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心理及公共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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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心理健康研究應該建立比較規范科學的理論模型架構，完善兒童心理特征的分析因子體系。綜合來講，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分析因子主要有價值觀、社會化（適應）、性格與行為特征、學習特點等方面［1］。本文受之前調查問卷設計框架約束，重點就價值觀和社會適應兩方面，總結調查發現。
（一）價值觀
第一，流動兒童對城市缺乏歸屬感。流動兒童的城市歸屬感是指流動兒童個體或群體對某個城市的認同程度和關聯程度。受訪流動兒童中“深圳給你有歸屬感嗎？”47%的兒童回答“沒有”，15%的兒童回答“不知道”，二者相加的比例高達62%。缺乏歸屬感，和缺乏安全感有關。這一點，從反映歸屬感的指標——安全感——也得到一致的結果。調查中發現，只有37%的受訪兒童認為深圳給他安全感，19%的兒童回答“有時有”。比較老家和第二故鄉深圳，68%的受訪兒童喜歡生活的地方是老家，因為深圳沒有“熟悉的伙伴”（45%）、“沒有可以自由玩的地方”（32%）。17%的兒童回答“總是要搬家，很不穩定”。缺乏歸屬感，也和缺乏穩定感有關。問卷顯示，64%的受訪兒童有轉學的經歷。而轉學的原因大多是因為父母工作不安定，兒童轉學有近半數的原因是父母換工作，另外竟然有34%的受訪對象表示轉學是因為學校停辦。這個令人吃驚的數字一方面反映了流動兒童的不安穩，同時也反映了流動兒童受教育環境亟待改善，在這些孩子心理上折射出社會對“外來人”不公的感受。
第二，流動兒童心理上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感和對立感。一些民辦學校教學設施、設備簡陋，存在師資水平參差不齊、管理不善以及安全衛生隱患嚴重等問題。56%的兒童在調查中認為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最大的差異是后者“教學質量、教學設備和老師比較好”，22%兒童回答“活動場地、教室比我們好”，14%的兒童回答“公辦學校的作業本都比我們好”，8%的兒童回答“學校圖書館比我們好”。流動人口子女享受不到優質教育資源，或者需要交納一定數額的“借讀費”或“贊助費”才能進入公立學校就讀，表明流入地區在義務教育上對流動兒童沒有實現“國民待遇”，容易使這些孩子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不平等感、對立感。調查中，44%的兒童最恨或者最厭惡的事情是讀公立學校“要多交費、是B類學生”，26%的兒童最恨或者最厭惡“公辦學校的學生罵我們是‘野雞學生’”，17%的兒童最恨或者最厭惡“那些看不起我們的本地人”。被歧視感在流動兒童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對立感，也影響了兒童的性格和行為特征。
（二）社會化
1.流動兒童的適應社會存在一定的困難
社會適應是指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個體的觀念、行為方式隨之而改變,使之適應所處的社會環境的過程。社會適應包括觀念(或心理)和行為兩方面。由于生活、學習、社會環境的變遷，流動兒童對于適應深圳、融入城市生活存在一定的困難，部分孩子表現出適應不良。深圳流動兒童的發展遵循著“處境不利——壓力——適應不良”的直線模型。受訪兒童的壓力排序依次是學習壓力（58%）、與家長相處（16%）、與老師相處（13%）、與同學相處（13%）。另一方面，家庭經濟環境對流動兒童構成一定的處境不利。84%的受訪兒童需要承擔家務，其中，近六成的孩子是要幫父母打下手（如看守鋪面、賣東西等），近半數的孩子幫家人準備中、晚餐，26%的孩子照顧弟弟妹妹。超過三成的孩子最大的希望是父母掙錢供讀書、能有一個專門的書桌或房間學習。
2.流動兒童的自我評價參差，總體偏低
問卷調查中有這樣的問題：“你希望自己將來能拿到什么樣的學歷？”，超過三成的孩子選擇專科（不含專科）以下的學歷，其中，選擇“小學”和“初中”學歷的比例分別是4%和8%，見下圖。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受訪對象的自我評價和期許偏低；另一方面，近三成的受訪兒童選擇最高學歷是“博士”，從一個側面反映流動兒童中心理彈性的積極視角。部分孩子在相對嚴苛的生活、學習環境中，鍛煉了意志，培養了吃苦耐勞、自強自立的品質。
3.流動兒童的城市融合度偏低
