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社會影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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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弓強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1（略）

1.1（略）

1976年7.8級大地震之前，唐山是一個擁有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在這里誕生了許多中國工業史上的“第一”，如第一座現代化礦井、第一條標準軌道鐵路、第一袋水泥、第一件衛生瓷具等等，曾經號稱“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1975年唐山市的工業總產值達到23億元，是當時全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2－3］。然而這一切被7月28日凌晨發生的7.8級特大地震化為烏有，地震不僅制造了24.25萬人死亡、70.86萬人受傷(重傷16.4萬人)，還將城市95%的建筑、基礎設施摧毀殆盡，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32.75億元［2］，占中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8%［1］，唐山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3］，社會經濟發展步伐也一度停滯;近40萬勞動力和技術人才的傷亡損失使震后這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一度陷入艱難境地。拒絕外援的災害救援機制及薄弱的國家財力，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重建規劃，使唐山經濟社會在災后經歷了10年“重塑”:“按照原樣子、按原來的產品結構把在地震中倒下的工廠建起來了”。1975年時唐山輕重工業的比例為32.4∶67.6，直到2005年一比例才達到了7.3∶92.7［3］，唐山經濟發展格局沒有在重建中得到調整，失去了向輕重工業均衡和向高科技產業發展、改善產業布局不合理現狀的機會，災后恢復重建也沒有改變唐山資源型重工業城市的宿命，更無法改變因資源過度開發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格局，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災后重建的必然結果。

1.2通海大地震后重建緩慢

1970年1月5日，在云南省通海、峨山間發生了7.7級的強烈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32431人傷殘，僅通海縣的經濟損失就達27億元［4］。當時正值“”時期，新華社只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1970年1月5日凌晨1時，我國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區發生了一次7級地震。受災地區人民….正在勝利地進行抗震救災工作”［5］，就這樣輕描淡寫地報道了一個讓世界驚駭的人類地震災難事件。關于通海大地震災難的消息被塵封了30年，直至2000年1月，通海縣舉行大地震30周年紀念活動，首次在正式場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傷人數和財產損失情況，通海大地震才廣為人知［5］。通海大地震后，災區向國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對各地捐獻的物品和11.5萬元捐款全部退回，只收下著作、像章和慰問信。震后無任何援建，恢復重建工作艱難，有的災民在簡易房中一住就是10年，很多村民用了約10年左右的時間，才從臨時建蓋的簡易房中搬出來，恢復到震前的生活水平［5］，大地震后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步伐極其緩慢。

2市場經濟體制下地震災害事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國家災害救援救災機制也發生著深刻變革，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由災區生產自救為主，開始探索轉變為政府投入、社會各方援助與借助國際銀行無息貸款等多種方式相結合的多元化模式，為災區恢復重建與經濟社會注入了活力。1989年10月18日山西大同－陽高先后發生5.7級、6.1級地震，造成19人死亡、193人受傷、數萬間房屋倒塌、50000多人無家可歸，經濟損失達3.65億元。震區民眾的受災情況通過新聞媒體廣泛報道，社會各界及國際友人的援助款物達1551多萬元;中國紅十字及各地分會、臺灣紅十字會也向災區捐贈了大批物資，海外僑胞、臺灣同胞也紛紛向災區捐款、捐物。世界銀行為災區提供無息貸款2000多萬美元［6］，這也是世界銀行首次向中國地震災區提供無息貸款，這些救災物款為災區恢復重建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保障。1990年代以來，我國大陸先后發生了1995年6月云南孟連7.3級地震、1995年10月云南武定6.5級地震、1996年2月云南麗江7.0地震、2001年11月昆侖山口西8.1級地震、2008年5月四川汶川8.0級、2010年4月青海玉樹7.1級地震［4］。除昆侖山口地震發生在無人區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外，其他地震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力不斷增強和新的救災救援機制與災后恢復重建體制下，震區在災后重建中獲得了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同時給社會經濟發展與產業調整帶來新的契機，促進了災區經濟發展和產業調整［7］。這也符合自然災害經濟學中的利害互變原理:即在地震等自然災害發生后，由于災區重建的需求，必然會吸引大量社會資金和政府財政資金投入，加上國內外捐助資金、援建資金進入災區，必將給災區經濟注入強大發展動力，從而對其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8］。災難經濟學也認為地震(洪水、戰爭)等是“需求刺激型災難”，災難發生時，經濟活動停止，災難過后，災后重建就構成當前經濟總需求的一部分，而重建本身，則構成當期GDP，即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個組成部分。地震災害破壞的是過去的GDP(所積累起來的財產)，而增加了當前的GDP，擴大了當前的總需求，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8］。另一方面，由于地震災害對震區及其周邊一定區域各類產業均造成破壞或損毀，政府在制定災后恢復重建規劃時，結合當地經濟發展與當前國內外經濟發展現狀，進行產業調整、增加對優勢產業的投入力度，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或產業鏈，從而推進震區經濟的快速發展。

