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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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基礎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資源基礎理論；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競爭優勢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不斷的發展，同時企業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可以對以往所存在的一些外部的競爭優勢予以分析，在這一過程中也可以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內部競爭的研究中來。人力資源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它直接關系到了企業發展中的核心價值，同時它也成為了資源管理過程中必須要重視的一個環節，企業各個部門都要積極的配合，這對企業競爭優勢的體現和保持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一、資源理論基礎的發展變化
企業自身所擁有的資源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的重要法寶，并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外部市場和外部競爭。實際上企業競爭是內部各個部分之間的競爭，企業的外部條件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絕不是決定性的影響。企業的外部市場競爭是容易模仿的，企業內部的資源優勢卻是對手很難復制的，它對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領作用。
二、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的發展
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總體上來說涵蓋了四個方面，一個是人力資源的重要意義，企業如果想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就必須要重視人力資源工作的質量。其次是管理的系統性。要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具體方法和實施方法進行系統性的規劃。再次就是人力資源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戰略性。最后一點就是資源管理的目標性，在這一過程中一定要充分的保證企業的經營效益。
三、戰略人力資源的優勢與管理
1.資源基礎理論下，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的優勢
在以前的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充分的保證企業的經營戰略不發生改變的基礎上對員工進行聘用或者是培訓及考核，在實際的工作中應該采取比較固定的方式。但是這種方式比較大的一個不足就是不能充分的體現出個體上的差異，同時還容易在競爭的過程中被其他的企業模仿，這對企業保持自身的競爭優勢是非常不利的。在有了理論支持之后，企業的人力資源戰略性管理就體現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企業也可以根據員工表現的差異給員工提供不同的福利待遇，這樣一來就可以使得員工更加積極的去為企業提供服務，在這一過程中也減少了人才的流失，在資源管理的工作中，更能體現出其自身的先進性和科學性。
戰略性人力資源在應用的過程中以環境基礎理論作為引導，這樣也就使得其他的資源和人力資源占據了同樣的位置，企業在逐漸變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變化，這種理論的不足在于人力資源工作中的投入嚴重不足，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不能對資源進行及時的靈活的調整。但是如果在資源基礎理論引導的作用下，戰略人力資源就會成為企業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此外還能和其他資源予以明確的區分，在競爭中可以十分顯著的體現出優勢，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實施更加科學的決策，對企業整體戰略的實現也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2.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形式
資源理論基礎為戰略人力資源管理提供了理論基礎，兩者的科學結合便形成了一種更為先進的管理模式。戰略人力資源管理要以人力資源作為基礎，利用其稀有性和難模仿性，系統分析該資源對戰略資源影響的必要性，從而確定是否可以將其作為戰略資源的一部分。由于員工自身素質就存在差異性，因此想要完全模仿和復制人力資源就極為困難。對于員工的培養是人力資源的一部分，但就實際企業裁員等現象而青，理論又與實際產生了矛盾。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的各子系統間，應該是互補并相互影響的。企業可以通過對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的調整，使人力資源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但在現實情況中，眾企業花費大量精力和財力對人才進行爭奪，使得理論的指導作用更加弱化，甚至與理論相違背。將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人力資源有機結合，通過優勢互補來發揮人力資源的作用，可以提高企業的根本競爭優勢。
四、完善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的建議
1.培養員工的忠誠度
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員工的責任和義務對員工自身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但是這種方式會大大的挫傷員工工作的積極性。所以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應該更加重視的是員工忠誠度的培養，讓員工能以主人公的態度去工作，這對員工工作積極性的提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關心員工工作和精神方面的要求，這樣才能更好的幫助員工意識到自身的價值，從而也就使得員工的忠誠度大大的提升。
2.制定戰略人力資源管理機制
企業在經營和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將資源理論基礎當做是一個重要的內容，根據自身的發展情況去制定一個科學合理的戰略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將所有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進行細化，同時還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斷的加強對重要人才的培養，在這一過程中還要采用高薪或者是入股的方式吸引人才，防止關鍵人才跳槽，對于那些可替代性比較強的工作，可以采用雇傭臨時工的方式去完成，對人力資源工作的內容予以高度的重視，同時還要在這一過程中保證員工培訓的質量和水平，從而也就減少了人才因素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
五、結論
當前企業競爭的實質就是人才的競爭，所以每個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都要對戰略人力資源的重要作用有一個更加充分和合理的認識，在資源基礎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相對更加完善的管理系統，這樣才能更好的保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優勢，從而幫助企業實現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管理的基礎理論范文第2篇
1財務會計的客觀內涵--會計職能
