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犯罪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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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犯罪調查報告范文第1篇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含義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單獨或者會同、委托社區矯正機構、社會調查組織（ 人員），通過走訪、座談、查閱資料等方式，了解、收集未成年犯罪行為人的性格愛好、生活環境、成長經歷、心理特征、日常表現、家庭狀況、監護條件、社會評價等有關信息，用以在一定程度上評估犯罪主體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危險性、可矯治性、可諒解性以及再犯可能性 ，形成社會調查報告或資料，作為案件處理和開展教育、矯治、挽救工作參考依據的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刑事訴訟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訴訟程序中明確規定社會調查制度，標志著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政策上升為法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不僅要了解和結合案件事實，同時要了解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及其形成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了解未成年人的有關個人情況，如其成長過程、道德品行、智力結構、個性特征、身心狀況、家庭結構、日常表現以及社會關系等。因此，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個人基本情況、家庭基本情況、成長經歷、性格特征、興趣愛好、交友情況、犯罪前后的表現情況、監護條件等。

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現狀分析

現根據我院2015年度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況展開分析。2015年度我院共受理審查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90件102人，其中向法院提起公訴60件80人，不10件15人。結合我院辦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現狀：

1.目前的社會調查主要局限于檢察機關的審查階段和法院的審判階段，雖然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可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但實踐中，公安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往往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不先行啟動社會調查制度，這就可能會造成公安機關無法通過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況，實行個別化處理，對可能具有監護條件而又無需被羈押的未成年人被先期剝奪了人身自由。

2.目前我國未成年人調查報告的調查范圍不夠廣泛、內容不夠深入，僅限于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村（社區）的表現情況、學校或單位的學習、工作情況及家庭生活情況等進行調查，而對其性格特征、興趣愛好、交友情況等沒有進行深入分析，特別對身體健康狀況、心理狀態往往沒有進行必要的醫療檢查和心理學、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醫學鑒定。

3.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對象相對較單一。就我院2015年辦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為例，并不是對所有的未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而是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對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在校學生的，就委托社區矯正機構進行社會調查。通過社會調查，對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作出不決定。在辦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外省市流竄至本市作案，由于在本市無固定居所，而去當地調查費用又較高，故對這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很少進行社會調查，也就不可能通過社會調查報告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長背景、生活經歷等情況。

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問題以及完善對策

（一）存在問題

1.社會調查主體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規對社會調查缺乏明確細化的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主體與直接調查主體呈現出多方參與的趨勢。具體可分為：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社會團體組織。由于調查主體的多元化和訴訟地位不清晰，很可能導致在實踐中出現兩個問題：一是相互推卸責任，二是重復調查。相互推卸不僅造成了案件的無端拖延，也可能使社會調查工作不能真正付諸實施，流于形式。重復調查容易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引起被調查者的反感。

2.調查人員能力參差不齊。目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發展還不完善，對調查員的選任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如我院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委托司法局社區矯正管理科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社區矯正科再分配給各鎮鄉司法所工作人員進行調查。調查人員可能會因為法律、教育、心理學等方面知識的欠缺，以及工作責任心不夠強等問題，導致社會調查報告的質量不高，內容流于形式，社會調查報告內容過于簡單、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

3.調查內容不夠規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了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但對調查內容方面規定較為籠統，在司法實踐中，由于調查內容的不全面、不一致，導致調查報告不能全面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客觀方面的真實情況，以致于司法機關不能從社會調查報告中得到未成年人真實、完整的信息，影響辦案質量。

（二）針對上述存在問題，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完善：

1.設立專門的社會調查機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一般都由專門機構負責。如在日本，設有家庭裁判所，由調查官負責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進行庭前審查。我國可以成立專門的社會調查機構，聘用具備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專業知識和有未成年人工作經驗的社會調查員，并不斷完善對社會調查員的培訓工作。

2.規范社會調查的方式、程序。社會調查主要的對象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由于社會調查內容多，涉及面廣，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必須指派二人以上專門人員或指派專門機構開展調查，以確保調查過程的公正。社會調查員要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社區、學校等地，通過走訪父母親友，鄰居好友、老師同學等方式展開考察，還可以采取電話、網絡等方式。同時，調查人員對調查過程及結果應當制作調查筆錄，以便能全面、客觀地制作調查報告。同時，在傳統的社會調查方式基礎上，積極引入心理測試、人格分析等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方法，通過對調查對象的人格特征進行分析，從而預測其以后的行為。通過多種社會調查方式的運用，使調查內容全面客觀，調查結論真實準確。