2.1地震促進災區產業結構調整

麗江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是成功進行產業調整，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功例子。1996年云南麗江縣城發生7.0級地震，造成309人死亡，4070人重傷，約20%的房屋倒塌，對當地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和破壞，直接經濟損失40多億元。然而，地震災害給這個地區帶來災難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了機遇，麗江地震發生后，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使風景秀麗、擁有得天獨厚旅游資源的古城風貌、人文景觀、自然風光等旅游資源引起了國內外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麗江在災后重建中不僅獲得了中央、當地政府財政資金的大力扶持，也得到國內外各界捐款捐物和大力援助，在災后恢復重建規劃中進行全方位的產業調整，確定了以旅游業作為麗江的支柱產業的發展戰略，將影響旅游資源環境的工業企業遷出該地區。另外，來自香港和臺灣的投資商也發現了麗江旅游經濟的潛力，大量投資進入麗江災后恢復重建、保護麗江古城等一系列旅游建設項目中，為當地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目前，麗江擁有三項世界級“遺產”榮譽，旅游業給震后麗江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發展動力，已經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地震前1995年麗江的旅游收入，只有約2億元，而2008年麗江旅游經濟總量幾近突破70億元大關［9－12］。

2.2促進災區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調整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8.0級特大地震，造成69225人遇難，374640人受傷，17939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達8451億元［13］。政府拿出10000億元的預算用于震后恢復重建、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救災捐贈款物及保險理賠等近800億元［14］，雖然受汶川特大地震重創，2008年四川經濟增速回落，全年GDP增長9.5%，在全國31個省(區、市)居第29位，隨著恢復重建項目的實施，2009年四川以14.5%的GDP增速位列全國第4位，GDP增速首度躋身“全國四強”［7］。災后恢復重建是其經濟增長的強勁拉動力是無容置疑的。另外，四川災區恢復重建以高起點規劃為引導，災區建設通過產業調整實現了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大幅削弱，以裝備制造、高新技術等為代表的優勢產業調整和振興計劃啟動，221戶企業落后產能被淘汰;工業技術改造投資超過2500億元，比“十五”期間的總數還要高20%，大量適銷對路的新產品投入市場。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曾經滿目瘡痍的100多個重災鄉鎮，在對口援建中變成了美麗的田園小鎮，發展跨越10年、20年［15］。如震前污染嚴重的水磨鎮，如今變成了一個羌族風情小鎮;綿竹市孝德鎮變成了具有蘇州園林風格的江南小城;異地重建的北川縣城已經成為真正的中國羌城。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唐山震后恢復重建不同，汶川震后重建不是簡單地恢復，而是實現了更好更快發展。恢復重建，不是原地起立，而是發展起跳［15］。陜西寧強縣受汶川8.0級特大地震波及，26個鄉鎮普遍受災，電力、交通、水利、通訊等基礎設施嚴重損毀，房屋大面積受損，部分房屋倒塌，人員傷亡嚴重，當地經濟也受到了重創。然而，災后恢復重建給寧強經濟發展和產業調整帶來了發展契機。天津對口支援項目和大量災后恢復重建基金的投入，使當地經濟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邁上了新的臺階。70450戶受損房屋得到加固維修，32453戶農村受災群眾搬進了新居，在燕子砭鎮東麗村、漢源鎮五里坡、徐家坪鎮上坪等建成了89個規劃整齊、基礎設施配套的集中安置點;重建了66所標準化中小學校，醫療機構建筑面積也由2008年的4.2萬m2增加到10.5萬m2，還新建了268個村衛生室，使全縣就醫條件有了根本改善［16］;對口援建和產業調整使寧強基礎設施和綠色環保產業發展格局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住房、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等惠民基礎設施達到了陜西一流水平。2010年4月青海玉樹發生7.1級地震，造成2698人遇難，270人失蹤。大量房屋倒塌，全州7個縣的27個鄉鎮受災，受災面積35862km2，受災人口246842人［10］，災害損失嚴重。緊急救援之后，國務院印發了玉樹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和關于支持玉樹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見，提出災后恢復重建所需資金以中央財政資金為主，同時包括省級財政資金、社會捐贈資金以及居民和企業自籌資金的多元化模式。2010年中央就投入90億元用于災區恢復重建［17］，一個高起點、現代化、生態安全和諧的新玉樹將隨著災后恢復重項目的實施而屹立在三江源頭。

