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外交事業發展思想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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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其“獨立自主、和平共處”的外交思想已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基本指導方針，為我國外交事業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的外交思想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如過重的強調了政治方面的內容，輕視了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一邊倒”政策使中國在蘇聯背信棄義時吃了大虧；不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地強調國際主義。重溫外交思想，對我國在“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的歷史潮流下制定外交政策和開展外交活動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外交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從清朝中期開始，中國由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逐漸衰落，命運也開始改變。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兩年后，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結束。其后果是，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后又簽訂《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英國因此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兩個條約簽定后，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對英國所獲取的侵略利益眼紅，紛紛接踵而至，乘火打劫，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主要有《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沙俄趁機侵占了我國北方的大片領土，葡萄牙趁機篡奪了中國對澳門的管轄權。這些條約的內容嚴重的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開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標志著中國一百多年屈辱外交史的開始?！爸袊慕?，事實上是一部中國的外交屈辱史”。
在隨后的幾十年中，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又被迫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上千個不平等條約，使清政府完全成為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了北京，大肆搶掠和焚毀了圓明園，清政府迫于“英法的武力逼迫和俄國恫嚇挾制下”[1]與英、法、俄三國簽訂了《北京條約》。由于《北京條約》規定了各國有在北京派駐公使的權利，清政府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已無法避免。1861年，咸豐皇帝批準恭親王奕忻的建議，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負責處理與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關系。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標志著清政府中央政府機構開始半殖民地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為外國列強干涉中國內政外交的工具。1865年，總稅務司署在北京成立，隸屬于總理衙門，但總稅務司由英國人擔任，而且總稅務司掌握著行政、用人等大權，同時各口岸稅務司和海關的高級職員也一律由外國人充任。由于關稅在清政府的歲入中比重逐漸增長，所以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它對清政府的影響也愈益增加。如：英國人赫德于1863年被清政府任命為海關總稅務司后，不僅把持海關行政，而且還代清政府對外借款、采購軍火，進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內政外交。1865年，他向清政府呈遞了一篇《局外旁觀論》，[2]勸告清政府要忠實履行不平等條約，并威脅說：“如果違背條約，在萬國公法準至用兵，敗者必認舊約，賠補兵費，約外加保方止”。1879年，赫德又向總理衙門呈遞一份《條陳海防章程》，主張添購兵船，“雇用西人，重其事權”，并建議設立一個籌建海防的專門機構，要求任用他擔任總海防司令的職務，企圖控制中國的海防大權。在赫德的活動下，清政府于1866年派總理衙門章京斌椿和同文館學生數人，隨同他一起去英國考察。在離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的慫恿下，清政府于1868年派蒲安臣率領“中國代表團”赴歐美訪問。該團成員有兩名中國人，英、法兩國各一人參加。他們到達美國后，蒲安臣竟擅自代表清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又稱《蒲安臣條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承認美國享有掠奪華工及在中國各道口岸設立學校的權利。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居然讓外國人代表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簽訂條約，而且條約內容是有損中國利益的，這在世界外交史上實屬罕見。國力的日漸衰弱和清政府的軟弱無能，使它在外交上底氣不足，節節退讓。1884年，法國入侵我國。對于法軍的入侵，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嚴重分歧，主和派認為中國“兵單餉匱”，“海防空虛”，即使“一時戰勝，未必歷久不敗，一處戰勝，未必各口皆守，”“斷不可輕于言戰”，而應“遇險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3]主張和談解決。主戰派則要求堅決抵抗法軍的侵略，強調：“中國不能永遠屈服于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作戰費”。[4]經過極力的爭辯，最后主戰派占了上風，清政府向法軍宣戰，中法戰爭爆發。經過愛國將士們的浴血奮戰，取得了鎮南關大捷，使整個中法戰局發生扭轉，我國大軍乘勝追敵出關，在越南軍民的配合下，大敗法軍。法軍在鎮南關的慘敗導致了法國政府茹費理內閣的倒臺。然而，正當抗法斗爭勝利在望的時候，清政府卻向戰敗的法國求和，于1885年4月7日命令前線停戰，“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盵5]并著手與法國談判，1885年6月9日，中法正式簽定《中法新約》。為此，“法國榨取了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盵6]中法戰爭，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1894年，日本駐朝鮮軍隊不斷對中國駐朝鮮牙山軍隊進行挑釁，戰爭一觸即發。國內輿論強烈要求清政府增援奮戰，阻止日軍的武裝侵略。但李鴻章等人為保全地盤與實力，不肯將苦心經營的北洋海陸軍于一試。他們不是積極備戰而是奔走于俄、美、英、法、德公使之間，希望第三國出面“調?！薄Ｊ聦嵶C明李鴻章等人的想法是幼稚的。俄、美、英、法、德不但不出面調停，反而暗地里鼓勵支持日本的侵華戰爭。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戰爭爆發，1895年4月，戰爭以中方的失敗宣告結束。這場戰爭，使清政府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事實上，北洋海軍與日海軍實力相當，按理說不會全軍覆沒，而且還有可能戰勝日本海軍，但由于李鴻章等人乞求和解，所以北洋海軍沒有作相應的準備，甚至在戰爭開始后，李鴻章等人還主張乞求和解，命令海軍退守“北洋各口”，“保船制敵”，“不得出大洋浪戰”[7]的妥協政策，最終導致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戰爭失敗的后果是簽訂了自《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喪權辱國條約——《馬關條約》?！啊恶R關條約》給中國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鎖，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災難，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8]由于《中法新約》、《馬關條約》的簽訂，帝國主義列強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肆意干涉中國的內政