3.細化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按照新刑訴法的規定，社會調查的內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這個范圍相對寬泛，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細化、明確。社會調查報告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社會調查的書面記錄等原始資料，包括個人經歷、家庭概況、受教育程度、一貫表現、個性特點等等，有時還可能包括在必要的時候所進行的生理、心理、人格等方面的測評結論；另一方面社會調查員通過對相關原始材料進行梳理、分析，作為中立方得出全面、客觀、系統、不帶傾向性的調查結論，然后依據調查結論提出針對性的處理意見。這兩方面內容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一份規范的社會調查報告必須完整地包括上述兩方面的內容。

四、結語

未成年人由于各方面發展尚不成熟，認識問題的能力不足，可塑性較強，很多情況下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通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對不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區別對待，使他們真誠悔罪，認識錯誤，以便今后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同時彰顯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司法保護政策。

[參考文獻]

[1]陳興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J]；法學雜志；2006年01期.

[2]劉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證據在刑事案件中的運用[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

[3]楊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調查的運用[J].法學論壇，2008（1）.

[4]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5]郭欣陽，從人身危險性出發正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未成年人犯罪為視角.河北法學，2009，（2）.

網絡犯罪調查報告范文第2篇

關鍵詞：區別保護；法定人出席；社會調查；審前羈押；緩刑適用

一、 權利缺失：區別保護

本文選擇的翔安區法院因區劃調整，成立于2003年，下轄四鎮一街，戶籍總人口32萬人。翔安區成立9年以來，借助明顯的區位優勢和優越的地理環境，經濟迅猛騰飛，逐步由經濟落后的島外農村地區成長為廈門市經濟發展最快、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新城區。伴隨著城區的發展，外來人口也在短時間內迅速增長，外來未成年人數量急劇上升。著名的社會學家杜爾凱姆認為，犯罪是社會變遷的代價。他認為在社會變遷明顯時，很容易出現“社會失范”的現象，從而導致違法犯罪行為的增多。特別是青少年，正處于身心尚未發展成熟階段，面對這種變化，極易產生心理上的迷茫。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轉型導致翔安區未成年人犯罪數也逐年上升，研究該區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下表為2011年—2012年該區法院在本地與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適用司法保護措施的對比圖：

戶 籍 地刑事司法措施本地外來法定人出席率85%50%社會調查報告詳盡基本無審前羈押率45%87%緩刑適用率70%32%分析上表，我們可以看出：

1、在法定人出席率方面，外來未成年人明顯低于本地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不少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親人均在外地打工，并且工作地點分散，給通知到場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其次，有些辦案人員缺乏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意識，使通知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流于形式。針對此，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0條明確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人必須出席，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場的例外情形，規定了法定人不能到場的替代“合適成年人到場”。

2、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大多有社會調查報告，而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卻很少有。這是因為：第一，本地未成年被告人進行社會調查的條件比較便利，社會調查報告對于法官全面認清案情、公正審理案件具有一定的幫助，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積極、主動幫助法院獲取社會調查報告；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都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審理期限相對比較緊張。親臨其地去深入調查其成長背景、家庭狀況時間長、成本大，不具有現實操作性。而法院依程序寄出的要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成長地相關部門填寫的社會調查報告常常因為有關部門的相互推諉而得不到回復。第三，目前我國法律沒有對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做出明確的規定，調查機構種類繁多、調查人員專業素質不高。

3、在審前階段，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被提請逮捕的人數是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2倍左右。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普遍使用審前羈押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從替代措施上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只有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這兩種羈押的替代措施。因“監視居住”成本高昂，所以鮮有使用，故本質上只留下取保候審一條。而外來未成年人流動性強，居無定所，若是用取保候審替代羈押可能會影響訴訟的正常進行；二是從經濟條件上看，涉嫌犯罪的外來未成年人大多家庭經濟困難，且其本身又沒有固定的收入，根本無力交納幾千元的保證金；三是從執法角度上看，由于執法環境不合理，各地公安機關有效配合難度大，再加上法律援助律師參差不齊等原因，對一些無逮捕必要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適用強制逮捕措施常常成為無奈之舉[1]。

