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邊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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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作為中晚唐時期著名的詩人和政論家，少負卓名而才思敏捷，時人以為李、韓之亞匹。杜牧雖為時之盛名詩家，其志略卻始終著意于輔佐國稷，“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是其平生報國愿望的寫照。史載杜牧“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jīng)世之務”，素以收復河山，平定中原，庶興民生為己任，而“不為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列病尤切。兵法戎機，平昔盡意”。作為文人和詩人的杜牧，并不簡章自居和劃地自牢，而是以儒家士人的志節(jié)和品格力行實務，概論兵機要策，并多次上書朝署宰相，獻略劃謀，以為安靖邊關、削平藩鎮(zhèn)之計輔。非特于其略志策論中對于邊事詳加志略，杜牧在其賀表詩文中廣泛表現(xiàn)出于邊疆事務和國境安寧的關注，于擁兵自重，恃武秉鈞的藩鎮(zhèn)和襲擾邊疆的回鶻予以切責抨擊，并切實提出規(guī)復河湟、略定異戒的戰(zhàn)策步驟，文章之間立論精要，豪情凜然，為歷代詩家所不及。故后人評述牧之“其通古今，善處成敗，斉輩所不及也”。茲以杜牧集中存文的邊策思想裨以類分，綜述其義。

凡舉杜牧文集，其為兵事章文尤為剴切精當，縱橫奧衍者，莫過于其論諫之文。杜牧于文中對于其時唐代屢經(jīng)離亂，藩鎮(zhèn)紛起，戎夷內侵的局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證和諫言，并以所注文和所序之兵家要旨，于當時北方及中原局勢進行切實的考察和論證，提出合理的意見和平亂措施，以干謁重臣，謀求經(jīng)綸之要旨。其中《罪言》、《原十六衛(wèi)》、《守論》皆為傳世之文，而精論時局，為后人所嘆服。

1.杜牧集論述文中的清藩思想：《罪言》

杜牧集《罪言》之所述，是針對中唐敬宗、宣宗之時河湟叛而復離，邊將擅制的局面所提出的歸復河山之道，具有挽救時局，贊畫方略的性質。而杜牧畢生沉論于下僚，胸中志略雖抒之于簡冊，始終未能脫略于文人立身的思想觀念，故而在其開篇即言道：“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盡管胸中才略無法悉數(shù)發(fā)揮，但杜牧還是為國家之事而吶喊疾呼，并貢獻出自己的才華和心力。在《罪言》中他就當時的政局和亂離寫道：“嗚呼！運遭孝武，搟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也，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復，亦再攻之，皆不利以退，豈天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豈其人薄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這不僅是對于國事的憂憤與不平，也是詩人內心深處愛國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反映。杜牧在文中提出了所謂“悉使生人無事”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之道備述教明政治，內修法令以實現(xiàn)自強，修倉稟、實甲兵、選賢任才，使其各安于其所，“如果不自治，是助虜為虐，環(huán)土三千里，植根七十余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是靖內以修明，徐圖緩進的長遠之計、深思之策。而中策之所成，則是以急進勇攻為主，提出“取魏”，魏即魏博，系河北三鎮(zhèn)中粲驁不馴而積驃悍之心數(shù)十年者，節(jié)度使反而降順者數(shù)之。杜牧之《罪言》所論策，即以削平河北三鎮(zhèn)為要務，然而杜牧并不急于對魏博三鎮(zhèn)邃動刀兵，而是主張先重后輕，各個逐滅。他根據(jù)當時的地理形勢分析道：“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東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同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

