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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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上市公司 資本結構 宏觀經濟

一、引言

企業資本結構理論是現代企業理論和公司金融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學術界對資本結構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階段：始于1952年，以杜蘭特（David Durand）為代表的包括凈收益理論、凈營業收益理論和傳統折中理論的傳統資本結構理論；始于1958年，以MM定理為核心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權衡理論和不對稱信息理論為代表的新資本結構理論。

隨著企業資本結構理論研究的深入，關于企業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也逐步展開。巴克特和卡格（1970）研究發現，規模大的企業傾向于債務融資，而負債率高的企業選擇債務融資的可能性較小。其他研究表明，企業的盈利能力（Timan & Wessels,1988）、稅收（Mackie-Mason,1990）、企業成長性（Jensen,1986）、經營風險（Hsia,1981）、股權結構（Berger、Ofek、Yermack，1997）等企業自身特征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都具有顯著的影響。

除了企業自身特征因素外，宏觀經濟因素也是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我國滬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財務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宏觀經濟變量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存在比較顯著的影響。此外，實證研究表明，不同的宏觀經濟變量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存在較大差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相比于從企業自身因素角度對資本結構影響的研究，理論界從宏觀經濟因素角度對資本結構影響的研究相對較晚。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外學者開始意識到政府制度安排、經濟發展狀況等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

Kim and Wu(1988)的研究表明，通貨膨脹會增加負債水平。通貨膨脹往往導致更多的負債：一方面，通貨膨脹降低了負債的真實成本，在通貨膨脹期間對公司債券的需求上升；另一方面，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短期內公司債券收益高于股票收益，從而使得公司債券需求上升（DeAngelo & Masulis,1980）。實際貸款利率的變動對企業融資結構的選擇具有顯著影響，利息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變動扭曲了稅收利益和破產成本，因此影響目標資本結構（Fisher et al,1989）。基于Probit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利率期限結構影響公司的資本結構（Nejadmalayerz,2002）。

GDP增長率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周期波動的情況，經濟增長率較高時，企業有較好的盈利預期，傾向于債券融資，財務杠桿較大。實踐中M1增長速度的快慢反映了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M1增長較快則說明國家貨幣政策較為寬松，企業獲得貸款相對容易；M1增速放緩，說明國家緊縮銀根，企業貸款難度加大（蔡楠、李梅菠，2003）。Booth et al（2001）通過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混合數據研究發現，GDP實際增長率與企業財務杠桿正相關。股票市場越發達，企業具有更多的融資權，股價高漲使得股權融資優勢更明顯，股票市場價值/GDP與財務杠桿負相關。

此外，財政支出的增長帶來市場流動性的增強和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降低，從而使得企業貸款成本和債務融資成本的降低，使得企業偏好債務融資。原毅軍、孫曉華（2006）對我國滬深上市公司實證研究發現，財政支出與企業目標財務杠桿正相關。陳耿（2004）的研究表明，銀行貸款與債權不僅具有替代性，而且具有相當的互補性。商業銀行貸款的增長往往伴隨著貸款利率和債務融資利率的下降，使得企業債務融資成本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實證研究過程中選取了通貨膨脹率（Inflation）、實際貸款利率（R-Rate）、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M1-M0增長率（DM）、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M-Value）、財政支出增長速度（Pub-Expenditure）、上市公司市盈率增長率（P/E）、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Loan）等八個解釋變量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分析。本文對實證研究結果做出如下假設：

假設一：通貨膨脹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假設二：實際貸款利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假設三：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假設四：M1-M0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假設五：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市盈率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假設六：財政支出增長速度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假設七：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與企業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三、被解釋變量的選取與實證模型的構建

（一）被解釋變量的選取

廣義的企業資本結構就是企業全部資金來源構成及其比例關系，不僅包括權益資本、長期債務資金，還包括短期債務資金。已有的研究多從賬面價值入手考察企業的杠桿率，由于賬面價值不能很恰當的反應當前市場狀況下企業真實的資產負債狀況，因此，本文選擇綜合考慮企業債務的賬面價值和權益的市場價值，以使得實證結果更加合理。在被解釋變量的選擇方面，本文將長期債務和短期債務分別考察，共選取如下三個被解釋變量：

總市值資產負債率（MTR）=企業總負債/(企業總負債+企業股票市值)；

長期市值資產負債率（MLR）=企業長期負債/（企業長期負債+企業股票市值）；

短期市值資產負債率（MSR）=企業短期負債/（企業短期負債+企業股票市值）。

（二）實證模型的構建

在已有的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中，大多是采用橫截面數據進行分析研究，但是由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動，某一個年度的數據常常受到偶然因素的影響。為了克服橫截面回歸的不足，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跨年度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本文采用的面板數據回歸的基本計量模型為：

