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良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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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反腐敗用刑之嚴厲，世界上罕有國家能比：最高刑為死刑。上至身為國家的領導的人大前副委員長，下至機關里的出納員都有被判死刑的。可是，腐敗案還是層出不窮。

對比我國香港地區，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最高只判七年有期徒刑；而德國刑法規定，貪污賄賂犯罪最高刑為有期徒刑五年。但他們那里官員的廉潔程度要比我們這邊高多了。

我們不是沒有制度。“嚴刑峻法”不也是一項制度？

殺不是反腐敗的良招。歷史上，皇帝喜歡將一些貪官于午門外斬首示眾，示眾卻無以制眾，其中教訓深刻。我們也警惕對于法治的誤解，將法治簡單地歸結為嚴刑峻法，依法反腐簡單地理解為多殺貪官。法治強調社會上的重要事項由法來決定，但法治的本質是依照良法而治。

反腐敗中的良法，應該是給政府官員以確定性行為規范的法。譬如在香港，政府官員不得有不當得利，對于什么是不當得利，《防止賄賂條例》作了很明確的規定，具體而且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其內容有五條之多，而其中每一條都讓我們驚嘆，現摘要一條如下：政府官員接受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金錢，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者任何種類的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都屬于不當得利。

我想，如果內地也這樣規定，那么任何打著人情往來幌子的煙酒、贈品、土特產都將被法律所禁止。事實上，在我們的司法實踐當中，煙酒及形形色色的饋贈被認為是灰色領域，往往不計入犯罪數額。筆者曾經辦過一個市長受賄案，市長變賣煙酒得款20萬元，但最終無法計入賄賂數額。

同時，我國的法律確定性差還體現在數額的限制上，形成了同樣性質的行為沒有同樣對待。貪污賄賂犯罪以5***元為立案標準，標準之上和標準之下是“生死”兩重天，而這也易于使官員們認為：國家對于5***元以下的收受賄賂的行為是默認的。其實數額的大小并不影響事情的性質，對于人的品德影響也沒有質的區別，正是如此我國歷史上才強調了防微杜漸。

我國法律的不確定性還體現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有些國家干部寄希望用一些黨組織內的措施代替刑罰，如將錢繳到廉政帳戶，混淆犯罪與違紀的性質；或者通過自己的良好的人際關系阻礙有關執法執紀部門執法，如有的地方以干部管理權限為由，禁止本地執法執紀部門查處某一級別的干部。從而使人認為良好的人際關系，特別是與上級領導的關系，勝過自己認真的守法，而那些被抓的都是倒霉蛋。從而使得本已不確定的法，在執行的過程中又一次被打了折扣。

這些不確定性的因素存在，就給每個腐敗者形成一個安慰劑：在享受腐敗帶來的效益的同時不一定會帶來風險，擁有利益時不一定會付出成本。

我國反腐敗立法和執法環節的不確定性，說明了依法反腐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的嚴刑峻法并不是最理想的反腐敗形式，我們理應講究社會成本。沒有死刑依然可以建設一個廉潔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