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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積極主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對此曾做過大量的論述。但是,他的這種思想還沒有上升為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衡量他是否形成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應注重幾個方面的條件。雖然一直積極主張進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但受國內、國際、實踐的局限性和本人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他最終未能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
關鍵詞:;對外開放;對外交往
積極主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對此曾做過大量的論述。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就堅決反對閉關鎖國,主張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對外經濟文化交往。民主革命時期,在同斯諾、謝偉斯、福爾曼等外國友人談話時多次說: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的投資。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又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并做到“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新中國成立前夕,繼續強調,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主義國家做生意,同時,也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1956年4月,他在會見丹麥駐華大使金•阿•格瑞杰生時,明確地說:“我們愿意向你們學習,我們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愿意的話,我們也愿意向他們學習。”1956年,為了探討從中國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著《論十大關系》,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學習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1964年他提出“洋為中用”地對待外國文化的方針,并于1965年9月會見來訪的印尼客人時再次表述了這個思想。的以上論述都表明了他反對國家封閉,主張在平等的基礎上積極與外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思想。
但是,我們認為,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思想還沒有上升為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不少學者曾經著文談“全面對外開放”思想如何,我們認為是不恰當的。衡量是否形成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起碼應注重如下三個方面的條件:首先,要把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往看作是一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本途徑,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二戰后,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興起,當代世界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由此開創了世界經濟開放的新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雖然也認識到,一國要發展,應該加強對外經濟文化聯系,要爭取外援。但他并未認識到這是一國經濟發展和社會事業進步必不可少的途徑和條件;他只是認為,我們搞經濟建設有這樣一個外部條件更好,沒有,我們自力更生地建設也完全可以。
因此,一遇國際關系局勢緊張,他便極易產生否定對外經濟文化交往的思想。所以,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思想基本上局限于同外國做生意、互通有無,而不可能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系統理論,更不可能在他的領導下制定出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其次,對外開放是與商品經濟緊密相聯,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經濟仍處在落后的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狀態,商品經濟不發達。由于害怕發展商品經濟會導致資本主義,因而全國上下對商品經濟都缺乏正確的認識,只是滿足于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滿足于“既無外債也無內債”,經濟發展處于一種徘徊不前的狀態。雖然也強調開展對外交流,但在具體的實踐中相差甚遠。最后,對外開放要求市場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而建國后我國所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對外開放局面的形成。我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雖曾對經濟發展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種種弊端,企業缺乏應有的自主權,職工缺乏生產的積極性,造成了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的局面,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阻礙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阻礙了對外開放局面的形成。
雖然一直積極主張進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但受多種因素的制約,他最終未能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
一、從國際環境看
事實上不存在我國進行對外開放較為寬松的外部客觀條件,這是未能形成全面對外開放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因新中國成立后,即處于帝國主義國家的封鎖包圍之中,自1950年10月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禁運政策長達20多年,聯合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禁運項目多達500多種,從而限制了我國同世界各國的聯系。根據當時國際形勢,我國選擇了對蘇聯東歐少數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的政策。實際上“一邊倒”既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冷戰背景下,東西雙方都謀求推翻對方,實行“一邊倒”的政策易使西方國家產生逆反心理,他們認為,既然新中國完全倒向了社會主義蘇聯一邊,我們決不能再向它提供任何的援助而要聯手制裁它。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則認為既然西方國家與我為敵,他們即便提供援助,我們也堅決不接受。1951年我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陡然比上年下降了27.7%,對美出口基本停頓,主要原因是當時美國當局致力于在東西方國家間就承認新中國問題結成共同陣線,對新中國持一種日甚一日的敵對態度。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蘇聯政府撕毀600多個援助項目和合同,撤走全部專家,致使我國在這期間同蘇聯東歐的交往也降到了最底一層,而西方國家仍然對我國實行封鎖制裁政策,上述原因迫使我國不得不在實際上被孤立、被封鎖狀態下進行經濟建設。從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算起,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連續三年下降,下降幅度分別為13.1%、22.9%和9.3%。以后10年的平均增長率僅1.3%,比前10年下降了18個百分點,而這段時間世界貿易市場增長率為9.0%,其中日本為17.5%,南韓39.6%,臺灣為24.6%。[6]整個60年代,我國對外交往的步伐大為減慢,幅度大為減小,再加上國內其他一些因素,生產力發展滯后,逐漸擴大了同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那時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7]鄧小平這段話不僅指出了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未能形成全面對外開放思想及系統理論的外部客觀原因,而且說明了這一原因在中國走向封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從國內因素看
