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說紛紜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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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0.）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學教授彭慕蘭（KennethPomeranz）的代表作。獲2000年美國歷史學會東亞研究最高獎——費正清獎和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彭慕蘭的核心觀點是：18世紀以前，東西方處在基本同樣的發展水平上，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和獨有的內生優勢；18世紀末19世紀初，歷史來到了一個岔路口，東西方之間開始逐漸背離，分道揚鑣，此后距離越來越大。造成這種背離（即西方走向了現代化而中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陸的開發，二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彭慕蘭把這個東西方分道揚鑣的過程稱之為“大分流”。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來，引起了很大的國際反響，圍繞它展開的激烈爭論不僅在美國的中國學界掀起軒然大波，而且對中國的史學界的震動不小。該書被公認為是“對西歐中心論的新顛覆”。“中國經濟史論壇”曾專門邀請國內史學界的專家討論如何評價彭慕蘭及其加州學派。學界雖說好評如潮，針鋒相對者卻也不乏其人。弗蘭克在《亞洲研究雜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上評論說，它對于重新了解東西方之間發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機制有著最重要的貢獻。《美國歷史評論》認為，這本書“每一頁都新見迭出”。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教授黃宗智，他在美國《亞洲研究雜志》2002年5月號（61卷第2期）發表長篇書評《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回應彭著觀點并闡述自己觀點，彭亦予長篇回應。同期發表的還有羅伯特·布倫納（RobertBrenner）與艾仁民從中國與西歐比較角度對彭書的評論，以及李中清（JamesLee）、王豐、康文林等人對他們人口史某些觀點的解釋。（發表的文章與下述討論會上的發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號，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理論與比較史研究中心就此組織了一次爭論雙方參與的討論會，與會者達百余人。參加者包括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武雅士（ArthWolf）、艾仁民、彭慕蘭、李中清、王豐、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討論會激起劇烈論戰。黃宗智的發言有《發展還是內卷？18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譯文發表于《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彭慕蘭有《超越東西二元論：重新定位十八世紀的世界發展途徑》（中譯文發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黃宗智又有《回到實質性問題：對彭慕蘭就我的評論所作的回應的反駁》；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有《英格蘭與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分岔：財產關系、微觀經濟學與發展型式》；彭慕蘭又有《對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的批評的回應》；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黃宗智、彭慕蘭、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爭論的評論》；黃宗智還有《十八世紀長江三角洲有農業革命而英格蘭沒有？》；武雅士有《晚期中華帝國存在生育控制的證據嗎？》；李中清、康文林、王豐有《現實性抑制還是中國式抑制？》。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張家炎先生現場觀察，此次論爭雙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識，反而是更加強化了各自的觀點，也就是各自觀點的分歧更鮮明、對立。[i]

一、學術界關于《大分流》的整體研究狀況

雖然有《白銀資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現還是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這一前一后解構“歐洲中心論”的著作，在歐美有廣泛的影響，在中國則刮起了學術颶風。或許，正如周武所言：“圍繞《大分岔》展開的爭論實際上已成為世紀之初美國的中國學界和歐洲史學界的重大學術事件”[ii]。尤其是在彭慕蘭和黃宗智之間關于“大分流”與“內卷化”的論戰使得有關《大分流》的討論進入白熾化的程度。在中國大陸發表的相關評論文章[ii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蘭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審視中西比較史——〈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述評》（《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彭慕蘭〈大分流〉一書在中外學術界的反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龍上的演講》（《近代中國研究》網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帶來的啟示》（《近代中國研究》2004年7月2日）；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另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iv]（《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彭慕蘭《對于圍繞〈大分流〉之爭論的補正》（《中國學術》2003年第2期），《工業化前夕的政治經濟與生態：歐洲、中國及全球性關聯》（《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四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吳承明《〈大分流〉對比較研究方法的貢獻》（《中國學術》2003年第1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張芝聯《彭慕蘭、王國斌對中、歐發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譯叢》（第一輯））；王家范《〈大分岔〉與中國歷史重估》（《文匯報•學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譯叢》（第一輯）），《“西學東漸”還是“西學東變”——彭慕蘭的〈大分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了嗎？》（《文匯報·學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認識——王家范教授在“中國歷史文化高層論壇”上的演講》（《解放日報》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態緩解，奴隸制與英國工業革命——評〈大分岔：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清史譯叢》（第一輯））；張家炎《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黃宗智內卷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國學術》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與“分水嶺”》（《中國圖書評論》2004年第7期）；仲偉民《“大分流”與“內卷化”：歐美學界對前近代中國評價的分歧》（《中國經濟史論壇》網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關于〈大分岔〉的爭論及其背景》（《文匯報•學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譯叢》（第一輯））；馬開倫《對〈大分流〉的思考：關于世界的可靠知識》（《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萊斯利•豪納《關于〈大分流〉的爭論》（《中國學術》2003年第1期）；陳意新《節育減緩了江南歷史人口的增長？》（《中國學術》2003年第3期）；陳昆亭《文化制度與經濟增長——“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東省數量經濟學研討會論文）；黃祥春《彭慕蘭新作引起中國學界關注》（《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評〈大分岔〉》（《中國經濟史論壇》2004年1月28日）；龍登高《中西經濟史比較的新探索——兼談加州學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創新》（《中國經濟史論壇》2004年2月18日）；陳君靜《全球范式與歐洲中心范式——評彭慕蘭〈大分流〉及西方中國經濟史研究新趨向》（“多元視野中的中國歷史”國際會議（中國史學第二屆國際會議））；《彭慕蘭〈大分流〉在世界范圍引起關注》（《環球時報》2004年1月12日）。與《白銀資本》一樣，關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評價也是見仁見智。本文從缺陷和貢獻兩方面來介紹學術界對《大分流》的主要觀點。