外交。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俄、英、美、日、德、法、意、奧、西、比、荷11國脅迫簽訂《辛丑條約》，內容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條約規定外國可以在中國設立使館區，外國可以在中國一些地區駐軍，向各國賠款，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缎脸髼l約》的簽訂，標志著清政府徹底投降帝國主義，完全成為“洋人的朝廷”。為了抵御西方侵略者，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要向西方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思想在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使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逐漸意識到對外交流的重要性，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開始興辦洋務，希望求得國家的富強和獨立自主，但另一方面它又對西方列強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中國處處受制于列強。列強不希望中國富強、獨立自主，自然，中國在這種條件下也就不可能獲得富強和獨立自主。清政府對內統治的腐朽和對外的妥協退讓，也早讓國人對它失去了信心，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成為許多仁人志士的人生目標。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成立了南京臨時政府。這標志著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但在對外關系上，南京臨時政府仍奉行妥協退讓政策。為獲取帝國主義的承認，臨時政府在《宣告友邦書》中，重申承認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承擔過去的外債和賠款，保護帝國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和利益。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天真的認為，主動承認清朝賣國政府的可恥“遺產”，就可以換取帝國主義對臨時政府的同情和承認。臨時政府為取得列強的承認進行多次交涉都無結果。筆者認為，臨時政府對帝國主義妥協退讓的外交政策，是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但沒有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悲苦命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后，不僅完全承認了列強與清政府簽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而且為了復辟帝制，與日本簽定了幾乎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7年，中國參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等同盟國的失敗而告終。1919年，27個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擬訂對戰敗國的“和約”，中國以戰勝國的資格派出由陸征祥（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魏宸組（駐比公使）、王正廷（南方軍政府代表）五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中國代表向和會提出了七項希望條件：廢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撤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關稅自主等。同時，在中國留歐學生要求下，又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條”的要求。但兩項提案一提出就被和會最高會議拒絕，理由是不在和會權限以內。這樣就只有希望解決山東問題了。山東問題是在討論處置德國在遠東太平洋和非洲殖民地問題時列入議程的，中國代表在1919年1月27日的會上陳述了膠州灣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利均應直接歸還中國的理由，并于3月7日提交了關于山東問題的詳細說帖。日本以武裝占領的既成事實和中國曾有“欣然同意”的換文為借口，蠻橫堅持德國在山東強占的權益應無條件讓給日本，并對北洋政府加以種種恫嚇。英、法、意與日本訂有密約，積極支持日本。美國反對日本獨霸山東，提出交由美、英、法、日、意五國共管，在日本表示強烈反對并以退出和會相威脅時，美國并向日本妥協。4月30日，美、英、法三國會議在邀請日本參加、拒絕中國代表出席的情況下，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并在《凡爾賽和約》中作了明文規定。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竟然和戰敗國一樣受到慘痛宰割。真是“弱國無外交”?。“屠韬蜁现袊饨坏氖?，使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封建軍閥同人民大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要求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并懲辦賣國賊。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是中國政府在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向西方列強說“不”，這是五四愛國運動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五四愛國運動的另一個重大成果就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標志著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它為中國歷史的發展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表現在中外關系方面，則是中國人民開始以鮮明的主張和有力的行動，影響著中國的外交活動，從而揭開了中國對外關系史的新篇章”[9]。1921年11月，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1922年2月，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各國簽定了《九國關于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即九國公約。公約雖宣稱“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但只是一句空話，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取消治外法權、撤退外國軍警、恢復關稅自主權、取消勢力范圍等項要求，一概未列入公約。實際上公約的出發點是中國應為各帝國主義共同的殖民地。中國共產黨在“二大”宣言中指出：華盛頓會議使中國由歷來各帝國主義的“互竟侵略”，變為“協同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拉斯的奴隸。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反動政府仍奉行依附帝國主義和妥協退讓的外交政策。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致使我國大片領土淪陷，幸虧有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奮力抵抗，才打敗日本帝國主義。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的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中國的外交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偨Y百余年的外交斗爭，一句話，依賴外國勢力的政府只有妥協屈服，而不能有獨立自主的外交，只有國家統一、團結和強盛，才能有獨立自主的外交。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外交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二、外交思想的主要內容