Ri=αi+βkFk+εi； i=1,2,3；k=1,2,…,8。

其中Ri為資本結構向量（在本文中代表MTR、MLR、MSR）；i代表不同的被解釋變量；αi為常數項；Fk為解釋變量；βk為解釋變量系數；εi為模型的擾動項。

四、實證數據選取與實證結果分析

（一）解釋變量數據來源及統計描述

1、通貨膨脹率：本文所用我國通貨膨脹率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和國研網數據中心，是通過消費者價格指數計算得出，采用其年度平均變化百分比。

2、實際貸款利率：采用的是商業銀行3至5年期貸款利率與當年通貨膨脹率的差值，其中3至5年期貸款利率來自萬得數據庫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

3、其余六項解釋變量：國內生產總值、滬深股市總市值、上市公司市盈率數據均來自萬得數據庫庫，狹義貨幣M1-M0和商業銀行貸款額均來自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各年的財政支出額來自于國家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局。

（二）被解釋變量來源及統計描述

本文在實證研究過程中選取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58家具有代表性的企業進行研究，企業基本資料來自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及巨潮資訊網。通過參考各企業2000年至2008年9年的年度財務報表，本文對 58家企業各年度負債總額、長期負債總額及短期負債總額的賬面價值進行了統計匯總。同時，根據銳思數據庫公布的數據，統計各企業在各年度資產負債表日企業總市值，然后分別計算企業總市值資產負債率、長期市值資產負債率和短期市值資產負債率。

（三）實證結果與研究模型的修正

本節首先將被解釋變量對2000年至2008年所有宏觀經濟因素變量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的宏觀經濟因素的系數都不顯著，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為了進一步探究解釋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的嚴重程度，本文對所有的8個解釋變量進行了共線性檢驗，如表4-1所示：

從表4-1可以發現，通貨膨脹率與實際利率之間、市盈率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之間、市盈率增長率與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之間都存在明顯的共線性。

為補救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首先是進行了模型的重新設定，將原來的線性回歸模型轉變為對數形式：Ri=αi+βklnFk+εi i=1,2,3；k=1,2,…,8；

回歸模型采用對數形式后，根據回歸結果，多重共線性依然存在。本文采取了刪除部分變量的方法，綜合考慮表4-1列示的自變量共線性狀況，本文刪除了實際利率、市盈率增長率和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三個變量。對總市值資產負債率的回歸結果如表4-2所示：

觀察表4-2可以發現，所有解釋變量的系數都不顯著，刪除三個解釋變量并沒有使回歸結果變得更好。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某些解釋變量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具有滯后性，比如國內生產總值體現的是整個年度的總產值，其對以后年度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大于對本年度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綜合考慮剩余五個解釋變量自身的特性，本文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M1-M0、實際貸款利率和財政支出增長率分別進行了滯后處理，通過不斷改變各變量的滯后期數，最終得到相對比較顯著的回歸結果如表4-3所示：

觀察表4-3，采取滯后期數處理后的回歸基本達到了解釋變量系數顯著的目標。但解釋變量系數顯著并不代表回歸效果理想，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有三個解釋變量被刪除，模型的擬合度R2也降低了，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可能擬合度降低帶來的后果比解釋變量系數不顯著更嚴重。

在對部分解釋變量進行了定量回歸后，接下來要對之前的七個假設進行驗證，也就是對八個解釋變量對MTR影響的方向進行定性檢驗。結果如下：

從表4-4可以看出，解釋變量中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實際利率三個因素與MTR、MLR、MSR之間都有顯著的相關性，而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和市盈率增長率兩個因素與MTR、MLR、MSR之間相關性均不顯著。總體來看，僅有GDP增長率與實際貸款利率對企業資產負債率的影響與前文的理論預期完全一致。觀察因素M1-MO增長率、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和財政支出增長率可以發現，同一因素對企業不同的資產負債率指標影響的方向相同，但是影響顯著程度存在差異。

五、研究結論及后續研究展望

本文選取我國上市公司2000年以來的財務數據及宏觀經濟變動數據進行研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1）公司資本結構不僅受企業自身特征因素的影響，還受到宏觀經濟因素變動的影響；

（2）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具有滯后性，部分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動對企業當年的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小于對其后幾年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

