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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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1篇

生態文明建設下，探討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實踐表明，生態環境政策對工業與服務業等點源污染的管控效果顯著，但對農業面源污染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瓶頸。因此，本文運用DID模型，對洱海流域內政策區和非政策區農業生產方式與水環境指標進行雙重差分分析，揭示生態農業政策效應。分析結果顯示：政策實施下農業生產方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效應為-12.59，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業生產方式調整與優化效應顯著，其中農業從業人口、肉蛋奶總產量變量對水質污染指數負相關；化肥施用量、農藥施用量與水質污染指數正相關。分析結論：生態農業政策實施后，農業生產方式的優化對流域內面源污染程度得到緩解，農業產值穩步提升，但與“北三江”5鄉鎮比較，環湖8鄉鎮農戶綠色生產觀念、無公害農業種植技術、養殖業循環發展與林下經濟等四方面生態化趨勢更顯著，政策響應更積極。政策建議：“養殖+沼氣循環農業”是降低入湖水質富氧化，提升養殖集約化發展的首要措施；“測土配方+平衡施肥”可在兼顧單位產量的同時，約束過度施肥，減少農業面源污染，實現有機無害農產品種植的重要路徑；退耕還林還湖，發展林下經濟，能夠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培育特色林業經濟；擴大非農產業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也是緩解農業面源污染，促進農民增收的必要措施。

關鍵詞 DID模型；洱海流域；農業生產方式；生態農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 X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4）10-015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2

水資源污染與清潔水源在全球范圍內都在不斷加劇。農業面源污染是目前公認水體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隨著對工業生產與居民生活點源污染控制的逐步加強，在水體污染中農業面源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據美國環保局2003年數據顯示，農業面源污染，導致約四成河流和湖泊水體水質不合格，成為河流和湖泊污染第一大污染源[1]。歐洲的調查顯示，農業生產排放超標的磷，導致地表水中富磷化，占到24%-71%地表水污染總負荷[2，3]。農田面源污染，尤其畜禽場面源防治成為發達國家分類控制的重點[4]。Leshan Jin研究了農業產業生產時的區域水資源對農業的承載極限，并探討了控制農業污染的方法[5]。近年來，國內學者也從分析方法、影響機制、結構優化路徑及具體對策等方面研究了水生態約束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問題。趙慶禎等對農村產業結構布局優化的數學模型及其穩定性進行了分析[6]。張維理等對我國農業面源污染形勢進行了整體估計，并提出控制對策[7]。王鵬等生態脆弱地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路徑進行了研究[8]。劉航構建了我國經濟增長與不同環境密集型產業之間的脫鉤狀態的分析模型[9]。龔琦以洱海流域為實證，探討了面源污染控制目標下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機制[10]。

污染產生的經濟學根源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污染產生的市場失靈是由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生產活動的負外部效應、生態環境的產權不確定和生態環境利用的信息不對稱引起的。污染的政府失靈是由政府認識不足、決策局限、政策目標單一，存在忽視環境保護和污染控制的現象，以及環境管理的低效率引起的。通過強化政府管控，明晰環境產權，約束生產主體行為，成為環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取向。實踐證明，水環境保護政策對生活污染源和工業點源污染的效果顯著，但由于農業生產范圍廣、生產主體小而散、排污量難以量化、交易成本難以市場化等，其政策針對性和治理效果差強人意 [7]。綜上，與約束工業點源污染相比，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難點在于政策的細分性、系統性與長期性。因此，評價政策實施效用與農業生產方式響應，進而調整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通過比較政策實施前后，政策實施區域的關鍵指標變化，可以估計政策實施的整體效果與有效措施，為調整和完善政策體系提供借鑒。本文運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研究設計，利用研究區2000-2012年的大樣本數據，比較政策區與非政策區間指標的變化，識別農業生產活動對政策的響應。

1 研究區概況

洱海是我國第七大淡水湖，云貴高原第二大高原湖泊，入湖河流有彌苴河、永安江、羅時江等大小河溪共 117條，整個流域面積跨大理市和洱源縣2個縣市，是中國西南邊疆開發較早的地區之一。流域內土地肥沃、水源充沛、人口密度大、農耕文明起源早，成為滇西地區重要的糧經作物主產區和畜禽養殖基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流域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逐步形成了工業、旅游業和規模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尤其是養殖業和林下經濟成為流域農業產業的主體。

1.1 流域污染源結構

近年來，隨著流域水環境保護力度的加強，工業和城鎮點源污染得到了比較有效的控制。但是，對于占流域河流、湖泊污染負荷總量70%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成為洱海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環節[10]。如圖1所示，通過對2011a洱海流域農村與農業面源、城鎮生活污水、工業企業廢水、旅游業、水土流失等污染源的治理狀況和排放TN、TP、氨氮等三個水質指標采樣比較，得出流域主要污染源是：農田面源污染、畜禽糞便、農村生活污水、城鎮生活污水。

1.2 流域污染源分區

從農業面源污染的空間特征入手，洱海流域可以劃分為大理市環湖片區和洱源縣“北三江”片區。環湖片區包括下關鎮、大理鎮、喜洲鎮、海東鎮、挖色鎮、灣橋鎮、銀橋鎮、太邑鄉、上關鎮、雙廊鎮；“北三江”片區包括茈碧湖鎮、鄧川鎮、鳳羽鎮、牛街鎮、三營鎮。洱海流域內共有溪流117條，其中彌苴河、羅時江、永安江“北三河”流域面積占整個流域的72%，人口密度高，以養殖業和種植業為主，2000a-2011a水質處于IV、V、劣V類水平，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同比來看，環湖片區主要污染物COD、TN、TP入湖量占全流域入湖量下降顯著。為比較政策重點區與非重點區的效應差別，本文選擇大理市環湖片區作為政策重點區，洱源縣北三江片區作為非政策重點區。

洱海環湖片區農業從業人口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為-2.85，表明政策實施后農業人口增加并未影響水環境承載力，即單位人口對水環境的污染水平降低，這可能歸因于農戶生產生活理念、農民就業結構的轉變。一是，根植“洱海清，大理興”的生態文明理念，將農村生活污染、種植業化肥農藥污染、漁業畜牧業養殖污染與洱海水質惡化的知識普及到農戶，借助新農村建設，引導和轉變傳統的生產生活理念，樹立起清潔生活、綠色生產的生態文明新理念。例如，大理市啟動“洱海保護月”活動，并確定每年的1月份作為活動月；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含磷洗滌用品，建設生態示范鎮、示范村。二是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帶動農民就業、農民增收。除了傳統的安置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促進農民進城，洱海環湖片區構建起旅游業發展與農民增收的良性互動機制。例如，隨著旅游業態的升級，大理旅游業由古城觀光游向環湖體驗游過渡，環湖片區部分鄉鎮的旅游服務業不斷提升，農戶離土不離鄉實現就業。