（1）獨立自主與和平共處原則
新中國建立以后，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獨立自主原則應用到中國的對外關系上，從而奠定了當代中國外交的基礎。在1949年6月召開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會上指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為取得在外交上的獨立自主，他提出了“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主張。“另起爐灶”就是“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10]，在互相尊重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按驋吒蓛粑葑釉僬埧汀本褪且趶氐浊宄蹏髁x在中國的控制權及其影響之后，再讓外國客人進來。1949年2月，在同米高揚談話時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臟了……解放后，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11]。提出的上述方針，從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國外交要堅持什么樣的原則和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即如何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建立起新的對外關系，怎樣有步驟地清除帝國主義國家的影響以及如何處理同他們的關系，因而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新型的對外關系具有特殊重要意義。建國初，由于美國政府推行與中國革命為敵的政策，提出了“一邊倒”的政策，堅定地站在“和平、民主、社會主義一邊”，與蘇聯結盟。但同時又一再告誡中國同志“要用自己頭腦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當時，中蘇聯盟是戰略上的聯合，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果實和在反對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斗爭中不致于處于孤立地位”[12]。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要聽命于蘇聯。指出：“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13]。事實上，中國在處理對蘇聯關系上，仍然保持了新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地位，從未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做出過有損中國主權的讓步。1958年，斷然拒絕了蘇聯提出的有損中國主權的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中蘇聯合艦隊的主張，同時還批評了蘇聯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大國沙文主義做法。當蘇共把兩黨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并企圖逼迫中國就范時，采取了堅決頂住、決不退讓的原則。在以后的幾十年內，繼續對來自蘇聯的霸權主義和軍事威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捍衛了國家安全。為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同美國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進行了長期而堅決的斗爭，并從戰略上為中國制定了相應對策，使新中國頂住了撲面而來的驚濤駭浪。到了70年代，美國在美蘇爭霸中處于劣勢，它需要聯合中國共同對付蘇聯，于是尼克松訪華，中美建立了外交關系。美國在《上海公報》中第一次公開承認，“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14]這是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取得的又一重大勝利?！耙贿叺埂闭呤剐轮袊诘蹏髁x的軍事威脅、經濟封鎖的艱難困境中得到了蘇聯的承認和寶貴支持，鞏固了新生政權。另一方面，“一邊倒”政策也使我們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可能性”的思想，和對蘇聯的依賴，致使在蘇聯背信棄義時，我們非常被動，處境艱難，經濟上造成了巨大損失。好在及時調整內外政策（對內更強調自力更生，對外不失時機地發展同第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才走出困境。和平共處原則，是根據列寧關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的思想，結合戰后國際形勢發展的新情況，而提出的一個適用于處理同一切國家之間關系的嶄新的國際關系準則。以獨立自主為基點，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國建立和發展外交關系，由此出發，認為，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應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相處，各個國家的事情應當由各個國家的人民自己去管，任何外國無權干涉。這就是新中國外交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由來和主要依據。1953年12月3日，在中印兩國就西藏地方問題與印度代表團進行談判的時候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準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原則，印方表示贊同。五項原則也就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隨后，在1954年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中印、中緬兩國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并將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1955年，在亞非會議的發言中，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至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后定型，并且有了科學完整的表述。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贊同，成為國際公認的處理國際關系的重要原則，這是中國對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貢獻。
（2）“三個世界”劃分思想
