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制憲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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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曾以詩言志“不因政治忘學術,不因學術忘政治”的張君勱先生,在中國憲政史上被譽為中國的憲政專家,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當代新儒學大師之稱,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前者基于張君勱的憲政思想和憲政活動對中國憲政建設的影響,后者基于張君勱在中國當代學術上的貢獻。

“立身儒行,期于民主”的張君勱先生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矢志于中國憲政事業(yè)的著名憲政專家,也是以學術為業(yè)對儒家義理作了悉心抉發(fā)的新儒學大師。在政治和學術兩大領域里,張君勱倍嘗艱辛建樹卓著。張君勱的一生,不論是在政治上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奔波勞作,還是在學術獨立王國的強探力索,他所做的都是致力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yè),都是致力于推動民族文化向現(xiàn)代化轉軌。學術與政治比起來,學術是張君勱的第一生命,而作為第二生命的政治則置于學術的理境中。或者說,學術是張君勱賴以安心立命的根基,而政治活動則是張君勱對自己學術思想的身體力行。

190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的20歲的張君勱,在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上發(fā)表了《約翰穆勒議院政治論》,這篇關于憲政的基本見解,貫穿于他一生追求憲政的活動中。1907年張君勱與立憲巨子梁啟超共同發(fā)起推動清立憲的政聞社,第二年即回國奔走于憲政活動。1912年在外蒙獨立的問題上,張君勱在《少年中國》上發(fā)文抨擊袁政府,歷數(shù)政府十大罪狀,并推政府袖手旁觀于外蒙分裂之原因在于:“凡己之地位,稍有妨礙,雖犧牲政策在所不顧。一若國家可亡,而吾地位不可不保……”從而得罪政府。為避免遭到可能的政治迫害,去了德國。1916年,為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保衛(wèi)共和,張君勱千里迢迢回到國內(nèi)。繼之而來的詭譎的政治風云,將張君勱及其立憲派的努力化為一段不堪回憶的經(jīng)歷。盡管如此,張君勱對憲政的追求仍然矢志不渝。1922年他起草了《國是會議憲草》并作說明書《國憲議》,1924年他創(chuàng)辦國立政治大學,該大學于1927年被國民黨當局下令關閉后,他著手翻譯拉斯基的《政治典范》。1929年張君勱在上海行知學院義務講授歐洲政治思想史,因曾著文批評國民黨的,遭政治綁票。1932年張君勱與二張中的東蓀一起發(fā)起成立國社黨,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1938年《立國之道》發(fā)表,張君勱再次闡述了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即以個人自由與政府權力的協(xié)調(diào)為手段、以個人自由與社會公道為目標,對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作修正。四十年代的中國出現(xiàn)了一次又一次的憲政運動潮,張君勱是歷次憲政活動中真誠而又活躍的人物。他組黨、參政、斡旋、再次起草憲法草案。這段時期發(fā)表的對后世有影響的憲政文字有《現(xiàn)代憲政之背景》、《人民基本權利的三項保障》、《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等。張君勱為中國的憲政事業(yè)嘔心瀝血,但他沒有看到他理想中的憲政在中國的建立。

自青年時代即有志于中國的制憲事業(yè)、早在留學日本時就對西方的政治典籍耳熟能詳?shù)膹埦齽?可以說是中國憲政進程一敗再敗、再再失敗的參與者擔當者和清醒的認識者,他經(jīng)歷多次的失敗之后,在1946年最后一次起草憲法草案時,曾這樣述說心中的沉重:“我從二十歲左右起,熱心憲法問題,中間也從事過憲法草案,隔了四十年后,所從事的還是一部憲草。對于自己,這是一件傷心事,對于國家又是一個大不幸。”[1]盡管民初以來的制憲活動屢屢失敗,張君勱還是希望從1946年起,這次起草的憲法草案能造成國家統(tǒng)一、奠定國家和平、促成國家法治。而不要象天壇憲草、曹錕憲草、中華民國約法那樣,成為一紙空文,陷于同一命運。在草案起草完畢后,張君勱還以絕痛的筆調(diào)這樣寫到:“我自己是參加憲草的人,有的時候自己身當其境不能不負起責任,但是回顧民國初年以來的歷史,幾乎自己沒有勇氣來執(zhí)筆,替字紙簍再加上一堆廢紙。”[2]但他畢竟以絕望中的希望再次執(zhí)筆憲草,因為他“一生的志愿在此,自難舍此而他求。”[3]況且,不論前景是多么暗淡,“又不能不作姑存一線希望之想”。當現(xiàn)實將這絕望中的最后希望粉碎之后,63歲的張君勱講學于海外。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張君勱拒絕臺灣國民黨的重金拉攏,堅持獨立不倚的立場,一如既往地堅持憲政理想的追求,但他的全幅生命更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學術事業(yè)中,這是對他青年時代就確立的學術價值取向的回歸。實際上,“受到理論和實際雙重刺激”的張君勱,自從在青年時代決心師從一代哲人倭伊鏗以學術為業(yè)的時候起,就從未疏離過學術,不論是在什么條件下,不論是在為民主憲政奔走的年代里還是在被國民黨軟禁的日子里,不論是在為抗日為國難而四處演講的時期還是在流亡海外的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張君勱的學術活動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其中一以貫之的祈向則在于會通中西文化,并通過儒學的復興以復興民族文化,通過儒學的復興推動民族文化向現(xiàn)代化轉軌。