（3）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實際貸款利率對企業資本結構具有顯著的影響，而滬深股市總市值增長率和市盈率增長率對企業資本結構影響不顯著，部分宏觀經濟因素對企業不同的資本結構指標影響程度存在差異。

上市公司在經營運作過程中，可以通過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動預測我國市場企業整體資本結構的變動方向，從而對自身的融資、經營策略作出相應調整，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前期，企業融資、經營策略的調整對于企業順利渡過經濟危機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是將上市公司作為一個整體來分析宏觀經濟因素變動對企業資本結構產生的影響，沒有對企業資本結構的行業差異展開具體分析，也沒有分析上市公司所在地域的不同給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帶來的影響。因此，后續研究可以將行業因素和地域差異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探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下企業融資方式和資本結構的選擇。

參考文獻：

[1]蔡楠、李梅菠. 宏觀經濟因素對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J]. 財經科學，2003.

[2]陳耿. 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理論與實證研究[D]. 西南財經大學，2004.

[3]原毅軍、孫曉華. 宏觀經濟要素與企業資本結構的動態優化[J]. 經濟與管理研究，2006.

[4]Hovakimian, A.“The Role of Target Leverage in Security Issues and Repurchases.” Journal of Business, 2004, pp. 1041-1071.

[5]Fischer,E.,Heinkel,R.,Zechner,J. Dynamic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Theory and Tests[J]. Journal of Finance, 1989.

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第2篇

全球央行放水預期升溫

全球好像只要一遇到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放水，形成了貨幣依賴。近期全球似乎又進入了“放水周期”。英國脫歐公投后，英國和歐央行均表示要投放流動性；安倍贏得大選后，又要搞新刺激計劃；美聯儲加息一再推遲，耶倫不斷放鴿子。

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歐日央行把貨幣政策數量寬松（QE）和價格寬松（負利率）發揮到了極致，但至今仍經濟低迷，為走出通縮而戰。歐元區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4%，日本對超額準備金利率實施-0.1%，存銀行竟然要倒貼錢。據說日本央行曾打算不再印大額鈔票，防止居民囤積現金。歐元區、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只有-0.287%、-0.162%，拿歐日國債10年收益率竟然是負的。這是全球經濟史上從未遇到過的情景。

2015年全球GDP僅增長3.1%，比2004-2007年5%以上的增速相距甚遠，2016年5月美國CPI同比增長1%，離2%的通脹目標仍遙遙無期。中國也一樣，1季度放出4.67萬億天量信貸后，經濟僅企穩1個季度，5月份以來經濟重回下行通道。6月M1增速飆升到24.6%，CPI重回“1”時代。

全球這是怎么了？為什么放了那么多貨幣，經濟通脹卻依然低迷？

我們陷入了大萎靡

回顧宏觀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宏觀經濟學是一個偉大的學科，因為它試圖拯救世界。1929年“大蕭條”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義，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和諧地進行資源配置，政府應僅充當“守夜人”。但是大蕭條卻打破了這個神話，全球經濟陷入長期的深度衰退，更為嚴重的是世界各國通過關稅、競爭性貶值等以鄰為壑，并從金融危機蔓延到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最終到軍事危機，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災難。經濟學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夠避免大蕭條或許就能夠避免二戰。因此，研究大蕭條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圣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崛起，建議政府這只“有形之手”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干預，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70年代的“大滯漲”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經濟學家把滯漲歸因于政府干預過多而非成本沖擊，凱恩斯主義面臨挑戰，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供給學派、奧地利學派等興起，古典主義精神復興。2008年次貸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對放任自由進行反思，新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全球普遍采用QE、負利率、積極財政政策等手段。全球把貨幣寬松發揮到極致，雖然避免了大蕭條，但世界經濟至今仍然低迷，只有房市、股市、債市等資產價格不斷創出新高。近年各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呼聲高漲，但雷聲大雨點小。

為何通脹依然低迷？

為什么放了這么多貨幣，卻沒有引發通脹？2014年國內貨幣寬松啟動以來，貨幣明顯超發。2014、2015、2016Q1年GDP增長7.3%、6.9%、6.7%，M2分別增長12.2%、13.3%、14%，廣義貨幣供應和名義GDP增速的裂口不斷張大，超發貨幣未流入實體經濟（Q），錢去哪了？根據貨幣數量方程MV=PQ，國內超發的貨幣部分被產能過剩僵尸國企和不作為的地方融資平臺所吸收，進而導致貨幣流通速度V下降。部分被資產價格所吸收，先后推升了2014-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暴漲、2015年下半年以來的房市暴漲。由于沒有流入實體經濟，因此并沒有從需求端引發以CPI、PPI為代表的實體通脹。