二、主要從缺陷方面進行的研究

黃宗智從“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沒有認真對待西方主要學術成就”、“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等方面進行批評。他認為，彭書輕視關于具體生活和生產狀況的知識，偏重理論和書面數字，以致在論證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彭書沒有認真對待近20年來西方研究18世紀英國的主要學術成就，即對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等“五大變化”的證實，把這些革命性的變化盡量寫成是內卷型（即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演變，同時又把長江三角洲經歷的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描述為發展型（即勞動邊際報酬劇增）的變化，結果抹殺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其實，美國的工業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趨勢及其與英國煤礦業特早發展的偶合，而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則不具備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中國后來進入的現代經濟發展道路和英國完全不同：即首先通過社會革命來進行資本積累，爾后通過農村的現代工業化來降低農村（部分地區）的人口壓力。彭著的證據基礎很難評估。該書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寫成。要對這本書做系統的評估尤其困難，因為它跨度極大：不僅討論中國，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東南亞；不僅利用了有關英國（或者西北歐）的研究，而且論及法國、德國乃至東歐。此外，該書還囊括了覆蓋面很廣的許多論題。乍看起來，彭慕蘭展示的證據似乎頗值得贊賞。他跨越了兩大不同學術體的邊界。對中國專家而言，該書顯示了作者對歐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認為彭著有關中國的觀點有誤的中國研究學者，對他使用的歐洲文獻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而認為彭著有關歐洲的論述不確的歐洲專家，則可能原諒該書在有關歐洲方面證據的薄弱，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出自歐洲專家而是一位中國研究學者之手，而這位學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國研究那個仍然相當孤立領域的十分困難的語言和材料。如此一來，這本書很可能既得不到歐洲專家也不得不到中國研究學者的嚴格評估。[v]

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的文章《英格蘭與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分流：財產關系、微觀經濟學與發展型式》主要從理解經濟體的結構方面提出批評。他們認為，英格蘭與江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體。兩者面臨完全不同的限制與機會，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經濟策略或經濟再生產方式，從而導致不同的發展型式。英格蘭經歷的是斯密式經濟演化。而同期江南經歷的是馬爾薩斯式經濟演化。他們認為在1500—1750年間，兩個經濟體的發展途徑已經分流。1750年至1850年則是此前發展道路的延續。按世界史標準衡量，18世紀后期英格蘭已是發達國家（1800年時英國已不再是農業國），而長江三角洲變得更窮。同時英國可以從歐洲大陸獲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國內也不存在燃料危機。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觀點。[vi]

葛以嘉從研究框架（“中心——邊緣框架”）方面提出批評。他認為，彭慕蘭關于中心及邊緣關系的簡明、精妙的論述，雖然對傾向于認為工業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歐洲中心論是個很有價值的矯正，但它并非無可挑剔。中心——邊緣框架，從總體上來說，低估了國家、軍隊、以及由經濟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蘭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尤其是在著重論述這些論題的第四章，他經常提及還有一些相當重要的差異存在。例如，中華帝國，當時非常熱衷于發展海外及遠程貿易，但絕不會支持，至少不會推動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選擇永遠定居在遠離國土的如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方的帝國子民，被視為不忠與背叛，而不是對帝國的延伸與擴張。在中國很難找到例如歐洲海盜商人、東印度公司這樣受國家允可，混合了軍事及商業活動的組織團體。總的來說，在李鴻章之前，中國軍隊一直不能實現經濟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說獲取利潤了。因此，彭慕蘭雖然非常正確地指出了歐洲的海外貿易商永遠不可能預測到他們所霸占的這些外圍地區在向工業資本主義的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時有一點也很明顯，即沒有特定的國家制度及政策，這個所謂的“大分流”則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生。[vii]

