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主義制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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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美日等國"中國威脅論"興起，大有中國崛起必引起世界災難的驚恐，這股思潮至今未見其衰，乃至一些國家如印度為擴張自身軍備水平，也打起"中國威脅論"的噱頭，1998年，印度在試爆核武的時候，國防部長費爾南得斯就曾說中國正在"威脅"印度的安全。其實這樣的說法只不過是"鏡子戰略家"們（注：此一概念是由美國政論家P.M.S.布萊克特所概括，是指美國那些號稱軍事學家的人們，經常會把自己這一方面所擁有的軍事能力或自己不自覺地懷有的意圖硬套在他人身上，當他們主張應加強自己國家的軍事能力以對付"敵人"的威脅的時候，他們想象著"敵人"一定也在以本國為敵并且在發展足以致本國于死地的武力。）的一種自我心理投射，如果聯系中國傳統的文官對武官的細密控制，所謂中國崛起將威脅世界安全便只不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不曾偷，出論者的居心值得置疑。

中國是一個深受和平主義浸染的國度，這一點對于中國以外的人來說，恐怕很難理喻。這幾年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威脅論"，中國乃對世界各地的專家學人，紛紛從中國的傳統典籍中，證明了中國歷代圣賢以及百姓對戰爭的厭惡和對和平的熱愛。不過僅僅從精神文化層面來說"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還是難以令人信服，任何事物只有深入到制度層面，才能說明事物存在的穩固性。在中國古代乃至現在，恰恰正是存在著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官對武官的控制制度，這一套制度使得中國"不得不"成為"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度"。

有興趣的讀者如果翻一翻美國漢學家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或者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便能夠一窺中國古代文官對武官的制度化控制端倪。這兩本書都向人們講述了同樣的故事：那就是在宋明清的漫長歷史年代里，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都是"士農工商"的多元構成而"士"即文官系統是是國家的統治階層，經過科舉考慮而進入廟堂的舉人進士們熟讀詩書習慣于坐而論道，尚武縱力對他們往往就成了一種"下三濫"。國學大師錢穆總結說："......此種文武分職，軍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國又是古已有之，亦屬中國舊制中一項優良的傳統。"（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方法》P29）文職官僚們的權力是如此之大，以至近千年來中國軍人的最高官價也不過是區區總兵，而他們還必須時時受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制，節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設置上比他們官高一級，方法之二是不構造全國劃一的軍事后勤供應系統，各地的軍隊由各地方分散供給，也就是說軍事物資的供給權也掌握在文職行政官員手中。而全國性的軍事管理機構"兵部"的長官兵部尚書也歷來是文官，就如現代世界多數國家的國防部長是文官一樣。

說明中國古代文官對武官控制之厲害的具體事例，可見之于明代戚繼光、袁崇煥等苦心經營中國武力時的艱苦，前如戚繼光如無文官階層的最高權威張居正的死力扶持，就斷不會有戚氏抗倭保國的武功；后如袁崇煥雖身為文官階層，但創造中國武力時在文官階層中所經受的磨難，亦非現在我們所能體悟，及至最后終抵不過文官階層的集體性損毀而被崇禎皇帝所殺，它的直接后果是明朝再也無法抵御努爾哈赤的進攻、最后崇禎皇帝做了亡國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時到今天文官對武官的控制制度仍基本未變。現今中國政府的最高決策層不見國防部長、也不見任何軍方人士、乃至沒有專門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官員，都是明顯可見的證據。而在軍隊內部一支龐大的政工干部系統的存在，正起著傳統文職官僚對軍人的制約作用，不同的是在古代社會文官對武官的控制更多局限在宏觀，而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則將這種制度深入到了微觀，不僅在高層有對高級將領的控制，在低層也有對普遍官兵的控制。

美國前總統肯迪的弟弟--古巴導彈危機時任美國政府司法部長的羅伯特肯尼迪，在古巴危機后曾經寫作回憶錄《十三天》，說在當時美軍高級將領蠢蠢欲動要對蘇聯和古巴動武時，多虧了作為最高決策者的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都是文職人員，是他們控制了武人的戰爭沖動，才幸免了一場浩劫的發生，肯尼迪說這是美國文官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實際上現今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官僚制度和文官政府，據考證說正得自中國古代政制對西人的啟發，幾百年前中國方在強盛之時歐洲法德等國羨中國之管理有效，從中悟出文官政府的偉大意義并進而仿效之，后來這一制度又飄洋過海移植于了美利堅。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也是中國人對于世界和平的一個偉大貢獻。--言歸正傳，"中國威脅論"的胡猜亂測之所以說是"無端"，且不說現在中國的軍事力量還相當薄弱，單談中國的文官對武官的控制，也遠比美國來得徹底和有效得多。因此世人大可相信中國和平主義的存在，未來中國對外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在隨革命起家的老一輩退出政治舞臺、新興的文職技術官僚走強的同時，已越來越小。特別是在中國人的宗教情感比較淡薄、中國戰略文化傳統受世俗文化影響更深的情況下尤是如此，除非關鍵性的國家利益受到侵犯，否則中國都將遵從商業時代的游戲規則不會輕啟戰端。相比之下宗教情感濃厚的國家如美國則可能并非如此，偏執于一神的信仰會使思維方式上非此即彼，其容讓之心因此較為短缺。也鑒于此"中國威脅論"并不值得一提，它只是美國式政治思維在中國問題上的一個類比表達，所反映的并不是中國現實。軍事野心多軍人出，沒有精英將領的蠢蠢欲動，再好戰的文職政府也不可能發動軍事機器。二戰前夕的日本之所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就在于日本軍隊少壯軍官的膽大妄為沒有很好被遏制并進而沖擊了文職政府的權威，乃至文職官員任命最后需要征求軍方的同意，文職官僚系統成了軍事機器的一個傳聲筒。這樣的情況在中國難能出現，中國文職政府控制制度過于有效，甚至有嫌過頭抑制了中國國防建設的自然發展并危害了國家安全。近些年來中國國家安全環境不樂觀因素的增多理應就有這方面的因素。故此本文作者有時并不擔心未來中國人不熱愛和平，而擔心中國過于因為和平主義而完全喪失了尚武精神。一個不懂得、不敢于斗爭的國家，是不能保證自身的國家利益的，同時實際上也不能為人類更大范圍內的安寧作出貢獻。我倒是希望中國人尚武一些，真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就是鼓勵中國去同他國打仗，而是想說人類的相互承認和國際民主離不開有理有據的斗爭。可是我事實上也擔心中國人會丟棄和平主義的信仰，19世紀末以來的與列強角力，不免也會使中國人生成出與列強相同的思維模式，就如正在鬧著南亞緊張局勢源泉之一的印度，這個佛教、印度教、波羅門教、耆那教的國度曾經千余年只和不斗，同樣有著和平主義的悠久傳統，然而喜馬拉雅山和克什米爾的干戈，卻已經告訴人們那不過都"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