調查中發現，46%的兒童通常和和各地同學一起玩耍，39%的兒童通常的玩伴是“老鄉”，僅有15%的兒童“和本地同學”一起玩。這與流動兒童群體的生活、讀書環境相對受限有關。對于孩子來講，童年玩伴、同學關系是形成歸屬感的重要因素。與城市兒童的融合度低、疏離感、距離感強，與前述流動兒童的城市歸屬感偏低互相印證。在調查中當我們問到“你希望父母讓你周末上興趣班嗎？”孩子們反映比較淡漠。63%的兒童表示“無所謂”，15%的兒童明確選擇“不希望”，只有22%的兒童回答“希望”。似乎，這反映了流動兒童的學習意欲不強烈，但是，鑒于這些孩子普遍要幫助料理家務、課業壓力大、家庭條件不允許等客觀情況，孩子們的答案也許是無奈地面對現實。而興趣班等社會活動，正是孩子接觸校外人際關系的良好平臺之一。
二、調查中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
第一，流動兒童進入城市，開闊了視野，在總體行為上具備和城市孩子類似的特征。問卷中一些答案，讓我們看到這些孩子可愛、天真的一面。孩子對父母的期望及期望排序，見下圖。40%的受訪兒童對父母最大的期待是“適當滿足我正當的小要求，比如吃麥當勞、買溜冰鞋、買課外書等”。這是普通城市兒童常有的小愿望。第二，流動兒童對家庭、學校的期許是合理的，要求不高。前述提及受訪者中對父母最大的希望是滿足去麥當勞、買課外書之類的小要求；對學校，“多一些課外活動的時間，給我一點娛樂空間”、“多舉行一些活動，比如知識競賽、春游”成為最多孩子（33%、33%）的希望，同時，希望學校能夠“提供優質的早餐午餐，能喝到牛奶，多一些菜”、“老師不要因為我不是優等生而忽略我，遇到學習挫折時能關注我，并給我一些支持”的孩子分別占30%和28%。第三，流動兒童問題和家庭環境密不可分。孩子的第一老師是家長，孩子的教育和培養是家長、學校、社會共同作用的結果。流動人口總體呈現文化程度較低、收入水平較低、工作不穩定等特點，使他們在育兒觀念、教養方式、教育投入能力等方面處于社會平均線下，無法為流動兒童提供較為優越的家庭生活、教育環境。調查問卷中一個題目“當父母這樣做時，你覺得幸福”，孩子們的答案從側面反映了流動兒童的家庭環境不容樂觀。最多孩子，比例占到56%，選擇“父母之間和睦、不爭吵，家庭氣氛寧靜”，54%的孩子選擇的是“弄清楚情況再懲罰我，不冤枉我”，40%和30%以上的孩子分別選擇“對我的學習成績要求不太高，我得到好成績時為我高興，獎勵我”、“不使用家庭暴力，允許我犯錯誤，不對我說負面的話，比如‘沒出息’”。第四，流動兒童具備一定的心理疏導和調節能力。調查中反映，如果有委屈或苦惱，56%的孩子會選擇“找人傾訴”，30%的孩子選擇“娛樂（如聽音樂、看書、看電視等）”，28%的孩子選擇“運動或出去玩”，16%的孩子有“寫日記”的習慣。46%的孩子表示“在學校和同學相處愉快”，表示“不愉快”的僅占6%。家長、學校和社會應當積極引導這些孩子的陽光心態，以寬松、平和的心態對待這些同樣是花季的兒童，不要總把自卑、孤僻等詞語和流動兒童貼上標簽。綜合上述四點，某種程度上反映對于流動兒童心理問題不應忽略其積極健康的一面。目前國內對流動兒童研究都集中于不健康、社會適應困難能消極方面，未能關注這一群體正常、積極的方面。而在國際上，關于兒童心理彈性(resilience)及優勢視角已經成為主流研究觀點,流動兒童社會適應的積極結果日益受到研究人員的關注。國內目前的研究對流動兒童心理彈性缺乏應有的關注，在公眾層面容易加深民眾對流動兒童產生偏見,在宣傳上偏重在流動兒童消極方面，不利于塑造流動兒童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3］。
三、流動兒童心理問題的公共管理思考
第一，提升家庭教育水準，為流動兒童創造積極健康的家庭教育環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肩負著培養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父母的思想和言行直接影響孩子的成長。流動人口整體文化素質不高，教育理念和文化水平繼續提高，以適應逐步“城市化”的子女的成長需求。調查中反映流動兒童對父母的要求和期待并不高，但是，家長并不能滿足孩子的基本要求。加強外來建設者的整體素質培訓，提高父母自身素質，是解決流動兒童問題的重要環節。深圳市注重對流動兒童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供培訓及指導，逐步完善家庭教育工作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深圳市婦聯、教育局牽頭聯合下發的《深圳市家庭教育工作“十五”計劃》，發揮了對全市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作用。目前市、區婦聯均建有家庭教育指導機構，為社區兒童家長提供家教知識講座及組織相關活動，積極推動家教工作進展。