3.2 無害化種植政策效應

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分別為4.02、10.22，表明即使實施政策，化肥、農藥施用量對水環境污染影響仍然顯著，即化肥、農藥施用量導致水環境污染水平提高，這也印證了濫用化學肥料、農藥，導致洱海水體富氧化，是洱海水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為遏制化肥、農藥等農業面源污染日趨嚴重的態勢，大理市停止使用國家規定的高毒、高殘留農藥，建立農藥科學使用技術規范，推進有機肥替代與測土施肥等措施，構建從源頭控制化肥農藥污染的長效機制；另一方面，綠色農業補貼政策，可以有效引導農戶調整種植結構，大力提倡人工鋤草、提倡使用有機肥，發展綠色農業、無公害農業、觀光農業。

3.3 科學養殖政策效應

肉奶總產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系數為-2.08，表明政策實施后以養殖業產量與水環境指數成反比，即單位養殖業產量對水環境的污染水平降低。而數據顯示，洱海流域9萬多頭存欄奶牛產生的糞便是洱海水環境最大的威脅。養殖業污染水平的降低可以歸因于畜禽糞便沼氣化、飼料再加工等循環利用方式的創新。一是引入先進技術工藝，發展特色養殖循環經濟。2003年以來，環湖片區的重點鄉鎮實施以畜禽糞便為主要原料，通過有氧發酵、無害化加工等工藝流程生產生態有機肥的項目，有效緩解了養殖業發展對洱海治理的壓力，同時還增加了畜禽養殖戶的收入。二是推廣公司化經營，提高養殖業產業集中度。傳統農戶養殖存在小、散、差、亂的現象，難以集中管理、集中處理、提質增效。大理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扶持公司規模化經營、推廣無公害養殖新技術、促進剩余勞動力轉移等政策，加強建設農村沼氣池、畜禽糞便收集處理設施建設，實現養殖業循環化、生態化、規模化發展。

4 結論與展望

4.1 主要結論

（1）研究區生態農業發展具有典型性。洱海流域被認為是中國西南邊疆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是滇西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近年來，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養殖業和種植業帶來的面源污染，成為威脅洱海生態的主要因素。2003年水質處于IV類水平，農業面源污染排放COD、TN、TP占全流域入湖量的76%、58%、77%，其中農業生產帶來的化肥和畜禽糞便流失污染已成為流域主要污染源。基于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特征的綜合分析，實施生態農業政策，轉變農戶生產生活觀念，優化農業種植結構，發展循環養殖業，全面推進農業面源污染綜合防控意義重大。

（2）生態農業政策效應顯著。DID估計結果顯示，政策實施下環湖片區農業生產方式對水環境污染指數的影響效應為-12.59，即農業生產指標的提升并未帶來洱海流域水污染的惡化，通過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與優化，達到“保產量、保質量、保環境”的政策目標。農業從業人口、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肉奶總產量等四個指標的DID估計結果顯著。①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戶環保意識、就業結構、生產方式產生積極影響，實現人均農業生產污染水平降低；②生態農業政策對農業種植結構、綠色無公害農業生產方式產生了調整和優化作用，導致農業化肥施用量、農藥使用量總量和單位使用強度的下降，降低了入湖水質富養化水平；③生態農業政策促進農業支柱產業養殖業無害化建設，通過養殖產業鏈循環利用、養殖技術標準化、經營方式集約化等方式，實現養殖業增產，入湖水質富養化水平下降。

（3）洱海生態農業模式具有推廣價值。2003年，政府提出“洱海清、大理興”的目標，出臺《洱海流域保護治理規劃（2003-2020）》，針對農業面源污染實施種植結構調整，養殖業標準化、無害化建設，發展林下經濟，科學施肥用藥等生態農業政策。在政策效應作用下，洱海流域已成為全國城市近郊湖泊可持續發展的典范。“循法自然、科學規劃、全面控源、行政問責、全民參與”的洱海模式得到國家環境保護部周生賢部長的肯定。針對湖泊流域生態承載力和致污因素，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優化農業生產方式、引導養殖業循環發展、扶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促進林下經濟產業發展等綠色農業發展模式對于高原湖泊、乃至更廣泛流域的農業面源污染防控具有政策借鑒價值。

4.2 展望

在研究區域方面：研究通過政策實施后政策區與非政策區的比較分析，只針對政策區進行了詳細分析，而忽略了對非政策區農業生產方式的分析。通過歸類說明具體生態農業政策對調整與優化洱海環湖片區農業生產方式，及其在非政策區綠色農業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但沒有對非政策區具體農業生產方式和生態農業政策進行區分和詳細說明。

在研究方法和數據方面：后續研究可嘗試借助面板數據，對兩類區域進行比較分析各研究區政策實施狀況，得到非政策區各農業生產方式對生態農業政策的效應指數，推進全流域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態農業建設，探尋深層次原因。在變量選取上可結合行為地理學的方法，采用問卷調查數據，對農戶生產技術、農業生產觀念、就業意愿與土地流轉訴求等方面的解釋變量；此外納入流域大氣環境指標、植被覆蓋指標和土壤指標等變量，以揭示洱海流域的生態環境變化全貌。

此外，從政策實施層考慮，盡管這些政策區實施了生態農業政策，但可能存在實施力度不同、實施方式、結果異象的問題。從政策實施群的角度，揭示政策實施群行為與政策效應的相關性，也是今后研究中需要關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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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Erhai Basin by DID Model

CAO Honghua1，2 WANG Rongcheng1 LI Lin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24，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92，China）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調整；人 口政策；現實性分析；路徑選擇。

人 口問題是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否健康運行 的重大 問題 ，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特點，人口的數量、結構與質量水平必須要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和發展要求相適應。人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 ，必將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構成重大威脅。1982年 9月 ，黨的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 11月寫入新修改的《憲法》。屈指算來，我國人 口計劃生育基本 國策已經實施 30年，該政策的實施既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貢獻 了巨大的人 口紅利 ，也帶來 了一系列消極 問題和負面影響，對我 國的長遠發展構成潛在隱患。為促進我 國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健康持續平穩發展 ，有必要對我 國現有人 口政策進行反思 。