我們在研究國內貨幣供應增速和通脹的關系時發現，貨幣供應是物價變動趨勢較好的先行指標，但其引發物價上漲的幅度取決于產出缺口。歷史上的4次M1高速增長（1997、2000、2003、2007），峰值都差不多（在20%-24%之間），但是其后卻分別對應著通貨緊縮、無通脹、溫和通脹、較高通脹這四種差別極大的物價水平（CPI-1.5%-8.7%）。貨幣供應在短期主要從需求側產生影響，并通過產業鏈條向實體經濟進行傳導，其引發通脹的程度還要取決于供給狀況，即產能利用率、產出缺口情況。1996-2007年4次高增的貨幣供應之所以引發了差異極大的物價水平，主要是因為4次高增的貨幣供應分別對應著經濟周期階段的衰退中期、復蘇初期、復蘇中期和經濟繁榮末期，分別是在不同的經濟增長水平、產出缺口和供求背景。當前全球和中國經濟處在低迷期，存在廣泛的產能過剩，因此超發的貨幣并沒有通過改善供求關系推動經濟增長進而引發通脹。

為什么放了這么多貨幣，卻沒有推動長期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兩大問題：經濟為什么會增長，經濟為什么會波動，即長期增長問題和短期波動問題。貨幣政策是短期需求管理工具，低利率有利于刺激信貸、投資和消費，流動性充裕有利于改善微觀主體借貸便利性。但是，根據經濟增長理論，長期經濟增長取決于供給側的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改進。貨幣放水難以推動資源配置效率改善和創新，這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且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供給側改革的困難：延緩過剩產能出清、房價暴漲削弱競爭力年輕人夢想破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資產價格上漲惡化收入分配、利率過低導致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國進民退民間投資大幅下降。

中國經濟轉型的希望與挑戰

放眼全球，各國央行在放水的路上越走越遠，難以回頭。中國貨幣政策寬松還有一定空間，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1.5%、4.35%，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16.5%。未來只要看不到改革落地攻堅，就只能靠貨幣放水拖著，在龐大的債務杠桿倒逼下最終走向負利率，在此期間，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資產價格持續泡沫化，流動性泛濫填平所有估值洼地。

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第3篇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6-0267-02

西方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學科的專業基礎課,一般在大學二年級開設,上學期學習微觀部分,下學期學習宏觀部分,是學生在大學中首先接觸到的專業課程。因為這門課程本身的特點,學生普遍反映比較難學。但是,因為它是學生后續學習課程的基礎,因此必須要學好。鑒于此,提升西方經濟學課程的教學效果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 西方經濟學課程的特點

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的特點可高度概括為:內容豐富、理論常被誤讀以及對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要求較高[1]。

(一)西方經濟學內容豐富

有一個流行的說法――經濟學帝國主義,說的是經濟學到處攻城略地,大規模分析那些原本不屬于經濟學領域問題的現象。盡管包含著復雜的褒貶難定的意味,卻也真實地道出了經濟學包羅萬象的事實。因此,作為入門級的教科書,西方經濟學即使只包括最基本的主流理論,也難以“瘦身”,只有被分為兩部分(兩本書或者兩冊書),才能容納這些龐雜的內容。更令初學者困惑的是,西方經濟學中似乎還“山頭林立”,對于同一個問題,不同學派分析的視角不同,給出的結論和政策建議也大相徑庭。這對于在中學階段習慣了唯一正確答案的低年級大學生來說,是比較難以接受的。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常被誤讀

作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經濟學有著眾多著名的理論。這些理論高頻率地亮相于各類媒體,經濟學的門外漢也能略知一二。有些理論被很好地詮釋與應用,有助于學生接受和理解。但是,大多數理論不是被誤解,就是被誤用,學生們一開始就有了先入為主的錯誤觀念,以后就比較難以糾正過來。此外,經濟學大量借用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等學科的概念,固然增加自己的科學成分和分析問題的工具,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給初學者帶來混亂。這些概念已經跟他們在原來領域有了本質的不同,卻擁有同樣的名稱,如彈性、邊際等。不少學生耳濡目染大眾媒體,習慣跟他們一樣對經濟學的概念簡單地采用“顧名思義”法對待,豈知“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因此,教師在西方經濟學課堂上不得不經常擔起糾偏和澄清的責任。