4、本異地戶籍身份的不同使本地和外來未成年罪犯在緩刑適用率上明顯不平等。原因主要有：第一，緩刑執行機構職責不清，難以形成監管合力。對于被遣送回家鄉的外來未成年罪犯，依然很難保證緩刑監督、幫教和考察的落實，對其是否會重新犯罪，是否會對社會再產生危害，法官都心存疑慮[2]；第二，法律無明文規定，難以很好執行。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如何遣送、如何進行監督、幫教和考察，法院與公安機關如何協調等問題均需要有立法的明確規定；第三，部分法官思想過于保守，難以貫徹挽救、教育為主的審判宗旨。由于自身對緩刑認識不到位，思想過于保守，擔心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適用的效果不明顯，因而在審判實踐中有意減少緩刑的適用。

二、權利的救濟：平等保護的意義

“無救濟則無權利”又作“救濟先于權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這一為英美法國家家喻戶曉的法律格言所強調的是，救濟對于權利實現的重要作用。如果人們關注權利的實現，就必須關注權利的救濟。

（一）法理學角度

先賢亞里士多德將平等視為正義的尺度，提出了正義的平等觀。他認為“正義是某些事物‘平等’（均等）觀念”，即正義寓于某種平等之中，平等是公平正義的基本內容。平等，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樣的基本權利不應當因為未成年人的前面加了“外來”二字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正如J·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的經典表述：“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在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保護措施的適用上，如何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現狀成為亟需解決的一道難題。

（二）經濟學角度

傳統觀點認為，刑罰是犯罪“易感觸”的力量，無論是自由刑還是罰金刑，都能夠抗衡犯罪人頭腦里的強烈私欲。犯罪經濟學卻認為，刑罰可作為調整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在經濟學家們看來，犯罪與刑罰只是一個成本/收益或者說風險/收益的對比而已。任何一個犯罪人都是一個“理性”的計算者，在實施犯罪行為之前，他會將犯罪的預期成本與預期犯罪收益進行比較，從而決定是否從事具有風險的犯罪行為[3]。著名的刑法經濟學家波斯納將犯罪成本歸納為“機會成本、查獲幾率、懲罰的嚴厲性和其他相關變量”。對于本地未成年罪犯而言，司法實踐中，由于在審前羈押與緩刑適用等方面相較于外來未成年罪犯犯罪成本更低，這是否會變相鼓勵本地未成年罪犯繼續犯罪？如果對本地未成年罪犯更注重對其刑事司法措施的保護，本地未成年犯罪就會不在乎，滋生僥幸心理，認為犯罪有利可圖，即使受到刑罰處罰，也還有賺頭。相反地，外來未成年罪犯的相關合法權益被輕視了，他們可能就會產生橫豎橫的心理，服刑時百般抵觸，釋放后變本加厲地實施犯罪。

（三）社會學角度

刑事司法保護措施適用的區別對待，尤其是對外來未成年人審前羈押率高、緩刑適用率低，都嚴重影響外來未成年罪犯的再社會化。再社會化是指用補償教育或強制方式對個人實行與其原有的社會化過程不同的再教化過程。未成年時期最大的特點是身體的成長和心理的成熟，而心理的成熟是在社會化、再社會化的過程中完成的。在某種情況下，未成年罪犯通過再社會化，可以幫助他們忘掉舊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轉折意義的階段。如果僅僅是因為戶籍制度的差異就抹殺外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護的權利，那么實際上就是對于他們行為的消極反應，這非常不利于他們的再社會化改造，更嚴重的是，他們可能因此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 制度的完善：如何平等保護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刑事司法保護措施的適用在外來未成年人與本地未成年人之間存在明顯的區別，然而法律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根本意義在于平等保護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故如何平等保護外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至關重要，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

（一） 法定人——不可或缺之人

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出席率低的原因眾多，在當前的模式下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恰好是醫治此癥結的良方。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是英國1972年創設的，后經引申發展其基本含義為：在審理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時，由合適成年人參與開庭審理，協助未成年被告人與司法機關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之間的溝通，緩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疑懼、不安、緊張等情緒，促進實施程序正當化，提升審理教育功能，以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并增進社會安寧。我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都有關于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的立法。

