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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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民本 重民 治民 啟示

在人類歷史上，以勤勞、智慧、勇敢著稱的中國人民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這些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無疑就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絢麗奪目的瑰寶，其中，民本思想無疑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1]民本思想作為我國傳統文化思想精華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存在形式，從一開始就對我國社會文明的發展發揮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中國傳統的治國之道中，民本思想一直被奉為治國安邦的指導思想而居于首要地位，并且在現階段又被注入了新的內涵而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中，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是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不能把傳統的東西看成是已經逝去的東西，傳統是過去的構成要素，同時又是現在的土壤和未來的因子，傳統是現在的根源，未來是現在的信念，現在不能沒有根源，也不能沒有信念，于現在之中弘揚傳統、展望未來。[2]因此，在大力倡導民主政治建設的今天，進一步剖析傳統民本思想的內涵實質，積極探究傳統民本思想對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現代啟示，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傳統民本思想的淵源追溯

關于傳統民本思想的歷史起點，盡管目前學術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認識，但對于歷史文獻上的記載基本還是普遍認可的。從僅有的文獻記載可知，我國上古時代籠罩在神本主義之中，但隨著夏、商、周之間的替代，民意民心的作用凸現出來，于是在神本主義的旁邊出現了民本思想。[3]但這一時期的民本思想，都還是很初級的形式，思想也十分散亂，主要是一些論斷，遠沒有形成理論，只能說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形態。真正的“民本”一詞，源于《尚書·夏書·五子之歌》的“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4]可以說，“民惟邦本”應該就是目前為止明確記載的并被廣泛認可的民本思想的理論源頭。此外，《尚書》中還記載有大量的關于民本思想的言語，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等，都是最初民本思想的典型反映。而在其之后的《春秋·谷梁傳·桓公十四年》中就直接提出了“民者，君之本也。”這就出現了“民”與“本”的相輔相配，展現了民本思想的最初契合。但是，這不是說，只有明確包含民本語句的表述才稱得上是民本思想的論述，其實，眾多涉及君民關系、國家治理和民生發展的思想都可以納入民本思想的范疇，民本思想本身就蘊含十分豐富的內容，而不僅僅局限于只是關注政治統治的思想。

總之，作為我國傳統文化思想精髓的民本思想，從初現端倪到開始萌芽，再到形成確立，直至發展完善，其內涵可謂博大精深，其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它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歷經商周、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清等發展階段，經過不斷豐富、發展和實踐形成了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進一步而言，中國民本思想濫觴于殷商西周時期，初成于春秋戰國時期，實驗于兩漢時期，實施于大唐盛世時期，內化于北宋南宋時期，提升于明清之際，開放于近代時期，超越于當今時代。[5]

二、傳統民本思想的內涵本質

（一）傳統民本思想的基本內涵

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現代企業管理；啟示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更多看重的是對西方社會先進的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學習，而一直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借鑒卻有所不足。本文主要討論了如何以古代中國的傳統文化來指導現代企業管理的發展。筆者認為我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剛”的和諧觀念等對指導現代企業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值得科學合理的繼承和不斷的完善發展。