(三)西方經濟學對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有較高要求

盡管是社會科學領域的課程,西方經濟學卻具備了濃厚的自然科學特色。“邊際革命”之后,微積分知識大量引入,許多經濟學概念都是借助于數學工具來表達的。各種曲線的平移和旋轉,均衡狀態的變化及其程度,都需要嚴密的數學推理和運算。但是,西方經濟學畢竟研究的是人的行為,不像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研究的是客觀事物,不能太機械,太具體,因此,常常需要抽象掉那些可以被忽略的因素。正如羅賓遜夫人所說,易于處理的經濟理論常常跟現實不能很好擬合,而跟現實擬得好的理論常常難以處理。因此,經濟學總是在跟現實擬合與易于處理之間進行權衡。這樣就使得西方經濟學既要求學生具備處理數學問題那樣的邏輯思維,又必須具備處理哲學問題那樣的抽象思維。

二、提升西方經濟學教學效果的途徑

(一)重視案例教學

經濟學是一門跟日常生活和社會政治經濟熱點事件聯系緊密的科學,教學案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案例教學不僅有助于學生理解所學的基本原理, 而且可以起到培養和提高學生運用所學原理分析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要取得實效, 關鍵在于選取恰當的案例,報刊、雜志、電視和網絡等媒體能提供富有實效性的資料, 及時將其充實到課堂教學中,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而且能使他們養成理論聯系實際的習慣,培養他們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力,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訓練過幾次之后,就可以讓學生自己提供教學案例了,使學生從被動學習轉向主動學習。大部分學生都不能成為經濟學家,但是學會像經濟學家那樣思考可以受益終身,案例教學有助于這種能力的獲得。

(二)重視討論教學

國外經濟學教學中常常采用合作學習法,以有效提高學生接受知識的深度。合作學習法亦稱為小組學習法( small group learning) 或小組活動法( small group activities) 。合作學習法之所以是一種教學方法而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學習方法,是因為它不是由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通過自身的學習經驗自覺總結出來的學習方法,而是教師根據教學需要通過創設合作學習情景,引導和鼓勵學生開展合作學習而提高學習和教學效果的方法[2]。教師給學生指定問題,讓學生自主組成團隊,在課后搜集資料,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在課堂上派代表進行陳述,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互相提問,逐漸消除疑惑,真正掌握所學知識。采用討論教學法能強化教學體系中“學”的環節和“學”的作用,真正確立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促進學生主動思考、質疑問難和探索求解等良好學習習慣的形成,使探索性學習、自主性學習、協同性學習得以真正實現,從而有利于開發學生潛能、發展個性,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3]。

(三)重視學生課堂參與

教師在教學中設置問題情景,引導學生參加課堂討論。多用引疑釋疑的方法,制造學生內心中的認知沖突,使學生“樂而好學”,并主動學習,在教學中成為主動積極的參與者。如講到一個流派對某個問題的看法時,可以引導學生回憶之前學過的另一個流派對此問題的看法,并進一步引導他們思考為什么這兩個流派會產生差異。學生在聽課過程中,難免有疲勞和精神不集中的時候,這時老師的提問能夠迅速調動他們的注意力,而且青年學生的好奇心比較強,面對問題總希望找到答案,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采用引疑的方法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引導學生尋找答案的過程中,老師還可以有意識地制造一種類似于搶答競賽的氛圍,吸引每一個學生參與。

(四)重視及時歸納總結

西方經濟學內容豐富,理論密集,關于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理論解釋,或者是關于同一個理論有一系列相關的概念和曲線,如果不及時歸納總結,初學者很容易陷入茫然無緒的困惑中。而經濟理論的連續性比較強,一個環節落下來,之后的內容就跟不上。因此,及時歸納總結在教學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國內外優秀的經濟學教科書在每章都有結束語,歸納總結本章的要點和難點。而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歸納總結不僅要求教師在每章結束的時候進行,而且在講課過程中要隨時對重點和難點內容進行歸納總結。如講到效用理論的時候,要將基數效用論和序數效用論的前提假設,度量效用的方法,以及各自采用的分析方法等進行對比總結;講到古典學派的供給曲線時,要帶領學生回憶凱恩斯學派的供給曲線,尋找導致他們出現差異的原因,并進一步將這種原因與他們各自的政策主張聯系起來。