一、調整我國人 口政策的迫切性分析。

（一）積極貢獻。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力推行，我國實現了人 口再生產類型 由“高 出生 、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婦女總和生育率從實行計劃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國 13億人 口日和世界 60億人E1日的到來分別推遲 了 4年¨J，有效緩解了由于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的巨大壓力。

生育率的快速降低為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 了重要 的“人 口紅利期 ”，所謂 人 口紅 利期 ，就是指一個 國家或地 區人 口再生 產類 型 由“高出生 ，低死亡 ，高增長”模式 向“低 出生 、低死亡 、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 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 ，一開始會 出現一段時間的孩子的下降速度會快于老年人的增長速度 ，從而形成一種有利于經濟發展 的年齡結構 ，即未成年人 口和老年人 口占總人 口的 比重較低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結構。這種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機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率高 ，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 ，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十分有利。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創造的東亞經濟奇跡 ，在非常顯著 的程度上可以歸功于人 1：3轉變中的“人 口紅利”。_2。

（二）消極影響。

與此同時，由于長期奉行計劃生育政策也引發了一系列 日趨嚴重的消極影響和潛在隱患。

1.人 口安全問題。

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原主任張維慶認為 ，“所謂人 口安全 ，就是指一個 國家綜合 國力和國家安全不會 因人 口問題而受到損害，能夠避免或化解人 口方面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機。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個國家在一定 時期 內的人 口數量、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分布以及人口遷徙等因素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發展要求相協調，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概括的講，就是在一定時期 、一定區域和一定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下 ，人 口發展及其相關領域各種風險 因素得到相對控制 ，避免或化解可能出現危機的狀態 。_3。

根據我 國改革開放 30年來的歷次人 口普查和 1％人 口抽樣調查數據 可以看到 ，我 國的總和生育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已經從計劃生育前的5.8降低到 目前的 1.8的水平 J，人口學界更有專家認為近幾年的總和生育率水平更低，只有 1.4左右 的水 平 （見表 1），遠低 于 國際公認 的 2.1的正常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而且由于人口更替的慣性規律 ，低生育率短期內無法逆轉 ，意味著未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從短期來看，總和生育率的下降對抑制我國人 口的過快增長、緩解巨大的人口對資源環境社會的壓力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期來看，必然會使我國人 口在 2030年前后 達到人 口峰值后迅速下降，從而造成我國未來長期持續發展由于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源支持和保障而停滯甚至倒退。

2.人 口老齡化 問題。

根據 2000年 11月第 5次人口普查數據，65歲 以上 老年 人 口已達 8811萬 人 ，占總 人 口 6.96％，60歲以上人 口達 1.3億人，占總人 口 10.2％ ，而按照聯合國人 口統計標準 ，一個 國家 60歲以上人 口占到總人 口的 10％以上或者 65歲 以上人口占到總人 口的7％以上時，標志著這個國家進人老齡化階段，說明我國從世紀之交就進入了人口老齡化階段。而且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未富先老、數量 大、高齡化 、區間差異大等特點。

由于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尚未成功建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依然是我國絕大多數家庭采用 的主要養老方式 ，特別在廣大農村地區，家庭更是在養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國幾千年傳統“家文化”的影響 ，即使是社會化養老模式相對成熟的地方 ，家庭在老年人情感養老方面 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嚴重超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老齡化問題必將對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形成 巨大壓力。經濟社會發展新創造的價值中必然會有較大比例的部分被 日趨龐大的老年群體所消耗掉，從而對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構成制約。

 

3.出生性別比問題。

伴隨著我國人 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比不斷攀高。從表 2中可以看到，從1982年第 3次人口普查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走高，目前保持在 119.45的高位。而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 ，出生人 口性別 比在 103—107之間屬于維持人口性別結構平衡的正常水平。出生人 口性別比長期偏離正常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未來 婚 姻 市 場擠 壓 情 況 的出 現，據估 計 ，在2020年將有 3000萬男性無法成功進入婚姻市場，并進而有可能導致性犯罪、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等問題的惡化，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造成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 比長期失衡 的原 因，既有 “養兒防老”、“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思想 的影響 ，也有現代 醫療技術手段如 B超機等為產前性別鑒定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更有在面對生育數量嚴格限制時人們轉而尋求質量上的替代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4.獨生子女成長風險問題。

獨生子女的成長風險，主要是指夭折、重病的風險。由于是獨生子女家庭，可以說孩子就是一個家庭的全部，如果孩子在成長發育過程中如果遇到意外或者死亡 ，特別是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父母 已經部分或全部喪失生 育能力 的 中老年 階段，這種情況對相關家庭來講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這種風險在現在或將來都會嚴重存在，甚至伴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風險有 日趨增加的趨勢 ，如近幾年出現的“大頭娃娃 ”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 、問題疫苗事件 、幼兒園兇殺案等都對所涉及的數lO萬家庭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許多家庭甚至家破人亡，支離破碎。根據全 國生命表 （兩性合計 ），每 1000個嬰兒中會有大約 5.4％在 25歲 以前死亡 ，有 12.1％的人在 55歲 以前死亡 ，也就是說 ，會有 5.4％和 12.1％的家庭會經歷孩子夭折的風險，并且難以規避。

在成長風險方面 ，其一 ，是父母輩對子女的期望過高 ，望子成龍 、望女成風 、拔苗助長 ，脫離了他們發展水平所能達到的水平 ，給子女的成 長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 ；其二是祖輩，32輩為傳遞親情 ，會竭力滿足獨生子女的各種需要，溺愛情況非常普遍和嚴重，從而易使獨生子女從小養成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孤僻心理；其三，獨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只與父輩們進行交往，缺乏兄弟姐妹等之間的同輩教育和合作交流，容易形成對他人的極度依賴心理 ，進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實踐動手能力和對他人 的同情心 ；其四，家長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慮 ，會限制獨生子女與家庭以外的同齡人的交流，容易使他們形成失群的孤獨心理，出現社會行為的某些不協調現象。 附）二、調整我國人 口政策的現實性分析。

總體來看，我 國的人 口形勢正處于又一個歷史的十字路 口 ，它表現在 5個方面 ：

1.生育率長期偏低 。從前面表 1可以看到 ，我國生育率水平持續低于 2.1的人 口正常更替水平至今 已達 11年 ，而且從 目前 的情況看這種低生育率水平將會繼續延續下去。低生育率帶來的消極效應將越來越明顯。而長期陷于低生育率水平的中國社會必將會出現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如適齡勞動力較少，近幾年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頻發的“用工荒”就能從一定 角度反 映出這種趨勢。