關于合適成年人的選任，筆者建議：在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適成年人選任上可以考慮律師到場制度。一方面，律師作為國家認可的法律從業人員，同時具備法律專業者和合適成年人身份，其在場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陷入孤立境地，從而更有效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而其自身權利的行使也受到《律師法》的保障；另一方面，與一般的合適成年人不同，律師作為法律執業者不僅需要遵循刑事訴訟法的要求，還受到律師法等法律、律師協會、司法行政機構等規章的約束，這從反方向確保了律師能夠忠實、勤勉履行其職能[4]。

（二）社會調查制度——必不可少之事

法國著名刑法學家安賽爾認為：為了正確處理案件，法官必須了解他負責審理的犯罪人，為此，必須對犯罪人的人格進行調查，調查應從“社會、醫學和心理”等方面進行。社會調查制度體現了刑罰個別化原則的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中實施全面的社會調查制度，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情況，有利于貫徹刑罰個別化的要求，對我國法治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筆者仔細分析各國社會調查制度，發覺德國少年法院的社會調查工作已日臻成熟，是值得學習的模板[5]。在我國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報告制作中，筆者認為可效仿德國制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完善：立法上，首先要肯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地位，明確其必要性。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搪塞、拒絕為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制作社會調查報告，這是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其次要賦予調查報告證據效力，規范其證明程序。社會調查的價值目標就是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在法律條文規定不明的情況下應盡可能地朝著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角度理解。故筆者認為調查員應當在法庭上接受詢問、客觀說明調查報告的制作過程以保證其證明力；司法上，一是建議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機關下屬設立獨立的調查機構來負責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二是建議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通過對未成年被告人個人的家庭、學習、工作情況做細致、充分的了解（必要的時候可以訪問被告人的家長或是學校的老師等）并形成一個有固定格式內容的表格，再由調查員根據表格的資料撰寫調查報告的主文；三是嚴格限定報告制作的期限。對于委托出具社會調查報告的時間要有明確的規定，建議在扣除報告在途時間外給予10天進行調查及報告撰寫工作，規定超期或是違規出具社會調查報告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考慮賦予法院一定的監督權。

（三）審前羈押適用率高——不可不改之病

審前羈押是限制或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嚴厲的強制措施。現代法治社會奉行羈押是例外的原則，這是無罪推定和人權保障原則的內在要求。對于未成年被告人，更應當盡量適用能達到羈押的預期目的，又更為輕緩、對其侵犯更小的非羈押強制措施，即審前羈押的替代措施。美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值得學習與借鑒。但是盲目抄襲發達國家的做法不見得有效果，必須摸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前服務制度：首先，確定執行主體。由從事社會調查的專門調查機構在偵查終結之前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相關背景信息與個人具結等非財產性保釋條件的危險評估報告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該專門機構的調查員還要對那些附加不同釋放條件而予以釋放在外的被追訴人根據其釋放條件情況制定相應的報告與執行計劃，以便監督確保被追訴人履行由法院決定的釋放條件；其次，明確決策主體。偵查機關將調查員制作的危險評估報告附在相關的卷宗材料中移送審查，由法官根據危險評估報告做出是否審前釋放的決定。對于法官的決定不服時，外來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要求召開聽證會或是向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提出抗議；再次，增加替代措施。如偵查機關加強監控、以社會調查官觀護的方式代替羈押，讓社會調查機構發揮樞紐性作用等，形成多渠道的監控網絡與合力機制，從而盡量避免出現審前釋放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失控的風險。

（四）緩刑適用難——不可不變之題

對于未成年罪犯，適用緩刑具有特殊的意義：（1）有利于調動未成年罪犯自我改造的積極性；（2）有利于預防和減少未成年罪犯再犯罪；（3）有利于防止其身份“標簽化”，便于社會各方接納未成年罪犯，培養其社會性，創造條件使之重返社會[6]。因此，筆者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規范未成年人緩刑適用制度：一是規范相關法律規定，做到緩刑執行有法可依。針對現行制度的不足，法律應當對未成年緩刑犯的考察主體、考察內容、考察方式做出具體的規定，可以考慮建立外來未成年罪犯緩刑幫教辦公室，專門負責緩刑考察機關在外地的緩刑犯交接問題；二是統一緩刑執行場所，避免外來未成年緩刑犯執行難。探索建立集中、統一的未成年緩刑犯監督、幫教和考察基地，選擇具有一定規模、發展相對穩定的企業為依托，為未成年緩刑犯提供一些對技術和專業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崗位；三是增加緩刑聽證程序，減少法官自主裁量權。法院在法庭審理查明未成年罪犯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另行安排一次聽證會，組織相關人員作為聽證參加人，對于外來未成年罪犯是否能適用緩刑進行廣泛地交流、核實和論證并允許外來未成年人的合適成年人、律師對聽證結果提出異議；四是擴充緩刑制度的類型，增強緩刑適用力度。 對于罪刑較輕的外來未成年被告人考慮暫緩，同時配合使用緩刑保證金制度，若他們仍留在法院地生活則可要求他們定期向社會調查機構的調查員匯報生活、工作情況，以保證執行的效果。

