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斗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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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是什么？韋伯說，權力是特定組織和個人對于其他組織和個人即使有反抗也要貫徹其意志的能力。因而只要有政治社會存在，權力就始終存在。所以，“撤權養廉”撤除的也只能是本應回歸社會的權力，而要完全撤除權力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當的。由此得到第一個判斷，只要土壤存在，腐敗終究是要“生根發芽”的。那么，要在短時間內鏟除腐敗滋生和蔓延的土壤，是否可能呢？這首先要從土壤的結構分析。

現階段腐敗的土壤是這樣構成的。從思想上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封建殘余仍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某些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中，以權謀私的觀念仍有市場，“一朝為官，終身受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些封建殘余思想自然不可能很快消除；從制度上說，改革開放沖破了長期僵化的舊體制，市場經濟的發展日趨活躍，但相當長的時期內，法制仍不健全，制度仍不完善，政策仍不配套，市場調節機制仍不成熟，許多管理環節仍存在漏洞，如個別人控制著項目審批權、資金調撥、物資采購權、人事管理權等，這些都為腐敗留下了滋生和蔓延的空間。觀念也罷，制度也罷，說到底是整個社會經濟條件決定了的，因此鄧小平說：“整個改革開放過程都要反對腐敗。”所以，這將是個極其漫長的過程。

反腐敗斗爭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按照同志關于持久戰的見解，它應當分為防御、相持、反攻三個階段，而當前的反腐敗斗爭，恰恰處于相持階段。相對于腐敗高發、疲于應付的“防御”階段，“相持”階段最重要的特征是，腐敗高發勢頭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腐敗和反腐敗的力量處于動態平衡，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狀態。

相持階段追求的目標往往傾向于穩定壓倒一切，先控制住再說。具體做法上，首先，在打、防措施價值取向上，更注重打，傾向于采用有力的懲治手段；其次，在治標、治本的選擇上，治標行為更為明顯，治本措施仍然是一個方向，沒有真正落到實處。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段，為了增長自己的力量，反腐敗甚至可能采用非規范的操作方法，譬如有的地方盡量推遲貪污賄賂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遲遲不作刑事立案，借用紀委、監察部門的手段，力求更嚴厲、更有效地打擊腐敗犯罪。

相持階段追求的目標不能停留于穩定壓倒一切，從反腐的階段性來說，一旦腐敗得到充分打擊、蔓延勢頭遏制住以后，“相持”階段將向“反攻”階段推進。我們目前重視預防職務犯罪這個環節，就是要努力促成從“相持”到“反攻”的轉變成為現實。當然，要真正實現全面“反攻”，取決于大的社會背景，譬如政治文明的積極推進，行政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和創新，標和本價值取向上的調整等等。有人結合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戰略預測，認為到****年左右腐敗現象將從高峰回落。其實，高峰的回落便是腐敗與反腐敗斗爭由“相持”進入“反攻”的標志。在我看來，如果沒有早做預防工作，僅滿足于打擊犯罪的高壓態勢，任何穩定都不可能，腐敗高峰的回落也無從談起。只有采取積極進攻的姿態才能維持穩定，前方堅持在打，保持火力，同時包抄到敵人后方，落實制度防范等措施，來它個釜底抽薪，才能使腐敗的能量逐漸減弱，反腐敗的力量不斷增強，動態的平衡點向前推進，腐敗才會節節敗退。

“相持”階段的判斷給我們帶來必勝的信心，同時也提醒我們對反腐敗的形勢保持清醒認識。相對來說，當前在金融證券、國有企業、工程建設、工商、稅務、海關、醫藥和司法等八個領域腐敗的狀況比較受人關注，其發案數占了全部職務犯罪的**％以上，此外，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甚至在教育領域，也都面臨反腐敗斗爭新的困難和課題，但是我們經過近幾年治本措施的落實，有的領域犯罪絕對數也在減少。如工程建設領域，四川出了劉中山、鄭道訪案件，河南曾錦成、張昆桐、石發亮在同一個崗位上“前腐后繼”，有了這些教訓后，這些地方開始著力規范工程建設中的招投標行為，評標人員從全國專家庫抽取，變土地批租為公開拍賣，就像陽光的照射能殺滅霉菌，權力離開了暗箱操作的土壤，腐敗自然難以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