(五)重視經濟思想史知識的講解

加強經濟思想史的教學,能讓學生把整個經濟學的來龍去脈搞清楚[4],避免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茫然境地。經濟學的理論紛繁復雜,每一種理論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理論之間卻常常是對立的。這種看似悖論的情形在經濟學中實屬常見,要達到見怪不怪的境界,需要對經濟思想史有所了解。每一種經濟理論都有歷史淵源,許多理論之間有繼承性,新的理論是對原有理論的發展和完善。而每一次“革命”之后,就會出現一些完全不同的理論,然后這些理論就成為更新的理論的源頭。每一種經濟理論都是應運而生的產物,是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下對現實作出反應的結果,當現實環境發生變化時,經濟理論也會作出相應的修正。經濟思想史就是關于各種經濟理論發展的歷史,它像一條彩線將各種閃光的經濟理論之珠貫穿起來,握住了彩線,就能把握所有的珍珠。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導論部分,一定要講解經濟思想史,讓學生從總體上了解各種經濟理論在學說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六)重視介紹學術前沿

盡管西方經濟學課程是面向初學者的,但適當介紹學術前沿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因為初級階段教科書對某些理論作了過于簡化的處理,以至于太脫離現實,不能讓學生信服,從而對整個經濟學體系產生懷疑。為了不給學生留下經濟學不科學的印象,教師有必要告訴學生這些簡化在較為高級的階段已經放松,前沿的理論能夠很好地跟現實擬合,增強學生對經濟學的信心和進一步研究的興趣。另一方面,教師只有不斷追蹤前沿才能保持知識結構常新。將這些課本上沒有的最新知識帶給學生,不僅令學生耳目一新,而且能幫助他們更好地閱讀最新的文獻。當然,對新知識的介紹要適度,如果過于高深,不僅容易打消初學者的積極性,而且也會占用太多課時。

參考文獻:

[1] 周敏.西方經濟學課堂教學方法研究[J].教法研究,2009,(1):92-93.

[2] 方陽娥.國外經濟學教學中的合作學習法和經驗學習法[J].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29-131.

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第4篇

關鍵詞：封建社會；經濟思想；宏觀經濟；經濟調節；政府干預

中圖分類號：F09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2－0168－04

雖然從表面上看現在我們采用的經濟調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實際上很多地方都體現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子。中國在漫長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孕育出了非常豐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封建經濟并不是像西方社會那樣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而是一個商品經濟體系。西方歷史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征表現在其最小經濟單元為領主莊園，在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單元中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不需或很少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最小經濟單元是個體農戶，所謂男耕女織，大量手工業產品及非自產消費品都需要通過商品交換從外界取得，因此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歷來都具有商品生產和流通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持續時間長，原因除了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超穩定性，還在于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由于中國政治上大一統政治體系的存在，它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管理方式，即國家以直接參與經濟的方式管理和干預經濟。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巨大的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每當積累到達一個頂點，就以社會組織崩潰，也就是改朝換代的方式予以暫時緩解，然后進入下一個循環，矛盾因素重新開始積累。盡管封建社會進程中眾多參與者最終沒有能夠徹底解決這些矛盾，歷朝歷代的當政者還是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和努力，因而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經濟思想。歷史不會以斷裂的方式向前演進，作為歷史的后來者不應該忽視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現代社會經濟與封建社會經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仔細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試圖引入現代經濟理論分析工具，分析歷代當政者的經濟管理思想，從中梳理出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大致脈絡。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對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劉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選取當政者的經濟思想作為分析對象，是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分析和解決社會現實經濟問題，其對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有切實的經濟運行結果或效果可以比較，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經濟事物內在的相互關聯關系。

一、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原則

宏觀經濟管理指導原則是經濟管理者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措施時所采取的出發點和基本思路。封建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水平不高，但經濟管理者通過觀察實踐總結出不少有益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總體上表達了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國家的“德”具體化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興。……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土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馳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2]管子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理想社會的各種經濟特征，發展生產、興修道路和水利、低稅賦、解決社會保障等等，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這個理想社會模型中所占據的控制和主導的地位。

1．國家視角

歷代當政者經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其國家視角，即最終目標是要使國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夠“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階級或階層過于貧窮而處于危險的邊緣，同時有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這與和諧中庸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一脈相承，理想社會的標準是“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統治者的任務正如明代文淵閣大學士丘浚所言：“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賦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于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這也是當政者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所必須采取的現實態度，因為社會中任何一部分人過貧或過富，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統治者政權的穩定性。管子在國蓄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4]

在國富和民富的相對關系認識上，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轉折。早期的經濟思想中是將二者對立起來，管子從維護統治秩序的角度出發，提出人君對民眾財富要做到“富而能奪，貧而能予”[5]。商鞅從實施農戰政策，增強國家軍事實力的角度出發，提出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愚，“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6]，表明當時的管理者只看到這個問題統治者強勢的一面，片面地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管理者已認識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7]。通過促進生產，增加全社會財富總量，進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于民也無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這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簡單論斷有了很大進步。

