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視野下的三農問題歷史的沉積與現代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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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三農”問題構成制約中國社會發展和實現現代化進程的突出問題時，對它的關注和尋求解決之道的現實需求，也敦促學術界對其進行學理或學術層面的分析。誠如已故歷史學家張蔭麟說：“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Genetic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

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個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詳盡略遠為旨。”因此，由現代回觀歷史，從歷史審視現代，就成為現代史學一個不容回避的研究課題。“三農”問題即是如此。

首先，“三農”問題雖是一個現實問題，但從根本上說則是一個歷史問題。根據現代化經典理論，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和鄉村的中心—邊緣、支配—被支配的關系。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鄉村將面臨嚴峻的挑戰：是生存還是毀滅，是衰敗還是復興，是遺棄還是重建……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必然面臨并必須解決這一“哈姆雷特”式的難題。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正是在現代化背景下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在古代，社會是鄉土社會，農業是主要產業，民眾主要是農民，以農耕文明為特質的均質性社會按照自身的邏輯演繹和發展。因此，農村、農業和農民并沒有成為古代社會的重要問題。只是隨著以工業文明為載體的工業、城市和工人等現代文明因素的出現，與傳統農業文明密切相關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才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問題。

雖然中國遲緩的現代化進程遠不及西方那樣對傳統的鄉村社會形成強勁的沖擊，并徹底改變傳統鄉村結構，但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劇變中，鄉村社會所受到的沖擊和沉積的矛盾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了。故有人指出，民國以來的中國社會進程實際上是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是中國廣大農民貧窮化的過程。舊時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會矛盾又闖了進來，再加上外國侵略和天災人禍諸種因素，農村問題遂成為引人注目的大問題。到20世紀30年代，‘農村危機’、‘救濟農村’成為非常強烈的呼聲；‘復興農村’、‘鄉村建設’、‘農村改進’、‘改革土地制度’成為一股強勁的浪潮。那時在幾乎所有政黨政派的政治綱領中，都有關于農村土地問題的主張。

其次，勿庸置疑，困擾當代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有著自近代以來自身形成、發展和演變的線索，當然也是近代歷史進程中人們曾想努力解決的問題。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雖然近代農民生存條件和生存狀態與傳統社會并無質的差別，但近代以來的農民生存更多地呈現出社會變遷中的具有時代性的特征。因為“我國古時重士農，輕工商，所以農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業一天一天的發達，工商的地位逐漸提高……農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變壞，他們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這一歷史記錄表明，近代中國農村問題的出現和累積之所以不同于傳統時代，就在于它不僅受到社會政治變動所引發的權力結構動蕩的影響，也不僅受到農村階級結構內在規律引發的土地集中和貧富分化的周期性震蕩，而且更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于鄉村社會生存和發展形成的巨大壓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探討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就成為20世紀30年代《東方雜志》討論的主題之一。同樣，已經被拖入世界經濟市場的中國鄉村，還不可避免地承受著世界經濟的沖擊。因此，當時鄉村社會研究的國際視角也十分鮮明，如馬寅初《世界經濟恐慌如何影響及于中國與中國之對策》就是典型一例。而且當時對于中國農民貧窮問題的考察也是從世界史的對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樹青的《中國家的貧窮程度》即是通過與美國、丹麥農民生活狀況的比較而立論的。尋求“三農”問題答案的探索，是近現代以來歷史發展進程的重要內容之一。

再則，近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遷是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乃至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出現的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之一。由于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既承負著現代化進程也承負著半殖民地化進程的雙重困厄，因而鄉村社會變遷更多地表現為危機的加劇、交錯和尋求解脫危機的步履維艱。在20世紀上半葉急切探求中國鄉村社會發展出路同時也是探求中國現代化出路的討論中，學術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輿論界等各以自己的認識和思考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所謂重農主義派、重工主義派、工農并重派、農村復興派、都市建設派、資本主義派、社會主義派、民生主義派、放任主義派、統制經濟派、合作運動派、交通建設派、生產建設派等等都試圖在自己的學理論證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學理層面的價值，也有其現實試驗的意義。當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歷史的發展和演進最終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不過，歷史所積累的認識價值卻是永恒的。回觀歷史，并將當代三農問題置于近代歷史進程加以審視，才能夠厘清其形成、演變的趨向，也才可以認清其時代特征。這是時代對史學的要求，也是歷史學回應并作用于時代的基本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