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建設中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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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的垂愛，得以參加該刊在京隆重舉行的50周年刊慶活動，參與“人文精神與中國現代化”多學科研討會，聆聽季羨林先生、張岱年先生、何茲全先生、龐樸先生等眾多大師的發言，深感榮幸，也深受啟發。茲就市場經濟建設中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的聯系以及人文學者的終極關懷等問題略抒管見。

一、因為人是有思想的動物，現實關懷與終極關懷是人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必然同時具備。既然屬于動物群體，就需要生存，需要關注自身的生存環境及其變化過程。既然人不是一般的動物，而是有思想的動物，就必然帶有不同程度的終極關懷。終極關懷主要思考諸如人生的最終目的與價值等言人人殊的千古話題，屬于我們常說的人文關懷范疇。自古以來，許多讀書人或冥思苦想，闡幽發微，或舉杯吟詠，高談闊論。蕓蕓眾生其實也無法饒過它，隨著各自人生閱歷的增長，即便是基于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也難免伴隨關于人類的生命個體從何而來，又將向何處去之類亙古不變的情懷，直至撒手塵寰。只是后者的這份情思缺乏深度，而且很少載諸文字。誠如英國著名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邦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們都頗能透過文獻去了解知識分子的想法，可是，我們卻很難透過知識分子的眼光去看穿平民百姓眼中的世界”。好象探討終極關懷就是讀書人的專利，就是顯示讀書人“高雅”、“精深”之淵藪，那只是錯覺。另外，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故作深沉，那其實也是讀書人的拿手好戲。

二、作為人文學者，在恪守終極關懷的同時，應當積極地賦予世俗關懷，這既是出于提高自身生活質量、改善研究條件的考慮，也是提高感悟人類社會之能力、增加專業素養的不二法門。例如，長期以來，我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動態的、錯綜復雜的諸多社會現象的理解與判斷都只是停留在以往的書面上，缺乏切實的了解。況且，切實改善自身生存環境，提高生活質量，密切關注人民的生計與發展問題，這是人文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不應忽視。就世俗關懷而言，我國儒生中似乎長期存在兩個極端，要么對現實社會關注甚多，而且非常投入，指望與權力結盟，無論是幫忙，還是幫閑，都很賣命；要么自命清高，儼然外星人模樣，總喜歡同現實社會過不去。前者總有一種不甘寂寞的工具情結，擔心遠離于體制內的權力而被閑置，后者也常因與權力結盟屢試不爽或不盡人意而轉化所致。理性的世俗關懷并不等于被世俗所同化或媚俗，而是既要密切關注現實社會，又要適當地與現實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確保作為學者的獨立人格與冷靜觀察、公正評判的可能性，成為現實社會的冷峻與善意的批評者。

三、近年來，學者們在討論市場經濟與人文精神的關系時，對前者的積極作用注意不夠，對其負面影響卻又近乎夸大，哀嘆人文精神的失落。我覺得，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是，應當充分注意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在什么時空條件下開始的，在此之前，我們的人文精神究竟處于什么狀態與水準，舍此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對話，至少無法說明問題的實質，找出謎底。君不見，近20年來，隨著經濟建設的鋪開與社會轉型的加劇，社會層面的透明度與自由度已明顯提高，包括學者在內，人們的思維空間也有所擴大，民主、自由的呼聲雖經幾起幾落，但仍不絕于耳，我們能看到的除了民眾的溫飽問題已大大改善外，還有個人價值的追尋與人性的張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正在形成。盡管自1949年進城后，許多干部、群眾已由農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成為“市民”，吃商品糧，但并未經過市場經濟的沖洗，他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思想觀念未曾完全脫胎于農民，這不僅同西方的市民有著根本的區別，而且與今日的市民社會也不可同日而語。至于人文學科在以前備受重視，那恰恰是以人文學科本身淪為政治力量的工具為代價，很不正常，如今的人文學科雖已風光不再，固然與商品經濟的沖擊頗有關系，但也與人文學科本身的實際功能有關，它們原本就不應該顯得那么熱鬧和紅火。況且，人文學科一旦擺脫工具式的奴化角色，那就可望確立相對獨立的學術品位，學者可以站起來說話，這就是成功。倘若借用進化論的話語，就可以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四、市場經濟容易把人當工具，使人為錢為利而活，擠壓人的心靈空間與精神追求，這是事實，也是西方后現代社會目前所面臨的困境與難題，而且波及全球，值得高度注意。但對我國來說，把人當商品的工具也許并不比把人當政治的工具更可怕。我不是拜金主義者，但我想說，如果推行金錢面前人人平等，那還有平等的因素，在權力面前卻只見“官大一級壓死人”，等級森嚴，而且一環扣一環，什么平等也沒有。

五、以如今的社會風氣而論，富而思淫欲者有之，富而思榮辱者亦有之，需要具體分析。市場經濟過分擠壓人文學科，這是事實，亟待糾正，但是否導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則有待推敲。人文學科研究者與許多職業性的知識分子已不再是眾星捧月式的時代寵兒，也不比大款、富爺更容易靠近權力中心，引導社會潮流，而是日趨邊緣化，時代已不再需要那么多坐而論道的精神領袖，這充其量是知識分子的失落，卻不等于就是我國人文精神的失落。應當認真清理我國人文精神的家底。“知識分子”本來就是一個范圍太大的集合名詞，并不比三教九流更簡單，為了討論便利，就需要縮小概念。某些所謂“人文精神”，其實就是“皇帝的新衣”。諸子百家中的某些精彩言語，是否實實在在地溶入了多數國人的血液，進入價值體系，成為行動準則，其實還是未知數。“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樣的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化為多數國人（哪怕是讀書人）的自覺行動，值得深究。否則，為何像顧準、張志新這樣的人屈指可數，看客卻不勝枚舉？“匹夫有責”并不等于匹夫都能挺身而出，最管用的恐怕還是“忍”、“難得糊涂”之類“國粹”。也許愿為科學而“獻身”者頗多，但為民主而獻身者何其少。即便是為科學而“獻身”，恐怕也難找出像意大利人伽利略那樣真不怕死的科學家。況且，正如有的前輩指出的，我國人文精神的失落，最糟糕的莫過于從1957年“引蛇出洞”到大革文化命的非常歲月。在那“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時候，人鬼不分，六親不認，那才是人文精神的徹底失落啊！在我國人文學科研究者中，也曾出現不少階級斗爭的高手，其中未必個個都是出于無奈，而以超脫、瀟灑、飄逸的姿態始終追求真善美的人文境界，冷看世態炎涼，或為活出味道、活出尊嚴而忍辱負重乃至挺身“殉道”者，卻寥寥無幾，為數更多的卻是參與痛打政治死老虎，充當事后諸葛亮，說便宜話。如今對工資單、電費、年終福利等方面的興趣多于對個人權利、義務、人格、終極關懷的思考與追求的人文學科研究者恐怕也不在少數。倘若我國目前的人文學科真有那么多面臨失落之虞的人文精神，至少還有一個悖論很難解答：在絕大多數高校的文史哲專業中，人際關系為什么總是那么糟糕得令人談虎色變，甚至還要作為師承傳給下一代？顯然，從事人文學科研究者，未必擁有人文精神的專利，未必比別人更能展示終極關懷的含量與品位，如同宮中的太監整天與女人打交道，未必十分了解女人。應當盡快清理人文精神的家底，摒棄某些毫無根據的優越感與盲目性。終極關懷也罷，人文精神也罷，與其說是學科的事情，還不如說是個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