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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其中,社會精神生活領域中道德文化的發展變化已經引起了社會各階層最為廣泛的關注。這不僅是因為社會道德水平的高低和社會道德文化發展的方向直接關系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共同存在,而且也深刻地影響著改革開放事業的成敗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價值取向。面對日益增加的涉及道德價值的社會事件,當代中國人普遍感受到了社會道德文化建設的步履艱難,在沉重的精神壓力下體驗著一種充滿了困惑和恐懼的危機感。
我們的社會道德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對即將步入21世紀的中華民族又將意味著什么?在新的世紀,這一代和下一代中國人能否以嶄新的精神風貌參與國際競爭?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傳統能否在未來世紀中發揚光大?這一系列問題不僅引起了以傳播媒體為代表的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教育界和理論界人士的深刻思索。
就目前中國社會道德文化發展的實際而言,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在社會的道德生活領域正在出現以下諸多方面的變化:
1.在廣泛的社會生活中,人們的道德熱情正逐步減退,“普遍化的道德冷漠”不僅使人們在共同的生活中難以體會到以往的歲月所經常能夠感受到的溫情和熱忱,同時也促使人們學會了冷靜地觀察和思考各種社會道德現象和其中孕含的深刻道理;
2.公共生活中人們公德意識的普遍缺乏不僅使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把道德評價的感情天平傾向于充滿溫情的過去時代,也促使人們跳出“良知”型的思維模式,并開始以理性的方式思考社會賞罰措施對于調整和規范人們行為的現實意義;
3.社會生活中涉及道德價值的惡性事件不斷出現,社會管理機構管理措施的乏力和輿論導向的混亂狀態,反映出目前社會生活中道德建設目標不清,用于進行善惡評價的標準在價值取向上的混亂;
4.社會道德要求的原則化,使缺少實際內容的道德教育無力承擔起鑄造現代人靈魂的重任;普遍存在的民眾道德責任感低下的狀況深刻地反映出社會道德教化力量的薄弱。人們很難直接從現成的道德規范體系中尋找到能夠很好地適應現實生活變化的行為依據,因而常常是憑借自己的感覺引導自己的行為。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也在一定程度為個人主體道德的建立創造了重要的主體前提;
5.職業生活中,職業道德規范要求難以得到有效的貫徹,崗位職業責任不能得到很好履行已經成為普遍化的問題。這種現象的直接后果是市場經濟建設需要的規范意識和遵守規則的精神價值很難建立起來;
6.“個人意識”的“超水平”顯現:個人至上和“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識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以往人們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個人價值“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道德價值系統中的核心部分;
7.個人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的膨脹性發展,并且有“合理化”的趨。只要為了這種利益,人們可以任意破壞現存的社會規則,同時這種“理直氣壯”的行徑還能贏得較大范圍的理解和認同;
8.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無序狀態。由于缺少公開、透明、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規則,缺少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和手段措施,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表現出程度不一的無序狀態。這種狀態既是對以往秩序的破壞,又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秩序的建立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9.個人的、職業的、行業的、特權的極端表現:“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各種職業的、行業的特權成為謀取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基本路徑和手段,社會各層面也逐步適應了這種狀況,并且學會了主動迎合這種“需要”。而這種“自我取利”的做法已經成為未來發展中“利益重組”時不得不考慮的“合理前提”;
10.社會道德準則軟弱無力,以致于它可以肆意被破壞。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保障措施,使本來就較為抽象化、原則化的社會道德準則更顯得內容空泛,面對滾滾而來的各種沖擊,表現得格外軟弱無力,任何人都可以在各自理解的范圍內隨意地懷疑和破壞已有的社會準則;
11.由于社會精神生活正面臨著重大的改變,在新舊價值轉換的進程中,任何社會成員都可以直截了當地對傳統價值觀念提出質疑,敵視甚至否定傳統道德價值在一定范圍內演變成為一種時髦和風尚。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著重新估價傳統價值的理性化態度;
12.大眾道德評價的隨意性和不負責任,使人們越來越懷疑道德價值的高尚性和現實性?,F代傳媒中缺乏深入分析的揭露性報道和隨意性的道德譴責客觀上強化了這種現象的發展過程;道德價值追求和現實道德狀況的尖銳沖突迫使人們重新審視和估價既成的道德價值,開始學會用社會學的眼光在現實的生活過程中尋找道德價值的依托;13.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深入,原有的道德教育從指導思想到教育的內容、手段和方法都面臨著挑戰,孕含著危機。但是,由于理論研究的滯后,使管理者和教育者在社會劇變面前顯得軟弱乏力、束手無策,道德教育的內容方法依然停留在數十年以前老一輩管理教育工作者所達到的水平上,新時期的道德榜樣在大眾層面多少顯得有些孤獨、柔弱,難以得到普遍化的社會認同;
14.由于社會經濟在其運行結構和方式上的變化,社會生活中個人的地位逐漸凸現,傳統倫理生活中集體(家族)——個人互動的倫理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活動中個人主體地位的建立使人們開始以全新的視角審視社會道德,社會道德的主體和主導力量開始由集體向個體轉化,個人作為行為和評價的主體直接參與社會生活;
15.傳統的社會倫理資源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正逐漸走向枯竭,以集體作為個人行為價值歸宿的狀況正在成為歷史。人們開始學會在豐富的社會生活——在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中、在逐步接受金錢作為新的價值標準的過程中、在市場競爭和公平交換的現實活動中、在對個人的精神歸宿和終極關懷的追求中——尋找建立新型道德的源泉,新的道德富源正隨著人們精神追求的深入和個人生活的不斷豐富逐步顯現出來。
在上述掛一漏萬的概述中,我們可以清醒地看到,現實社會道德生活的深刻變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我們的認知程度和這種深刻的社會變化相比較而言差距實在太大了。理論家如果和普通群眾一樣簡單地用舊價值的尺度去評判衡量這種現象,一味去指責當事人的不負責任和大眾的道德麻木和冷漠,而忽視研究這種變化的深刻必然性和引導建立新道德的可能性,那么,我們只能被視為失職,至少是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究其根源,這實際上是那種“與己無關”的“看客”心理在作祟。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面對社會道德生活的劇烈變化和社會失范現象普遍化的發生,社會管理者缺少約束、管理無措,人民大眾對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逐漸失卻信心等等,不能不首先歸咎于理論工作者。不正視現實,缺少對現實社會變遷關注的意識和勇氣;不思進取,不敢擅越傳統價值準則觀念的雷池;不愿探索,滿足于傳統的思維模式和引用論證式的研究方法等等,已經成為難以治愈的頑癥痼疾。這勢必會從根本上限制和影響理論教育工作主導社會價值、推動文明進步、為引導和規范社會服務力量的有效發揮,這也是理論工作者常常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被視為一支可以隨意被忽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