20世紀50年代末以后的一個時期里，世界局勢動蕩，中國面臨來自多方面的、公開的和潛在的威脅和壓力，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時，強調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利益，逐漸形成了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1946年8月，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對美國當局散布的反蘇戰爭的傳言進行了分析，他指出，這種宣傳“是美國反動派用此掩蓋當前美帝國主義所直接面對著的許多矛盾，所放的煙幕”?！懊绹吞K聯之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15]認為，許多受美國控制的國家必然會與美國發生某種程度的矛盾和沖突。因此應該把美國與包括英、法在內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區別開來。這就是著名的“中間地帶”理論。1957年，在分析當時國際形勢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矛盾”和“三種力量”的觀點。他指出：“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是被壓迫民族”。[16]這樣，就把“中間地帶”明確地劃分為兩種力量，一種是二等帝國主義如英、法等國，一種是被壓迫民族。1962年，在與日本友人的一次談話中，把“中間地帶”具體劃分為四種類型國家，他指出：“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各不相同：有些國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國；有些被剝奪了殖民地，但仍有強大的壟斷資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國家取得真正獨立，如幾內亞、阿聯、馬里、加納；還有一些國家取得了名義上獨立，實際上仍然是附屬國”。[17]從1963年起，又把這四類國家概括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18]后來，他又進一步明確指出第二個中間地帶是指歐洲、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和日本?！拔覀儸F在提出這么一個看法，就是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于第二個中間地帶”。[19]關于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一是重視和突出了被壓迫民族的力量，二是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國加以區分，提出英、法等國可以作為人民的“
接同盟者”的思想?！坝头▏堑蹏髁x，但他們是大帝國主義美國想吃掉的中等帝國主義國家，同美國有矛盾，日子也很難混，可作為人民的間接同盟者”。[20]關于“中間地帶”理論的基本觀點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礎。1964年，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國際友人的談話時說：“美國在兩個‘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個‘第三世界’是指亞、非、拉三洲。第二個‘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歐為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國家，這些國家一方面壓迫別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國壓迫，同美國有矛盾”。[21]同年，他在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談話時又說：“你們不是說要建立‘第三世界’嗎？‘第三世界’只有一個法國，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個歐洲團結起來。英國，我看總有一天要起變化。美國人對英國人也不那么客氣。在東方，你們還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國拉過來，從歐洲的倫敦、巴黎到中國、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擴大起來”。[22]在這次談話中還指出，美國和蘇聯是兩個大紙老虎，因為他們脫離了群眾，這當然不包括他們國內的廣大人民。這時有關“第三世界”的論述具有明顯的美、蘇霸權主義的特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種力量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逐漸形成看來新的戰略格局。一大批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也四分五裂。鑒于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在70年代進一步完善了“三個世界”的理論。1974年，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指出：“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23]還說“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4]把蘇聯和美國并列為第一世界，不僅由于他們“原子彈多，也比較富，更重要的是由于這兩個超級大國都企圖稱霸世界，對世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25]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雖然分散，經濟不發達，但決不是一種任人宰割的對象，而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事業進步的主力軍。處于兩個超級大國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則是反霸斗爭可以爭取和團結的力量。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是中國針對最大霸權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反霸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依據，“它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于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們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6]
（3）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思想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外交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著外交思想的始終。
新中國建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了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的政策。1951年，朝鮮內戰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武裝干涉，并不顧我國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戰火一直燒到鴨綠江邊，空襲我國東北邊境。和中國政府應朝鮮政府和人民的要求，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組建并派遣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隊一起共同抗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經過三年的艱苦戰爭，把“聯合國軍”趕到三八線附近，最終迫使美帝國主義于1953年簽定停戰協定，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給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以沉重的打擊，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威望。