會計職能是指會計在經濟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和能發揮的作用，它是會計的客觀內涵。會計職能是與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對會計的要求密切相關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會計在經濟管理活動中的作用范圍不斷擴大，會計職能也將不斷增多。我國會計職能的研究是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受馬克思關于“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總結的簿記”論述的影響，對會計職能基本傾向于“核算”和“監督”兩大職能。到20世紀80年代，又出現了從“一職能說”、“二職能說”直到“八職能說”以至“全職能說”并存的局面。但這些研究始終以馬克思對簿記的論述為基礎進行，沒有考慮會計實踐的發展，因此不利于會計理論結構內容的完善。
從現代會計發展趨勢來看，會計的職能應總結為“反映”和“管理”兩大職能比較合適。反映職能是指將會計信息向使用者進行充分的揭示和披露；管理職能是指會計參與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包括預測、決策、控制、分析等。會計反映職能和管理職能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反映職能是管理職能的基礎，為管理職能的發揮提供服務，管理職能是會計的固有職能，是會計的首要職能。實踐證明，企業經營管理水平越高，對會計與管理結合的要求也越高，會計管理職能也就發揮得越充分。不同會計人員由于其崗位責職不同，一般地應分別發揮不同的職能，這就為監事會和會計委派制提供了理論依據。
2財務會計的工作要求--會計目標
會計目標是財務會計工作總的目的性要求，它是會計職能的具體化，往往作為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由于會計目標和會計職能的內在聯系，西方會計學界強調會計目標，我國會計學界則強調會計職能，這是由于對財務會計體系運行的目的不同造成的，是期望達到主觀要求還是發揮客觀功能。目前會計界普遍接受會計目標的概念，但不同學派對會計目標的理解也有不同。如“決策有用性學派”認為，會計目標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經濟責任學派”則認為，會計目標是反映和報告受托經濟責任及其履行情況。我國會計準則中會計目標的定義是：為國家有關管理部門、外部投資者以及內部管理部門提供會計信息。目前，世界各國大多采用決策有用性觀點，筆者也傾向于這種觀點。原因在于，財務會計理論結構問題的研究應具有前瞻性，應該從長遠觀點出發，以確保其框架的穩定和適用。
財務會計目標的實現，關鍵在于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不同的國家和機構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是不同的。如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表述為：相關性與重要性、形式與實質、可靠性、避免偏向性、可比性、一貫性、可理解性。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則強調相關性和可靠性。筆者認為，既然財務會計的目標是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要求應該是：相關性、可靠性和一貫性。相關性是決策有用性的最重要質量特征，能保證會計信息使用者獲得的是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可靠性能保證信息使用者獲得可靠的信息，避免虛假和誤導，以利于作出正確的決策；一貫性能使信息具有可比性，保證多個會計數據具有相同的基礎。
3財務會計的技術規范--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是從專業技術的角度對財務會計進行業務處理提出的規范要求和判斷標準，是財務會計的一種技術規范。會計準則是會計實踐工作經驗的抽象和總結，它又反過來指導和規范會計實踐，為會計人員處理具體業務提供操作規則。對于一個成熟的社會來說，會計準則不僅是技術標準，在其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帶有經濟性和政治性。美國的會計準則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為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資本市場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由會計學界開始明確提出會計準則的概念，為行業會計制度的制定和國際會計協調確立依據。我國的會計準則分為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兩個層次，基本準則對財務會計核算的基本內容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具體準則就財務會計核算的基本業務和特殊行業的會計核算作出了規定。
4財務會計的具體內容--會計要素
會計要素是按照經濟特性對經濟業務內容進行分類的項目，它是財務會計具體內容的基本分類。由于各國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同，經濟管理要求也存在較大差異，所以不同國家的會計要素項目是不同的。會計要素的劃分應充分考慮項目內容的基本特征，即項目的同質性、獨立性和系統性。這是因為只有根據同型內容和同質特征進行分類才能夠對財務會計的具體內容進行有效的分類核算；而各會計要素在其本質特征上又應該區別于其他會計要素，這樣才有其獨立設置的意義；同時各個會計要素之間應存在十分嚴密的邏輯關系，能充分體現會計等式的內在聯系。根據我國的社會經濟特性，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將會計要素分為六項，即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費用和利潤。其中，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為靜態要素（又稱資產負債表要素），收入、費用和利潤為動態要素（又稱利潤表要素）。只有明確規定了會計要素的內容，才能規范會計實務，會計人員才可能在極其復雜的會計實務中得心應手地進行業務處理。
5財務會計的會計畢業論文社會背景--會計環境
管理的基礎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綜合計劃管理；流程再造；平衡計分卡；平衡優化模型
綜合計劃管理是從企業戰略和全局出發，對未來一年企業各類計劃指標及其執行情況進行全方位的指揮、協調、控制和監督的過程。綜合計劃管理是企業戰略目標及發展規劃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是促進大型企業集團從條塊分割向集團化運作轉變、從資源分散向優化配置轉變，提高集團控制力的重要抓手。長期以來，一些大型企業集團雖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綜合計劃管理工作，但由于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撐，綜合計劃管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受到一定影響。因此，為了充分發揮綜合計劃落實戰略、調控導向、研判評估等作用，有必要系統梳理相關理論，并以此指導集團企業綜合計劃管理實踐。
一、綜合計劃管理理論基礎
1．集團管控理論。集團管控是通過各種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使資源達到最佳配置，以及運用有效的經營戰略和手段來實現利潤最優化的一種跨國界、跨地區、跨行業、集團性的經營行為。對于大型集團企業，集團化管理可實現集團內部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提升企業運作效率，并節省成本和費用，提高綜合競爭能力，因此它已經成為未來大型企業經營發展的趨勢。通常而言，集團管控模式按照總部職能內涵的不同，分為財務控制型、戰略控制型和運營管控型三種。
