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下電影金剛川多視角敘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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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剛川》是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的獻禮片，影片采用了多視角敘事的手法，分別從士兵、對手、高炮班和橋這四個角度講述了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最終階段，中國人民志愿軍渡過金剛川的故事。從不同角度講述同一個故事，是我國戰爭片的一種新嘗試。在傳播學視域下，這種創新也有其特別的含義。

【關鍵詞】多視角敘事；防疫效果；刻板印象；議程設置

敘事視角又被研究者們稱為“敘事角度”“視點”“視覺角度”“眼光”“透視”“敘述焦點”。“視覺角度”“眼光”“透視”“敘述焦點”，都隱含著觀察者的視角、敘述人觀察和理解人物和事件的切入點、對敘述重點和細節的選擇等要素。①通俗來說，運用多個視角進行敘事，就是從不同的角度講述同一個故事。電影《金剛川》在講述故事的時候，就運用了多視角的敘事策略，影片一共分為四段，分別涉及士兵、對手、高炮班和橋的視角。它并非單純的攝像機位的變換，而是提供給觀眾的視聽角度和觀看角度的變化。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在帶給受眾視聽享受的同時，也履行著媒介的傳播功能。因此，我們可以試著從傳播學的角度來分析《金剛川》多視角敘事的意義。

一、構建多元語境，增強“防疫”效果

麥奎爾提出的防疫論認為，若要人的信念、思想不易改變，應事先接觸多元的觀點，這樣在將來接受反宣傳時才能形成免疫力。在醫學中，要想保持身體健康、增強身體抵抗力，主要有兩種辦法：一是滋補法，二是接種法。麥奎爾將這個觀念引入傳播學領域，認為想要堅定受眾的信念，也可以采用滋補法和接種法，即加強對原有觀點的正向宣傳，或者讓受眾適當接收一些不同的聲音。通過實驗，麥奎爾得出，接種法比滋補法更能抵抗態度的改變。[1]電影《金剛川》是對真實事件的改編，李凱爾特始終強調價值觀作為歷史敘述的指導原則的重大作用，承認歷史敘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主觀主義”成分。②在互聯網普及之前，受眾似乎習慣于抑或只能夠接受自上而下的傳播，對于“主觀主義”沒有太強的逆反心理，因此在20世紀20年代，槍彈論甚囂塵上。[2]可是當互聯網為公眾賦權，給予他們表達觀點的機會之后，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的說教式電影所取得的宣傳效果便日益式微。想要稀釋這種“主觀主義”，單一視角變多元視角無疑是一個好的嘗試。在影片當中，觀眾可以跟隨鏡頭從劉浩、關班長、張飛、閆瑞等人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這場戰爭。在影片開始，李九霄飾演的劉浩一心只想早日渡橋，能夠上戰場殺敵。因為他想立功，想獲得軍功章以告慰犧牲的戰友。而張譯所飾演的張飛在最后孤身守衛高射炮時，讓他堅持下去的，除了保家衛國的信念之外，還有與關班長的兄弟情誼。戰士們究竟為何而戰？為國家？為戰友？為榮譽？雖然在這種多視角的傳播語境當中，不同的受眾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但多元聲音的存在，反而加強了受眾對“真理”的堅定，受眾明白了英雄其實也不是無欲無求的圣人。因此，即使影片沒有像以往大多數抗戰電影一樣將人性刻畫得盡善盡美，但是對于那些“最可愛的人”，我們的敬佩之心是相同的，對于和平的珍惜也是相同的。

二、打破刻板印象，緩和國際關系

當今世界已進入了全球化時代，這一點毋庸置疑。在全球化時代從事信息傳播，需要有國際視野，不能僅僅局限于一個地區，電影傳播亦如此。在過去的抗戰電影當中，我們總是習慣于將對手臉譜化，習慣于將其刻畫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形象。戈夫曼提出，框架是人們用來認識和闡述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結構，人們對于現實生活的歸納、解構和闡釋都依賴于一定的框架。[3]他將框架理論應用于傳播學當中，認為不僅大眾媒體會應用框架來建構事件，受眾也會應用框架來解構事件。受眾框架雖然會受到眾自身觀念、個人成長環境和道德素質等因素的影響，但不可否認，媒介框架影響著受眾框架。對于受眾來說，大眾媒體通過媒介框架介入受眾解讀和存儲信息的過程當中，同時通過某些傾向性的表述將受眾的注意力引導到事件的某些方面。[4]因此，電影中固定的敘事框架，比如對敵人形象的固有刻畫，會煽動受眾的仇恨情緒，形成極端的民族主義，從而激化國內外的矛盾對立。也就是說，一味地將對手臉譜化其實是有悖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的。不僅如此，中國政府一向主張和平發展，永不稱霸。如若放任非理性的網絡民族主義蔓延，也會破壞我國和平發展的國際形象。[5]在電影《金剛川》中，對手視角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刻板印象，同時解構了以往固定的敘事框架。至少在影片的第二部分，我們了解到即便是敵軍，也有許多普通人，他們也不愛戰爭，懼怕死亡，渴望回家與家人團聚。美國空軍史密斯也曾開心地和希爾分享可能停戰的消息，向其傾訴自己對和平生活的向往。并不是所有的對手眼里都只有殺戮，他們可能也只是被迫參與了這場戰爭。槍響之后，沒有贏家。這些片段的加入，不禁讓我們思考戰爭的本質，以及思考戰爭帶給我們的傷害。過去的傷痛我們不應該忘記，但如今的我們可以處在一個更寬廣的視野來呼喚和平。

