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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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會計造假事件相繼在國內外資本市場掀起了軒然大波，使人們不得不對現存的信息披露制度重新審視，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撰稿對現存的信息披露制度進行剖析，提出建議。筆者認為，制度的變遷并不是隨機的、偶然的，它具有內在規律性。救火式的制度修補無益于會計信息質量實質性的提高，加強對信息披露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為該制度的優化提供理論指導實有必要。本文擬對信息披露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為信息披露制度的變遷提供參考性意見。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變遷

制度變遷是制度的創立、變更、轉換及隨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過程，可以理解為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

信息披露制度發展至今已有近200年的歷史，大致可把這一期間分為自愿性安排和強制性安排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愿性安排階段（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30年代）。在該階段，公司的會計信息被視為商業秘密。會計信息的披露以自愿為主，其目的在于從資本市場籌集更多的資金。因此，信息往往只是在標準的報表格式里填充大量誘人的“籌資廣告”。特別是進入19世紀80年代，工業企業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資金的稀缺性相對提高，股票融資方式得到廣泛的應用后，資本市場上投機、欺詐行為橫行，其整體運作能力呈無序狀態，資源配置功能扭曲，最終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初股票市場的大崩潰。到了后期，政府、證券交易所、銀行等部門以及一些學者開始探索新的制度。

第二階段：強制性安排階段（從20世紀30年展至今）。20世紀30年代初股票市場的崩潰促使政府介入公司的信息披露。美國《證券法》、《證券交易法》的頒布標志著會計信息自愿性披露時代的結束，依法披露成為股份公司的法定義務。從30年代末開始，會計職業界著手建立和強化會計規范、審計規范，提出以“真實、公允”作為會計信息的質量標準，規范和完善信息披露的格式和內容。在該階段，“泡沫公司”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扼制，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資本市場朝著有效性的方向發展。

但是，即使在帶有法律約束力的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框架下，不同程度的會計信息造假事件依然大量存在。

二、信息披露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

1．變遷的內在根源

在現有制度安排外存在著的無法實現的潛在利潤是信息披露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從理論上講，社會的技術結構決定了社會經濟活動的上限，適宜的制度結構可以將經濟活動盡力推向上限，不適宜的制度結構則會使得經濟活動呈現出收縮、衰退的趨勢，可能發生變遷。

首先，分析信息披露制度的創新。到19世紀中期，技術的變遷提升了經濟活動的上限，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發展，使產出在相當范圍內發生規模報酬遞增，從而導致規模大的股份公司組織的制度安排變得有利可圖。但社會分工也是有成本的，它在實現分工與合作所創造收益的同時，也相應地提高了交易成本（如信息成本、成本等）。尤其在股份公司組織的制度安排中，財務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工合作是通過資本市場聯系起來的，屬于一種松散的、不對稱的合作與競爭關系。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假設前提下，這種合作關系下的交易成本會顯得十分高昂，甚至可能超過分工合作所創造的收益。基于這一背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實現潛在利潤，信息披露制度得以產生。上述論述的內在邏輯是：技術變遷→規模經濟、社會分工→股份公司組織安排→信息披露制度安排。高昂的交易成本是信息披露制度創新的直接誘因。可見，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創新旨在彌補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減少合作競爭關系中的機會主義和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以維持長期合作，通過合作者個體利益最大化的達成來實現技術變遷所帶來的潛在利潤。

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制度的再安排。以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由自愿性安排向強制性安排的變遷為例：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使股份公司組織安排得到了發展，部分地釋放了技術變遷所創造的新的收入流。可如何在財務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公平地分割這些新的收入流呢？在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下，財務資本所有者可利用的會計信息是由人力資本所有者自愿加工、披露的，顯然，財務資本所有者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證，公平的合作基礎會受到虛假會計信息的侵蝕。這種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不僅沒能彌補財務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促進股份公司組織安排的完善，反而助長了機會主義行為，導致了交易費用的進一步提高和社會資源的更大浪費，甚至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導致整個證券市場的土崩瓦解。20世紀30年代初股票市場的崩潰就是例證。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個體利益、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都難以實現，潛在利潤仍然大量存在，這足以誘使投資者、企業以及政府去進行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創新。其結果促使政府開始介入信息披露，實現了由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向強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變遷。分析其他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再安排也會得出類似的結論。

可見，潛在利潤的存在是信息披露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公允性，以及財務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公平的合作基礎，以維系財務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廣泛、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是信息披露制度安排實現潛在利潤的途徑。

2．引起制度不均衡的因素分析

（1）社會知識存量的積累。社會科學的進步，加深了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因而不僅提高了個人管理現行制度安排的能力，還提高了個人領會和創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擴大了制度選擇集合，從而產生對制度安排變遷的需求。如：資本金、累計折舊等概念的提出及相關制度的安排主要是人們對經濟業務本質的認識提高后的結果，而這一認識的提高又歸功于社會科學知識的積累。

（2）技術的變遷。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技術結構決定社會制度結構。技術的變遷有可能引致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變遷。如前所述，信息披露制度的創立本身就是技術變遷的產物。又如：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初期，主要披露企業的財務信息，采用表內披露是在這一需求下的制度安排。隨著技術的進一步變遷，人力資本、無形資產等難以用貨幣度量的因素在企業經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單一表內披露安排已不能全面反映企業的真實情況，這就促使單一表內披露安排向表內表外披露相結合的安排變遷。另一方面，技術的變遷還能改變特定安排的相對效率，從而引起安排的變遷。如電腦技術的發展促成了賬務自動化處理對手工處理的替代，數理統計知識的進步使抽樣審計取代全面審計成為現實。

（3）其他制度安排的改變。林毅夫曾經指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種函數，尤其是制度結構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數。其他制度安排的變遷也可能誘使信息披露制度的變遷。如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使我國原來分行業的會計規范制度被統一的會計規范制度取代。而在其他制度安排中，對信息披露制度變遷影響最深刻、最直接的是政府的政策安排。

（4）經濟交往面的擴大。會計既具有社會性，又帶有技術性。從其社會性的角度來講，會計規范涉及到社會個體或集團的利益和地位，不同社會制度結構下的信息披露制度應該存有差異；從其技術性的角度來講，不同社會制度結構下的信息披露制度安排之間又可以相互借鑒、移植，而且這種制度借鑒、移植有利于降低制度安排的變遷成本。經濟交往面的擴大會提高這種制度借鑒、制度移植的可能性。以我國會計規范的制定為例，在對外開放以前，我國的會計規范以學習或照搬原蘇聯的會計規范為主，變動較少。改革開放擴大了我國信息披露制度的選擇集合，加快了制度變遷的節奏，在短短的幾年內，我國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會計規范和審計規范體系。目前，分析和借鑒國外制度安排已成為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必經階段。近年來我國在信息披露制度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與對外經濟交往面的擴大是分不開的。

上述各種因素對信息披露制度變遷的影響是連續的、交錯的，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變遷相對來講是離散的、跳躍式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信息披露制度的均衡狀態也只是一種相對的均衡。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變遷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綜上所述，社會知識積累、技術及其他制度的變遷、經濟交往面的擴大等多種因素都可能引起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均衡或在現存制度外潛在利潤的產生，進而引致信息披露制度安排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