一、古代“民本”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還是管理企業，管理對象中最能動、最活躍、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資源管理，本質是“治人”即對人的管理。從管理的意義看，“治人”通過專注于人的積極修為、管理實現對事對物的管理，這種管理思想和方式與現代的“人本管理，人為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眾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文化，認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認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都是并列的。從管理學的角度考查，中國傳統文化高度重視人的因素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對管理主體的重視，特別強調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為君之道”“為將之道”“愛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種德才標準；其次是對管理客體的重視，處理管理主體和管理客體的相對關系上，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強調“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為成敗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當然，或許有人說這是迷信，應用于現代企業的管理中肯定會出亂子，這點筆者不否認，但是要強調的是對于古代的豐富遺產，我們應該抱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來面對。同樣，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與現代“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有異曲同工之處，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資源視為企業一切資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潛力的戰略資源，著力提高人的素質；另一方面強調對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務是價值觀培育，努力做到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挖掘企業員工的潛力，這樣才能進一步推動企業不斷發展。因此現代企業要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觀念，以企業的人力資源為中心，把面向企業員工、尊重企業員工、關心企業員工放在首位，充分調動企業中所有人的工作熱情和智慧，企業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此，現代企業應高度重視人力資源在企業運營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員工、關心員工放在首位，通過建立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規劃企業員工的有效配置，不斷為企業員工提供學習、培訓和進修的機會，提高企業員工自身能力素質，增強企業員工責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業管理中重視員工的自身發展，也是符合傳統文化的義利觀的。作為儒家五常之一的“義”一般是指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和人們行為的價值標準，“利”是指社會生活中人們的物質利益和功利。“見利思義”和“以義制利”的儒家價值觀體現了中國的民主精神，引導和塑造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激勵和推動了中華民族和整個國家的凝聚力。在企業管理中，如果做到“見利思義”、“以義制利”，把面向企業員工、尊重企業員工、關心企業員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業利潤為出發點，可以增強企業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業員工更廣泛、更積極地投入到生產經營活動當中。總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還是現代國家政策，我們都應該在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中靈活運用人本思想，讓企業的管理者和員工感受到企業的溫馨和對自身的關懷，只有這樣才能夠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才能夠讓員工有歸屬感，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企業的正常運營。

二、古代和諧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剛”“剛柔并濟”，強調為人處世要隨和謙讓，這其實是一種心胸豁達的思想境界。對于企業管理而言，個人與個人之間如此，團隊與團隊之間也應該如此。儒家認為，柔是自然之道、養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萬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規則運行，因此人必須關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為，使人道合乎天道，順應天道。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說人與自然要協調統一，主體與客體之間要相融相通，這就是所謂的“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道理。《中庸》認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因此在企業管理中，管理者要從天開始，過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業文化來熏陶員工，用文化的潛移默化功能促使員工的目標、行為與企業的發展方向保持和諧，培育員工和企業共同的價值觀，實現個人與企業協調發展。古代和諧思想也與今天我國提倡的可持續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觀點不謀而合。從管理的角度出發，古代和諧思想可以幫助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相處，因此企業管理者的實踐活動應建立在企業的可持續能力和企業員工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上，保障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同時，促使員工的個人得到充分發展。作為中國通訊的巨頭——中興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嘗試”管理方式體現企業中和諧思想的活用，這種東方的價值觀向中興企業的組織結構、研發領域、市場末端、文化氛圍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滲透，并發揮了積極作用。日本企業之首——松下作為也非常推崇中國的和諧思想，認為提倡和諧就是提倡以誠、以寬、以禮待人，不偏聽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棄原則，強調高瞻遠矚、全面地觀察和處理問題。所以說，古代的和諧思想運用于現代的企業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動企業的發展，甚至為企業的進一步擴大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其它方面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啟示

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外諸多著名企業家產生過重要影響。作為現代企業管理者的職業經理人在借鑒西方現代管理理念的同時，還應從中國的實情出發，從中華民族五千年優秀的傳統思想中汲取精華。筆者認為有兩個思想精髓必須被我們掌握，一個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一個是“無為而治”的管理哲學。前者是對我們職業經理人個人素質的綜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側重于職業經理人的戰略思維。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是對中華民族剛健有為、奮發圖強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動體現。自強不息最核心的內容在于不停留不滿足于當前的自我，不斷地向“更新”的自我邁進。孔子提倡并努力實踐“發憤忘食”的精神，鄙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如果說，這只是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自強自立、積極進取的表現，那么“人窮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銹，人不學習要落后”等民間俗語，則反映的是自強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會化。沒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就會怨天尤人、自暴自棄，就找不到前進的動力源泉。這就要求職業經理人必須有活到老學到老的決心和毅力，以頑強不屈、百折不撓的精神和行動追求個人素質日臻完善。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歷史與歷代先民不懈努力濃縮而成的精華，是中華民族以及與中華民族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園和寶貴財富。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過程中，要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做到“古為今用”，對我國的現代企業管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琦．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企業管理思想的影響[J]．北京市計劃勞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2）