2.老齡化不 斷加劇。從世 紀之交我 國進 入老齡化社會以來，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老齡人口的絕對規模與在總人 口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但是長期以來，社會總是簡單的把人 口老齡化理解為老年人數量的增多以及老年人的贍養、護理、醫療、權益保障等問題，并沒有從全社會長期協調發展的宏觀和長遠角度認識老齡化問題。這不單單是老年人群 的問題 ，更是一個整個社會都將加速變老 的問題 ，其影 響將是廣泛而深遠的。

3.城鎮化不斷加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人 口的流動和城市的擴張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人 口的 比例幾乎 以平均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 增 長 ，2009年 已達 到 46.6％。“十 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水平 預計將超過 50％ ，盡管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千百年來 中國積淀下來 的“鄉土 中國”文化必將會隨之發生重大轉變。

4.流動性不斷增強。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以及各項社會管理體制的不斷改革，我 國人 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強 ，而且人數眾多 、范圍廣闊、途徑多樣。清華大學教授毛其智在最新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指出，2010年中國流動人 口達 2.21億人 。如果 中國人 口流動遷移政策沒有大的變化 ，到 2050年中國流動人 口規模可達3.5億人左右。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 的、規模最大的人 口遷移活動 。而這與中國幾千年來所信奉 的以“鄉土意識為重”的傳統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5.生育意愿的低位運行 。長期 的計 劃生育政策宣傳教育和貫徹落實，以及子女教育撫養成本的不斷膨脹，社會就業和生存壓力的日趨沉重，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持續提高，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從盲目追求“多子多福”的落后思想中轉變過來，對現行的以“一孩半”為特征 的計劃生育政策產生了一定的適應性，國民的生育意愿 日趨降低。“丁克家庭”的出現和擴散就是證明。

面對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轉變 ，國內眾多專家學者清醒地意識到 ，生育率 的轉變其實質上是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社會的多育文化向工業社會少育文化的變遷，是生育價值觀念的轉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現實告訴我們，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實質性轉變 ，生育率水平 的逆轉變 （即從低水平轉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在積極推行鼓勵人 口生育的政策但卻毫無效果。中國人口專家，加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王偉教授警告說“政府可以說服、幫助甚至強迫人們減少生育，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來，幾乎還沒有政府能成功地強制人們多生孩子的先例。”

三、調整我 國人 口政策的路徑選擇。

面對當前嚴 峻的人 口形 勢和潛 在 的人 口危機 ，國內諸多人 口專家不斷呼吁 ，應該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 口資源環境的實際情況，對現行的以“一孩半”為主要特征 的計劃生育政 策進行必要 的調整 ，即逐步放開 “二胎 ”生育限制 ，由“一獨二胎”逐步過渡到“全面放開二胎”，實現我 國人口政策的“軟著陸”。正如 3O年前那封《公開信》中也曾明確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 口增長問題 就可以緩和 ，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 口政策了。”考慮到我國當前人 口狀況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從確保國家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持續健康協調發展的長遠 目標 出發 ，建議對我國已實行 30多年的現行人口政策盡快進行調整，具體如下：

1.從明年起 ，全 國無論城鄉 ，應全面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允許夫妻雙方根據自己的生育意愿 自由決定是否生育二胎和何時生育二胎。這是緩解我 國當前人 口諸多難題 以及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的必然選擇 。

（1）有利于確保 國家人 口安全 。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扭轉我國人 口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確保國家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和 國防所需 的人力資源得到有效保障。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盡管短期 內可能出現一定程度上的補償性生育潮 ，但并不會引發大規模 的人 發性增長。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婦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會不斷降低 ，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后進行補償性生育的主要是 20世紀 7O年代出生的人 ，目前我 國 2O世紀70年代出生的女孩有 1億 ，扣除其中結扎和不孕的婦女 ，7O年代 出生的婦女 中只有 45％尚有生育能力 ，目前平均生育 意愿只有 1.73，她們 中的大多數已經生育了一個孩子，那么 1970—1979年出生的婦女只有再生 3400萬孩子的意愿。 而20世紀 80年代以來出生的人生育觀念已發生根本變化 ，獨生 子女的觀念 已深入人 心 ，再加 上撫養、教育、就業等社會巨大壓力的影響，其多胎化生育意愿并不會非常強烈 。近幾年在大城市中出現并不 斷增加 的大量 “丁 克家 庭”就 很 能說 明問題。

（2）有利于緩解 人 口老齡化對 家庭和社會 的過重壓力。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盡管并不能徹底解決我國人 口加速老齡化 的問題 ，即我 國老齡人 口的絕對數量和在 總人 口中所 占 比重仍 會繼續提高，但是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有效轉變人們對未來“四、二 、一”家庭 結構所帶來 的諸多 問題如沉重贍養負擔的心理 預期 ，而且伴隨著子女的成長和人 口年齡結構 的調整 ，無論是從家庭還是從社會的角度看，都可以使巨大的老年人贍養壓力得到有效的分擔而有所緩解。

（3）有利于優化人口性別結構。一兒一女是大多數家庭的理想選擇，實行 30幾年的我國現行人口政策限制了這種理想的實現，特別是在廣大城鎮和黨政事業單位，計劃生育政策更是等同于“獨生子女”政策，而子女數量的限制和傳統觀念的影響驅使人們轉而去尋求質量上的替代效用，即采用各種手段 去人為干預 和選 擇新生子女性別，造成我國新生兒性別結構不斷高位失衡。而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降低人們對以質量替代數量的選擇沖動，減少對新生兒性別的人為干預行為，有利于優化我 國人 口性別結構向正常水平發展 。

（4）有利于降低獨子化的成長風險。放開二胎生育限制一方面可以使二孩家庭有效降低獨生子女一旦發生夭折、重病等意外風險給家庭所帶來的破壞性打擊，即二胎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時也可以為孩子們創造一個 寬松 、適宜 的成長環境，減少來自父母“萬千寵愛集于一身”的過高期望壓力和溺愛等不良現象的發生，增加與同齡人的交流與接觸，促進孩子們在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健康成長 。