第二世界大戰結束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而美國則憑借其軍事和經濟實力，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各國革命運動，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以達到稱霸世界的目的。支持亞、非、拉人民反帝、反霸、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統一是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把支持亞、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義、反霸，把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看作是中國人民份內責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開的中共八大上，宣布：“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斗爭，我們都必須積極支持”。[27]從50年代中期起，極大地關注著亞、非、拉三洲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反霸斗爭。1956年埃及人民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的正義斗爭，得到了和中國人民的有力支持，說：“我們堅決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運動，堅決反對任何侵犯埃及主權和對埃及實行武裝干涉的企圖”。[28]1967年12月,正當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處在最為困難的時刻,代表中國人民堅定地表示：“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29]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爭,中國人民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不惜承擔了最大的民族犧牲。1970年5月,美國把戰火燒到了柬埔寨,發表了著名的五•.二O聲明,強烈譴責美國的侵略行徑,表明了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打到底的堅強決心和嚴正立場。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亞宣布廢除同荷蘭之間的“圓桌會議協定”。同年10月2日,在歡迎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宴會上指出：印度尼西亞廢除圓桌會議協定和要求收復西伊里安的斗爭是正義的,中國人民堅決地支持你們。對于非洲興起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十分重視。1958年10月,幾內亞宣布獨立。和分別致電祝賀并予以承認。1959年10月,幾內亞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從而成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同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為中國打開同這一地區國家的關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進入60年代,非洲出現更多新獨立的國家,中國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認,而且與其中不少國家簽訂友好條約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加深了相互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與此同時,一直密切注視拉丁美洲人民的斗爭。1961年,當古巴人民面臨著美國武裝干涉的嚴重威脅時,親自出席了古巴駐華大使為慶祝古巴革命勝利兩周年而舉行的招待會,對古巴大使說：你們是會勝利的,中國人民決心從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支持古巴人民的愛國正義斗爭。同時，中國還給于這些國家大量經濟援助，如1953年中國政府決定：將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12月31日期間中國援助朝鮮的一切物資和費用，全部無償地贈給朝鮮政府；并決定，從1954年到1957年，再贈給朝鮮政府8億元（新人民幣）。1955年中國決定無償贈給越南/">整理提供8億元（新人民幣）。后來又無償地給非洲修建了一批工程，如坦占鐵路等。事實上，當時我們國家的經濟情況是非常困難的，給他們提供的無償援助實際上是中國人勒緊褲腰帶節省下來的。這種對外援助沒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影響了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和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霸權主義的同時，也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20世紀50年代，直率地批評了蘇聯領導人在處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上的大國沙文主義錯誤，并堅決抵制了蘇聯領導人提出的搞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有損中國主權的主張。20世紀60、70年代，對蘇聯領導人的霸權主義政策進行揭露和反對。多次指出，蘇聯野心很大，到處伸手，整個歐洲、亞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但力不從心。蘇聯霸權主義不僅構成了對中國安全的直接的最大的威脅，而且危及歐洲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多次提醒西方國家，要警惕和提防蘇聯的霸權主義擴張政策。同時，還熱情鼓勵弱小國家要消除對大國的恐懼心理，敢于同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作斗爭。他說：“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有時也動手打人，我們就是不要被它嚇倒，不要怕它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這是由歷史形成的，現在這種迷信正在破除”。[30]他還指出：“大國小國應該平等相待，那種認為大國是不好惹的，小國是可以隨便欺侮”的論調“是絕對沒有道理的”。[31]國家有大小，有強弱，有貧富，但在國家關系上則是平等的，絕不能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掠貧，世界各國應按照和平共處原則處理好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超級秘書網
三、外交思想對當代中國外交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外交在外交思想的指導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努力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經過不懈的努力奮斗，終于打破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頂住了霸權主義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使中國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社會中站穩了腳跟，并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1949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之時，只要十幾個國家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經過二十幾年的艱苦奮斗，到1976年，世界上已有110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這為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基礎。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在《高舉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一文中，明確指出：“同志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我們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和經濟文化往來”。[32]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進一步指出：“同志在他晚年還提出了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并且親自開創了中美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從而為世界反霸斗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同志的功績”。