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法律體系探討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刑不上大夫法律體系探討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刑不上大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一項法律原則。時到今日,我們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古代中國“禮”與“法”之間那種既有明顯區別,又有共同深嵌于傳統社會背景之中的微妙關系。

[關鍵詞]“刑不上大夫”法律體系禮與刑

“刑不上大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一項古老而又一直在適用的法律原則。史料記載其最早起源于西周時期,在古代文獻資料中,最早記錄它的是《禮記》。據其中的《曲禮》記載:“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則”。對“刑不上大夫”的意蘊,孔子曾經作出過經典的闡釋。《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學生冉有曾求孝于孔子:“先王制定了法律,規定刑不上大夫。如果大夫犯了罪,就可以不適用刑罰了嗎?”孔子解釋道:“不是這樣的,對于君子的治理,通常以禮教駕御其內心,從而賦予其廉恥之節操。古代的大夫,如果有違法亂紀的犯罪活動,不必直接定其罪名;以避諱不名之恥,因此,大夫犯了罪,如在五刑范圍之內,不必派司法官吏對其加以捆綁羈押,而令其自已請罪;如屬于重大犯罪,也不必派司法官吏對其施以死刑,而令其跪拜自裁。所以,即使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也不會因有罪而逃避懲罰,這實際上是教在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

“刑不上大夫”這一法律原則的確立是由當時的法律體系的構成所決定的。縱觀西周的法律體系由禮與刑兩部分構成,二者具有同樣重要的法律地位。但是,禮與刑并非完全等同,它們既有互相聯系和相同的一面,也有彼此區別和不同之處。所以,二者之間是一種辯證統一關系。這種關系構成了西周法律體系的基本特征。首先,禮與刑有著相同的一面,二者關系密不可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禮是刑也就是法的基礎和淵源。在中國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過程中,法以刑為主要內容,刑與法是相通的。西周時期的法律中很大一部分來源于習慣法,習慣法主要從原始社會末期形成的習慣習俗發展演變而來,其中也包括以祭祀習俗、禮儀規范等形式為代表的一部分禮。這部分禮經過改造,逐漸上升為法。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律出于禮”。二是西周以禮為法,禮是法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禮本身就是廣義中所說的法。禮尤其周禮的制定與實施,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需要,維護宗法等級制度。這不僅具有法的目的和性質,而且由于禮是經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力作為后盾,因而它也具有法的強制性。違反禮的規定和要求,就是違反國家法律制度,同樣要受到嚴厲制裁。如《禮記•王制》所載周禮規定:“山川神祗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不遵守禮的規定或違背禮的規范要求的,即使是貴族也要受到削地、奪爵、流放、討伐等嚴厲處罰。所以,禮作為法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僅以刑的強制力為后盾保障貫徹實施,而且其本身也包含著刑法體系中的規范要求。這是我們在歷史讀物中所能經常看得到的,同時也正是在歷史中古人所經常說道的“寓刑于禮”。

另一方面,禮與刑又并非完全等同,二者畢竟是有區別的。這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禮與刑作用不同。禮是要求人們自覺遵守的規范,主要側重于積極的預防;刑則是對犯罪行為的制裁,主要側重于事后的處罰。這就是西漢人賈誼所提到的:“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由于禮的作用在于強調道德教化,刑則強調懲罰鎮壓,道德教化不成方才使用刑罰鎮壓,故二者之間的關系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二是禮與刑適用原則不同。西周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統治階級特權利益為核心,奉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基本原則。(1)制定禮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調整社會的宗法等級秩序,不同的社會關系使用不同的禮進行調整,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適用不同等級的禮;各級貴族享有的特權性禮,庶人以下平民百姓不得違法享用。(2)各級貴族的活動主要靠禮進行調整,而庶人之類普通民眾則主要使用刑來威懾。由于禮本身也是一種強制性行為規范,因此,“禮不下庶人”絕不是說禮的規范要求對庶人沒有約束力。《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所說的“夫禮,所以整民也”就清楚地表明,作為強制性社會規范的禮,不僅適用于庶人,而且是整飭、治理他們的工具。庶人以下平民百姓,既要遵守強制性社會規范的禮,又不得違法僭越享用貴族適用的特權性禮。一旦他們違反了禮的規范要求,同樣受到是要受到最高統治者按當進相關的法律進行嚴厲的制裁。轉所謂“刑不上大夫”,所強調的就是平民百姓與貴族官僚之間的不平等,強調官僚貴族的法律特權。其原指大夫以上貴族的犯罪,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獲得某些寬宥,在適用刑罰時享有某些特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刑罰的制定主要不是針對大夫以上各級貴族,而是為了防范庶人以下平民百姓。2.不同社會等級的人實行同罪異罰原則,大夫以上各級貴族違法犯罪,一般不適用普通平民百姓所使用的刑罰。也就是說,一般刑罰不是為大夫以上各級貴族制定的,大夫以上各級貴族違法犯罪不適用一般刑罰,而并非大夫犯罪一律不使用刑罰。這方面同罪異罰的特權規定很多,如前述適用“八辟之法”特權規定者“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實行臨時議決減免;享有司法特權的“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不親自出庭受審;王公貴族不當眾受刑,由甸師氏秘密處死或賜其自裁,且免受宮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廣大被統治階級面前保持貴族作為一個整體的尊嚴。但這些禮遇絕不等于大夫以上貴族可以不受罰的追究和制裁。在實際生活中,官僚貴族犯重罪的同樣要加以懲罰,特加是那些“犯上作亂”的貴族,更是嚴加懲處。