張家炎主要從學風（“標新立異”）和史料（“依賴二手文獻”）方面進行批評。他認為，中國經濟近年來的高速增長激發學者們去尋找其根源，而東亞研究又與其經濟發展有微妙的關系，上世紀中后期當日本經濟已走向世界前列時，有學者開始認為日本19世紀甚至更早就與西方一樣了，所以它能成為非西方社會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國家。現在中國經濟地位日益強大，也有人開始認為中國與西方原來其實也沒有大差別。而標新立異、以提出新的理論為勝更是典型的美國學風，正是在這一風氣的影響下，美國中國學（至少在解釋中國傳統經濟發展方面）新人輩出、新說紛呈，從沖擊說到內卷化到分岔論代表了不同的階段，然而越來越偏向理論的趨勢卻未能與重視生產條件更好地結合，所以引發大量對基本史實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釋的質疑。就學術發展而言，質疑、爭論是好事。這也是保持學術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蘭對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獻的基礎之上，因而出現被黃宗智認為屬于無稽的硬傷，這些錯誤本不該出現。不過，彭慕蘭其實是將中國史放在世界史視野中進行考察，進行這種歐亞大陸的大跨度比較也許只能主要依賴二手文獻，或者因為研究者的某些個人原因而難以進行必要的一手調查而不得不選擇依賴二手文獻。[viii]

史建云主要從論證方式方面進行了批評。她認為，盡管我沒有看到能全面駁倒彭慕蘭觀點的批評，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贊同他的觀點。彭慕蘭的邏輯，在我看來是存在問題的。他論證的方式，表面上看起來頗有道理。他把西歐中心論的種種因素拿出來進行比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歐獨有的內生優勢，因而不是西歐能夠獨自優先現代化的原因。他的邏輯是，如果你具備的條件我也具備，這個條件就不是你獨有，你成功了我失敗了，這個條件就不是成功的決定性條件。假如英格蘭的所有優勢，江南也都具備，這種邏輯自然可以成立。但問題在于，他的比較并不限于英格蘭和江南。他的比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與英格蘭比較，假如英格蘭的某個先進因素江南不具備，就與日本比較，日本也不具備，就去看印度、東南亞甚至非洲。拿英格蘭與全世界這樣比較的結果，英格蘭就一項內生優勢也沒有了。在我看來，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是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18世紀的英國具備了最多的優勢、最多的促進現代化的條件，江南略次于英國，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備一兩項。即使英國一個自己獨有的內生的因素都沒有，它的現代化仍然是順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備的那些優勢很可能并不重要，單獨看沒有什么決定性可言，但與其他因素組合在一起，就構成了英格蘭的真正的優勢。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英國具備了最多的條件這件事本身，視為英國獨有的內生優勢。當然，煤礦和新大陸的確是江南不具備的因素，把它們當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決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這一點來說，彭慕蘭的觀點目前尚不能動搖。但它們能夠起重大作用，是與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樣具備的那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分不開的。最后要說一點，這本書并不是一部純粹的經濟史著作，彭慕蘭的比較不僅是經濟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內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會觀念等。[ix]

王家范主要從缺乏制度分析進行批評，他認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點：彭慕蘭不僅是“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還是個“假革命家”。他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時限只斷到18世紀，19世紀后的中國依然是“歐洲中心主義”標準下停滯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紀的中國，據說才是亞當·斯密式道地的“過密化經濟”典型。因此他與黃宗智的爭論，只是在時段的選定上，而從來沒有放棄亞當公式和“過密化”是分析中國經濟運行狀態的鐵定“范式”。從對19世紀后中國世界地位的評價方法和結論來說，彭慕蘭仍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徹底堅持者。該書再明顯不過的弱點，也是致命的軟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無論是對西歐、還是中國，堅持的是純經濟學的分析，大量使用計量分析的手段（盡管對中國，那種計量分析的數據大成問題），卻把經濟內外環境的制度背景視之為可有可無的“因素”，聲稱它們并非是必要的條件。由此，我對同行忽視這一點特別感到不解。[x]假若“反歐洲中心主義”變成了否定中西歷史比較的必要，就是矯枉過正。中西比較是必要的，而且不僅僅是經濟的比較，還必須進行整體歷史環境，特別是制度環境的比較。以誰為“中心”這話本來就不妥，但相對的強弱優劣，在歷史上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是隨時而變。我對《大分流》不滿意的地方，也在這里。[xi]

