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環境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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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rrow認為支撐環境對區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推進新型城鎮化，同樣存在一個支撐環境問題。新型城鎮化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綜合承載能力為保障，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強調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真正轉變，最終達到“人的無差別發展”。基于西部地區推進新型城鎮化面臨的主要問題，本文認為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的支撐環境主要體現為制度、經濟、人才、社會支撐環境，四者通過互動共同作用于新型城鎮化。制度支撐環境和經濟支撐環境形成具有產業支撐、財力支撐的城市群，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就業救助等實現人的城鎮化，通過構建服務型政府、完善社會保障為新型城鎮化提供社會服務保障。西部地區推進新型城鎮化，應關注區域發展的可持續、社會發展的和諧、城市的競爭力等問題，加快支撐環境的建設。
二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支撐環境建設策略
1完善城鎮化規劃體系
調整城市結構，為新型城鎮化提供制度支撐和空間保障根據新型城鎮化的本質要求和城鎮化發展實際，西部地區應完善城鎮化規劃體系，調整城市結構，以城市群為主態，走大中小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的路徑，實現“點—線—面”結合。
1.1在強化以成都、重慶和西安為中心的西三角經濟區樞紐基礎上，推進泛西三角經濟區建設打破重慶、成都、西安的行政區劃編制，建立西三角經濟區，以其為樞紐，形成更加完善的城市群網絡。同時，加快以南寧為中心的北部灣經濟區、以呼和浩特為中心的呼—包—鄂經濟區、以昌吉和烏魯木齊為中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為基礎的泛西三角經濟區建設步伐，將其變成西部地區城市網絡的二級樞紐中心。
1.2依托交通線，發展軌道式和發散式城市群依托蘭新線，東西走向的河西走廊式發展；依托包蘭線，以蘭州、白銀、烏海為中心的蘭烏走廊式發展。在交通線的基礎上，以城市為中心發展發散式城市群，依托貴昆線、成昆線、南昆線，以昆明、貴陽、南寧為中心的西南部城市群，依托蘭新線、北疆線、南疆線以吉昌為中心的天山北坡的發散式城市群，依托蘭青線，以蘭州、白銀、西寧為中心的蘭白西的發散式城市群。
1.3走不均衡發展道路，建設生態型小城鎮費孝通認為，小城鎮是一種比農村社區高一層次的社會實體，無論從地域、人口、經濟等因素看，它們都既具有與農村相異的特點，又都與農村保持著不可缺少的聯系。西部地區缺少與大城市相匹配的有特色的小城市，大城市難以充分發揮擴散效應，形不成對其腹地尤其是農村的強有力經濟輻射。因此，西部地區要把小城鎮建設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環節，依據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等，走不均衡發展道路，建設生態型小城鎮。生態型小城鎮強調發展的地方化、生態化和多元化，在城鎮化中起到承上啟下，服務農村的功能。建設中，以信息和空間的通達性為基礎，以綠色農業為導向，建立城鄉之間的經濟連接網絡、社區間的社會連接網絡。
1.4引導人口有序流動，形成合理的城市結構西部地區應根據城鎮化路徑，規劃人口布局，通過優惠政策和基礎設施的完善吸引人口向相應的城市、小鎮流動。加快寧夏、西藏、青海、新疆這些一枝獨秀省區的特大城市、大城市建設步伐，填補這些省區大城市空缺。在西藏、青海依托青藏線及延伸線，擴大格爾木、那曲、日喀則、林芝等城市的規模，依托那曲物流中心使其成為西藏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在新疆，依托蘭新線，發展吐魯番、阿克蘇、哈密等城市；在寧夏，進一步發展旅游資源豐富的中衛、吳忠等城市。
2加快區域價值創造和轉移活動，為新型城鎮化提供經濟支撐
2.1發揮比較優勢，優化產業結構，形成新型城鎮化的產業支撐一是，基于西部地區豐富和獨特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發展生態旅游、民族旅游等特色產業，以產業帶動城鎮、推進基礎設施的建設，加速城鎮化發展；二是，針對西部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發展特色優勢農業，將綠色農業作為主導模式，進一步推進設施農業、觀光農業、循環農業發展；三是，推進以金融、物流、咨詢等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優化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四是，依據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規劃，發揮其資源豐富、要素成本低等優勢，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推動產業升級，使工業化與新型城鎮化匹配。
2.2加大區域營銷力度，形成新型城鎮化的區域價值支撐區域營銷需綜合考慮區域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等因素。西部地區一方面應依托黃河流域文化、長江流域文化、民族風情文化有針對性地對區域進行科學定位，樹立良好的區域形象，突出區域的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如云南映象、甘肅的絲路花雨等；另一方面，依托絲綢之路，挖掘新絲綢之路交通大通道、綠色能源大通道、物流大通道的潛能，擴大對外開放度，從外部引進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實現區域資源與能力的互補。