[2]趙東升．東西方傳統文化對我國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4（6）

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3篇

關鍵詞：民本思想 官德修養 判詞 說理

前言

中國法律傳統自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之后，儒家學說成為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儒家學說也成為法的指導思想，自此中國法開始了法律道德化和對司法官員的民本關懷和官德情懷教化的進程，并逐漸形成中華法系的特征，即法律與道德一體。自春秋決獄，引禮入法之后，儒家倫理滲入到中國傳統法制中，中國法以“一準乎禮”的法律原則和“德才兼備”的司法官僚體系為特征。

中國封建社會在清末科舉制廢除以前，科舉考試是各階層人群進入到統治階層的通道，統治者借由科舉制度為政權選拔符合正統理念的人才來治理社會，即他們不僅要幫助皇帝統治天下還要肩負著幫助皇帝教化民眾的責任，于是就為此設置了統一的選拔標準。這個標準的第一要義是做官要有官德，所謂“身、言、書、判”樣樣俱佳，熟悉并掌握儒家的正統思想，概括起來就是只有熟讀四書五經，通曉儒家義的讀書人方能踐行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負。而傳統中國的行政司法不分，治理社會的決策者兼理行政與司法職能，最終那些飽讀儒家詩書并進入統治階層的讀書人，就需要不斷的在社會治理的實踐中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儒家知識兼律令，并以此為裁斷爭議、定紛止爭的知識，踐行自己心中正統儒家理念中所倡導的以尊卑、位差關系為基礎的正義與秩序的理念，并將之不斷的運用到具體案件中去，進而借由司法權力的導向作用強化這一理念。

孟子說過，“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終還是借助人的因素——主要是司法官員——來實現立法思想和統治理念的，在科舉制和行政官員行使司法權的境況下，司法官員自覺地將儒家的民本關懷觀念復制強化的過程，也是推動中國傳統社會形成儒家倫理法制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此而言，觀察傳統司法中處理具體案件的過程和結果便成為管窺中國傳統司法中司法官員民本關懷官德的一個窗口。①

案例是一個國家法制狀況的具體展示方式，判決書則是具體案件公示在人們面前的主要載體，其中的判詞及說理，則充分體現了司法官員的學養水平、道德品質和法律技術的高低。在傳統中國社會，作為案例表現形式的判詞最直觀地展現了國家的司法官在處理具體糾紛時所采用的治理理念和體現出的道德素養。

汪世榮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判詞研究》中指出：“判例在中國古代的特定時期是獨立的法律形式，具有規范作用。中國古代實行因案生例的判例法制度，司法官吏在其司法活動中針對具體案件的裁判，認為應該通過該案總結、創制出特定法律規范時，便在判詞中附請定例。封建最高統治者以上諭的形式，在對該案作出批結的同時，可以概括出具體的法律規范，遵照實施。由例優于律的法律原則決定，判例法具有優先適用的特點。判詞是中國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國古代判詞的形成來看，司法活動推動了法律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反映了中國古代的司法狀況與水平。中國古代判詞反映了特定的社會與國情，反映了治人與治法的相互關系規律。”②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研究古代判詞可以管窺傳統司法中的民本關懷和官德修養。清代判詞代表了中國古代判詞的最高成就，本文通過對清代名吏施世綸的一道判詞評析說明以上觀點。

一、判詞

“案犯宿介：重蹈盆成括殺身之覆轍，獲得登徒子好色的名聲。……禍自天降，終于受酷刑，差點喪命；孽由自作，幾乎砍掉腦袋，不得復生。翻墻鉆洞的行，固然玷辱書生名聲；李代桃僵的誤會，也真難消心頭冤氣。責打可以稍為寬緩，抵他已受的苦刑；秀才姑且降為童生，給他自新的出路。”

“至于毛大這人：刁滑無賴，市井兇徒。……風流道上竟然出這種惡魔，溫柔鄉中怎會有如此鬼蜮！即將該犯暫首示眾，以快人心。”

“至于胭脂：尚未許嫁，已達婚齡。以月里嫦娥之貌，自應有郎如美玉；似《霓裳羽衣》之姿，何愁藏嬌無金屋。……父親死在刀下，可愛的美人成了禍水。幸而尚能自守，終于白璧無瑕；雖然陷入牢獄之災，還可重歸閨房。拒絕非禮的行為，其情可嘉，還是清白的情人；擲果潘郎的心意，其愿可遂，也是風流的雅事。仗仰縣官，擔任媒人。”③