陳昆亭分析了在英國和中國的江南地區的經濟狀況十分類似的情況下，為什么工業革命會在英國爆發。在建立的農業和工業兩部門模型中，將文化制度的影響體現在對資本和勞動的影響上，從而改變了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通過分析最終得出結論，文化制度是導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ii]

三、主要從貢獻方面進行的研究

黃宗智主要從增進不同領域學術對話的角度對《大分流》作了一定的認可。他認為，彭慕蘭做出了有用的貢獻。他為自己設定了一個雄心勃勃而又頗為艱巨的目標，要與兩大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對話，不把英國——歐洲或中國化約為一個理論抽象。他這樣做有助于提出迄今為止尚被忽視的問題，而且也促使了歐洲專家關注中國經濟、中國研究學者關注歐洲經驗。此外，中國研究學者絕不會否定他“去中心化”歐洲、“中心化”中國的努力。我們都會認可這些很好的目標，也能體會到充分掌握兩個領域的困難。他的書中的許多錯誤和弱點都可以因此諒解。至于將來的研究，也許我們應該更多地依賴跨領域的合作，并同時要嚴謹地對待經驗研究。[xiii]

葛以嘉從學術旨趣、學術視野、史料運用、研究方法、研究結論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肯定。他認為，在一本只有300頁的薄薄的小冊子里，彭慕蘭比較成功地完成了一個簡直是屬于赫拉克勒斯[xiv]的任務。彭慕蘭努力闡釋了——大約是正確的——歐洲及亞洲的（主要是中國的）兩條經濟發展道路什么時候及怎樣開始分道揚鑣的。如此艱巨的任務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彭慕蘭似乎早已做好充足的準備，先飽饗了一頓大餐，歐洲和中國的經濟史都成了他餐桌上量大驚人的大菜，而印度與日本經濟史則是兩道份量也相當大的小菜。毫無疑問，彭慕蘭對這個領域的一個巨大貢獻是用視野廣闊的知識將歐洲與亞洲的經濟史聯系到了一起，使那些典型的持歐洲中心論的經濟史家也開始關注于此。《大分流》一書充滿了對比，其中許多都相當精巧，它們都得自對略微細小的數據的處理。但是這些特定的對比本身的嚴謹性可能不如把它們組織起來的大框架那樣恰當、充分。這是彭慕蘭的最大貢獻，可能也正是他的某種缺點。當絕大多歷史學家從民族國家的范圍內攻擊工業資本主義的問題時（為什么英國成功了而丹麥或中國失敗了？）或是在總體上討論各洲及區域之間區別時（為什么歐洲式的制度會勝過亞洲的？），彭慕蘭卻把分析集中于差異，進而比較各中心地帶及其外圍地區之間的關系。這種方法引導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設：即導致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因素不在于經濟中心地區的發展水平，也不在于國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國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過程中中心地帶與外圍地區之間極其偶然的一種關聯。美洲所提供的額外土地資源，以及此區域由于疾病所帶來的人口減少和通過奴隸勞動力所帶來的人口再生都為英國的中心地區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外圍地帶。通常來說，“舊世界”外圍地帶經濟的發展經常會夾雜著一個逐漸從土地集約型生產向類似中心地帶的、增值生產的行業（譬如手工業）轉變的過程。這種勞動集約型的道路意味著隨著邊緣地區的發展，這個地區的人們開始用一些他們自己的原材料進行增值生產并且減少從中心地區進口加工好的成品。但這并不是工業資本主義那種或是有利可圖或是可能帶來發展的情況。工業資本主義總是依靠一個具備如下條件的外圍地帶：1、能提供充足的土地集約型投資(如美國南部的棉花為英國蘭開夏地區的工廠提供原料)；2、一個規模龐大、依賴性強的能消費中心地帶生產成品的市場（如種植園制統治下的美國南部及十九世紀中晚期的印度）。美洲，或多或少有點偶然性的，結束了給歐洲中心地區充當這種標準的外圍區域時，反而推動了這種體制從土地的限制中擺脫出來。這轉而使英國中心地帶能充分利用它的第二個具有偶然性的優勢條件，不易自燃但易富含水份并且位置臨近的煤礦的存在，推動了對打破能源限制起著關鍵作用的蒸汽機的發明。當然，以上的這種論述可能對彭慕蘭的關于煤與殖民地之間關系的精彩論述作了非常蹩腳的、過分簡單化的濃縮。彭慕蘭在恰如其分地評價他所處理的一系列歷史學家的著作時也是非常出色的。此外，他還充分地意識到了在亞洲與歐洲經濟之間的一種歷史性的互動作用，指出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通過提供大量的奢侈商品及刺激白銀需求的市場，在許多方面深深地影響了全球經濟發展的軌道。[xv]