杜牧針對日弊積久，勢重難返的局勢，提出了“先取魏，后圖河北”的方略，而河湟之平定，略如牧言，杜牧之所言下策為“浪戰(zhàn)”，即《孫子》所極力否定的“不計地勢，不審攻守”，任意地采取軍事行動和虛托民力。這對于收復河湟顯然是極為不利的：“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后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骨髓無以為非者”。由于長期的割據(jù)和叛亂，其悖風已習以為俗，故不可邃復，而又不可一戰(zhàn)而定，故忌浪戰(zhàn)。杜牧之為非言，實屈苦心孤詣，欲為國家劃謀而不可得，故投制干謁而表奏宰輔以冀得用，又不敢直抒胸臆，惟以曲意微言以進，用心良可嘉也。故《新唐書》本傳云：“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指置之術，復失山東，巨封劇鎮(zhèn)，所以系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這是對于杜牧投效制策之心的真實寫照，由此可見出杜牧愛國之忱和報國之拳拳心眷。

2.杜牧集論詩文中的制策思想：《原十六衛(wèi)》

唐制承隋，自高文肇立，即以隋制律典章為依據(jù)而立唐家規(guī)制。后由于兵亂紛割，托逐下移，藩將秉財賦節(jié)度軍戎之權，遂不來朝，裂土以抗。杜牧針對唐室雖然立志恢復，卻不能從根本上取消藩鎮(zhèn)之制的政治局面，奮而提筆寫下了《原十六衛(wèi)》，以太宗舊制規(guī)諫唐帝序次文武，掌制機樞，以實現(xiàn)統(tǒng)一局面。文中廣引開國之典，以為論據(jù)，冀能可復。

杜牧在《原十六衛(wèi)》中詳引自隋季唐興以來的文武職制，轄權用典，以為規(guī)諫之據(jù)：“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wèi)，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原無謂者，其十六衛(wèi)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繼而杜牧詳細記敘了唐代之所以柄落邊將、權歸幕藩的歷史緣由，并從中找到原因，其用字精煉，言簡意賅，頗有可足觀者：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博四夷。”詔曰“可”。于是府兵內鏟，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往矣，內無一人矣。趨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冠，（奚、契丹、吐藩、云南、大石國）十馀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圣旰食，求欲出之而不能也！這既是對于當時時勢鞭辟入里的分析，又是對于國策與政治的自覺反思。杜牧對于當時局面透析的了解和論證的水準，固不出于同時之崔，武諸相之外，亦為同儕詩人與文學家中所少見。杜牧提出，天下大勢的穩(wěn)定和制衡應裁抑藩鎮(zhèn)，政歸中央，而妄加濫賞封制，設立節(jié)鎮(zhèn)以御強藩的做法，是亂而復亂，分裂崩坼的根源。杜牧痛切于藩鎮(zhèn)對國家的危害，戰(zhàn)亂造成人民生活的顛沛流離，故而在文中犀利地指出：“近代以來，于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為率市兒輩，益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貸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儀之教，復無慷慨感慨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將之，其強杰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

總結以往的得失和教訓，杜牧詳明地提出了更復初唐舊制，即由太宗文皇帝傳留下來的十六衛(wèi)制，其核心實質是裁抑藩鎮(zhèn)兵員，節(jié)制軍權，便于勢歸中央，消除割據(jù)。對于跋扈之鎮(zhèn)，飛揚之將，悉以抑制，免使致患。這是合理而中肯的政策，也是符合當時唐朝朝廷的實際政治情況的。杜牧對于治理邊鎮(zhèn)中運用文武之道作了如下的概論，以倡明國策，規(guī)化政制，也是他肺腑之言的真實吐露：“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下不能倒春秋，是豪杰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鋮誅暴乎？曰于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于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杜牧在文中明確提出“豪杰不能總文武”的觀點，以近代觀點言之，即是軍政分離，政財相制，庶幾免重柄聚集于藩鎮(zhèn)一人之手，這無疑是具有現(xiàn)實性和科學性的。文末奏雅，杜牧以點晴之筆道出了本篇的宗旨和作文的意旨：“伏惟文皇帝十六衛(wèi)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wèi)》”。這無疑是對唐代統(tǒng)治者的規(guī)諫和呼呈，也是對于國策的直錚和忠言，這種精神對于當時的現(xiàn)實局勢是具有進步和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