事實上也不存在促使形成全面對外開放思想的國內條件晚年一直未放松階級斗爭的思想,且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其“左”的思想的發展,不斷地將階級斗爭的思想和實踐擴大化,“”中發展到極點,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階級斗爭、堅持和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上,而沒用于大力發展生產力,促進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對外交流和交往上,從而阻礙了他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從1949年到1956年,和黨中央對階級斗爭問題的認識和處理雖有欠缺,但基本上是正確的。之后在復雜變幻的國內國際形勢下,在多種主客觀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下,又重新認識到“進行大規模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并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逐步將階級斗爭擴大化了。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蘭、匈牙利事件之后,西方國家利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的失誤乘機掀起了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這使對國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看得特別重。60年代,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我們更加強化了國內“反修、防修”的斗爭。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并號召反對“單干風”、“黑暗風”,這都使我們偏離了經濟建設這個主題,更談不上進行對外開放和交往。隨著我們黨和本人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左”的理論和實踐不斷發展,1966年夏季之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逐漸形成,并支配了國內全局。在這種背景下不要說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就連一直倡導的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思想也完全拋棄了。
三、對世界形勢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
促使其逐漸放棄了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和積極開展對外經濟交流的思想,更不可能再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從1956年開始,由于國際上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使對國際形勢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相對應,他對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文化關系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56年蘇共二十大及波蘭、匈牙利事件之后,國際上出現了一股瘋狂地反蘇反共浪潮;美國繼續到處制造緊張局勢,干涉別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上述原因交織在一起使深切感受到國際帝國主義威脅的嚴重性,他對世界形勢的看法因此發生了很大變化。他一再強調世界處于緊張局勢之中,強調存在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危險,強調帝國主義是侵略戰爭的根源,戰爭還是和平已成為世界政治的根本問題。60年代對世界戰爭危險性的估計更加嚴重。客觀上,我國面臨的局勢進一步惡化,除了兩大陣營對立狀況沒有改善之外,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破裂,蘇聯在中蘇邊境不斷挑起事端對我國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印度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對我國邊境發動大規模進攻,我國迫不得已對印度進行自衛反擊戰。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之后反華之心不死,在對我國東南沿海形成半包圍的同時,又發動侵越戰爭作為向我國大陸進攻的跳板。在這些情況下,對世界戰爭的危險性看得特別重,他認為世界戰爭已不可避免,越來越近,迫在眉睫,號召全國上下各條戰線做好早打、大打戰爭,打核戰爭的準備。70年代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有了很大變化,對世界戰爭的看法有所改變,但基本的戰略認識沒有更改。在此背景下,逐漸放棄了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和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思想,從而也就放棄了其全面對外開放思想形成的可能。超級秘書網
四、實踐的局限性影響了全面對外開放思想的形成
一方面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一生只出國兩次,且都去了蘇聯,從未到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感性認識,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創造出的高度文明、先進的科學技術等等沒有切身體會。不僅如此,自新中國成立之后,即使當時主要的中央領導成員也沒去過西方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總理只是于1954年到過日內瓦),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下發生巨大變化的西方世界也無感性認識,因此他們也不可能提供一些活生生的例子供參考和借鑒。對西方世界的認識主要通過看材料、聽匯報,在與西方對抗的冷戰背景下,有些材料和匯報不免失之偏頗。這都使對外交往的視野受到歷史條件的局限,認識的廣度和深度也受到某種影響。
另一方面,適應性的成功產生的錯覺也影響了全面對外開放思想的形成。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成功的,領導的維護國家主權、恢復經濟建設也是成功的。但這兩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國情”適應的成功。由于和平建設的成就相對于長期戰亂破壞有隔世之感,特別是在缺乏國際經濟發展橫向比較的情況下,很容易使人產生錯覺,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對于封建主義的整個社會形態的進步,從而把適應的經驗全看成建設的經驗。
受多種條件的限制,最終未能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思想,但他一直倡導的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思想,為后繼者在開放中改革、在改革中開放提供了思想依據和實踐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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