（5）有利于降低國家計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 。國家為維持現有人 口政策投入 大量 的人力 、物力和財力 ，設立從 國家到鄉鎮一級完整 的計生機構，配備大量的專職和兼職計生工作人員，據人民網2010年 3月 2日報道 ，“截止 2005年底統計，全國人口計生系統共有工作人員 5087萬，其中，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公務員就有 1087萬人。”每年用于宣傳、避孕器具等費用開支也甚為巨大，計生部門已成為國家財政投入最多的部門之一。同時，計生部門也是干群關系最為緊張的部門之一，因計生問題引發的爭議乃至暴力沖突事件屢屢發生。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 以減少計生工作 對基層單位 的沉重壓力 ，減少在計生工作方面 的各項開支 和因計生問題引發的各種社會 問題 ，有效降低 國家計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 。 -2.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的同時 ，應繼續嚴格限制三孩。盡管從歐美等發達國家人口政策調整的發展歷程來看 ，人口政策會逐步向完全放開、自由生育的方向發展，即夫妻雙方完全根據自身意愿和能力自主決定生育的數量和時間安排，但從我國當前巨大的人口基數規模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來看，嚴格限制三孩生育在今后一段較長的時期內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完全放開“二胎”限制的同時，進一步把工作的重點放到提高人 口素質上來，變人力資源大國為人力資源強國。首先要優化和改善身體素質，特別是出生人口身體素質，努力降低出生缺陷發生率，進一步提高婚前、孕期期間的保健水平，做到優生優育。同時要積極推動落實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做好醫療衛生保健工作，同時要大力倡導母乳喂養 ，堅決打擊非 醫學需要性別鑒定而人為終止妊娠的不法行為 ，切實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另外，要進一步加強和優化人力資源教育培訓工作，不斷提高國民的科學技術知識素養和技能水平，變人口負擔為人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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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3篇

一、我國計生過程中的“逆向選擇”現象

所謂逆向選擇，本文借用生物進化現象，是指由于人類人為控制和干預人類自然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而產生不利于人類生產和再生產的行為活動。我國在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政策產生了地區分布、城鄉人口的逆向轉移，性別比嚴重失調，代際機會不均，家庭逆向淘汰，獨生子女逆向獎勵，人口總量控制與質量、結構性矛盾突出等諸多的社會問題。

1、地區逆向轉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人口比重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結構，實踐證明這種依次遞減的梯度分布是與各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和地理資源的分布相適應的。西部雖然地域遼闊，但氣候條件惡劣，很多地方不適宜生存，生態人口脆弱，人口承載力很小；中部地區，人口密度較大，資源開發利用較早，后備資源有限，經濟相對落后，人口吸納能力有限；東部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發達，對人口和勞動力具有很強吸納能力。有關專家測算，認為：我國西部地區相對綜合資源承載力處于超載狀態，而東部地區則處于富余狀態，即西部地區的人口壓力遠遠超過了東部地區。所以，勞動力由中西部向東部發達地區轉移就成為必然的歷史規律。而生育政策的實施中，卻形成了逆向轉移。當然這種轉移并不是勞動力本身流動形成的，而是由勞動力增長速度差異形成的。東部經濟發達，生育率較低，發達地區人口已經接近零增長。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生育率卻較高。據統計，1978--2003年全國凈增的3.25億人口中，東部占了34％的份額，中部占了35.6％，西部占了305％，東部的增長份額大大低于其人口存量比重，而中西部地區卻大大高于其人口存量比重。東部人口由改革初期的445％下降到37.9％，逆向轉移了6.6％，中部由31.2％上升至33.1％，逆向轉移了1.9％，西部由23.4％上升至305％，逆向轉移了7.1％。

2、城鄉逆向流動

勞動力由農村、農業向城市、非農業轉移是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規律。但在我國由于生育政策的結果卻出現了規模較大的逆向“流動”。當然這種流動只是統計學意義上逆向流動，是由于城鄉人口增長的速率差引起的。據統計我國在上個世紀70年代城鄉婦女總生育率相差4.4到1980年有所縮小為1.3，目前，差異進一步縮小，但仍達到1.1(城市為1.2，農村仍高達2.3)。如果按每年轉移1300萬農村人口計算，計劃生育40年，僅生育率差導致的城鄉逆向流動人口就占轉移總人口的80％，幾乎相當于轉移人口的總和。可見生育政策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多么巨大。如果以城鄉巨大的生活水平差異、教育和衛生條件差異來看，由于生育率差異導致的3億左右逆向轉移人口，無疑大大降低了我國人口的總體素質，進一步降低了農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總量和難度。

3、性別逆向選擇

按照國際社會定義，一般男女性別比在1.02―1.07之間是正常的。由于男性死亡率較高，人類在生育進化過程中形成了男性偏高的生育選擇，以平衡由于死亡而導致的性別失衡。從我國1990和2000年的普查數據來看，我國出生嬰兒的性別比呈逐年增高的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初性別比就開始超出正常水平，到80年代后期，性別比就出現了異常偏高的現象，一直持續增長至今，預計到2020年，20--45歲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而上個世紀80年代正是我國強力推行“一孩化”的特殊時期，1984年以后雖有所放松，但比起70年代還是更為嚴格。我國性別比異常具有幾個顯著特點：人口稀少的西部地區較低，而人口稠密的中東部較高；農村、小城鎮較高，而大中城市較低。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西部、新疆，貴州、內蒙、云南、寧夏、黑龍江較低在110以下；而陜西、廣西、海南、安徽、湖北、廣東和湖南最高，120以上；四川、江蘇、福建、河南較高在116-120。其余13省區在110-116；全國分市、鎮、縣的最低人口出生性別比分別為114.95、121.42和125.49。

4、代際機會不均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波動，形成了我國代際生育水平的差異較大。從國際經驗來看，隨著生活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生育水平就會出現逐步降低的趨勢。我國也不例外。一般來說，由于生育水平自然降低的趨勢是漸進和緩慢的，所以對人們的生活影響甚微。而在我國，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是政策強力干預的結果，加之生育政策波動較大，因而生育水平的下降對人們的生活和代際關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產生了明顯的代際不公現象。我國計生政策可以劃分為四個不同階段：1973―1980年“少、稀、晚”時期，1980―1984年，“一孩化”時期，1984―1999年，政策調整時期，1999年至今，低生育時期。第一個時期，政策到位，執行有力，效果顯著。人口生育率從1970年的5.44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第二時期，是一孩化強力推行的特殊時期，但效果很差。生育率反而有所上升，到1990年升至2.6。第三時期，由于政策調整，有條件地放開二胎生育，加上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的抑制效應，生育率開始逐步降低，到1999年已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2000年至今是我國生育政策趨于穩定、完善的時期，在經濟發展的效應下，生育水平降到發達國家的低生育水平，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正是上世紀60,70年代的高生育水平為我國后來的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而80年代以來的嚴格的生育政策，不僅產生了獨生子女問題，而且引發了“婚姻擠壓”、就業困難、獨生子女養老負擔過重、未富先老、老齡社會勞動力短缺等問題，事實上形成了代際之間的機會不均、權利和義務失衡現象，人口安全隱患增多。