馬開倫主要從反對“目的論”式的思考的角度對《大分流》作了肯定。他認為，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學者的傲慢無知，或者對上個世紀東亞在科學技術方面的進步有所了解，他就會同情那些對舊的“歐洲奇跡”理論的攻擊。為什么中國和日本沒有、而歐洲的知識系統卻能夠在1200到1800年這段時期發生革命，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導致各種令人不愉快的解釋。它會鼓勵“目的論”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著既定目標前進，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會鼓勵某種準種族主義，好像西方人更能發明、更富獨創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創造性等等。從消極方面，往往又導致人們把中國、日本這么偉大的文明視作是停滯不前、向后看的、壓抑型的等等。隨著對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們覺得以上觀點都站不住腳。中國和日本幾百上千年以來也都是趨于多元、有創造力、向前進的，但卻沒有發生知識革命。所以，我們怎么能想出一種理論方法論，它既離棄了目的論，又不將我們置于純然的偶然和機遇的領地；它既承認達·芬奇、伽利略、牛頓是改變了世界，又不將根本原因歸為他們比中國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賦。如果我們不贊成目的論的解釋，看不出有什么設計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況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們不能滿足于將其歸結為物質原因，說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區具有特殊的經濟或生態資源，我們也同樣也不能滿足于將其歸結為某種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種更加豐富的文化。[xvi]

杰克·戈德斯通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黃宗智、彭慕蘭、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爭論的評論》同意加州學派的觀點。認為，在18世紀，至遲到1750年，中國經濟與歐洲相當或更先進，其核心區領先于英國。針對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艾仁民所論19世紀以前英國農業生產率高因而導向工業化，而中國農業生產率低導致停滯和內涵化，戈德斯通從人口增長趨勢、生活水平與貧困現象、生產率水平與趨勢等方面對英國與江南進行了比較。[xvii]

萊斯利•豪納（LeislieHorner）認為，《大分流》對歷史領域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彭慕蘭從歐洲和中國的學術成果中綜合了大量的數據資料，并且提出了激發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會促使對以往更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成果的再評估。但是，總體而言，彭慕蘭的論證確實是有缺陷的，而這些批評也確實對彭慕蘭的論據和結論提出了有力的質疑。[xviii]

吳承明主要從方法論創新的角度對《大分流》進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彭慕蘭的最大貢獻是在方法論的創新上。他對方法論的貢獻有兩個：一是對中西研究中比較目標的創新，二是比較方法的創新。通常我們是以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作為比較的目標。由于中西文化、習俗和價值觀不同，這種比較難得共同的標準。麥迪森統一用GDP的增速來衡量，而十八世紀的GDP，他自己也說只是guestimate(俚語“瞎猜”)。又，這種比較是一個時間點的靜態比較，不能反映某個經濟體系的實力和前景，并會因雙方所處景氣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對此，彭慕蘭提出了另一種目標。既然十八世紀以前雙方都是屬于斯密型增長模式，即通過市場實現分工和專業化，推動經濟增長，那么，哪方據有更完整的自由競爭市場，便更能適應斯密型增長要求。他以極大的力量考察了雙方阻礙市場發育的因素，諸如政府干預、特權壟斷、行會和習俗限制等，并特別重視土地買賣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程度。他認為江南略有優勢的判斷就是從這種比較中得來的。斯密型增長有個理論上的“極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資源有限，將會破壞生態平衡，造成生產的勞動密集化或內卷化，終致陷入馬爾薩斯危機。因而彭慕蘭十分重視生態問題。他強調美洲殖民地供給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產品的作用，即因這等于是歐洲把勞動密集化生產轉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態瓶頸。而中國江南須從遙遠地方取得能源，實際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態失衡。彭慕蘭估計，到十八世紀后期，英國和江南都面臨著大體相等的生態制約和走向內卷化的危險。于此，他提出又一個比較的目標，即看哪一方更接近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原則。新古典原則是，最佳經營方式是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更接近于這個原則，就意味著更能避免或“躍過”內卷化，走向現代化生產。這主要是在歐洲十七世紀的原始工業化地區和清代江南農民家內紡織業之間進行比較的，彭慕蘭還為此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農并不是在邊際收益遞減下勞動，江南婦女的紡織勞動也并非是零機會成本。他的結論是：英國和江南都遠未達到新古典主義勞動原則，但江南比較更接近一些。以上是方法論中關于比較目標的創新，再看關于比較方法方面。這里，彭慕蘭采取了中國與歐洲雙向交互比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與前瞻分析相結合的方法。這兩種方法都是王國斌在比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蘭將它們用于經濟史，并有實質性的發展。歷史比較研究是要找出雙方發展過程中的“異”，又要找出“同”，對之作出評價。由于沒有一個獨立于雙方的客觀標準，一般是以西歐經濟發展的道路為標準。這樣，凡是偏離于西歐道路的即屬異端，而不管雙方的同。這樣做出的評價必有偏頗。新的雙向比較方法則要求：一方面用歐洲的經驗來評價中國的歷史，另方面用中國的經驗評價歐洲發生的事情，從“交互偏離”中做出比較(不是絕對)客觀的評價。彭慕蘭用這種方法評價十九世紀歐洲的巨大發展即工業化，認為它并不是根本性的變革，而是歷史的一種斷裂，因為它并沒有解除生態制約，反而加重了生態失衡，產生了日趨嚴重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反觀遲到了一個多世紀的中國式的工業化，或許能夠。至少是期望能夠，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人們對于歷史的解釋，通常是就已出現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發生的條件和動力，展現一種因果關系。這種回溯分析是必需的，例如工業革命，只能在它出現以后才能進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從結果推論原因，很容易陷入決定論或目的論。例如歐洲傳統文化優越論，就是在回溯分析歐洲工業化這個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蘭還指出，所謂十八世紀歐洲的“農業革命”，實際是從十九世紀的農業大發展成果中推論出來的。為彌補這個缺點，應當將回溯分析與前瞻分析相結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開始的時間點上，設想幾種可能發展的情況，是一種開放性思維，承認歷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七世紀歐洲的原始工業化，就當時的條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業的先驅，而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區走向內卷化。這樣，在對十九世紀西歐巨大的工業化成果作回溯分析時，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兩個非歷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陸的發現和煤與蒸汽機的利用。[xix]

