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政策檢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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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嚴相濟”是*年“兩高”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我國現行刑事政策，是貫徹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具體體現。寬，就是要堅持區別對待，應依法從寬的就要從寬處理。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盡可能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依法從輕減輕處罰。嚴，就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集中力量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多發性犯罪必須從嚴打擊，決不手軟。從刑事犯罪發展的規律來看，“嚴打”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單靠嚴打不可能完全抑制犯罪、減少犯罪。因此，必須以與時俱進的精神，調整并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對犯罪分子區別對待，當寬則寬，該嚴則嚴。這樣有利于集中力量打擊嚴重犯罪，有利于挽救失足者，有利于從根本上緩解社會沖突，減少社會對抗，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部門肩負著檢察工作生命線的使命，必須要嚴格依照刑法、刑訴法以及相關的刑事法律，在做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這一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的同時，也要根據具體的案件情況寬其當寬，嚴其當嚴。①

一、偵查監督工作存在“有罪即捕”的誤區

逮捕具有明顯的雙刃性，在正當的法律程序嚴格限制下的逮捕，是懲治犯罪的有效手段，具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而不受限制的、濫用的逮捕，則會成為踐踏人權的工具[1]。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以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且有逮捕必要的，應當批準或決定逮捕。關于逮捕的必要性條件，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合的《關于依法適用逮捕措施有關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2項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為“有逮捕必要”：（1）可能繼續實施犯罪行為，危害社會的；（2）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3）可能自殺或者逃跑的；（4）可能實施打擊報復行為的；（5）可能有礙其它案件偵查的；（6）其他可能發生社會危害性的情形。同時還規定，對有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暴力犯罪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以及可能有礙偵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應予逮捕。這個規定從表面上看很具體，但由于沒有對“可能”做出界定，司法實踐中被歪曲被濫用的現象十分普遍②。有的偵查人員和檢察官認為，任何一個犯罪嫌疑人都有逮捕的必要，因為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有可能實施上述六種行為，從而導致了“有罪即捕”的現象出現。

從目前的司法實踐看，衡量應否逮捕的重點僅是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對有無逮捕必要考慮得十分有限。檢察機關從有利合作角度出發，對報捕的案件能捕則捕，很少考慮甚至根本不考慮逮捕的必要性，“有罪即捕”成為批準逮捕案件承辦人的一般心態，不批準逮捕的案件除非是該案不夠罪或證據方面有欠缺。大多數檢察人員并沒有將逮捕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作為審查逮捕案件的重點③。

不容否認，一些重大復雜、性質惡劣的嚴重犯罪適用逮捕完全必要，但大量可能最終判處緩刑和免刑的輕微犯罪也適用逮捕甚至將逮捕數作為考核成績、衡量質量的重要指標，說明對逮捕措施權的行使沒有正確認識，至少對逮捕權的行使沒有正確把握，尤其對輕微犯罪案件。

二、偵查監督工作應體現寬嚴相濟的政策

1、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快捕，堅持“嚴懲”方針

從行為角度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犯罪，對這些犯罪一貫是我國刑法打擊的重心，因此偵查監督部門在審查嚴重暴力性犯罪、涉黑涉毒犯罪、恐怖犯罪、“兩搶一盜”等多發性侵財犯罪案件中要堅持一貫的“嚴打”方針，努力促進社會治安進一步好轉，進一步健全“嚴打”經常性工作機制，在穩、準、狠和及時性上全面體現“嚴打”方針。在審查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的同時，要積極參加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重點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偷稅漏稅、制假售假、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洗錢、傳銷等破壞市場經濟犯罪、重大環境污染、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盜伐濫伐林木等破壞資源犯罪、危害農村社會穩定、侵害農民合法權益、危害農業生產等破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犯罪，從而有力地維護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對職務犯（利用職務便利進行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和累犯也要依法快捕，職務犯由于其主體的特殊性、其行為侵犯社會關系的多重性及對職務的違背性等，表現出更廣泛、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且職務犯對社會的不良示范作用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從嚴治吏”。而累犯，我國歷來將其作為懲治的重點，現行刑法也對累犯專門作了修訂，表現了我國對累犯從嚴懲治的決心。

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快捕，堅持“嚴懲”方針應遵循正當程序原則。要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辦案，不能為了“從快”而人為地縮短甚至取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行使期限。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應從具體案件出發，既不能將“從重從快”占主導地位，也不能因為怕承擔“打擊不力”、怕新聞炒作、怕有人上訪而當嚴不嚴。

2、對輕微犯罪“少捕慎捕”，堅持“輕緩”政策

逮捕作為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其適用條件非常嚴格，因此偵查監督部門的逮捕權限必須慎重行使。“行為已構成犯罪，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確有逮捕必要”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但從目前的司法實踐看，衡量應否逮捕的重點僅是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對有無逮捕必要考慮得十分有限。“有罪即捕”成為批準逮捕案件承辦人的一般心態。

