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屆六中全會心得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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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諧首先是各種利益矛盾的協調與和諧。，只有各利益群體訴求得到充分表達才能實現對利益矛盾的統籌協調。因此，要增加與暢通職工利益表達的渠道；在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中應增加職工利益代表者的比例；在立法與制定政策時要重視聽取職工代表的呼聲；上級工會要重視通過調查研究充分反映職工的利益訴求；黨和政府部門要架設各種渠道了解與聽取職工的意見與反映
分析當前勞動關系矛盾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其原因主要是：分配領域“強資本、弱勞力”現象影響公平、社會上勞動者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相對缺失、企業中利益競爭與利益抗衡能力上的失衡、二次分配調節利益矛盾上的力度不足等
勞動關系矛盾是影響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非公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企業的轉制和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市場經濟利益機制的負面作用顯現和制度的不完善，使勞動關系矛盾逐步凸顯。勞動關系矛盾處理不好，會引發群體性、突發性矛盾，甚至引發社會矛盾。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十分重視以制度來協調勞動關系矛盾。
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的勞動關系矛盾突出問題
目前全國勞動關系總體穩定，但由于經濟關系、利益關系日趨多元化，而各項機制卻不盡完善，勞動關系矛盾趨于復雜，勞動爭議增多，一些地方管理者與職工關系緊張。其突出問題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擴大。近年來，全國職工總體收入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分配不公、分配制度不合理、職工收入偏低，仍是當前勞動關系矛盾中的主要問題。表現為：職工工資增長與經濟增長不相同步。從全國看，2003年和1989年相比，在職工人數增加的情況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反而由15％左右下降到12％左右；職工收入偏低，在非公企業，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變成最高工資標準。全國統計調查的情況表明，有65％左右的職工收入低于平均工資水平；經營者、管理者與職工的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引起職工群眾的不滿；不少企業還存在著拖欠與扣克職工工資的現象。特別要引起重視的是，加工業勞動定額標準偏高，變相降低職工最低工資標準。紡織、皮革、玩具、燈具等非公有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近80％實行計件工資制度。這類企業多存在勞動定額偏高的問題。職工每天只有通過加班工作，收入才能達到最低工資標準。由于這一原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在增加。
2.失業壓力未減，勞動用工爭議增多。一方面經濟發展創造了許多新的崗位，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重新就業困難較大，每年新增勞動力壓力不減，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進入城市。失業問題依然是當前突出矛盾。近年城鎮登計失業率雖略有控制，但城鎮居民調查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勞動合同短期化，一年期、半年期勞動合同普遍存在；隨意解除勞動合同現象時有發生；勞務用工取代合同工現象有擴大趨勢，勞動關系錯位，企業待遇雙重化。與此同時，以企業內部退養、待退休、協議保留勞動關系人員為主的離崗職工仍大量存在。這些職工收入低于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又難以進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所有這些，造成勞動關系極不穩定，因勞動用工引發的爭議案大量增加。
3.企業轉改制忽視職工權益，群體矛盾頻發。公有制企業集中轉改制引發眾多群體性事件，是當前勞動關系矛盾的一大特點。轉改制過程中普遍存在以下情況：有關主管單位重視國有資產保值而忽視職工利益保障的研究；出資者、經營者千方百計地爭取自身利益，甚至奪取或損害職工應有利益；改制過程不聽取工會與職工代表的呼聲，剝奪了職工的利益訴求權；不足額計發經濟補償金；違反勞動法規隨意變更勞動合同，將轉制簡單地等同于減人，有的是減“老”職工用“新”職工。據上海調查統計，改制后本市合同制職工減少了30.2％，使用進城務工人員數上升了26.4％。這些企業的勞動關系矛盾往往帶有群體性的特點。由此引發的停工、群體事件、集體性上訪甚至過激性行為占有相當比例。4.勞動安全狀況堪憂、工傷事故率居高不下。近年來，私營企業工傷事故發生率和死亡人數逐年上升。據某大城市統計，2003年私營企業發生各類工傷事故161起，死亡175人，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63.9％和165.2％。典型的事例是全國嚴重礦難事故接連不斷。其中大部分是非公有制企業。值得關注的是，進城務工人員已成為職業病危害和因工傷亡事故主體。各大城市統計表明，因工死亡人數中，進城務工人員占70％左右。中小非公企業工藝落后，勞動安全衛生基礎管理薄弱，安全措施投入少，企業安全培訓不到位。有些企業搶工期、趕任務，職工加班加點、疲勞作戰，使工作中的危險因素進一步加大。當職工工傷事故發生時，企業千方百計推卸賠償責任。