二、基本案情

以上判詞說的是清代山東東昌一個卞姓牛醫老年得女，十分疼愛，取名胭脂，十五歲仍待字閨中。有一風流寡婦王氏住其對面，王氏欲把胭脂許配給街坊鄂秀才并慫恿胭脂私下約會鄂秀才。

王氏與書生宿介有，便把替胭脂做媒的事告訴宿介還讓其帶話給鄂秀才。宿介也是色鬼一個，早就垂涎胭脂的美貌便打算冒充鄂秀才幽會一下胭脂，于是借故了解清楚胭脂家中的格局方位。一天，宿介翻墻進入卞家，冒充鄂秀才央求摸一下胭脂的玉手作為定情約定，胭脂以為是鄂秀才就打開門，宿介進屋后便要非禮遭到胭脂反抗。宿介怕嘈醒他人便要求另定日子見面并討要一件定情物。胭脂不給，他順手拿走一只繡花鞋。回到王氏處宿介發現那只繡花鞋丟了，便告訴了王氏。

街坊有個叫毛大的，游手好閑，早先勾引過王氏，毛大知道宿介跟王氏相好總想。那天夜里，毛大摸到王氏家門外正偷聽宿介跟王氏講卞家的事，感覺踩到一個東西，拾起來發現是一只繡花鞋，心中很高興，心想這回拿著定情物就可以去卞家約會了。一天夜里，毛大翻墻進入卞家，卞牛醫以為是賊就拿把刀追出來，胭脂聽到搏斗聲也爬起來跟母親一起幫父親時，發現卞牛醫的腦袋已經被砍掉，又在墻角找到一只繡花鞋。母親認出那是女兒的東西，就逼問實情。胭脂不忍心牽連到王氏，邊哭邊告訴母親是鄂秀才干的。

案子告到縣衙，縣官派人將鄂秀才捉拿歸案，人證物證俱在，鄂秀才經過幾次大刑折磨，屈打成招，有口難辨，被判了死刑。案子上訴到府衙門審理后轉到濟南府復審。每次審理都要經過刑訊，鄂秀才滿腔怨氣要和胭脂公堂對質，胭脂見了他總是將他痛罵一通，鄂秀才百口難辨。案子最后轉到施世綸手中復查，施學使對案子仔細分析和判斷后，經過訊問鄂秀才發現有冤情，決定重新審理。經過艱難的審理，幾經周折案件終于水落石出。于是施世綸作出了如上被后世傳誦的著名判詞。

三、評析

本案判詞作者施世綸，字文賢，號潯江，晉江縣衙口鄉人，官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他居官時，政績顯著，清名遠播。《清史稿》贊之：“聰強果決，準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④

（一） 本案所涉法律問題

本案是一起故意殺人案，加重情節是翻墻越戶，在《大清律》是死刑中的斬立決，本案的焦點是如何查證誰是真正的兇犯。在當時的刑事偵查技術條件下，如果不能拿捕現行犯，很難在紛繁復雜的因素下查找到真兇。封建時代的官員集偵查、控訴、審判于一身，實行口供定案，罪從供定，刑訊逼供普遍化而且合法化。案件發生后，通常的手段是把所有嫌疑的人全部緝捕到案，進行嚴刑拷打，逼問口供，以口供定罪，或者眾證定罪。

（二）不枉不縱的民本思想早在千百年前，中華文明就有了民本思想。在《尚書》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治國理念，強調“天地之間，莫貴于人”，強調要利民、裕民、養民、惠民。齊國政治家管仲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孔子也說“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孟子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西漢時期的劉安，在《淮南子·泰族訓》中提到，“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上固，基美則上寧。”唐朝李世民說過：“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毖。”縱觀中國古人對民本思想的闡述，盡管內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心思想是強調“民本”，即老百姓對維護國家安定，鞏固政權的作用巨大，寬民是對官員們民本思想和官德情懷的要求。