早在100多年前美國憲法制定中，先賢就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雖然我國刑事法律表面上并沒有直接歧視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規定，但是必須看到，法律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事實上的不平等，使得對涉罪外來未成年人的平等保護難以真正得到落實。筆者希望通過本文的寫作，能夠讓外來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權益得到重視，滴水穿石，當全社會都形成對外來未成年被告人權益平等保護的風氣，平等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釋：

[1]張臻.重慶沙坪壩：外來未成年“非監禁化改革”[J].檢察風云，2011年第11期：21.

[2]王金炳.試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緩刑制度之完善——以福建省石獅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數據為例[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4：21.

[3]徐愛國.評析波斯納的《刑法經濟學理論》[J].政法論壇，2007-9（5）：173.

[4]汪建成.論未成年人犯罪訴訟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法學）專題研究，2012-1.

[5]黃河.少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初論——以德國少年司法實踐為視角[J].研究生法學，2011-2月（1）：180.

網絡犯罪調查報告范文第3篇

根據卡巴斯基實驗室報告，Winnti組織從2009年開始就對網絡游戲行業發動攻擊，且目前攻擊仍在繼續。該組織發動攻擊的目的是竊取由合法軟件供應商簽發的數字證書，此外還會竊取知識產權內容，包括在線游戲項目的源代碼。

據了解，發生于2011年秋季的一次安全事件引起了卡巴斯基實驗室對Winnti組織的惡意行為的注意，當時其在全球大量計算機上檢測到一款惡意木馬程序。這些受感染計算機之間有一個明顯的關聯，即這些計算機上都安裝了一款流行的網絡游戲。之后不久，有細節披露感染這些計算機的惡意程序通過游戲公司的官方服務器進行更新時被感染。受感染用戶和該網絡游戲社區懷疑是游戲發行公司在消費者計算機上安裝了惡意軟件，從而監視用戶行為。但是，之后的調查顯示，這些安裝到游戲玩家計算機上的惡意程序是網絡罪犯所為，而且他們的攻擊目標其實是這家游戲公司。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游戲發行公司邀請卡巴斯基實驗室對這一惡意程序進行分析。分析表明，該木馬是一種針對64位Windows環境的DLL動態鏈接庫，并且使用了一種合法簽名的驅動。該木馬是一種功能全面的遠程控制工具（RAT），能夠在計算機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讓攻擊者完全控制受感染計算機。這次發現意義重大，因為該木馬是首個發現的具有合法簽名并針對64位Windows系統的惡意程序。

卡巴斯基實驗室在對Winnti組織的惡意行為進行調查時發現網絡游戲行業有超過30個公司均遭受到Winnti組織的攻擊，其中大部分均為東南亞游戲制作公司。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位于德國、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巴西、秘魯和白俄羅斯的在線游戲公司同樣成為Winnti組織的受害者。除了進行商業間諜行為外，卡巴斯基實驗室還發現Winnti組織至少可以利用三種手段將竊取到的數據變現，從而生成大量非法利潤：

· 操縱和積累游戲內部使用的貨幣，例如收集游戲玩家的“符文“或”金幣“，并將積累的虛擬貨幣轉化為真實的錢財；

網絡犯罪調查報告范文第4篇

據美國國家網絡安全聯盟和美國在線公司25日聯合的一項全國性調查報告說，因特網用戶在家里上網時遠不像他們想象的那么安全，大多數用戶沒有“防火墻”保護，安裝的防病毒軟件落后而且受到多個暗藏的盜竊信息軟件的侵蝕。