勞動關系矛盾突出問題產生的原因分析
當前勞動關系矛盾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出發，至少有幾個問題應引起我們重視：
1.分配領域“強資本、弱勞力”現象影響公平。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一論斷是正確的。但實際情況是各要素參與分配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在當前勞動力總體過剩的情況下，作為最重要的勞動要素，在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而資本和管理等要素卻處于強勢地位。造成的情況是：職工對收入分配的主張權被剝奪；勞動要素與其它要素在利益爭取上的力量被削弱：勞動要素在分配中嚴重“廉價化”，結果是職工在企業分配中的利益受到損害。，
2.社會上勞動者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相對缺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是利益多元的社會。在社會層面，各利益群體通過一定的渠道，表達利益訴求以影響政策法規，以實現利益的協調。但目前的實際情況是，職工相比企業主，其利益訴求的影響小，利益訴求表達的渠道較少。企業主因其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容易接近與影響政策、法規制定的決策層，而基層職工的訴求往往不被重視。媒體對企業家的主張報道較積極，對基層職工的訴求反映還是心存顧慮。在人大代表中，大多是企業經營者與官員，很少有工會代表，工人代表更少。如在因礦難死亡123名職工的大興煤礦，董事長是梅州市和興寧市的兩級人大代表；兩個副董事長分別是廣東省和梅州市的政協委員；另一副董事長為興寧市人大代表。在這些地方，表達勞動關系雙方的利益要求，誰的聲音響，誰的影響弱，可想而知。
3.企業中利益競爭與利益抗衡能力上的失衡。和諧社會不是無矛盾社會，勞動關系矛盾始終存在。勞動關系雙方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關鍵是利益雙方通過一定的機制，通過有序的利益競爭與抗衡，實現利益的協調，在某個階段實現勞動關系與利益關系的和諧。但當前由于“強資本、弱勞力”的原因、由于基層工會組織相對較弱的原因、由于法律對職工利益代表方權利保障不完善等原因，職工利益競爭與抗衡的能力極弱。
4.二次分配調節利益矛盾上的力度不足。改革和發展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從勞動關系矛盾反映的種種問題中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中，職工、特別是低收入職工是改革成本與發展成本的主要承擔者。但由于我們在二次分配過程中，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不足，使相當一部分職工因在企業勞動關系中利益受侵，導致在醫療、子女教育、住房等社會利益享受上利益再次受損，這也是勞動關系矛盾延伸為社會矛盾的原因。
消除勞動關系矛盾突出問題的對策思考
1.增加與暢通職工群眾利益表達的渠道。社會和諧首先是各種利益矛盾的協調與和諧。只有各利益群體訴求得到充分表達才能實現對利益矛盾的統籌協調。因此，要增加與暢通職工利益表達的渠道；在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中應增加職工利益代表者的比例；在立法與制定政策時要重視聽取職工代表的呼聲；上級工會要重視通過調查研究充分反映職工的利益訴求；黨和政府部門要架設各種渠道了解與聽取職工的意見與反映。
2.增強職工正確保障與爭取自身利益的意識與能力。針對在勞動關系矛盾過程中，職工要么是忍受、要么是采取極端手段造成矛盾沖突的現象，工會及整個社會都要引導職工增強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增強依靠工會組織有序地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工會作為職工利益的代表者，一要提高自身維護職工權益的能力，解決“敢于維護與善于維護”的問題；二是要培訓工人代表，增強他們參與利益協商的能力，善于維護自身利益，促進企業發展。
3.在法律上強化勞動者在企業利益協調中的權利。要通過《集體合同法》、《公司法》等立法與修法，以法律來保障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方開展平等協商的權利，通過協商平衡勞動關系雙方利益，消除矛盾對立；保障職工參與企業工資協商談判，并以法律規定增強勞動要素在分配過程中應有的正當權利，促進企業分配的逐步合理；保障職工代表加入企業董事會與監事會的權利，在決策層更好地反映職工意愿，并參與企業民主管理，在保障職工利益的同時，也有利于使廣大職工更好地支持企業發展。所有這些，也是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利益平衡的機制，并從制度設計上努力調節勞動關系雙方利益競爭能力與力量上的失衡。
4.提高低收入職工的基本社會保障水平。我們應該重視在二次分配中，通過政府調控來調節社會公平，緩和由勞動關系矛盾延伸的社會矛盾，使在勞動關系矛盾中利益受損的職工，特別是困難職工在社會利益方面少受進一步的損害。國家要通過個人收入所得稅稅制的完善，來調節過于懸殊的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要通過轉移支付，來保障低收入者在醫療、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基本權利。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解決好保障性分配問題。建立健全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慈善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