施世綸能夠剝絲抽繭，去偽存真地發現案件事實，進而通過一通優美而朗朗上口的判詞，使案情大白于天下，還無辜人以公道，使作惡人得到懲罰，令民眾信服，一定是心有寬民愛民司法公正的民本主義情懷，值得今人學習。自古中國就有所謂“清官”、“青天”的稱謂，說明老百姓渴望政治清明，司法官員不偏不倚，都希望官員有民本情懷的良好愿望。

（三）與當代刑事判決書的比較

施世綸所治判牘，“以仲由折獄之長，雜以曼倩詼諧之筆，妙解人頤，爭相傳誦”。施氏之治獄風格及所治判牘，影響廣泛的緣由一定是把判決所依據的理由細說殆盡，使人們信服。

判決理由是判決文書的靈魂。目前我國大部分刑事判決書的說理都缺乏合理性，說服力不強。例如，龍宗智教授認為，刑事判決書最突出的問題是闡述判決理由不夠，一是缺乏對證據的分析論證；二是缺乏對控辯雙方在事實問題上不同看法的分析辯駁；三是缺乏法官形成心證推理過程；四是在總結性說理裁決部分，重視認定，忽視說理，因而造成分析不透，說理不足，削弱了判決的公信力與說服力。可以說，對于判決書為何作出此種事實認定與適用法律的判定，多數情況下未能分別作出解釋和說明。判決的主文通常表現為沒有過程的結果，沒有論證的結論，概言之，只有“判決”而沒有“判決理由”。

判決書沒有體現說理性具體表現在：第一，判決書只是單純的確認事實，而不指出理由。很多判決書的主要內容是在羅列事實，判決書的大多數的內容是對事實的認定，而對當事人關注的事實認定的理由卻未加說明，尤其是對當事人存在較大爭議的證據和相互矛盾的證據不加以分析、論證，只簡單地用“不予采信”、“沒有事實依據”等簡單概括。第二，判決書不展示法官進行法律推理的過程。大多數判決書在案件事實和適用法律之間缺乏法律推理，造成認定的事實與適用的法律之間相互分離。特別是對一些爭議較大的疑難和熱點案件，法官在陳述判決理由時只是簡單的引用法律條文，不闡明法律推理的具體過程，令當事人對判決結果難以接受。判決書不能夠以理服人，至少說明司法官員缺乏民本理念和法律技術，更遑論寬民恤民的官德修養了。

四、結論

從施氏的判詞可以看出，首先直接運用了儒家倫理觀念，完美的將涉案人員納入到儒家倫理的觀念下，從道德教化的角度敘說他們的行為是否合乎禮的要求，然后從法律角度分析他們應當受到法律懲罰，從法律的層面對他們的行為進行了否定。在法和禮的角度，對他們進行鞭撻和懲罰。施氏判詞同時也清晰地展現了司法官員通過倫理定案，運用律令懲罰犯罪并重教化的方式處理案件的特征，同時不枉不縱，抑強扶弱的民本主義官德。

本案判詞之所以獲得好評，是因為承載判例的判詞有對人的教育、對社會的指引和對行為的約束之作用。借助此判詞，民眾更加認同儒家倫理明辨行為的是非，也正是通過分析這道判詞，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官在處理個案時，通過運用判決說理來闡明并表達傳統司法中官員的民本主義關懷。（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 何勤華著 《法律文化史譚》，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16頁。

[2] 張晉藩著《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16頁。

注解

① 見孟子《離婁章句上》。

② 汪世榮著《中國古代判詞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07頁。

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4篇

關鍵詞：民本思想;以人為本;正己正心;仁政德治;以和為貴

在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寶庫中，蘊涵了豐富的管理哲學思想。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建立了愛人貴民的樸素人本主義――民本思想，與西方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系統完整的人本管理理論相比，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要早2000多年。

“以人為本”的理念最早是由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提出來的。當齊桓公向管仲詢問成就霸業之道時，管仲就明確指出“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①霸王之業的開始，就是以人民為根本，本治國家就穩固，本亂國家就危亡。可見人民是國家的根本，是成就霸業的基礎。管仲提出來的“以人為本”，實際上是“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將百姓視為治國安邦的根本。孟子從“民為立國之本”思想出發，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②為什么“民”如此重要呢？《荀子?哀公》中的一句話道破天機，“君者舟也，庶民之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春秋戰國的許多典籍都體現了民本思想，這也是諸子百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民本思想是將人視為管理的核心，正己安人，用仁愛之心，從內在的道德感去提高人們遵守各種社會行為規范的自律性，進而協調各種社會矛盾，使社會達至和諧統一、天下大治將古代的民本思想運用于現代企業管理之中，把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管理哲學與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相融合，有利于促進企業的全面發展。