張芝聯從重視生態環境和地理因素的學術取向和利用中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史料敏感性方面對《大分流》作了認同。他認為，《大分流》在對比中國和歐洲（主要指西北歐）經濟發展道路時，特別重視生態環境的作用和影響，這是以前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不大注意到的。另外，彭慕蘭相當重視地理因素，譬如英國的工業發展地區恰好與煤礦所在地鄰近，而中國的煤礦則遠離核心地區，運輸困難，因而造成嚴重的生態不平衡。另一個例子是殖民地的金銀，如果西歐國家沒有從拉美獲得這兩種寶藏，它們能拿什么與東方貿易，來購買中國茶葉、絲綢、瓷器、漆器呢？因此，棉花、木料、蔗糖、煤、金銀等等促進了西歐工業商業的發展，于是出現了金融壟斷機構和貿易公司（各國東印度公司），加上民族國家的支持（雖然彭氏對這方面寫得不多），使西歐，特別是英國、荷蘭，從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起，大踏步向前邁進。所謂“大分流”就是從這時開始的，西方逐漸走上一條迅速發展的道路，把東方甩在后面。在彭氏看來，殖民地對西歐來說是關鍵因素，其他（如煤礦的地理位置）則帶有偶然性。彭著所列參考書目是相當驚人的，雖然沒有多少第一手史料，但確實利用了近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我無力判斷他所舉的關于中國人民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費的數字的準確性，只能感嘆當代經濟史研究的巨大發展。但無論如何，這些數字用來說明直至1750年或更晚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甚至在有些方面超過西歐最發達地區，則是綽綽有余的。[xx]

王家范雖然并不認為《白銀資本》和《大分流》打破了歐洲中心論，但還是肯定了他們在解構歐洲中心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認為，《白銀資本》和《大分流》認為，世界史學一直被一種叫做歐洲中心主義的理論占據著。我也認為，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是從歐洲歷史的歸納中抽象出來的。在這種抽象的過程中，歐洲歷史的因果關系變成了一切國家都必須這樣而不那樣發展的普遍公式。這種多少有點霸權主義色彩的理論，致命的弱點便是舍棄了歷史的多樣性和多元發展的復雜性。現在回過頭來考察中國歷史，有許多就是跟那些教條不符合的。歷史上，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從來不缺乏經濟理性的考量，也沒有停止過它自身的上升運動，所謂“長期停滯”是一種成見；但這種經濟發展在制度環境方面受到的制約也是明顯的，因此雖不斷有發展，但發展是有限度，而且充滿隱患的。[xxi]