2．戰略管理理論。（1）戰略管理模型。戰略管理理論主要包括五力分析、SWOT分析和PESTLE分析等三種理論模型。五力分析模型是邁克爾·波特于80年代初提出，用于競爭戰略的分析，可以有效的分析客戶的競爭環境。五力分別是：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行業內競爭者現在的競爭能力。SWOT分析模型由麥肯錫咨詢公司提出，是一種企業戰略分析方法，包括分析企業的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SWOT分析實際上是根據企業自身的既定內在條件進行分析，找出企業的優勢、劣勢及核心競爭力。PESTLE分析模型又稱大環境分析，是在PEST分析基礎上加上環境因素和法律因素形成的，共包括6大因素：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環境和法律，是分析宏觀環境的有效工具。在分析一個企業集團所處的背景的時候，通常是通過這六個因素來進行分析企業集團所面臨的狀況。（2）目標管理法。目標管理法是由現代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根據目標設置理論提出的目標激勵方案，其基礎是目標設置理論，目的是將企業整體目標逐級轉化為下屬單位和個人的子目標，形成一個完整的目標考評體系，以此來提高組織的績效。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每名員工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目標、任務周期等與自工作緊密相關的內容。目標管理一般通過制定目標、實現目標、與目標相比較3個階段來實施，經過3個階段的循環往復，不斷提升管理質量。
3．流程優化理論。（1）流程再造理論。流程再造理論是由美國哈默博士于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對企業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徹底性的再設計，以取得企業在成本、質量、服務和速度等衡量企業績效的關鍵指標上取得顯著性的進展。流程再造是以作業活動為著眼點，以整體流程，整體優化的角度來考慮與分析問題，跨越不同職能和部門的分界線，識別流程中的增值和非增值業務活動，剔除非增值活動，重新組合增值活動，優化作業過程（見圖1）。
圖1 流程再造框架
（2）PDCA管理法。PDCA管理方法即為PDCA循環，是由美國統計學家戴明博士提出來的，是全面質量管理所應遵循的科學程序，是提高產品質量、改善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方法，亦是質量保證體系運轉的基本方式。每一個循環一般都要經歷計劃（Plan）、執行（Do）、檢查（Check）和處理（Action）4個階段。
4．決策理論。決策理論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起來的系統理論、運籌學、計算機科學等綜合運用于管理決策問題，形成的一門有關決策過程、準則、類型及方法的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多目標規劃法是其中重要的決策理論方法之一。多目標規劃法是在線性規劃的基礎上，為解決多目標決策問題而發展起來的一種科學管理的數學方法。多目標規劃的概念是 1961年由美國數學家查爾斯和庫柏首先提出的。在資源分配、計劃編制、生產調度等方面有一定的應用。
5．考核與評價理論。平衡計分卡績效管理理論是目前主要的考核與評價理論。平衡計分卡是由哈佛商學院教授羅伯特·卡普蘭和咨詢公司總裁大衛·P·諾頓于1992年發明并推廣的一種戰略績效管理工具，是根據企業的戰略設計的指標體系，其目的是建立一套使企業戰略有效執行的目標管理體系。它將企業戰略目標逐層分解轉化為各種具體的相互平衡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并分時段對這些指標的實際狀況進行考核，從而為企業戰略目標的完成建立起可靠的執行基礎。
二、集團企業綜合計劃管理中的應用重點
第一，應以集團管控理論為指導，執行集約化的綜合計劃管理方式，統籌考慮各種因素，統一配置系統各類資源，實現集團內部各種資源的共享和優勢互補，從而提升集團運作效率，節省成本和費用，最終提升公司的綜合競爭力。第二，綜合計劃管理應借鑒五力分析、SWOT分析和PESTLE分析等模型的戰略分析思想，在綜合計劃制定中系統地將多個內外部因素相互匹配起來，進行綜合分析，使計劃更加科學與全面，并且在綜合計劃考核體系的設計中考慮外界因素的動態變化對企業綜合計劃執行有效性的影響。同時，由于綜合計劃制定是對各專業部門專項計劃的設計，是對各專業部門任務指標的合理分配，強調各部門間相互的協調和平衡，因此綜合計劃制定有必要各有關部門共同參與，為了提高協調效率，甚至有必要建立更高級別的協調機構。第三，綜合計劃管理流程設計應借鑒流程再造管理思想，解決綜合計劃編制過程中管理流程的相互交叉、工作重復、效率不高等問題，從而進一步規范、優化流程。具體而言，綜合計劃管理可以充分吸收PDCA管理思想，實現從計劃制定、實施、檢查和總結到閉環管理的升級，避免只注重布置，而忽略考核落實的現象，以實現各項計劃的有效落實，以提高計劃管理的科學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穩步提高。第四，在綜合計劃管理的決策環節中，企業綜合計劃的平衡優化問題需要借助決策理論及先進適用的決策方法，以實現最小投資下的最優產出組合，這樣有助于企業決策者提高管理和決策水平。具體而言，綜合計劃決策可以選用多目標規劃方法，從而保證實現綜合計劃管理的多重目標。第五，為適應綜合計劃管理深度的提高，需要加強考核考評。在考核與考評環節中，綜合計劃指標體系的設計應充分借鑒平衡計分卡思想，落實企業戰略目標，實現經濟績效與社會績效的平衡。綜合計劃指標體系對企業的戰略實施與科學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應以平衡計分卡作為企業的戰略管理工具，用于戰略管理和績效評價，有助于實現集團企業總體戰略目標，有助于進一步提高集團企業業務流程的清晰度和流暢性。
參 考 文 獻
[1]楊素萍，趙永亮，付淑潔等．電力市場環境下電力企業經濟活動分析及綜合計劃管理[J]．電力技術經．2006（18），5
管理的基礎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 利益相關者會計 理論基礎
一、引言
21世紀公司治理的演進方向――由股東單邊治理到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將成為公司治理的發展方向，與此相對應，企業目標由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取代股東價值最大化，已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知識經濟對傳統的、工業經濟環境下形成的財務會計帶來了極大的沖擊。會計環境的變化促使會計“反應性”發展，會計環境的變化影響到各類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從而促使他們產生新的會計信息需求。隨著公司治理理念的日趨成熟和對公司治理的關注，公司治理和財務會計信息之間的共生性逐漸得到重視，會計作為“當今公司治理結構的語言”(Joel seligman 1993)必須與公司治理發展相適應。利益相關者會計的產生體現了利益相關者合作邏輯下的共同治理的社會實踐的客觀需求，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建立利益相關者會計是會計發展和會計改革的需要，有助于推動會計理論的深入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利益相關者會計進行了研究，王竹泉教授率先將利益相關者理論引入會計理論的研究中，提出了“利益相關者會計”的命題，創建了“基于業務流程管理的企業價值增值報告模式”。
目前我國對利益相關者會計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其中對利益相關者會計理論基礎的研究仍屬空白，這與企業界日益開展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實踐極不適應。因此，對利益相關者會計理論基礎的研究尤為必要且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鑒于此，筆者對利益相關者會計做出如下界定：是指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指導下，以貨幣作為主要計量單位，利用專門的技術和方法，將價值鏈管理與業務流程管理有機結合，對企業價值增值運動(創造過程與分享結果)及各類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進行反映與控制，并報告給利益相關者據以做出決策，維護權益、提高效益的價值管理信息系統。利益相關者會計不是傳統財務會計學科的分支，而是一門新興的會計學科。它提供企業為利益相關者創造的總體財富及各類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分配、各類利益相關者享有的權益信息，不僅適應利益相關者治理的需要，促進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為企業實現價值增值最大化和收益分配關系的最優化的利益相關者治理目標服務；而且有助于推動公司治理和企業管理、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逐步融合。
