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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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多年貿易開放和逐漸自由化的結果是，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不斷上升，進出口貿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漸提高，到2005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約為63-86%。在1978-2005年的27年里，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長41-5倍，年均增長16-71%，遠遠超過同期GDP年均增長幅度。貿易自由化過程所推動的不僅是該國整體的經(jīng)濟福利水平，還對該國國內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產生影響。根據(jù)Heckscher-Ohlin模型以及Stolper-Samuelson定理，貿易開放后，因貿易開放而擴張的部門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將得到更多的收益，因貿易開放而收縮的部門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收益將會減少，收入差距因此而發(fā)生變化。

我國的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經(jīng)歷了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逐漸擴大的過程。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擴大，1995年達到第一個頂峰，基尼系數(shù)由0-21擴大到0-34，1996年基尼系數(shù)下降為0-32，隨后差距開始逐年擴大，2005年接近0-40。更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shù)早在2000年就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達到0-4296。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嚴重影響了農村經(jīng)濟的發(fā)展。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問題已經(jīng)到了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階段。而貿易自由化和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兩者在中國都是如此顯著，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聯(lián)系，更加自由的貿易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對于我們深刻認識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內在規(guī)律，從而對我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對外開放做出科學合理的戰(zhàn)略引導，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

二、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分析

(一)貿易自由化通過農產品價格機制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降低了農產品名義保護率，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幅度降低貿易保護措施，多次削減進口關稅，將平均關稅率從改革初期的52-3％降到2004年的10-4％。名義保護率的下降使國內市場價格不斷向國際價格靠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國內價格扭曲，優(yōu)化資源配置，但同時也降低了對國內產品的保護，增加其競爭壓力，特別是削弱了對小麥、玉米、棉花、稻谷和大豆等農產品的保護，減少了出口，因而對主要生產這些產品的農民產生負向福利沖擊。因此，產品的國際流通會降低國內某些農產品的價格，影響部分農民及相關部門的收入。

(二)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農產品貿易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也推動了農產品外貿結構的變化，對農民福利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化反映了中國農業(yè)貿易的比較優(yōu)勢特征：土地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下降，而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凈出口則在上升。這種結構變化對農村收入差距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一，使不同農產品生產者的福利水平發(fā)生變化：一方面增加了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者的收入；另一方面惡化了土地密集型產品生產者的收入分配，從而影響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其二，使不同地區(qū)間農民受益不均。內地農民則偏向于種植不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小麥大豆和棉花，其凈出口也越來越低，沿海地區(qū)農民更多而高效地生產具有比較優(yōu)勢產品，與內陸農民相比較，沿海農民是貿易自由化最大受益者，造成了區(qū)域間農民收入的不均等。

(三)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收入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不僅帶來了產品的流動，更重要的是，使得諸如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優(yōu)化了資源配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影響農村居民的收入不均等。比如，逐步消除對中國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自動”出口限制會推動此類產品的出口，從而促進此類生產的就業(yè)，特別是推動非國有企業(yè)中農民工的非農就業(yè)，這將有利于減少農村的收入差距。

三、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和數(shù)據(jù)

以上從理論的角度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要作出更準確的判斷，還必須通過計量回歸對其從總量上進行更精確的估計。貿易自由化測度指標有很多，采用T（進出口額占GDP的百分比）來表示貿易自由化程度，因變量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Y)，這里采用標準差來衡量。自變量除了貿易自由化指標外，還設計以下控制變量：(1)人均收入(PGDP)及其平方項(PGDP2)，用來考察經(jīng)濟增長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2)人均農業(yè)總產值(RUA)，用來考察農業(yè)增長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3)收入分配(INE)，用來考察收入分配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這里用城鄉(xiāng)收人差距（如林毅夫，1998）來替代它；(4)RSR，反映農村就業(yè)結構的變量，用非農就業(yè)人口占農村就業(yè)人口比重來表示非農就業(yè)對收入差距影響；(5)反映勞動力文化程度的變量: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EDU)。在此筆者用鄉(xiāng)村從業(yè)人員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來表示這一變量，該指標表示教育對農村收入差距影響；(6)RLOAN，農村人均信貸額，代表農村金融發(fā)展狀況對農村收入差距影響，用農業(yè)信貸額除以農村總人口來表示。其他諸如政策制度環(huán)境、地理和自然環(huán)境因素由于沒有數(shù)據(jù)，在變量選取時暫先不考慮。為了分析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筆者采用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建立了如下回歸方程：