賈春旺檢察長在*年工作報告中指出：檢察機關在履行批捕、起訴職責時，要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堅持區別對待，對嚴重的刑事犯罪堅決嚴厲打擊，依法快捕快訴，做到該嚴則嚴；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過失犯，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慎重逮捕和起訴，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做到當寬則寬。對于輕微犯罪來說，應當依法充分發揮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作用，減少逮捕措施的適用，減少刑事訴訟程序環節，縮短訴訟時間，使司法機關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訴和審判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偵查監督部門在審查逮捕工作中，要嚴格依照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辦案，寬不是要法外施恩，嚴也不是無限加重。

因此，為體現訴訟程序對輕微犯罪的司法保護，應在衡量行為是否夠罪的同時考慮是否確有逮捕必要，更多地從教育、挽救角度出發，適當放寬不捕條件，在強化保證人責任并加大對擅自脫保嫌疑人懲處力度的前提下，盡可能適用取保侯審等較強的強制措施。

3、對輕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非刑事化處理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為特殊的犯罪主體，其身心尚未成熟，對事物的認識和感知能力較差，社會經驗不足，可塑性強，容易受不良風氣的影響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特別是在校學生，若僅因一次情節較輕的犯罪而對其簡單地科處刑罰，將他們拋向社會，必然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其逆反心理，加大教育改造的難度，同時會給其帶來陰影，甚至可能導致其再次犯罪。對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一味把普遍司法制度和審查逮捕方式機械地套用到未成年人罪犯上，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執行刑事法律中對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的相關規定：即兩條重要原則：一是從寬處罰原則；二是不使用死刑原則。因此，檢察機關應盡可能地在與學校達成共識、征詢被害人的意見、并與公安機關協調配合的基礎上，對涉嫌輕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學生進行非刑事化處理，具體途徑就是退回公安機關作撤案處理。此舉在政策層面上，符合“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在法律層面上，也符合“兩高”相關的司法解釋。

三、建立寬嚴相濟的偵查監督機制

在實行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既不能強調“嚴打”而忽視輕緩刑事政策的適用，又不能以輕緩刑事政策來代替“嚴打”。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又是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有效手段。只有建立切實有效的寬嚴相濟的偵查監督機制才能走出“有罪即捕”的誤區。

1、建立同步監督機制

近年來，檢察機關如何發揮法律監督的職能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部門探討的熱門話題，檢察理論也進一步拓寬了我們法律監督的視野。針對偵查監督工作存在的問題，建議擴大偵查監督的范圍，賦予檢察機關一定的立案監督權利。目前檢察機關對偵查部門的監督多為事后監督，難以發現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同時使偵查監督職能虛化。建立同步監督機制能使偵查監督工作落到實處，確立檢察引導偵查的體制，對刑事偵查活動進行全方位的引導和監督。規范對重大刑事案件適時介入偵查的工作，對嚴重刑事犯罪堅持依法快捕，增強打擊的時效性。

2、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

對于輕微犯罪來說，應當依法充分發揮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作用，減少逮捕措施的適用，減少刑事訴訟程序環節，縮短訴訟時間，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

對輕微犯罪采取逮捕之外的其它強制措施有利于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可以促使有悔罪表現的初犯、偶犯、青少年犯及過失犯罪嫌疑人悔過自新，同時可以防止看守所復雜環境的交叉感染；有利于瓦解共同犯罪人，根據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對共同犯罪人恰當的運用逮捕之外的強制措施，可以促使其中的從犯、脅從犯爭取寬大處理積極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檢舉揭發他人罪行，甚至協助司法機關調查取證，緝拿其它犯罪嫌疑人。

3、制定具有操作性的逮捕判斷標準

制定具有操作性的逮捕判斷標準的依據是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其發生社會危險性即有逮捕必要，這說明判定有無逮捕必要性的關鍵是有無社會危險性以及社會危險性是否嚴重。沒有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沒必要逮捕，社會危險性輕微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足以防止其發生社會危險性，也沒必要逮捕。社會危險性是指犯罪嫌疑人給社會帶來新危害的可能性，其實質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人身危險性表現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以行為人的犯罪傾向性的人格為基礎的，是行為人犯罪傾向性的人格事實與否定規范評價的統一④。

在評判一名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時可以通過平時表現、犯中表現、犯后表現幾個方面來考慮。應當著重考慮如下因素：（1）累犯、慣犯以及有其他前科的犯罪嫌疑人。（2）有吸毒等惡習的犯罪嫌疑人。（3）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犯罪嫌疑人。（4）有證據證明已經實施、正在實施或者準備實施自殺、逃跑、繼續實施犯罪行為、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打擊報復行為的犯罪嫌疑人。（5）動機特別惡劣、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的犯罪嫌疑人。（6）過失犯罪。（7）防衛過當、避險過當。（8）犯罪中止。（9）有自首、立功表現的。（10）脅從犯。將以上因素進行綜合，即可準確的評定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害性，適用合理的強制措施。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體現了以人為本和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又體現了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對于有效打擊犯罪和預防犯罪，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⑤。因此偵查監督工作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從而走出“有罪即捕”的誤區，切實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