三、主動設置議程，彌合知識斷層

近年來，抗美援朝戰爭頻頻“被污名化”，“戰爭無用論”此起彼伏。在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推進，一些人打著“學術研究”“學術創新”的旗號，質疑、污蔑甚至否定抗美援朝戰爭。這種言論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研究，而且在社會上造成了思想混亂。[5]不僅如此，因抗美援朝戰爭題材的敏感性，相關影視作品并不多。20世紀80年代之后，相關影視作品的創作數量大幅降低，近40年間上映的抗美援朝劇情片只有6部，2000年之后僅有1部（《我的戰爭》，2016）[6]。年輕一代可能只在課本上看到過這場戰爭，但這場戰爭背后的意義和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或許很少有人了解。又加之戰爭的年代久遠，普通大眾對這場戰爭容易缺乏正確認識，出現認識斷層現象。對于本就不太了解這場戰爭的年輕人來說，想要對抗美援朝戰爭有一個系統且全面的認知就更是難事。電影《金剛川》的上映，其本身就為新聞報道提供了話題。影片當中的多角度敘事更是為媒體的報道提供了思路，它們開始主動設置討論議程，如新浪新聞志愿軍修橋的真實畫面，觀察者網講述抗美援朝對中國崛起的意義，微博熱搜上線“《金剛川》原型人物”等話題等。不同媒體應用不同框架對這場戰爭進行報道，這正好呼應了電影中的多元視角，不管是從工兵連、高炮班的角度，還是從外交關系的角度進行報道，都有助于受眾更加全面地了解這場戰爭。一位微博網友這樣寫道：“電影《金剛川》的上映讓我了解到抗美援朝戰爭對我國的意義竟如此重大。”

四、結語

《金剛川》運用多角度進行敘事，是我國戰爭片的一種新嘗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受眾所接收的媒介信息越來越多，受眾面對海量信息常常難以抉擇。同時，網絡空間的虛擬性，也為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提供了庇護，導致謠言、謾罵等現象出現，群體極化問題嚴重。不僅如此，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國經濟不斷發展，與各國的聯系越發緊密，難免會與其他國家產生摩擦。在全球化背景下，電影作為一種國際性語言，既具有商業的一面，也是一種藝術的表達形式，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價值觀。從根本上來講，抗戰電影創作尚須努力將意識形態與敘事技巧巧妙結合，傳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民族文化。抗戰電影應在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前提下，引導觀眾理性思考，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中，倡導反戰，擁護和平。③電影《金剛川》運用多視角敘事，不僅很好地表達了意識形態的內容，傳遞出正能量，而且在全球化時代引導受眾開闊了眼界，發出了呼喚和平的強烈呼聲。雖然這種多視角敘事還是存在著節奏混亂、劇情進展緩慢、相同鏡頭重復應用等問題，但它的確為我們提供了思考問題的多元角度。基于此，《金剛川》是值得未來的電影生產者借鑒和學習的影片。

參考文獻：

[1]張佳佳.抵抗與免疫：抵御網絡政治謠言的可能性及路徑——以“防疫論”為視角[J].東南傳播,2020,(5):96-98.

[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胡正榮,段鵬,張磊,等.傳播學總論(第二版）[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4]曹秦雨.互聯網時代新聞框架的應用[J].新聞文化建設,2020,(17):90-91.

[5]鄧文,趙杰.新時代下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影響研究[J].南方論刊,2020,(12):14-16.

[6]石善濤.近十年來抗美援朝史研究述評[J].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5):33-47+157.

[7]詹慶生.〈金剛川〉：抗美援朝電影的新突破與新挑戰[J].電影藝術,2020,(6):59-61.

作者:劉斯婕 袁智忠 單位:西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