各種以國際漢學為主題的雜志、叢書、叢刊、譯著相繼問世。

所有種種，充分展示一個再也無法回避的學術大趨勢——中國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經無法在中國學術界的境域中自給自足地循環下去。這也正是漢學在今天的中國精神語境中成為焦點話題的根本原因。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學術界新一輪的自我理解，是重新通過他者（不管是東方的鄰國，還是西方的異質文化）所構建的中國圖像來進行的。這里，隨著中國學術界的主動介入，國際漢學的研究有望進入一種新的范式——這就是互動的、平等的、文化對話式的漢學研究或中國研究的興起。

漢學，就其主導傾向而言，是一門西方的關于中國、中國文化、“中國特性”（Chineseness）的學問。而數百年的漢學史，究其實質，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組血脈，是一部由基督教文明發起的和中國文明的漫長曲折的對話史。西方學界在漢學的名義之下發生的與中國文化的相關性，其實一直折射著西方（或“東洋”）文化自我理解的一個曲折歷程。這部對話史，客觀成為近代世界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側面。

中國學術界對域外漢學的醒覺和關注，正使一種開放的、面向未來的、注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對話式的漢學研究成為可能。在此，“中國”是積極從事自我理解的價值主體。我個人認為，具備這種醒覺的漢學研究，才能與重新提上議事日程的國學研究互為表里相得益彰。在此，域外的漢學和中國語境中的漢學省思，才能一道融入對人類共同命運保持醒覺的精神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