“間諜軟件”無孔不入據美聯社報道，在美國政府部門的支持下，調查人員通過電話訪問了全國12個州22個城鎮的326名成人用戶，其中77％的人都說他們使用因特網時沒有受到威脅，而且幾乎多數人都認為已有的安全措施足以抵抗病毒和“黑客”的侵襲。但當調查人員到受訪者家里去實地考察時，他們發現三分之二的用戶實際上至少7天內沒有更新防病毒軟件，有三分之二的用戶沒有安裝“防火墻”軟件，有80％的用戶的電腦上有“間諜軟件”。在其中一個用戶運行緩慢的電腦上，居然有1000多個“間諜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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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缺乏專業指導美國國家網絡安全聯盟負責人之一肯·沃森說，用戶利益受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滿足于已有的安全現狀，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有關安全保障的專業指導。美國商務部負責技術政策的副助理秘書丹尼爾·卡普里奧指出，用戶對使用因特網的安全知識了解得還不夠，“我們需要給家庭用戶和小企業更多的信息和操作指導”。

被調查的一位用戶說，她以為服務商提供的商業防病毒軟件和“防火墻”軟件足以抵御網絡上可能出現的威脅，實際上她被誤導了，大多數商業防病毒軟件和“防火墻”軟件并不能檢測“間諜軟件”。

網絡犯罪調查報告范文第5篇

結合當前工作需要，的會員“我不是卡卡”為你整理了這篇市民電信網絡詐騙防范意識情況調查報告范文，希望能給你的學習、工作帶來參考借鑒作用。

【正文】

電信網絡詐騙不僅給人民群眾帶來了精神上和財產上的損失，也影響到了整個社會的繁榮穩定。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和信息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電信網絡詐騙愈加呈現出手段高科技化、形式多樣化、作案隱蔽化的特點，防范打擊工作形勢依然嚴峻。為了有效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有針對性地開展防范電信網絡詐騙宣傳，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自我防范意識，遠離電信網絡詐騙，南京市人民政府網站于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在全市范圍內就“南京市民電信網絡詐騙防范意識情況”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一、調查結果