3討論

從以上論述和實例中可以看出，地震災害對當地經濟及其發展的影響與國家財力、經濟體制密切相關。地震災害不僅造成災區勞動力和技術人才的大量傷亡損失，重創災區技術產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受國家財力不足，災后恢復重建機制單一等因素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往往會一蹶不振;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財力強大，救援救災與恢復重建引入體制多元化，隨著災后恢復重建資金大量投入及各方援建新項目、新技術、新的發展理念等的引入，以及科學嚴謹的災后恢復重建規劃，大大促進了災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因此，在震后恢復重建規劃中注重發揮市場經濟體制優勢，適時實施產業調整對振興地震災區經濟顯得尤為重要。

(1)政策扶持、科學規劃是震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

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國務院了《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對震后民眾安置、調查評估、恢復重建規劃及其實施、重建資金籌措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為震區恢復重建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產業結構、振興災區經濟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法規保障。2011年，隨著對口援建政策、社會各界捐贈及各行業投資進入汶川地震災區，一批新產業、新技術落戶了，災區經濟發展呈現良好勢頭、產業調整已經初見成效，汶川地震災區的恢復重建使區域經濟實現了又好又快的發展。建議政府加大對地震災區恢復重建的政策扶持力度，并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災區重建，同時金融機構應適當延長對農民和中小企業主的低息貸款時限，避免災區恢復重建中的短期行為。

(2)建立大震巨災保險機制，增強抗災能力

目前，我國地震保險機制尚未建立，僅有的地震保險險種多數也只是以財產險的附加險形式出現，在汶川特大地震災害發生后，受災群眾接受的保險賠付金僅為16.6億元，保險賠付僅占地震災害總損失的0.20%［14］。在發達國家，保險業在應對自然災害時提供的保險賠償平均占災害總損失的40%～50%［14］，由此可見，我國大震巨災的保險補償機制嚴重缺失。為此，建議在我國盡快建立大震巨災保險機制和通過發行救災彩票、債券等形式籌集大震巨災救災基金，使保險機制和救災基金在大震巨災及其他嚴重自然災害應急救援和災后恢復重建中發揮作用，分散并減輕政府、企業和個人在大震巨災及其他自然災害中的風險，增強政府企業和個人抗御大災難能力，保障受災地區經濟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3)建立社會救災的機制，增強救災的能力

建立廣泛的社會救災機制，改變目前政府包辦的救災模式，使救災變成政府主導，自愿者、社會慈善團體、國內外非政府組織(NGO)等各方力量積極參與的救災模式［18－20］，增強全社會抵御災害風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