貿易自由化可能直接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也可能通過增長和分配間接地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因而加入了交互項（T·X），試圖考察貿易自由化是否通過影響農業(yè)總產值及就業(yè)結構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了影響，影響方式和程度又如何。因此建立第二個方程：

筆者采用的是時間跨度為1989-2005年，橫截面單元為中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qū)的省級面板數(shù)據(jù)集，在方程(1)和(2)中，i為橫截面,表示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qū)；t為時期，代表1989到2005年；Uit為橫截面在時期T的隨機擾動項；Yit為被解釋變量，代表第i個省第t年的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這里的農民收入都用農村消費價格指數(shù)進行了消脹處理。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家發(fā)改委、國家統(tǒng)計局、國家信息中心等。

（二）模型分析結果

筆者對模擬結果進行了霍斯曼確認檢驗(Hausman′sSpecificationTest)，結果表明研究所用的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更適于用固定效應法進行估計。對模型運用固定效應估計法進行回歸，其結果見表1。

從表1中結果來看，模型估計效果較好，擬合良度都較好，F(xiàn)檢驗也十分顯著，而且解釋變量的系數(shù)與常數(shù)項估計值也在1%-1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所建立的計量方程具有相當?shù)暮侠硇浴８鶕?jù)以上估計方程，筆者對計量模型中回歸結果給予進一步的說明:

1．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直接影響。從具體的回歸結果看，T項的系數(shù)在各計量方程中都通過了T檢驗，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經(jīng)濟開放對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結果顯示，貿易自由化擴大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即外貿依存度每提高1%，會使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擴大2-63618%。在模型(2)、(3)中，加入反映各省人力資本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硬件條件的變量后，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有所減弱，但依然是擴大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多角度、多方位的來考察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

2.人力資本和農村金融的發(fā)展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擴大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模型(1)中的系數(shù)分別為0-8594，這一系數(shù)值表明，在其它因素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加強農村的人力資本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擴大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從結果來看，農村人均信貸每增加1%，會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擴大0-1131%，即農村金融的發(fā)展水平越高，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3.經(jīng)濟增長及收入分配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具體影響。結果顯示，反映宏觀經(jīng)濟變化的變量中，PGDP的估計系數(shù)顯著為負，說明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會明顯下降，但PGDP2的估計系數(shù)為正，說明人均GDP增長到一定程度后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下降速度會有所減慢。INE的估計系數(shù)顯著為正，說明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增大會擴大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這表明在其它條件相同時收入分配向農村傾斜會進一步降低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因此，在經(jīng)濟發(fā)脹的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是很有必要的。

4.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間接影響。從模型估計的交互項系數(shù)可以看到，貿易自由化通過增加人均農業(yè)總產值擴大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而通過增加農村非農從業(yè)人口來縮小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即非農從業(yè)人員每增加1%，會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較小0-4895。可以看到，貿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人口的就業(yè)趨向，改變了農村的就業(yè)結構，從而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四、結論及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知，影響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因素很多，貿易自由化只是其中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貿易自由化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筆者認為，中國必須加快改革的步伐，采取相應的措施：

1.制定惠及全民的貿易和外資政策，進一步鼓勵受益部門(或受益地區(qū))帶動受損部門(或受損地區(qū))的發(fā)展，逐步使不發(fā)達地區(qū)也享受到貿易多帶來的好處。

2.高度重視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高，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提高幅度太慢是造成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內在原因。政府應該通過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加大對農村人才開發(fā)的投入、狠抓技能培訓、實施農村人才工程等措施，促進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素質的全面提高。

3.鼓勵勞動力合理流動，尤其是鼓勵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也是抑制收入不均等加劇的重要手段。現(xiàn)在，我國還存在著嚴重的勞動力流動壁壘，這無疑限制了全球化利益的擴散，應根據(jù)經(jīng)濟發(fā)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逐步消除勞動力流動壁壘。

4．制定合理的財政支出政策，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實踐證明，我國過去的財政支出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我國的財政支出應把對“三農”的投入放在首要位置，利用投資的乘數(shù)效應拉動農村經(jīng)濟發(fā)展和農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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