1、您的性別：

A、男（43.5%）

B、女（56.5%）

2、您的年齡：

A、18-22歲（8.9%）

B、23-35歲（53.2%）

C、36-59歲（30.6%）

D、60歲及以上（7.3%）

3、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學及以下（6.5%）

B、中專、初中（14.5%）

C、大專、高中（29.8%）

D、本科及以上（49.2%）

4、您的職業情況：

A、在校大學生（4.0%）

B、企業（33.1%）

C、學校、研究機構（7.3%）

D、政府及事業單位（24.2%）

E、自主創業（14.5%）

F、自由職業（16.9%）

5、您是否了解電信網絡詐騙及其手段方式？

A、非常了解（12.9%）

B、比較了解（38.7%）

C、基本了解（33.1%）

D、不太了解（9.7%）

E、不了解（5.6%）

6、您周圍是否有電信網絡詐騙發生？

A、是（75.8%）

B、否（24.2%）

7、您有沒有接到過詐騙電話或短信？

A、有（79.8%）

B、沒有（20.2%）

8、您遇到的是何種詐騙類型（多選）：

A、征婚交友詐騙（6.5%）

B、刷單詐騙（34.7%）

C、冒充“公、檢、法”詐騙（31.5%）

D、冒充客服詐騙（32.3%）

E、網絡貸款詐騙（29.0%）

F、招聘詐騙（30.6%）

G、中獎詐騙（25.0%）

H、其他詐騙類型（16.1%）

I、沒有遇到過網絡詐騙（20.2%）

9、如果您遇到疑似詐騙的電話會怎么辦？

A、故意和對方斡旋（8.9%）

B、不理會，直接掛斷（61.3%）

C、將電話加入黑名單或者標記詐騙電話（29.8%）

10、就個人而言，您認為您自身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意識如何？

A、非常強（16.1%）

B、比較強（53.2%）

C、一般（19.4%）

D、比較弱（8.9%）

E、非常弱（2.4%）

11、您在何種情況下會將自己的個人信息告知（多選）：

A、購買火車票飛機票、預定酒店（58.9%）

B、網上購物、訂餐（39.5%）

C、辦理會員卡（29.8%）

D、注冊網站（34.7%）

E、填寫街邊發放的調查問卷（21.0%）

F、填寫報名信息登記表（42.7%）

G、連接公共場所的WIFI（10.5%）

12、填寫了個人信息后，您是否有注意個人信息保密工作？

A、有（64.5%）

B、沒有（35.5%）

13、您是否學習了解過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有關知識？

A、是（60.5%）

B、否（39.5%）

14、您認為電信網絡詐騙頻發的主要原因是（多選）：

A、詐騙手段翻新速度快，形式多樣，迷惑性強（49.2%）

B、個人信息泄露嚴重（59.7%）

C、個人防范電信網絡詐騙意識較低（39.5%）

D、犯罪成本低，懲戒力度不夠（52.4%）

E、電信、銀行等部門存在監管漏洞（39.5%）

F、詐騙的手法簡單，容易傳播及被仿效（33.1%）

G、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知識宣傳力度不夠（29.8%）

H、接觸互聯網的機會越來越多，相應的風險也越來越大（21.0%）

15、在您看來，下列哪些舉措有助于防范電信網絡詐騙（多選）：

A、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違法成本（58.9%）

B、加強反電信網絡詐騙力量，并加大對其經費的投入（55.6%）

C、建立完善公安機關與電信、金融部門的聯防體系（59.7%）

D、加強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嚴懲侵犯公民信息犯罪（55.6%）

E、嚴格落實電話卡實名制，增加詐騙活動的風險和難度（52.4%）

F、加強行業監管，減少行騙空間（39.5%）

G、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公民的防范意識（35.5%）

二、調查分析

本次調查參與人數124人，其中男性54人（43.5%），女性70人（56.5%）。接受教育情況：61人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占調查總數的49.2%，其余63人為大專、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調查總數的50.8%。年齡情況：18-22歲11人（8.9%），23-35歲66人（53.2%），36-59歲38人（30.6%），60歲及以上9人（7.3%）。職業情況：在校大學生5人（4.0%），企業41人（33.1%），學校及研究機構9人（7.3%），政府及事業單位30人（24.2%），自主創業18人（14.5%），自由職業21人（16.9%）。

參與調查的124人中，超過半數（84.7%）的人對電信網絡詐騙及其手段方式有一定的了解，75.8%的人周圍有電信網絡詐騙發生，79.8%的人接到過詐騙電話或短信，這些電信網絡詐騙類型主要是刷單詐騙（34.7%）、冒充客服詐騙（32.3%）、冒充“公、檢、法”詐騙（31.5%）、招聘詐騙（30.6%）、網絡貸款詐騙（29.0%）等方面。如果遇到疑似詐騙的電話，61.3%的人會不理會，直接掛斷，29.8%的人會將電話加入黑名單或者標記詐騙電話。

就自身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意識而言，16.1%的人認為自身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意識非常強，53.2%的人認為自身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意識比較強，19.4%的人認為自身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意識一般。調查顯示，參與調查者主要在以下五種情況下會將自己的個人信息告知，包括：購買火車票飛機票、預定酒店（58.9%）；填寫報名信息登記表（42.7%）；網上購物、訂餐（39.5%）；注冊網站（34.7%）；辦理會員卡（29.8%）等。在填寫了個人信息后，64.5%的人會注意個人信息保密工作。

從調查結果來看，60.5%的人學習了解過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有關知識。在參與調查者看來，電信網絡詐騙頻發的主要原因是：個人信息泄露嚴重（59.7%）；犯罪成本低，懲戒力度不夠（52.4%）；詐騙手段翻新速度快，形式多樣，迷惑性強（49.2%）；個人防范電信網絡詐騙意識較低（39.5%）；電信、銀行等部門存在監管漏洞（39.5%）等。對于如何防范電信網絡詐騙，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建立完善公安機關與電信、金融部門的聯防體系（59.7%）；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違法成本（58.9%）；加強反電信網絡詐騙力量，并加大對其經費的投入（55.6%）；加強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保護，嚴懲侵犯公民信息犯罪（55.6%）；嚴格落實電話卡實名制，增加詐騙活動的風險和難度（52.4%）等。

三、建議與意見：

關于如何防范電信網絡詐騙，參與調查者主要提出了以下建議與意見：

第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違法成本。進一步規范完善電信網絡詐騙的執法程序、執法流程、執法行為，嚴厲打擊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同時加大法律法規對電信網絡詐騙、侵犯公民信息等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提高電信網絡詐騙的違法成本，從而減少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