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合作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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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國家清理整頓農村“兩會一部”、國有商業銀行部分機構從農村市場退出，農村信用社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從分析農村信用社經理人員的產生、監督和激勵問題入手，來對現行農村信用合作制度的弊端進行分析，并為此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農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設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安排的全部理論假設在于：農村信用社由農民等額股入組成，一人一股一票，經理人員由農民按人數而不是一般股份公司意義上的股權數選舉產生，并由農民對其實施監督。這樣，信用社及其經理人員的經營行為必須符合廣大農民的利益，符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利益，符合農業部門的利益，最終符合國家利益。在邏輯演繹上，從農民利益一直到國家利益基本不存在沖突，但在整個理論假設的第一個環節，即信用社能夠真正“由農民選舉產生并受農民監督”是不成立的，從而導致了此后一系列貌似順理成章的推導都失去了必然前提。

本文認為，理想的合作金融制度的確要求按會員而不是按股權選舉經營者，以避免在許多一般股份制企業出現的經營權被少數大股東控制，從而危害小股東、外部債權人利益的情形。然而，我國的農村合作金融實踐證明，一人一股一票的所有權安排不僅沒有從制度上保證經理人員的最優選擇，反而導致了嚴重的外部人—內部人雙重控制問題。

二、事前信息非對稱與經理人員的選擇權問題

規范的信用合作制度下，經理人員是由信用社入股社員**選舉產生的。入股社員一般是通過對經理人員的選擇，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取向，比如，股本收益回報、按規定獲得貸款等等。作為被選舉產生的經理人員，只有努力給予社員以較好的業績方能繼續任職。這對于發揮經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是十分有益的。

而在我國現實信用合作制度下，經理人員的選舉產生并不是由全體入股的社員選舉產生，而是由內部人員選舉。其基本的操作方法是：由上級確定信用社經理人員的候選人，基層信用社選舉代表，再由代表對候選人進行投票，選舉縣農村信用聯社經理，最后人民銀行對所選舉產生的經理人員進行任職資格審查，通過后，即可擔任經理。經理人員的這種產生方式具有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上級確定信用社經理候選人導致農民作為股東與候選人之間存在信息非對稱。盡管就每一戶農民而言，所入股的資金并不多，有的都只有幾元錢，但每一股都應該擁有收益分配權、財產控制權和對人的選擇權。但目前我們的這種經理人員的產生方式，使經理的決定權與農民的選擇在事實上脫節，于是出現這樣一種“選擇權移位”問題：候選人是否當選與農民的選擇無關。這是因為，既然是上級勸定候選人，則不能保證農民對候改選人的實際經營能力有充分了解，這就存在事前的信息非對稱、于是造成農民選也無奈、不選也無奈的尷尬局面。這樣的制度安排只能造成“有經營才能的人成為經理是偶然的、不具備金融管理能力的人竊取經理職位是必然的“畸形現象”。

其次，導致了外部人控制現象，股東利益得不到保障。既然經理由上級提名，則為上級服務比為農民服務顯然要重要得多。這是因為，來自上級的提名約束是硬的，而來自農民的選舉權約束是軟的。于是，信用社在經營上往往更傾向于為地方行政服務，而不是為社員服務。只有滿足上級需要，才能保證在今后的選舉中繼續被提名，也才能保證繼續把持經理職位。因此，在信用社經營中出現了非常有趣的“外部人控制”現象。基于硬的提名激勵，上級很容易通過信用社完成地方行政意圖，信用社經理成為上級的工具，而不是農民實現合作融資的協調人。

第三，現有代表制度存在技術性缺陷，經理人員的產生往往受制其它非正常因素。單純就某一縣(市)農村信用社來說，員工數量并不多，一般在幾百人左右，相對于幾千、上萬的社員股民而言，已經是—個相對少數。由于目前對經理人員的選擇往往是通過代表制的形式選舉產生，代表通常是基層信用社的主任，縣(市)聯社機關的工作人員、以及少數的基層員工，代表一般只有幾十人，是利益高度相關者，尋租成本很低。參選人員往往只需付出較小的成本，比如，游說，許諾或者給予經濟上的資助，就可以很容易獲選。從代表本人來說，信用社能否取好的業績并不一定會構成其股票的主要動機，因為業績好壞對自身利益影響不會很大，而選舉能否給投票者帶來直接好處就成為股票的決定因素，目前部門負責人及基層信用社主任由經理(聯社主任)任免制度無疑會進一步強化投票者的這種動機。這種“投李報桃”選舉制度可使尋租成本降到最低，被選舉的往往不是有經營管理才能的人，而最有可能犧牲股東利益的人。選舉的有效性無疑值得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