二、利益相關者會計的理論基礎
(一)哲學基礎 會計學的研究方法與哲學理論有著緊密的聯系，會計學根植于哲學之中，要解決會計學中存在的問題，尋求會計學的發展，必須用哲學反思會計學。在將會計與哲學相結合的過程中，必須以哲學的基本原理作為會計理論研究的基礎。哲學是關于客觀世界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哲學是利益相關者會計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它為利益相關者會計提供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恩格斯把辯證法定義為“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這是因為當考察整個物質世界時，“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互惠互利、和諧共存是當今企業獲得可持續發展應恪守的基本準則。企業為了可持續發展，必須正確處理與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是指向企業投入專用性資產且處于風險狀態的個人和團體。利益相關者會計從聯系的角度考察企業的本質，認為企業的本質是“利益相關者締結的一組合約”是對普遍聯系觀點的具體運用。企業同其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項：企業同政府部門及稅務部門的關系、企業與股東的關系、企業與經營者、員工的關系、企業與同行其他企業的關系、企業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關系、企業與債權人的關系。對這些關系的哲學分析可以看出，企業和社會的關系不僅包括生產關系，還包括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等。這體現著人的價值觀念，其實質是人與社會之間的一種需求和期望價值的相互滿足。企業的生存、發展依賴于這些社會關系的支持，只有以這些社會關系為背景，它才有可能實現對經營目標的追求。從聯系的角度看，現代企業作為“社會人”還要考慮其作為社會組成部分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實現企業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最大化的統一。物質世界是永恒發展的。事物的發展是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呈現漸進性和飛躍性；體現在會計從傳統簿記到財務會計、到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分化、再發展到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逐步融合基礎上的適應利益相關共同治理要求的利益相關者會計，這都體現了哲學中的永恒發展的觀點。
(二)經濟學基礎 會計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密切依存于經濟理論。利益相關者會計作為價值管理信息系統，利用貨幣計量單位來對企業經濟活動進行定量描述是其重要特征。經濟活動的定量描述不能離開定性分析。以科學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是利益相關者會計理論研究的必要前提。經濟學通過經濟現象看本質，運用經濟學理論研究會計問題，可以揭示會計“面紗”背后的本質。在會計理論的發展道路上，經濟學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從會計理論的發展史來看，會計理論已經和正在受到經濟學理論的巨大影響。利益相關者會計雖然處于初始階段，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為其奠定了理論基礎，經濟學理論對會計學研究的支撐加深了會計研究的深度，會計學研究對經濟理論的應用也拓寬了會計研究的廣度。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以科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界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新制度經濟學主要由企業的契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構成。其中契約理論、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公共選擇(即利益相關者會計中的集體選擇理論)等經濟學理論和實證研究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會計研究領域，大大豐富了會計理論及其研究方法。它的發展也推動了利益相關者會計的產生與發展。新制度經濟學不但為經濟理論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及頗有價值的方法，同時也對利益相關者會計理論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1)利益相關者會計產生的理論淵源――利益相關者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是利益相關者會計的理論淵源，深刻認識利益相關者理論是正確把握利益相關者會計的前提。利益相關者概念的提出是20世紀60年代，它的發展是一個從利益相關者影響到利益相關者參與的過程，這其中經歷了三個階段：在20世紀60年代，斯坦福大學研究小組給出的利益相關者的定義是：對企業來說存在這樣一些利益群體，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企業就無法生存。人們開始認識到，企業存在的目的并非僅為股東服務，在企業的周圍還存在許多關系到企業生存的利益群體；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在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后給利益相關者下的定義是：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能夠被組織實現目標過程影響的人。這個定義提出了一個普遍的利益相關者概念，不僅將影響企業目標
的個人和群體視為利益相關者，同時還將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受影響的個人和群體也看作利益相關者，正式將社區、政府、環境保護主義者等實體納入利益相關者管理的研究范疇，大幅擴展了利益相關者的內涵；到九十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學家布萊爾對利益相關者定義進一步變化為：是所有那些向企業貢獻了專用性資產，以及作為既成結果已經處于風險投資狀況的人或集團。利益相關者是企業專用性資產的投入者，只有他們對其專用性資產擁有完整的產權，才能相互簽約組成企業。企業契約簽訂的各方成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債權人、經營者、員工、政府部門以及與企業結成戰略聯盟的供應商和客戶等。利益相關者理論對企業及會計的影響：一個負責任的企業應該為所有的利益相關者服務，而不應該僅僅為股東的利益服務。利益相關者會計以滿足企業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為目標，并對利益相關者投入企業的各類資本及其在企業擁有的權益進行反映和控制。