5、家庭逆向淘汰

家庭逆向淘汰的典型表現的就是“越窮越生”，地區和城鄉的逆向選擇只是家庭逆向淘汰的宏觀表現。據筆者觀察，目前媒體報道的貧困問題大多與多子女生育相關，據筆者調查，目前高校貧困生獨生子女幾乎為零，而大多為2-3胎生子女。目前我國農村婦女生育水平為2.3，一對夫婦平均為2個多孩子。而城市則只有1.2―1.6個，獨生子女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比重超過一半。家庭

的逆向淘汰，不僅加重了貧困家庭負擔，加劇了兩極分化，而且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不和諧因素之一。家庭的逆向選擇問題對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管理模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多子女戶(計劃外生育戶)多數在農村，基本在“非單位人”家庭，多出現在貧困家庭，說明了我國以行政為主導的計劃生育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了，說明了我國以處罰為主要形式的制度誘導機制，在遭遇到貧困時的無奈和失效。因為，現在農村居民已經沒有單位的行政和經濟的強大約束，原來在體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機制已不能有效地在解體后發揮作用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遭遇到市場經濟的強大沖擊，已經嚴重削弱；以處罰為主導的計生管理模式，在遇到貧困時，已經無能為力了，因為在處罰成本接近零的條件下，再大的處罰力度都是失效的；在遇到非單位人時，超出行政管理職能范圍和管理成本，管理處罰已經很難有效落實了。

6、社會逆向鼓勵

家庭的逆向選擇已經充分暴露了現有的以行政處罰為主導的計生手段的問題。現有的生育正向鼓勵政策與行政處罰相比，鼓勵政策顯得蒼白無力。城市獨生子女可以拿到每月10元的獨生子女費，這對于月收入千元以上的城市人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毫無吸引力可言。之所以城市人計劃生育做得好，主要是因為行政處罰對于城市人(大多屬于單位人)成本高昂，加上城市人觀念比較現代，較高的發展水平帶來了越來越強的生育抑制效果。高昂的子女撫育費用、激烈的工作競爭、較長的教育年限以及高昂的生育成本等，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無疑越來越替代生育政策發揮節育的主導作用。而對于農村人口，不但處罰成本很小、生育成本低廉，而且生育可以帶來可觀的福利收益：人均多份耕地、養兒防老、分擔勞動強度、適度的規模養育效應等等。所以現行的計生政策導致很強的逆向選擇：多子女戶主要來自貧困農村、體制外家庭。從現有的社會救助和保障體制來看，社會媒體關注的貧困群體大多有多子女的背景，社會救助對象大多是多子女家庭或多子女本人，而救助強度常常高于獨生子女的政策獎勵，甚至高于獨生子女帶來的家庭福利，實際上，這就變相鼓勵了多子女生育而抵消了獨生子女的政策優惠。

7、總量控制與質量、結構的逆向選擇

我們在欣喜地看到我國計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時不得不接受越來越嚴峻的人口問題：生育質量不高、結構矛盾突出以及勞動力后備不足、人口結構嚴重失衡、未富先老、獨生子女養老問題等諸多社會問題。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把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作為計生工作的根本任務，但在實際工作中，卻把計生工作的任務簡單等同于控制人口的數量，而忽視了人口的結構優化和質量問題，這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會給計生工作帶來諸多的負面影響。

(1)人口年齡結構失衡，人口安全問題不容忽視。由于目前我國人口結構不合理，在生育政策的“后移效應”作用下，未來幾十年我國將面臨人口年齡結構嚴重失衡的挑戰，人口安全隱患不容忽視。目前乃至今后40年，我國正面臨后備勞動力增速下降和老年人比重過快上升、人口結構日趨惡化、勞動力短缺、社會贍養負擔過重等社會問題。隨著勞動人口增長率的下滑，我國人口紅利將提早結束，取而代之的將是“人口負債”時代。為我國經濟增長貢獻達近1/3的人口紅利的快速衰竭和老齡化的急速推進，使我國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養老制度等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和考驗。

(2)人口紅利日益衰竭，勞動力面臨短缺挑戰。雖然我國勞動人口可以持續增長到2016年，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目前已經開始快速下降。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甚至達不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率(1.1％)，只有0.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研報告顯示，全國20％的農村已無多少剩余勞動力；在中部地區的許多農村里。16―25歲的青壯年越來越少，幾乎沒有剩余的勞動力了。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上，是勞動力需求數量與求職人數的比率趨于上升。我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四個季度中，該比率最低時為0.65―0.75，到了2004年提高到0.89―0.94，在2005年前2個季度達0.94和0.95，仍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可見我國勞動力利用空間迅速縮小，勞動力開始由結構性短缺趨向總量短缺。勞動力短缺不僅挑戰著我國的現有的勞動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對我國目前的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

(3)未富先老，獨生子女老人養老風險突出。最近幾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查數據顯示，我國老齡化正以0.3％的速度進推進。2005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4408萬人，占總人口的11.03％(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0045萬人，占總人口的7.69％)，我國已經步入老齡社會。預計到2040年我國老齡人口達到峰值4.3億，比重將達30％，也就是說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老人，而勞動力的撫養比將高達2/3。屆時我國人均GDP約5000美元，也就相當于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屆時，我國將是第一個在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就率先步入深度老齡社會的國家。我國將面低水平社會保障條件下的最大人口的養老問題。我國約1億獨生子女也將先后步入老齡，這些老人將面臨巨大的家庭養老風險。

(4)勞動力未來短缺與目前勞動力增長總量過大的矛盾突出。據預測，我國人口總量2030年到達最高點，為15億人左右，其間我國人口將增加2億左右。而勞動人口在2016年達到頂點，將超過10億人。近期我國人口增長壓力仍然很大，就業問題將異常突出，因而控制人口增長的壓力將不容絲毫懈怠，而遠期我國將面臨深度老齡化和勞動力相對短缺的問題。未來20年，我國計生工作將更加復雜和嚴峻：總量控制與人口結構優化矛盾異常突出，人口質量現狀與我國人口快速轉型還很不適應，人口儲備與未來勞動力需求存在著越來越突出的缺口。

二、產生“逆向選擇”的政策原因

我國計劃生育過程中產生逆向選擇的原因是多方面，有文化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觀念的原因，但主要和直接的原因還是與我國的計生政策、管理體制和計生工作相聯系。