此外，國家視角還有一重含義在君主對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體現。桑弘羊說：“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8]而到封建社會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9]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認識水平在提高，自身經濟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君主所有權觀念在不斷淡化和減弱。

2．國家占據經濟管理優勢地位

在國家調節經濟過程中，當政者認識到自身必須在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才有利于調節措施的進行，管子輕重論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10]“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為貴”的經濟原理，順勢而為，非常靈活地調節經濟。當市場流通中有較多的谷物時，國家控制貨幣，則貨幣的相對價格高，當國家收購谷物后，市場流通中的貨幣較多，則谷物相對價格高，這樣在貨幣與谷物的相對價值運動過程中，因國家占據壟斷地位而總能夠保持經濟調節的優勢地位。在這一經濟調節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扮演著一個大壟斷商人的角色。在對外貿易交換中，這一原則相應演變為保持對外貿易優勢地位。“天下輕，我重”[12]，“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說管子認為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要出口相對價格高的商品，進口相對價格低的商品，借此達到在對外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目的。

3．經濟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掌握經濟信息的重要性，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必須是在充分占有經濟信息的基礎上，而這恰恰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下單個市場參與者所無法做到的。經濟信息的迅速流動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國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優勢可以促進經濟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播。管子說：“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同時，“國軌布于未形，據于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于民，謂之國軌。”[14]“國軌”是管子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一旦規劃形成，宏觀經濟調節便依此展開，絕非隨意而為。另外，《管子》中問篇、八觀及入國等篇列明了對國民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的詳細問題，其設計非常細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為一國經濟管理者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財家劉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國商業價格情報系統。《舊唐書?劉晏傳》載：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15]。可見政府為獲得即時信息不惜花費大量開支，在實踐中價格信息在政府調控經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議：“在內，俾坊市逐月報米價于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戶部。使上之人知錢谷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給，其價常平。”[16]由此，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一個商業信息報告體系，使得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市場動態信息，相機制定決策，調節供需，平抑物價。

二、國家宏觀經濟調節的必要性

國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及如何干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始終存在分歧，直到現在仍是一個沒有達成統一認識的問題。經濟實踐表明單獨實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國家干預是主基調，封建社會管理者是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這一國策。

在理論層面，管子最早以樸素的方式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認為人之本性是“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17]然而，與西方同樣是經濟人的微觀基礎，但引出的結論卻很不相同。亞當?斯密由經濟人假設得出的結論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原則，管子得出的卻是國家干預的結論，“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后賢不肖之形見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18]，故必須有政治權力（在管子看來，這是超階級的）出而為之指導，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在抽象的經濟人概念掩蓋之下，中西方經濟體系中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存在很大的差異，導致其經濟行為和社會發展模式出現明顯的差異。

此外，管子還從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出發說明國家宏觀調節的必要性，“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兇，則糴釜十鏹，而道有饑民”，“物適賤，則助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與年景差時糧食價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還有一些不同地區糧食價格差異的記載，如《輕重乙》所載：“昔狄諸侯，畝鐘之國也，故粟十鐘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20]，表明糧食高產區和低產區糧價相差約二十倍。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生產生活過分信賴自然條件，外界自然環境變化會對商品生產和商品價格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劇烈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商品流通服務變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組織調劑，本著安定百姓生活的社會公共性目標（而不是純粹以贏利為目的），在谷物豐收時收購存貯，到谷物歉收時投放市場，或將谷物從高產地區運往低產地區，以調劑余缺，為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穩定經濟和價格的作用，他們會在商品豐裕時故意壓低市場價格而后收購，或在市場商品短缺時囤積居奇，使得短缺現象更加嚴重，從而提高商品價格，以期在拋售時獲取更多利潤，這樣做無疑會使商品價格波動更加劇烈，不利于生產發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議中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并至，而物來于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后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乏，民有所取，則往往閉塞其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后售，至取數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商業領域，兼并始終是經濟發展的阻礙，更是社會不穩定的直接誘因，各朝經濟管理者普遍持打擊態度。漢代桑弘羊在主張國家經營鹽鐵時，指出專賣政策是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22]，“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侈、絕并兼之路也。”[23]王莽認為，對壟斷性商品應該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從中牟取暴利，剝削普通勞動人民。他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壟斷行業推廣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指出：“有財而不理，則阡陌閭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放棄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產生兼并壟斷，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會產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國家的重要職能，其變法措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摧抑兼并同時也與鞏固封建統治直接相關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一是商業交易的核心原則在于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經濟實力過強，必定會對封建社會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從而危及統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賈所經營事業一般規模較大，如鹽鐵業，必然聚眾獨處，時間一長難免產生脫離朝廷統治的傾向，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桑弘羊對此就曾提到：“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乘利驕溢，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26]

