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的急中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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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計劃體制的核心元素就在于管制。管制者屬于所謂先知先覺，所以應該由他們來控制整個社會，規劃整個社會。于是，本來屬于社會的、公民的權利，就都被國家所接收，都被極少數精英組成的官僚金字塔所壟斷。整個社會成了一個棋局，全體公民都是這個棋局上的棋子，任由極少數精英組成的官僚金字塔擺布。

經過三十年改革，中國正與全面管制漸行漸遠，而愈來愈走向自治和開放。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改革三十周年之際，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其動力就是廣東繼續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先行就是主要先行于管制的退縮，自治的擴張。無論是廣東市場經濟的繁榮，還是廣東市民社會的發育和發展，都體現了這個鮮明的特點。

但這并不等于說，廣東在任何領域都是先行的。否則，解放思想也就成了無的放矢。那么究竟廣東的哪些領域與其先行位置格格不入呢？竊以為，在涉及精神生活的諸多領域，廣東非但不是什么先行地區，倒毋寧說是典型的落后地區。文化出版遠遠落后于貴州、四川、廣西、湖南等遠親近鄰；至于教育領域，中國教育被稱作計劃體制的最后一個堡壘，這點廣東也從來沒有能夠免俗。

民辦教育家信力建先生最近在談到廣東教育危機時，尤其對民辦教育領域的行政審批憤憤不已，指為廣東教育改革的攔路虎，這應該是切中時弊的。其實豈止民辦教育，行政審批從來都泛濫于廣東整個的教育和整個的文化出版。廣東的市場經濟能領先全國，廣東的市民社會能領先全國，這么好的社會土壤之上，卻不能生長出繁榮的教育和繁榮的文化出版，這只能歸結為廣東相關領域的管理滯后。換句話說，是行政審批導致了廣東教育和廣東文化出版的死水一潭，導致了廣東人精神生活的長期荒蕪。

行政審批是管制社會最重要的遺傳基因。而對整個教育、整個文化出版領域實行全面管制，則無疑是昧于時代潮流的不智之舉。中國正在告別傳統的政治國家，轉向市民社會。而在市民社會中，公眾才是全部社會生活的主角。政府的職責不再是對社會實行全面管制，而只能是為社會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務。

這些道理，相關部門不是不懂。只有從社會公仆蛻變成了社會主人的政府才需要防民，才需要全面管制。一個以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務為天職的政府，完全沒有這種必要，而肯定是對公眾抱著信任態度和寬容立場的。事實也證明，哪里的政府對公眾信任而寬容，哪里的政府社會信用就高，政府與公眾合作的空間就大，社會治理的成本就低。

全面管制早就沒有了正當性；行政許可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使其合法性也大打折扣。走向市民社會之當下中國，社會權利和公民權利已經是天經地義之當下中國，全面管制的諸多理由早就無法欺人，而不過是利益集團尤其是部門利益集團設租、尋租的公開的幌子。對民辦教育的全面管制，由教育行政部門全權行使；而教育行政部門跟官辦學校則是父子關系。對民營文化產業和民營出版業的全面管制，亦由文化行政部門和出版行政部門全權行使。而文化行政部門與官辦文化產業，出版行政部門與官辦出版業，亦莫不是父子關系。讓官辦產業的利益代言人，借助公權力，對其民營競爭對手實行全面管制，其間的隱衷，難道不是昭然若揭？

就如廣東媒體的發達，并無損于廣東的發展，反而成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品牌一樣，廣東教育的開放和廣東文化出版的開放，非但不會損害廣東，反而只會為廣東的改革開放進一步增光添彩。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遲疑，要么只能歸于短視，要么只能歸于利益考量上的別有所圖。廣東思想解放的鼓點正急，如果說廣東在市場經濟問題上，在市民社會問題上還需要解放思想是響鼓重錘，那么，對于早已喑啞的廣東教育之鼓，廣東文化出版之鼓，則尤無重錘不能發聲。概而言之，破除對教育、對文化出版的全面管制，應該是廣東解放思想的急中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