1、不統一、不穩定的計生政策，加劇了人口地區、城鄉分布的不合理和代際不公

我國長期以來事實上執行的是有差別的計生政策。目前，這種差別仍然十分顯著：在城市執行的是一胎生育(男女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而在農村執行的則是有差別的二胎政策(多數省規定，生了一個女孩的可以再生一個；云南、青海、寧夏、新疆、海南等省(區)規定農民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農牧民沒有生育數量的限制)，這就鼓勵了政策性人口城鄉逆向轉移。由于農村特別是邊遠省區、農村執行的二胎政策，導致了城鎮化滯后的中西部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的人口

之間的人口逆向轉移。由于實施計生政策的前三個10年執行不同的標準的政策，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執行了嚴重脫離實際的城鄉“一孩化”政策導致政策斷層，增大了居民的政策不可預見風險，所以在80年代出現扎堆“搶生”和“強生”現象，導致生育率短期內大幅度回升的逆向選擇，從而加劇了代際不公。而在大多數省區農村執行的二胎“例外”生育(頭胎為一個女孩)，在現代技術手段支持下，出現了選擇性別生育的異常想象。楊菊華博士的研究顯示：在推行女孩例外制省份和地區，兒童性別比最高，而且，生育政策越緊的地區，老齡人口比例呈越高的趨勢。

2、現代科技手段的濫用和衛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導致了人口的性別比偏高

人類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了應對男性死亡率較高的男性出性別比偏高的生育規律，在現代科技普及、嬰幼兒死亡率很低的今天，卻形成了令人尷尬的性別失衡問題。當然，中國近年來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是現代技術手段的不合理濫用導致的。上世紀80年代，B超技術開始在城鄉普及，助長了具有強烈男性偏好的居民在生育中非法采取人工性別選擇。80年代初，該技術由大中城市、小城鎮到農村，由信息交通便利的地區擴散到邊遠地區，而性別比偏高的分布情況恰恰印證了現代技術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的普及影響，由于大中城市的男孩偏好較弱，在技術普及的早期影響較小。有關研究也證實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與生育政策、男性偏好、傳統文化、受教育程度、城鄉差異等因素均無關，是由于人為干擾胎兒性別引起的。

3、行政處罰為主導的計生工作模式越來遭遇到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政策的沖擊

我國近40年生育政策的實踐說明，在計劃條件下卓有成效的行政處罰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效率低下、容易引發激烈沖突，而且在過分嚴厲的政策條件下會導致生育率的反彈，在較好的社會保障環境中會產生逆向鼓勵。而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的實踐說明，較寬松的生育政策卻導致生育率下降，而且保持了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國外實踐也說明，不采用行政處罰強制手段，依靠經濟發展和利益誘導，同樣可以取得控制人口，穩定低生育水平的目的⑧，證明了“發展才是最好的節育手段”的道理，而且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4、違背人口規律、盲目急于求成的計生工作，加劇了人口安全隱患

回顧我國計生歷程可以發現，我國計生工作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大的波動和挫折，都是由于違背人口生育規律、急功近利導致的。從我國人口現狀來看，我國由于長期以來計生工作過分強調控制人口的總量，而忽視了人口的微觀結構優化和人口質量的提高，給我國人口安全留下了諸多隱患：未富先老、老齡化過快，性別比過高、代際不公，人口紅利衰竭過早、人口質量不高，人口結構轉型過早過快、結構矛盾突出等。

三、糾正和應對“逆向選擇”的政策建議

1、建立統一穩定可預期的計生政策，確保我國人口的平穩轉型

面臨著我國人口結構由青年型快速向老年型結構的轉型，我國生育形勢更加復雜多變。因而，為保證我國人口轉型的平穩過渡，更需要加強政策穩定性和可預見性。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及早建立統一穩定的可預期的生育政策，才是應對復雜多變的生育環境，有效防止逆向選擇的最佳選擇。

2、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低生育水平的新管理體制，提高管理效率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活方式在發生巨大的變革，所以要充分利用多元社會的利益誘導機制和發展對生育的反向作用，創新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逐步建立并完善適應低生育水平的計生管理體制和工作方法，適時誘導人們合理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

3、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提高人口出生質量

轉變計生觀念，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干預人口生育的功能，提高人口的出生質量。要吸取計生工作的教訓，把計生工作的重點放在提高人口的質量上，利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的手段堅決杜絕導致逆向選擇的人工干預，建立科學有效、覆蓋全民的防御缺陷生育、保障零缺陷生育的預防和干預機制。

4、適時放開二胎生育，確保我國的人口安全

從法律和權、責、利對等的角度看，有差別的二胎生育政策，是有違公平精神的，而且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二胎生育覆蓋的主要是農村和邊遠省區，而且這些地方在實際執行中，政策較寬松，事實上造成農村和邊遠地區的二胎甚至多胎生育，而城市則形成了事實上的一胎生育政策。計生政策執行的結果，不僅導致人口的逆向淘汰，而且放任了落后地區和農村的性別失衡，從而鼓勵逆向選擇，加劇了人口結構的矛盾，降低了人口的整體素質，拖累了落后地區和農村的發展、拉大地區和城鄉的發展差距，增加了政府協調發展的難度。所以適時放開二胎生育政策，不僅是對逆向選擇和逆向淘汰的補償和平抑，而且是以人為本，科學、公平、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

5、加快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充分發揮發展的生育抑制效應

綜合來看，發展才是最好的節育政策。人口生育的逆向選擇的背后都有經濟社會發展落后的深層原因。中外的歷史經驗說明，哪里的經濟社會發達，哪里的生育水平就較低。我國逆向選擇的“重災區”基本都集中在經濟社會欠發達地區(人為干預胎兒性別例外)，所以計生工作的重點不在城市和發達地區，而在相對落后的邊遠地區和鄉村。因此加大落后地區和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才是最徹底最自然的節育政策。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人囗問題 性別比例 家庭發展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08)08(b)-0182-01

我從一些報刊及網絡上看到,關于我國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報告,吃驚不小。如新華網上說:中國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700萬,專家稱:光棍越來越多。前段出爐的:當代中國青年人囗發展狀況報告,顯示了我國當代青年的未婚比例越來越高,其數據顯示,1995年,我國15-29歲未婚人囗比例為51.54%;15-35歲青年未比例為38.23%。

2005年的相應數則分別上升為65.89%、41.71%,青年未婚比例越來越高。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研究所所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性別比例的連續失調超出正常,未婚青年增多己經構成了威脅國家可持續發展及社會和諧的一個弊病。