(2)企業契約理論、產權理論與利益相關者會計職能。由科斯開創的企業理論被稱為“企業的契約理論”，導致了企業理論發展史上的革命性變革。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契約理論”的研究包括會計，其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引入會計中來。契約理論的發展為我們認識企業的性質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現代企業理論把企業視為一系列契約的集合，是個人之間交易財產權的一種方式。契約性是企業的本質屬性。契約的平等性意味著利益相關者都是獨立的平等的產權主體，都在企業擁有基本的產權權益，而且這種權益至少在原則上是平等的。企業的產權主體訂立的各種契約總是與會計信息交織在一起。表現為：從企業契約過程看，無論是契約形成中的權利初始配置決策，還是契約履行中的權利配置變動決策，或是契約解除時的權利撤消決策，每一環節都與企業會計信息相關。或者說會計信息都會影響各利益相關者的決策，在企業契約的權利配置及其動態調整的整個過程中都離不開會計信息。產權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科斯認為。產權理論所要決定的是存在的合法權利，而不是所有者擁有的合法權利。產權的核心是對人的行為，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界定。這說明締結契約的當事人并不必然由傳統的物的所有者充當，僅僅具有人力資本的勞動者也應是產權主體。從產權的角度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同是參與實際經濟活動的產權主體，兩者的差異不在于產權的性質，而在于產權權益的大小。人力資本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未來滿足或未來收入的源泉，因而應把它看作是投資品。既然勞動者與股東等一樣把自己的體力與智力作為資本投入企業，，那么他就不僅應獲得相當于要素價格的固定收入，還應擁有對投資風險的補償及對自己產權權益的保護。從上文所述的產權理論角度來看，會計信息的充分雖然有助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但由于會計信息的生成需要成本，且現實社會中產權制度客觀存在，因此會計要維護特定的產權主體利益。產權與會計信息存在著密切關系。不同的產權界定對會計信息有著不同的要求，產權清晰要求利益相關者會計信息能夠準確地揭示產權主體之間利益關系；反之，會計又是能夠清晰揭示產權關系的有力工具，在理順產權關系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以上分析說明，利益相關者會計的產生是一種必然，它建立在一定的產權關系上并為特定的產權主體服務，體現和保護產權所有者――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利益相關者會計信息是會計處理的產物，也是利益相關者會計發揮職能的基礎。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正是由于所投入資產處于風險狀態，他們特別關注企業財務報告所提供的信息，即會計信息的獲得及其質量的提高越來越受到利益相關者的重視。利益相關者會計正是基于上述利益相關者的信息需求。為會計信息使用者――現有的和潛在的利益相關者提供有關締約、履約、變更及解約等有關契約動態調整的整個過程中所需要的信息。如前所述，利益相關者會計作為一個價值管理信息系統，通過提供如實反映的會計信息，發揮其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提高決策的經濟效率，協調各方利益方面的職能；同時，它還作為一種有效的監督和管理手段在監督企業契約條款的實施、保障契約的有效運行中發揮著重要的職能；它通過提供相應的信息，發揮其在滿足管理生產和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目的、維護企業各類利益相關者的權益方面的職能。
(3)集體選擇理論與利益相關者會計服務對象。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集體選擇理論是研究集體決策的科學。美國丹斯?繆勒將集體選擇理論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經濟研究。是應用經濟學的理論假定和方法，來研究非市場決策或公共決策問題的新的研究領域，其核心是對投票及其相關決策程序的研究。從集體選擇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的角度看，企業是其利益相關者集體理性選擇的最終結果。不同類型的企業、同一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參與集體選擇的利益相關者的類型可能各不相同。筆者將企業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按照是否能夠參與集體選擇從而成為利益相關者治理主體這一標準將其劃分為核心和非核心利益相關者兩類。這兩類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不同，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不同。這就要求利益相關者會計報告既要滿足共同信息需求，又要考慮其個性化的信息需求。
管理的基礎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公共管理；職業活動；倫理；道德
工業革命使社會治理活動成為一種職業活動。歷史進入19世紀中期，由于英國政府采納了東印度公司的管理經驗，因而出現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務活動成為正式的職業活動。到了20世紀，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為職業活動被世界各國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普遍把行政管理當作專門的職業化的社會治理活動加以看待。然而，在社會治理活動職業化的過程中，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曾經影響行政管理活動主要從屬于科學化、技術化的原則，導致這一職業的倫理規定喪失了生長的空間，行政倫理學的研究也一直處于空白狀態。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美國出現“新公共行政運動”這一要求變革社會治理方式的思想運動，行政倫理的研究才引起人們的關注。由此可見，關于社會治理的倫理思考是與人類追尋后工業社會治理方式的進程一道啟動的。現在，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對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應當是怎樣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倫理關系基礎上的社會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治理活動都更加依賴倫理的引導和道德的規范。
一公共管理活動的職業體系
公共管理的職業體系是職位和崗位的結構體系。與以往的管理體系一樣，職位和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體系中的具置，規定了公共管理的權力、職能及責任和義務。職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縱向關系而言，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橫向關系而言。無論是私人部門還是公共部門，都是由職位和崗位構成的職業體系，直接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以往的社會治理體系在行政管理的名義下所形成的職業體系也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但是，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公共管理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它在管理的意義上告別了以往治理體系的權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僅僅滿足于科學化、技術化原則的職業體系，而是在倫理原則的基礎上科學構造職位和崗位的職業活動體系。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同樣由職位、崗位構成的公共管理職業體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對于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來說，“命令—服從”的行為模式為真正意義上的“分工—協作”的行為模式所取代。