一、正己正心――對管理者的要求

儒家的經典著作《大學》中說：“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見“修身正心”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孔子十分強調管理者的“正己”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③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發號施令，百姓也會跟著行動；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不端正，即使發號施令，百姓也不會順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④孟子也提出了“其身正而天下歸之”⑤的觀點，認為“君仁，莫不仁；君不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⑥在儒家看來，正己做好了，自己在道德能力方面更完善了，才有治國安民的條件和本領。治理國家是一個“正己安人”的過程，管理者以“正己正心”為起點，最終達到“安人”的目標。在任何時代，管理者的素質都決定了一個企業、組織的興衰存亡。管理者欲“安人”，首先要“正己”；欲“正人”，首先要“正心”。在現代企業中，管理者不僅要具備豐富的知識、經驗以及非凡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不斷提高個人修養與人格魅力，修身立德，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帶頭作用，用無聲的語言說服下屬，用個人魅力感染下屬，建立威信，贏得員工的尊重與信任，同心協力共同促進企業的發展。

二、仁政德治――對被管理者的態度

孔子主張以“仁”的精神統治“民”，孔子提出 “仁者,愛人”⑦。愛人的原則有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強加于別人；同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⑨――自己要站住腳，也要使別人站住腳；自己質樸謙退通達，也要使別人質樸謙退通達。孟子進一步完善了仁政學說，在他看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為仁政。”⑩只要有愛人的思想，施行愛人的管理政策，管理好一個國家就如小物行于掌中一樣容易。這是因為施行“愛人”的仁政，與人們本性完全符合，從而能使民心歸順。孔子從“仁愛”出發,倡導用道德感化的方式來統治百姓，“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靠刑政來治理民眾，民眾雖然不敢做壞事卻不知羞恥，只有以禮義道德教化和規范民眾，民眾才會懂得做壞事可恥，并知道自覺地去糾正錯誤。這些管理態度在告誡我們管理者要善待員工，用一顆“仁愛”之心，啟發員工內在的道德感，提高他們的自覺性和自律性，增強員工主人翁責任感，激發熱愛企業的思想感情，培養員工與企業榮辱與共的責任感。只有在企業內形成一種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氛圍，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潛能和組織的活力。

三、以和為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

“和”是中國傳統文化追求的最佳境界――和諧的狀態、和平的環境、和合的氣氛。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說：“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這里的“人和”,就是指內部的團結、和睦，共同構成和諧而又充滿生機的世界。荀子說：“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和睦協調，就能團結一致；團結一致，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強盛；強盛了，就能戰勝外物。這就是優化組合之后產生合力而形成的新質，這種新質發生的作用，超過事物單純相加的總和，從而產生巨大的能量。孔子在強調“以和為貴”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和而不同”,在同中存異。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張“君子群而不黨”。真正有德行的人是善于與人和睦相處,善于協調各種關系的,并不是盲目茍同和無原則的附和。“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沒有自我,而是要通過各種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的最佳結合,以達到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平衡。

國家“以和為貴”，才能國泰民安，建設和諧社會；企業“以和為貴”，才能形成團結一致、和諧共處的企業精神。企業內部各個生產環節之間、企業組織機構各個部門之間、管理者與員工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才能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企業為員工營造一個和諧的環境，能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致在工作中形成了動力，在交往中凝聚了合力，同心同德，共同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朱明偉.中國管理文化[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2000:78-85.

[2]李福海.管理學新論[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105-115.

[3]吉青.儒家傳統管理思想的精華及其現代價值[J].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1):96-98.

[4]王平一.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經驗的現代借鑒[J].江南大學學報,2005(2):56-58.