[33]1984年5月29日，鄧小平在論述當代中國外交的基本點時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實際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紀，主要是兩句話，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句話是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這是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基礎”。[34]鄧小平的這些講話，深刻地揭示了外交思想對當代中國經濟建設和對外關系的重要意義和深刻影響。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題，國際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天下并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未消除，他們大肆鼓吹“新干涉主義”，竭力推行“單邊主義”，企圖包攬世界事務，妄圖主宰別國命運，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別國利益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國，到處兜售他們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他們以強凌弱，肆意干涉別國內政，甚至尋找借口發動戰爭。鄧小平指出，要爭取和平，就必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堅定力量。因此，外交思想對于指導當代中國的外交工作，進一步發展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其它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獨立自主原則仍是當代中國外交堅持的基本立場。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強調指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35]在此基礎上，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明確提出“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當今國際事務中，對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最大威脅是某些西方大國，它們對我國內政橫加干涉和施加種種壓力，霸氣十足。在處理國家關系中，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維護中國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這是我國的根本利益所在。如鄧小平所說：“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作它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同時，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決不允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我國泛濫。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36]正如上面所說的，由于霸權主義仍在危害世界和平，所以反對霸權主義，爭取和維護世界和平仍是中國外交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在七十年代劃分三個世界時，曾經揭示出霸權主義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今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是導致世界動蕩不安的重要因素，并以新的形式出現，“人權外交”、“經濟制裁”成為霸權主義向別國施壓和干涉別國內政的重要手段，甚至以“人道主義”為借口，對主權國家實施軍事打擊。在這種形勢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國外交的一項艱巨任務。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中國革命勝利后，一直奉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的政策。這個斗爭還沒有結束，可能至少還要進行一個世紀的斗爭。反對霸權主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7]繼續加強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曾多次指出中國交朋友的重點應該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中，又突出強調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表明了中國也是第三世界。在看來，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主力軍”。在新的歷史時期，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發展中國家仍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說：“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力軍，是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的同盟軍”。[38]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連續挫敗西方反華勢力的所謂人權問題的反華提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兄弟國家對中國的有力支持，是這一斗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因此，鞏固和加強與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仍是中國外交的立足點。鄧小平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算是一個，中國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實地屬于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我們多次講過，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將來發展起來了，還是屬于第三世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39]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外交在獨立自主和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04年6月底，我國與世界上165個國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與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經貿、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根據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則，對一些亞、非、拉國家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條件的經濟技術援助，增進了同這些國家的友誼。并先后同美國、俄羅斯、日本、歐盟等大國或國家集團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戰略伙伴關系，同大多數周邊國家解決了歷史遺留的復雜邊界問題。中國在國際上樹立了不卑不亢、光明磊落、平等待人的獨具特色的外交風格，贏得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的尊重與贊譽。
參考文獻
①《中國現代史（下冊）》王檜林郭大鈞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近代中外關系史（上、下冊）》劉培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③《中華民國外交簡史》楊公素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