職位和崗位都是職業體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的不同不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內容方面。對于內容來說，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職業關系。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這些職業關系可以歸結為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三大類。在現實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這些關系總會以極其具體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動之中。公共管理的職業關系越是具體，就越是包含著道德的內容。比如，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職務、崗位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職守、忠實地履行職務以及崗位上的責任和義務；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團結協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對象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處事、真誠服務，以求得廣泛的合作……這樣一來，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協作的體系，在內容上則是道德行為的表現。盡管都是在管理，但傳統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實質性內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則把形式與內容統一起來，擁有了倫理本質。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著權力關系，所以，權力關系賴以生成的等級系列依然會存在。當然，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已經實現了對等級關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等級關系改造成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系列，從而使個人之間在人格、權利等實質性方面達致平等。盡管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關系只是形式上的，卻反映了權力關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著權力關系的地方，都會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等級。只要公共管理還需要權力，它就不能消除這種“等級”。因此，作為個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這一合作體系中也會遇到處理上下級關系的問題，并且會成為他進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動的基本內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需要執行上級命令和維護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組織需要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服務于社會和維護社會利益。無論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還是社會中的公共管理組織，對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會出現偏差，特別是如何把握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必定是一個時時都會碰到的難題。公共管理中存在著無法完全解決的利益矛盾甚至沖突。盡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卻不能無所作為。事實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務定位中所派生出來的一切主動性、積極性，都會外化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的實際行動，進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種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識。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夠對自己的職業表現出充分的自覺，按照自己對其職業特殊性的正確理解去處理上述各種矛盾和沖突，他就會無愧于公共管理這一職業，并且總會達致最佳的從業效果。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對于官吏的要求長期存在著爭論。“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終極追求中是要無條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則反復申述“民貴”“君輕”的主張。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謂“貴”與“輕”的爭論。但這種社會治理方式往往是通過間接的、迂回的途徑來認識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與實現之間存在著“時滯”。特別是那些已經實現了職業化的社會治理者，缺乏積極回應公共利益要求的熱情，往往表現出我們稱為“”的那種對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人們期求更為進步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過程中，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靈活的、積極的和主動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對于公共管理來說，新型的社會治理體制和制度是其賴以展開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但是，與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職業并不只是簡單地充作體制和制度的構成因素和實現途徑，而是體制和制度的必要補充。由此看來，統治型社會治理倡導官吏忠“君”愛“民”。在君民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的時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貴“民”輕“君”。這兩種選擇都要求官吏在“君”與“民”之間作出選擇和取舍。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得以發生的歷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沖突是無法調和的。所以，矛盾之中會出現上面兩種對立的主張，要求官吏在兩者之間擇其一。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官員和公務人員以體制和制度作為行為選擇的終極標準，被動地接受體制中的程序驅使，對人民、對公共利益表現出極度的冷漠。他們在公共部門中工作，與在工廠中工作一樣，都具有工業社會特有的色彩，屬于形式化了的職業活動。與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發生在合作精神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文化的時代。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在整體上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因為，一切矛盾和沖突主要來源于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如果通過交談和討論能夠取得共識、消解矛盾和沖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就是運用權力促進交談和討論。
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來源于人的社會角色。只有了解和確定人在社會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個公務員做出的某件事可能會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個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卻不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對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我們先行對他的社會角色作出了定位。我們說一個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偶爾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經常不一致。在一般情況下，偶爾不一致能夠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經常不一致則會招致他人的批評和鄙視，甚至遭到他所在群體的排斥。