史建云主要從比較研究方法和創新性思維方面進行肯定。她認為，在我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最經常的一種感覺就是震驚：原來歷史是可以這樣研究的，原來東西方是可以這樣比較的，原來問題是可以這樣提出的，原來事物是可以這樣解釋的……從來沒有一本書如此刺激我的評論欲望，借用吳承明先生的話：《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較研究的新貢獻”，是“研究中西比較史最值得通讀的一本書”。[xxii]《大分流》的結論固然驚世駭俗，但最有價值的卻是對東西方的各種比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較過程中，作者對中國和西歐歷史上很多經濟及政治現象提出了與學術界(不僅是中國學術界，也包括國際學術界)傳統觀念不同的看法，極具啟發性，一些比較方法也非常值得我們參考。[xxiii]

崔之元主要從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的角度對《大分流》堅持的“生態緩解”(ecologicalrelief)理論作了充分的肯定，對《大分流》的研究方法也進行了肯定。他認為，《大分流》一書是西方史學界繼弗蘭克《白銀資本》之后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的另一部力作。針對“資本的原始積累”學說的困境，肯尼斯·波梅蘭茲（即彭慕蘭）別辟新徑，指出“生態緩解”而非原始積累，才是英國從海外奴隸貿易中獲得的最大收益。英國從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態緩解”，要比“原始積累”更為重要。因此，“原始積累”對英國工業化的資本形式的數量貢獻不大的事實，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對英國工業化的關鍵作用。為了更充分地討論這一點，波梅蘭茲考察了技術革新對于英國以紡織業為先導的工業化的作用，發現在沒有“生態緩解”的情況下這種作用是很有限的。美洲新大陸提供的“生態緩解”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波梅蘭茨進一步考察了“生態緩解”的制度基礎－－奴隸制。他注意到，中國江南也從東北等地輸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態緩解”作用的產品，并對它們輸出紡織品。但由于中國勞動制度不是奴隸制，東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壓力下可以進行進口替代，發展本地的紡織業。徐光啟已經注意到江南紡織品對直隸的輸出因后者的進口替代而減少。而美洲新大陸的棉花和糖的生產完全以奴隸制為基礎，進口替代無從談起，因而“核心”（英國）和“邊緣”（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國需要棉花和糖的進口以緩解生態壓力，另一方面，奴隸沒有自給自足的生產，必需依靠進口英國的制成品。這也些說明了為什么只有奴隸制（而不是農奴制）才成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為在東歐農奴制下，農奴仍有一部分自給自足的生產，不完全依靠進口制成品。至此，我們看到，波梅蘭茨關于生態緩解，奴隸制與英國工業革命內在聯系的論述，比弗蘭克深入、有趣的多。在今日史學分工日益精細的時代，波梅蘭茨發揮了綜合文獻的作用，提出大膽新設想，是難能可貴的。[xxiv]

周武主要從《大分流》對“歐洲中心史觀”的強烈批判性（強烈的“去中心化”的傾向）方面進行了肯定。他認為，彭慕蘭的觀點與以往的認識迥然有別，他對以歐洲為中心來看待歷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為然，在他的書中以大量的史實批駁了瓊斯所謂的歐洲在政治制度、生產力、生態等方面全面優于亞洲的看法，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去中心化”的傾向。他認為，我們不僅要質疑為什么中國沒能像歐洲那樣發展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也要追問為什么歐洲沒有循隨中國那樣的密集化——內卷的趨向。當然，他的許多具體論證也并不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卻是很有啟發性的，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xxv]

喬新華主要深化歷史研究的角度進行肯定。他認為，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圍繞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所展開的有關中西歷史比較研究的爭論，無疑也會深化中國史的研究。該書不是把中國作為歐洲假定的對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較對象（英國、西歐、日本、印度）都進行互相對照。[xxvi]

仲偉民主要從“促使對以往更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成果的再評估”和“采用的比較方法令人稱道”兩方面作了肯定。他認為，彭慕蘭從歐洲和中國的學術成果中綜合了大量的數據資料，并且提出了激發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會促使對以往更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成果的再評估。《大分流》一書中采用的比較方法令人稱道。傳統的比較研究大多比較籠統，尤其在涉及東西方比較的時候更是如此，學者多采用“中國與西方”、“亞洲與歐洲”、“中國與英國”等表達方式，仔細推敲，這樣的比較都是很成問題的。《大分流》揚棄了傳統的比較單位，而根據各方面客觀條件（人口、土地面積、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等）大致相當的區域作為進行比較的單位。據此，作者選取了英格蘭與中國江南作為具體比較的單位，而與英格蘭／江南的比較相伴的是一個更大的政治／經濟單位的比較——歐洲與中國，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在許多方面完全可以與作為整體的歐洲相抗衡。兩種比較方式并行采用，是該書的一大特色。盡管英格蘭與中國江南的比較是本書的重點，但作者強調并不能因此而忽視歐洲與中國的比較，因為英格蘭與中國江南這兩個區域的命運之所以大異其趣，是由于各自與它們息息相關的大區域有著密切的關系。[xxvii]