以年代為序,張君勱對民族文化現(xiàn)代化的探索留下的有代表性的著述有:20年代的科玄論戰(zhàn)中的系列文字,《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30年代的《明日之中國文化》、《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立國之道》、《中國與歐洲之文化比較》,40年代的《科學與道德》、《現(xiàn)代文化之危機》。50年代之后的《義理學十講綱要》、《中國現(xiàn)代化與儒家思想復興》等等。

在科玄論戰(zhàn)的系列文字中,張君勱對科學萬能論進行了批判、對歐美的文化方針政策在自由競爭下將人的心思才智引向工商之牟利、引向殖民之擴張、引向金錢至上,最終導致戰(zhàn)爭的路向進行了批判,認為歐洲人的前車之鑒當引起中國人的反思,并為遭到輕視的中國文化做辯護。在《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中,張君勱指出,“中國文化腐敗已極,應有外來的血清劑來注射一番。西方的個人獨立之精神、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科學上之實驗方法,應盡量輸入。否則,中國文化必無活力”[4]。但對西方的文化應以批評的態(tài)度對待之,對不好的東西應排斥。在《明日之中國文化》中,張君勱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中,提出了造成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的總綱。在這個關于民族未來文化的總綱中,精神自由是蘊貫于民族文化各個方面的靈魂,是民族文化發(fā)展的源頭活水。在《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中,張君勱希望中國的文藝家學者象近三百年來歐洲那些偉大民族的文藝家學者一樣,為自己的民族提供陶融凝聚民族精神的作品和獨立的學術,培植民族意識,增進民族的智情意。在《立國之道》的文化政策中,張君勱提出這樣的見解,他說,“我人以為今后要改造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其下手處應先從人生態(tài)度著手,或曰人生觀應徹底改造。由此生活態(tài)度之改造中乃生我們所要之新文化。有此新文化,不怕無新政治制度與新經(jīng)濟建設,此新政治制度與新經(jīng)濟建設,若無新人生觀或新文化為襯托,恐怕便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5]。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比較的多篇文章中,張君勱指出中西文化各有所長,西方文化重物理界重知識,中國文化重人倫重人生。數(shù)學之知與理、邏輯之知與理、物理世界之知與理,中國遠不如西方,但義理學確實是中國文化中的瑰寶,中國文化中關于道德和道德修養(yǎng)的方法有不為時代變遷而移易的恒常價值,可救治西方文化因知的片面發(fā)展而導致的文化危機。在《義理學十講綱要》中,張君勱對義理學作了進一步發(fā)掘,再次強調(diào)義理學“自有其牢固不拔之基,不因科學的發(fā)展而動搖”。在《中國現(xiàn)代化與儒家思想復興》中,張君勱再次申論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他對儒家思想與現(xiàn)代化關系的見解,他說,“儒家思想的復興并不與現(xiàn)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馳,而是讓現(xiàn)代化在更穩(wěn)固和更堅實的基礎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6]超級秘書網(wǎng)

這些凝聚著張君勱先生心血的對民族文化現(xiàn)代化探索的著述,曾長期沉埋在逝去的歲月里,但正象張君勱先生評價歷史上那些曾深深地影響了人類進程的中西偉大著述時所說的那樣,歷史上任何有價值的思想都不會被永久埋沒,都會在一個適當?shù)臅r候復活。今天,在我們正愈益自覺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時,張君勱的文化探索也會在我們的解讀中復活,他探索的得或失,都能給我們以智慧的啟迪,他那“志在儒行,期于民主”的人生,也會深深地打動我們。

參考文獻:

[1]《憲政之道》張君勱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頁

[2]同上第243頁

[3]同上第131頁

[4]《明日之中國文化》張君勱著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版第137頁

[5]《當代新儒學八大家集-張君勱集》張君勱著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頁

[6]同上第5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