人在社會生活中可能會同時扮演著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與生俱來的，如血親關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個人成長過程中必須接受的，如做學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職業作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選擇的結果。就是說，普通的社會角色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自然生成的。一個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能夠理所當然地形成應有的角色意識，并且準確地扮演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職業角色則不同。它需要人們通過自覺的選擇和主動的學習，才能夠獲得準確的定位。
人們選擇職業有著復雜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人們選擇某一職業，可能因為生活的需要，可能來自生存的壓力，可能出于興趣愛好，也可能屬于理想追求……當人們定位職業角色時，會在職業導師的引領下進入職業角色，也可能會在職業活動的實踐中逐漸找到職業感覺。但是，所有從事職業活動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覺的職業選擇和積極的職業學習，才能夠使自己融合到職業中去，成為真正的職業活動者。這個過程，就是從業者在職業序列中準確地找到他所從事的職業位置的過程。職業活動的舞臺是職位和崗位。職位、崗位是人的社會角色的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是職業化了的社會角色。同時，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的社會角色，在每一職位和崗位上都會有著明確的責任和義務。人類社會活動職業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現在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地規定職業活動中職位、崗位的責任和義務，即通過組織結構、制度規范和活動程序等等方式，為每一職位和崗位確立起明確的、具體的責任和義務。
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只要是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都會通過職位和崗位來明確界定人的責任和義務，有效地配置權力。這也是近代社會“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中最為典型的形式，但該行為模式沒有注意到人的職位和崗位直接地構成人的多元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就是說，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類專業化社會活動，任何一個組織行為體系，都不僅以整體的形式構造組織化的人的社會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組織成員個體那里擔負著社會角色，甚至首先在個體那里成為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對于人來說，每一個職位、崗位都不僅是特定的組織行為體系中的責任和義務，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個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職位和崗位具有二重性，與之相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有同樣的二重性。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屬于特定的職業和組織行為體系；另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又屬于整個社會。對于每一職位和崗位上的從業者來說，他的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在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體系內會以職務的形式出現，在面向其直接歸屬的行為體系之外時，則以職業的形式出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職務與職業在從業者這里只是社會角色的二重歸屬。在從業者與他人的聯系中，職務與職業都是直接的。因此，當管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成為職務—職業—社會之間的單線聯系模式的時候，責任和義務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內容。我們在近代以來的社會治理中，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社會治理者只對社會治理體系負責而不對社會治理活動的對象及后果負責的情況。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級官員只對上級官員負責，政府所有的官員都只對政府負責。只有政府才對社會負責，政府官員喪失了直接對社會負責的責任和義務的向度。政府對社會負責，卻很少對它的官員負責。因為，政府的官員僅僅是政府的“雇員”，以至于政府的官員在政府中也時常會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把單線的責任、義務模式改造成雙線的甚至多線的責任、義務模式。還以政府為例，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要求政府官員一方面對政府負責，另一方面直接對社會負責；同樣，政府既對社會負責，也對其官員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不僅僅是雇員。他們在直接對社會負責的過程中獲得了在政府體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資格。如果說，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視其官員為雇員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成為政府行政執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條件下的政府則使政府官員成為擁有自主意識的人。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若把這種區別變成革新現實社會治理模式的動力，不容置疑的起點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的雙重直接關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
職業活動規定著人的行為。一個人從事的職業和開展的職業活動，決定了他會有某種定型化的、重復的和連續的行為。他的行為總和構成了他的職業活動的基本內容，進而證明著他的職業角色。從表面上看，人的行為與職業的關系是被決定或被規定的關系，即職業決定和規定著人的行為。但是，這種決定與被決定、規定與被規定的關系，僅僅具有行為形式方面的特征。從實質上看，它是反向決定和反向規定的關系，即人的行為決定職業。特別是在充分自由地選擇職業的情況下，人與職業之間的聯系就是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考察人的職業角色可以發現，有的人選擇了某一職業后能夠迅速地進入角色，而有的人雖然從事某種職業活動相當長時間，卻始終游離于這個職業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從業者。這種與職業角色的“和合”與否體現在人的行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為決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從業者。對此，筆者認為是“行為決定職業”。