綜上所述，學術界主要從“解構歐洲中心主義史觀”（“反對‘目的論’式的思考”、“促使對以往更歐洲中心主義的學術成果的再評估”）、“創造性運用比較研究方法”（“比較目標和比較方法的創新”）、深化歷史研究（“重視生態環境和地理因素”、“增進不同領域學術對話”）等方面對《大分流》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對它“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忽視制度分析與文化分析”、“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的基本看法是：《大分流》是實證的經濟史著作，更應該看作經濟發展理論著作。因此，既要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研究它，更應該從發展理論的角度來認識它。伴隨著西方現代化向更高一層次的發展和第三世界現代化的進展，尤其是東亞地區現代化的提速，發展理論將會向更復雜更深刻的方向邁進。《大分流》（《白銀資本》也一樣）可以視為其中的一個嘗試。

注釋：

[i]參考張家炎：《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黃宗智內卷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史建云：《彭慕蘭〈大分流〉一書在中外學術界的反響》，《近代中國研究》網2004年6月17日；黃祥春：《彭慕蘭新作引起中國學界關注》，《中國經濟史論壇》網2003年2月14日；《彭慕蘭〈大分流〉在世界范圍引起關注》，《環球時報》2004年1月12日。

[ii]周武：《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關于〈大分岔〉的爭論及其背景》，《文匯報•學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譯叢》（第一輯）。

[iii]關于《大分流》，有較集中討論的學術期刊和學術網站有《中國學術》、《清史譯叢》（第一輯）、《近代中國研究》網、《中國經濟史論壇》網等。

[iv]該文最早發表于《亞洲研究雜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2002年5月號，是對二十年來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統的評述。

[v]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vi]史建云：《彭慕蘭〈大分流〉一書在中外學術界的反響》，《近代中國研究》2004年6月17日。

[vii]葛以嘉：《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徐蘭君譯，《中國學術》2001年第1期。

[viii]張家炎：《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黃宗智內卷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

[ix]史建云：《彭慕蘭〈大分流〉一書在中外學術界的反響》，《近代中國研究》2004年6月17日。

[x]王家范：《“西學東漸”還是“西學東變”——彭慕蘭的〈大分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了嗎？》，《文匯報·學林》2004年5月16日。

[xi]王家范：《明清史再認識——王家范教授在“中國歷史文化高層論壇”上的演講》，《解放日報》2004年8月8日。

[xii]陳昆亭：《文化制度與經濟增長——“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東省數量經濟學研討會論文。

[xiii]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iv]赫拉克勒斯，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據說神勇無敵。然而，鑒于他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比較分析，所以這里恰當的神話人物可能應是阿特拉斯——希臘神話中以肩頂天的巨神——原編者注。

[xv]葛以嘉：《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徐蘭君譯，《中國學術》2001年第1期。

[xvi]參考馬開倫：《對〈大分流〉的思考：關于世界的可靠知識》，王湘云譯，《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xvii]史建云：《彭慕蘭〈大分流〉一書在中外學術界的反響》，《近代中國研究》2004年6月17日。

[xviii][美]萊斯利•豪納《關于〈大分流〉的爭論》，田嵩燕譯，《中國學術》2003年第1期。

[xix]吳承明：《〈大分流〉對比較研究方法的貢獻》，《中國學術》2003年第1期。

[xx]張芝聯：《彭慕蘭、王國斌對中、歐發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譯叢》（第一輯）。

[xxi]王家范：《明清史再認識——王家范教授在“中國歷史文化高層論壇”上的演講》，《解放日報》2004年8月8日。

[xxii]史建云：《重新審視中西比較史：〈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述評》，《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譯叢》（第一輯）。

[xxiii]史建云：《彭慕蘭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史建云：《〈大分流〉帶來的啟示》，《近代中國研究》2004年7月2日。

[xxiv]崔之元：《生態緩解，奴隸制與英國工業革命——評〈大分岔：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清史譯叢》（第一輯）。

[xxv]周武：《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關于〈大分岔〉的爭論及其背景》，《文匯報•學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譯叢》（第一輯）。

[xxvi]參考喬新華：《近五十年來美國中國史研究的兩次轉向》，《光明日報》2004年11月3日。

[xxvii]仲偉民：《“大分流”與“內卷化”：歐美學界對前近代中國評價的分歧》，《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