3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為新型城鎮化提供人才支撐
我國資源豐裕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普遍要慢于資源貧瘠的地區，存在著“資源詛咒”效應[9]。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中要跳出強資源、弱發展的怪圈，打破“資源詛咒”效應，就必須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引進和培育人才。
3.1以資源和能力互補為導向，加強高層次人才的引進、使用、培養和激勵高層次人才是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主導因素，是提升地區發展核心競爭力的引擎。一是，進一步優化針對西部地區的博士服務團、西部之光、千人計劃、援藏計劃、援疆計劃、援青計劃的管理體制，拓展源頭，強化激勵；二是，依據區域產業結構、人才需求，在引進人才時，注重創新型人才、技術型實用人才，優化引進人才的住房、科研、落戶等政策環境。使用高層次人才時，應實現人盡其職，職盡其能，使人才自身成長、價值實現和城市發展實現良性互動；三是，完善以知識資本化為核心的激勵機制，積極推進技術、管理入股，建立人才柔性流動機制，讓城市尤其是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成為高層次人才集聚、培訓和交流中心。
3.2以就業力為導向，加大農民工的培訓救助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實現由地域轉移的粗放式城鎮化向身份轉移、職業轉移的內涵式城鎮化的轉變，而其中的關鍵在于農民工就業力的提升。國家統計局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僅占32.7%，西部地區56.4%農民工局限在建筑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就業。我們必須以就業力為導向，構建農民工就業力模型，實施分類、分層培訓，提升農民工的就業力。對于文化程度比較低、成就動機低的培訓對象，重點對其進行免費的生存能力培訓，可以在各街道辦事處、社區、鄉鎮設立就業服務中心，免費開展培訓和就業咨詢服務；對于文化程度比較高、成就動機強的農民工，可以對其進行發展能力的培訓。
3.3形成以政府為主導的“國家+社會+企業”多元化籌資模式，加大教育、科技、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美國西部大開發成功的經驗之一是政府主導的科技、教育、人才西部特惠政策，催生了斯坦福大學、硅谷等世界知名大學、頂尖創新創業基地。我國西部地區高層次人才存在總量偏少、分布不合理、流失嚴重等問題，制約著城鎮化的發展。一是，發展多元化教育模式，形成國家、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教育投資的格局。在保證義務教育的基礎上，使高中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民族地區的民族教育等并進發展。加強高校、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合作，改變人才培養模式，并鼓勵高校、企業、社會組織加大繼續教育和培訓力度；二是，通過稅收、金融政策傾斜和引導，鼓勵各類組織、個人投入研發，尤其是西部地區急需的節能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術、環保技術；三是，加大醫療衛生等健康投資，發展社區醫療服務機構。
4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和管理效率，為新型城鎮化提供服務支撐
4.1建設服務型政府，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提升管理效率積極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依據城鎮化規劃建立西三角、泛西三角大經濟區指揮和協調中心，建立功能齊全的綜合管理信息系統，加強對西部地區綜合信息的動態跟蹤、聯通共享，增強政府的回應性，提升管理效率。同時，建立“國家+社會+個人”的資金籌集渠道，加大財政傾斜力度，以道路面積和長度、綠地面積、公共交通、水、氣、暖、電、交通、通信、教育等承載力為目標，全面推進硬件設施和軟件環境建設，不斷提高公共服務能力，改善城鄉人民生產生活環境。
4.2完善對弱勢群體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為城鎮化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2013年全國農民工達到26894萬人，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達到5250萬，其中跨省流出2840萬人，82.7%流向東部地區。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農民工總人數還以每年800萬左右的速度遞增。與第一代農民工的“宜城亦鄉”狀況不同，第二代農民工日益成為“非城非鄉”的“邊緣人”，在就業過程中普遍存在著邊緣化、短工化、低待遇、低保障等現象。農民工能力的缺失導致就業排斥，而就業排斥進一步導致權力排斥（如社會保障權力）、社會空間排斥，并最終遭受社會關系排斥，從而在喧鬧的城市中成為“孤島”。政府應健全相關的法律制度，將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納入城市發展的戰略規劃中，對最低工資制度、就業保護、勞動工資協商、社會對話、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不斷改革，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繳納、接續,心理救助、住房保障等問題。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既涉及到城市本身的建設、又涉及到經濟發展、人力資源保障。西部地區必須從全局出發、統一規劃，達到天時、地利、人和，從而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現。
作者：付春香單位：甘肅政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