第二，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為流動兒童建造優良的學校教育環境。深圳市先后印發了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和工作實施方案，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被擺在當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位置，流動兒童的受教育的權益及資源共享得到了具體落實。在政策與財政上，向改善民辦學校辦學條件傾斜。2007年，深圳市財政投入1.74億元全面完成特區外96所原村辦小學的設備設施標準化配置；分三年時間按市、區1:1比例投入，完成上述96所小學的校舍標準化改擴建工作。深圳市重視對民辦學校的規范化建設與管理，從學校設立、辦學規范、指導監管、扶持發展等多方面，促進民辦學校提高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深圳市部分區已經設立了民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用于扶持和獎勵民辦學校發展，保障流動兒童享有較好的受教育環境。
第三，動用社會力量，為流動兒童建立良好的社區服務環境。社區是流動兒童生活、成長的重要場所，相對于城市的“高檔”住宅區來講，流動兒童所居住的社區普遍存在社區服務不足的問題。深圳，作為全國社會工作試點市，正著力建設社會工作專業化管理機制，加強社工人才培訓，推進社區服務試點工作。2007年8月至今，深圳市公益性支出654萬，區財政支出（除南山區）1992萬，主要用于購買社工（每人每年6萬元）服務費用。
第四，提倡關愛文化和包容文化，為流動兒童營造關愛、和諧的社會成長環境。深圳市關工委做了許多務實的工作，切實關愛下一代。各種文化活動，如“外來勞務工文化節工程”、“關愛外來勞務家庭兒童”等，深受外來建設者及其子女的歡迎。全社會道德文明素質提高，平等互愛意識增強，對外來人口和外來文化的包容和寬容度提升，整體上，使深圳成為移民文化的代表，也成為外來建設者首選的目的地之一。
第五，關心流動兒童，對出現的問題及時了解并加強疏導；同時，重視兒童參與，積極搭建平臺，為流動兒童提供實踐發展的機會。深圳市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等在2007年成功組織一個以“傾聽兒童心聲保護兒童權益”為主題的兒童代表與市政府高官對話活動。參加對話的十名流動兒童代表展現了這個群體積極向上、勤于思考的精神風貌，就兒童心理、兒童安全、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家庭教育、網絡安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和思考。參與對話的深圳市副市長閆小培對兒童代表的現場表現贊不絕口，感慨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她強調指出：此次活動形式新穎，流動兒童代表與政府高官的平等對話，充分體現了政府、社會對流動兒童的關懷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權益的決心。通過兒童代表與政府的高官對話，以兒童的視角反映出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并把代表廣大流動兒童的真實心聲傳遞給政府及社會，加深了政府與兒童溝通、了解，有利于更好地制訂、貫徹執行保護兒童權益的相關政策和法規。政府領導表示會認真思考兒童們提出的問題，協商出恰當的解決方案，為更多的在深流動兒童創造公平、公正、和諧的社會氛圍。這類的活動長期系列化的開展，有利于居住生活在深圳市的流動兒童幸福快樂成長。
在相關城市立法滯后的情況下，深圳市的經驗是：通過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創新，從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環境、學校教育環境、社區服務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改善和提升，對于流動兒童問題具有積極的作用和效果。同時，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對流動兒童本身，注重發展兒童作為獨立個體的能動性，暢通兒童參與的渠道。在今后的探索和實踐中，對于流動兒童的心理問題，借鑒香港、新加坡的成功經驗，走社會工作社會化的道路，大力培育非政府組織，探索和發展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的多層次防護網絡，要建立正面疏通與引導機制，實現家庭、學校、社區“一站式”心理輔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