2007年我國男性己經比女性多出了3700萬,其中0-15歲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1800萬。專家認為上世紀90年代出生的人囗在達到婚齡時,將會有10%的男性被擠出婚姻市場,不能成婚。從以上資料及數據看到2010年時,上世紀90年代出生的男性將有幾千萬人找不到配偶,而成為一個龐大的光棍大軍！是誰剝奪了這幾千萬小伙子找老婆的權利！如果按照男、女嬰兒出生的自然規律,男孩出生率比女孩高點,再高也不能多到如此地步吧！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解決？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與探討。

若按自然出生規律看,每對育齡夫婦生男生女是隨機的,故從一個國家、一個省或地區來講,出生的男、女嬰兒性別比例應是平衡的,這與生育幾胎無關。若規定第一胎是男孩,則停生第二胎,否則可生第二胎,若第二胎還是女嬰,則可生第三胎,至到生了男孩為止。若按上述假設,是生的男孩多,還是生的女孩多？似乎是女孩多,但其實不然,請看如下計算。

自然規律是生男生女的概率都為0.5,如果有N對夫婦(以下稱家庭)開始生育,那么大約有個家庭生男孩,個家庭生女孩。按前面假設的生育政策,這后一半的家庭可以再生第二胎。第二胎同樣有一半為男孩,一半為女孩,故有個家庭生了男孩,不再生了,還有個家庭可以再生第三胎......僅就頭胎嬰兒而言,男女性別比例不會失調,只就第二胎而言,情況也是一樣,……即無論哪一胎的孩子,性別比例都不會失調。下面具體計算一下,這N個家庭所生孩子數。

第一胎 第二胎第三胎 ……

令X表示N個家庭共有男孩數;Y表示N個家庭共有女孩數。將上表中,男孩、女孩數分別相加可得:

從而可知這N個家庭共有2N個孩子,且男女性別比為1:1。

若規定第一胎生了男孩,則不許再生第二胎,否則可生第二胎后停止生育。在此生育規定下,我們來看一下,男孩、女孩的人數:

即男孩、女孩人數一樣多,所以性別比例仍為1:1。在這種規定下,N個家庭共有1.5N個孩子。

若規定只生一胎,顯然男孩與女孩數相同,且性別比例仍為1:1,N個家庭共有N個孩子。

由上探討可見,在自然生育規律下,有政策制約與無政策制約,出生的男嬰、女嬰,性別比例是平衡的,不會出現嚴重的性別比例失調的現象。 可現實中沒有嫁不出的閨女,卻有許多娶不上媳婦的帥男。這就不得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了。

男女性別比例失調,除了人囗自然增長比例歷史性長久失調外,社會及人為是其重要因素。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是造成如此比例失調的禍根。男尊女卑、重男輕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封建思想,現在仍在人們頭腦中作怪。如生男稱之為:大喜;生女稱為:小喜等等。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農村,這種舊觀念更是根深蒂固。許多家庭采取種種手段,躲避計劃生育檢查,不生男孩誓不罷休,更有甚者,第一胎是女嬰或者打胎(做B超測出后),或者出生后溺棄。如今大大小小的醫院,甚至個體診所,都有用B 超等醫療儀器可以檢查胎兒性別,從而使該出生的女嬰中途消失掉。這種錯誤運用現代科技技術也是造成胎兒性別比例失調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因性別比例失調,使許多家庭現在的′大喜′,經過二十年后將成為′大難′。故全社會應對這一情況引起重視,有關部門應制定相應措施,嚴格執行,杜絕溺棄女嬰及胎兒的現象的發生,禁止醫院及個體診所給孕婦做B超簽定胎兒性別,一經發現要嚴懲。讓全社會的人們為人囗的性別比例平衡發展,從而為社會的安定和諧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最后,我們來看一下家庭發展模式構想。

首先是一個家庭一個孩子,它的發展模式為:

N個家庭N個孩子,接下來是個家庭個孩子,接下來是個家庭個孩子……即通常講的421家庭發展模式。第一代有4人,第二代有2人,第三代有1人。這種模式要求社會福利跟上,因第二代的兩個人需要贍養4個老人,照料一個孩子,兩個人每人平均負坦2.5人,加上本人,每人需要負坦3.5人的費用。

若按一個家庭第一胎生男孩后,則停止生第二胎;否則可生第二胎,以后將停止生育,下面看它的象家庭成員發展狀況。

N個家庭有1.5N個孩子,接下來是個家庭有個孩子,再接下來是個家庭有個孩子。例如若N=16,則第二代有24個孩子,接下來是12個家庭有18個孩子,再接下來是9個家庭約有14個孩子。總之為16129家庭發展模式,亦即為432家庭發展模式。第二代6個人贍養8個老人,照料4個孩子,平均每人負坦2人,加上本人,共負坦3個人的費用。對社會福利事業發展較慢的廣大農村,這一模式是可以接受的。

二胎生育政策范文第5篇

 上半年，我鄉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工作，在鄉黨委、鄉政府的領導下，在上級機關的指導下，在全體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繼續保持穩定的生育水平，為方便群眾提供優質服務，以加強基層基礎工作為出發點，認真貫徹落實上級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開拓進取，扎實工作，穩定有序的完成各項計生工作。

1.為提高隊伍素質，加強對專干的業務培訓，落實好一月一次的例會制度，增強專干的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至現在，培訓學習獎勵扶助制度、孕前優生檢查指導等知識2次。

2.加強宣傳力度，2018年春節前夕，利用返鄉潮的有利時機，大力宣傳計生法律法規、孕前優生優育、孕期保健知識。共發放相關宣傳資料 60余份，宣傳品50件。接受咨詢50人次。大大提高育齡群眾對計生政策的知曉率。

3.至現在，共辦理一胎生育登記卡69個、二胎生育登記卡 56個，流動人口婚育證明4個，強化服務意識，對待辦事人員親切熱情，落實好各項便民措施，辦證準確率100%。

4.在性別比治理方面，我們實行包保責任制，明確目標，責任到人，建立孕情跟蹤臺賬，及時掌握孕情，嚴肅處理“兩非”案件，對需做引流產的群眾，一嚴格審查各種資料，二是詳細的詢問相關情況。對確需引流產的，及時出具了相關手續，至目前，審批了6例。性別比為107：:100   。

5.落實好相關政策。3月底，完成了獨生子女獎勵扶助對象的摸底、調查、上報工作，上報獎扶對象16人，陽光助學對象1人，5月底，有3名農村二女不再生育和農村獨生子女中考生通過加分審核。

6.統計工作，出生政策符合率75.2%，出生統計求實率達到100%，流動人口信息反饋率達到100%，反饋及時率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