但是,總體而言,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歷史中,“刑不上大夫”這一古老的法律原則始終得到了普遍的遵循,盡管在一些特定的時期,這種遵守并不嚴格,例如,在隋朝就經常發生于朝廷之上責打大臣的情況,唐代也有個例。相對而言,無論在治國理論還是在法律實踐中,宋代均始終嚴格遵循著“刑不上大夫”這一基本原則。

據宋史中《蘇頌傳》記載,北宋時期熙寧二年,金州知州張種宣因貪贓枉法而被判處死刑,司法官援引判例,對其處以脊杖和黥刑,然后發配海島,審刑院知院事蘇頌聽聞此案后,向宋神宗上秦說,在古代刑不上大夫,張仲宣官居五品,如果現在對其處以黥刑,并令其與徒隸為伍,即使是他這個人不值得憐憫,但仍然處罰過重,因為這使大夫名譽受到了污辱。宋神宗認為其說的有道理,于是免除此之外張仲宣的脊杖和黥刑,將其流放于賀州。此后針對官吏不適用杖刑法,成為宋朝固有的法律制度。這是對“刑不上大夫”的具體制度化。超級秘書網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章經常與侍臣談論對待大臣的禮節問題,太史令劉基對朱元章說:“古代公卿有罪,通常詣請自裁,從不輕易施以污辱之刑,目的在于保存大臣的體統。”侍讀大學士詹同也說:“古代適用刑不上大夫的原則,以鼓勵形成廉恥之節操。如果能做到的話,則君臣之間的恩與禮就都可以實現了。”朱元章對此深表贊同。在工部尚書王肅案中,王肅依法應當被處以笞刑,但朱元章以“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為由,命令其以俸祿贖罪。然而,極為矛盾的是,明朝廷杖之刑也是從朱元章開始適用的,再加上之后的廠衛制度,明代對士大夫可謂是盡極戮辱之能事,這又是與“刑不上大夫”的原則格格不入的。

清代盡管是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但經順、康、雍、乾四代之后,已經接受并認可了傳統中國社會之主流的文化思想,或者說被傳統中國文化所吸納與融合,故而“刑不上大夫”的古老原則也清晰地體現于清代的法律之中。據《大清律例》,“名例律”中“應議者犯罪”律文之后附例規定:“三品以上大員革職拿問,不得使用刑夾,有不得不刑訊之事,請旨遵行。”此外,在涉及到文武官員犯罪的法律規定中,凡文武官員犯罪應當處以笞杖之刑的,均可以罰俸、降級、降職、革職等方法替代刑罰的直接適用。可以看出,到清代,“刑不上大夫”的原則已經非常具體的體現于法典的律文規定之中了。

綜上所述,在中國古代法中,“刑不上大夫”是一項古老的法律原則,雖然歷經幾千年的演進、變革,但是未曾發生實質上的變化。透過圍繞此項原則而展開的討論及其在古代司法領域中的適用,時到今日,我們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古代中國“禮”與“法”之間那種既有明顯區別,又有共同深嵌于傳統社會背景之中的微妙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