注釋：

①《管子?霸言》

②《孟子?盡心下》

③④《論語?子路》

⑤⑥《孟子?離婁上》

⑦⑧《論語?顏淵》

⑨《論語?雍也》

⑩《孟子?公孫丑》

《論語?為政》

《論語?學而》

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價值觀；倫理觀；與時俱進

一、心懷天下、萬民為先

倫理思想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從小的方面講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國傳統家庭思想，從大的方面講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中國傳統忠君愛國、報效神州的社會思想及使命精神。從總理的人生中，我們不難看出，心懷天下、萬民為先的矢志精神一直貫穿其中，并散發出折服人心的光芒。

2007年2月26日，總理在署名文章《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引用《尚書》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詳細闡述了“‘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師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會倫理思想等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他矢志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重視人在社會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尊重人的價值、關心和保障人的權益，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2003年9月10日，溫總理在與國務院參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館的參事、館員進行座談時說“當領導的要心里想著群眾，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真實情況，‘心中為念農桑苦，耳里猶聞饑凍聲’。”闡述“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職責。”

僅選取溫總理兩次具有親民情懷代表性的發言，查閱相關資料，淺析溫總理眼中對于心懷天下、萬民為先的倫理思想。“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兩句以凝練的語言概括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機器寶貴的思想之一種——民本思想。人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夠安寧。民本思想在中國的萌芽是很早的，從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民”在人們思想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先進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就開始認識到，民心向背對封建王朝的興亡具有決定作用。春秋時齊國管仲就曾經說過：“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曾經說過：“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而孔子對于“民”的關注則被其后學孟子用一句話概括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王符《潛夫論》就說：“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程頤也說：“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朱熹則進一步發展為：“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足見民本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倫理思想中占據著絕對主導的地位，民心所向，決定著各項事業工作的成功與否。溫總理重視民生，時刻以民為本，充分反映了一個大國總理所應具的政治和人文素質，也正因為溫總理時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才真正調動了全國各族人民的積極性，集中全力發展社會事業，開創了國家建設發展的新局面。

二、子帥以正、獨立不遷

溫總理是一個溫文爾雅極具學者與政者所有優點的人，在他講話中每每所用的經典詩文、優秀名篇中，我們能夠深刻感受到大國總理獨立不遷、正直無畏的勇氣，以及從中折射出的強大的人格魅力。

2003年3月21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講話中，溫總理引用《論語》中孔子的話“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要求新一屆政府各部門負責同志從自身做起，公道正派、嚴于律己。所引用契合時展、兼具警醒效用。溫總理是這樣說的，也是在實踐中讓國人這樣感動的，用一腔正直無畏的熱情，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去奉獻自身才智與心血，用“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誓言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創新精神，用匡扶正義、獨立不改的人格魅力，開創了國家建設發展的新局面。

2005年12月14日，溫總理在首屆東亞峰會上發表了題為“堅持開放包容，實現互利共贏”的講話，他指出：“中國有句古詩，‘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我堅信，只要我們站在時代的前沿，以歷史的眼光洞察世界大勢，以戰略家的眼光規劃未來，以互利共贏的精神致力于發展，以務實開放的態度推動區域合作，我們就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不斷譜寫出本地區和平、發展與繁榮的新篇章。”古人常將浮云比喻成奸饞小人，漢代陸賈《新語》中說：“故邪臣之蔽賢，猶浮云之障日。”唐朝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云：“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都集中反映了對浮云的藐視與仇恨。溫總理引用王安石的這兩句詩，一方面想要表達中國在推動地區發展一體化的進程中是光明正大的，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各國能夠坦誠相待，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克服艱難、互利共贏。這其中，折射出溫總理那種強大的無畏精神、獨立不遷的浚潔人格和對倫理觀的嚴格操守、對人倫準第的積極向往。

2006年9月5日，溫總理在回答記者問話時說：“‘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充分表達了自己深沉執著的愛國情懷，以詩明志，抒發了自己深沉地愛著自己的祖國并愿意為自己的祖國奮斗終身。其深刻執著的價值觀和美政理想體現得淋漓盡致，展現其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艱苦奮斗的精神狀態、超拔的精神境界和獨特的人格魅力，讓我們新時代的大學生不禁心生向往、引其為師。

三、敢立壯志、永不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