在討論兼并產生的原因時，經濟管理者也認識到由經濟個體自身素質的高低差異帶來的經濟后果，桑弘羊說：“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懸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論及此點，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絕對平均的社會理想。

三、封建社會宏觀經濟調節的措施和目標

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經濟管理方式的獨特性在于政府作為經濟經營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運行過程之中，因為這樣做可以將政府調節經濟的公共性目標、維護政權穩定性目標和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目標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是當政者的最佳選擇。而一般意義上的重農抑商國策，所要限制的是民營工商業，官營工商業則不在其列。隨著朝代更迭，具體調節措施包括名稱多有變化，但宏觀經濟調節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沒有發生改變。在封建社會中，農業占據國家經濟大部分比重，因此調節政策主要圍繞農業領域展開。一般常見的政策是，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常平，對手工業產品實行專賣，在農業信貸方面實行政府專營。

管子提出由國家掌握生產及生活資料，貸或租與農民，同時運用價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戶兼并壓榨農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經濟調節政策措施里，國家在市場豐裕、物價較低時購進，在市場短缺、物價高起時賣出，一則平抑物價，二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三則打擊富豪大戶，一舉三得。

漢代桑弘羊推出的經濟政策中平準政策與管子類似，明顯有變化而且直接發揮巨大作用的是鹽鐵酒的專賣。因為鹽鐵行業具有壟斷性質，能夠產生豐厚利潤，以往富豪也多經營鹽鐵業。在桑弘羊實行專賣后，政府獲得了巨額財政收入[30]，同時打擊富商大賈，抑制兼并，鞏固了封建統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業經濟活動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圍非常廣泛，幾乎包含了當時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鹽鐵酒專賣、貨幣統一鑄造、工商業征稅和五均賒貸，其中五均賒貸是王莽經濟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據商品市場價格變動情況評定物價，并以“市平”價格作為標準采取相應調節措施，如購買和拋售商品，來穩定市場價格。賒貸則是由政府組織資金進行貸放。在這里，“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是實現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擴大了財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則是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普通勞動人民利益，同樣是一項政策同時實現了三項目標。

王安石在農業方面最有影響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資金貸放于農民，其政策目標在穩定糧價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摧抑兼并，他還要求三等以上人戶擔負四分利息，而這些富戶實際上不需要貸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這一目標上走得更遠。

明代丘浚非常重視商品市場價格的穩定，把“平物價”與省力役、薄賦斂并列作為“王者”的重要任務。丘浚所提穩定價格與前朝歷代相同，不同之處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擴大政府收入兩項目標，表明他意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應當停留在保持經濟體系和商品市場的穩定這一層面上，而對參與市場的經濟個體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應當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謀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謂封建社會經濟調節政策的集大成者，觀察論述面廣，對歷朝歷代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悉數進行了整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轉變，提出減少政府干預經濟，只保留了“平物價”一項，同時在貨幣制度、財政預算、海外貿易、漕運、常平等方面提出諸多更加科學的政策主張，頗有新意，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發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生生不息、推陳出新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 管子?五輔篇

[3] 大學衍義補卷二五，市糴之令

[4] 管子?國蓄篇

[5] 管子?揆度篇

[6] 商君書?說民篇

[7] 大學衍義補卷二O，總論理財之道上

[8] 鹽鐵論?復古

[9] 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三，戒濫縱之失

[10] 管子?國蓄篇

[11] 管子?山權數篇

[12] 管子?輕重乙篇

[13] 管子?山至數篇

[14] 管子?山國軌篇

[15] 舊唐書?劉晏傳

[16] 大學衍義補卷二六，銅楮之幣上

[17] 管子?禁藏篇

[18] 管子?禁藏篇

[19] 管子?國蓄篇

[20] 管子?輕重乙篇

[21] 續通鑒長編卷二三一

[22] 鹽鐵論?禁耕

[23] 鹽鐵論?復古

[24] 漢書?食貨志

[25] 王臨川集卷八二

[26] 鹽鐵論?復古

[27] 鹽鐵論?刺權

[28] 鹽鐵論?錯幣

宏觀經濟思想史范文第5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