在職業活動中，人的行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為實質卻會各異。對于那些行為規范和評價標準無法量化的職業活動來說，在同樣的職業行為之間會存在著天壤之別。這種情況在社會治理的職業活動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因此，當人們選擇了社會治理這種職業的時候，還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職業規定，實質上的職業規定則涵育于他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行為表現。就是說，社會治理者的職業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職業行為所決定。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過人自己的行為選擇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內容。人愿意做什么樣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決定。只有當自己的愿望轉化為行為，他才能成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對于做人來說，既然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為選擇做什么樣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夠用自己的行為來證明自己能否成為某個職業的合格從業者。
自從有了職業活動，人的職業角色就開始由人的職業行為來決定。然而，在近代以來的整個工業社會中，職業活動的形式方面總是受到制度性的強化，使人的行為更多地表現出被決定的特征。同樣，在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喪失，也使治理者的行為主要顯示出受決定的一面。這種現象并不能否證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意義。相反，它證明了人的行為的受動性、被決定性和被規定性是由于歷史造成的，是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限制了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性作用。隨著工業社會的結束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的職業活動在形式方面的規定開始弱化，在實質方面的規定受到強化。人在職業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日益顯示出決定性的作用。與后工業社會相適應的公共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的主體—公共管理者的行為選擇的意義。
公共管理職業的一切實質性的內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為直接決定的。如果說選擇公共管理職業的行為決定了從事公共管理活動的形式的話，那么當一個人成為公共管理者的時候，怎樣扮演自己的職業角色，怎樣證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則取決于他的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的某一行為或許多行為，都不能決定其職業角色。決定其職業角色的，只能是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的、穩定和持續的公共管理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是公共管理的服務本質得以實現的途徑。公共管理體系的結構和制度安排無論怎樣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都不是服務的現實。只有通過公共管理者的具體行為，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才能夠轉化為現實。對于公共管理者來說，他的職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規范，他的崗位服務和任職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權力結構決定。當然，一些特殊崗位和特定職務也會由法律作出規定，但對于公共管理體系而言，卻不是基本現象。職業和崗位、職務方面的法律規定與權力規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將以綜合統一的形式出現。這一點也是公共管理行為區別于以往社會治理行為的基本特征。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行為主要體現著權力意志；在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會治理行為應當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為既不是權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顯現。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職業和崗位、職務上的權力規定和法律規定統一起來，作為公共管理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中，權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為的前提和依據。權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試圖達到的是實現服務的精神和服務的原則。這樣一來，我們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為旨歸的、權力和法律的綜合統一。它在根本上結束了“權力歸結為法律”或“法律受權力統馭”的爭論。
盡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職業行為中用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統一了權力和法律，但權力和法律在他的職業行為中畢竟是一種客觀力量。無論行使權力和執行法律或受權力支配和法律制約，這種客觀力量都會對他構成壓力，使他的行為選擇受到約束。公共管理者怎樣才能超越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呢？應當說，在一切存在著權力和法律的地方，社會治理者都會遇到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對此，以往的社會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則是積極應對的態度。他們把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所擁有的、作為制度力量和體系力量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轉化為個人的道德力量。這樣一來，公共管理行為便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職業行為，而是發生在公共管理職業活動中的道德行為。就是說，當公共管理體系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僅屬于制度和體系的時候，還只是相對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觀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必須秉承和尊奉。一旦這種服務精神轉化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標準，公共管理者也就獲得了自由和自主。這時，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不再是受著某種外部力量驅使的行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為。在人的一切行為中，只有道德行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為，職業行為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