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案處理的法律規(gu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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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案處理的法律規(guī)定范文第1篇

該系統(tǒng)可對案件實行網絡化流程管理、控制，集后臺管理、各部門以及上下級院之間的案件流轉、案件查詢、案件報備和維護、案件文書歸檔、文書文號統(tǒng)一管理分配等功能于一體。但在提高辦案效率，實現無紙化辦公的同時，檢察綜合管理系統(tǒng)在運用過程中存在問題和困難也難以避免。為推進檢察信息化工作，充分發(fā)揮檢察綜合管理系統(tǒng)在檢察業(yè)務工作的起到更大的作用，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就當前檢察綜合管理系統(tǒng)運用中存在的問題、原因和解決辦法，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 當前檢察信息化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系統(tǒng)自身存在的缺陷問題。在不斷地實踐操作運用中，檢察綜合管理系統(tǒng)一些自身存在的設計不合理、不到位等問題日益浮現出來。目前我院在綜合信息管理系統(tǒng)的運用過程發(fā)現了下列問題：一是辦案系統(tǒng)缺陷影響工作效率。利用自帶文書模式起草的文書差錯率大，重新刪改造成了重復勞動；案件信息錄入、文書編輯或審批皆有時間限制，若忙于文字輸入而忽視時間，則已錄文字因無法自動保存而消失，造成重復勞動；取保候審、檢委會等案件的默認審查期限或提請日期，與實際辦案時間均存在沖突，需要人工進行后臺改正，無形中加大勞動強度。二是分案或并案處理案件可能引起統(tǒng)計失真。在依照法律規(guī)定需要對案件進行拆分或并案處理時，辦案系統(tǒng)會自動在原有案件號的基礎上又生成一個新的案件號，導致實際受理案件編號與系統(tǒng)編號不一致，容易導致統(tǒng)計失真。三是對自偵案件的監(jiān)督存在死角。自偵部門的受案日期為受理線索日期而非立案偵查日期，由于案件線索專管隸屬控申部門，致使案件管理中心無法有效監(jiān)控自偵部門的受案情況。

（二）檢察干警的認識問題。在推廣綜合信息管理系統(tǒng)過程中，很多干警存在畏難心理：有的干警認為綜合信息管理系統(tǒng)為工作增加了負擔，是重復勞動，沒有必要；也有的干警則認為自己年齡大，沒有幾年干頭了，學會了也就退休了，不如不學，等等。導致綜合信息管理系統(tǒng)流于形式，在案件的集體研究、文書簽發(fā)、領導審批、強制措施變更等方面仍存在以紙質為主、網上為輔的狀況，一時無法真正做到檢察工作全程信息化、無紙化辦案。

（三）技能欠缺的操作問題。操作不熟練造成網上結案率低和假性超期現象比較突出，部分干警對于辦案軟件操作不熟練，或是案件材料過多未能同步及時、全面準確填寫網上辦案信息，造成一些案件在網上簽批、結案等辦案環(huán)節(jié)拖延或滯留，影響正常結案。

二、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檢察綜合管理系統(tǒng)在運用中存在的問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軟件開發(fā)中必然存在的客觀局限因素，也有我們觀念陳舊、重視不夠，落實不力等主觀原因。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軟件開發(fā)存在硬傷。復雜的軟件系統(tǒng)難免會存在各種“漏洞”，軟件開發(fā)商畢竟不是檢察業(yè)務專家，不了解基本的辦案流程，無法對我們檢察業(yè)務有深層次的了解，他們開發(fā)軟件只能憑空想象，導致設計出的綜合信息管理系統(tǒng)軟件無法達到我們預期的要求，系統(tǒng)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

（二）觀念陳舊、重視不夠。檢察機關中部分領導和干警在思想觀念中存在著“勝任檢察工作，懂法足矣”的認識錯誤，對檢察綜合管理系統(tǒng)的使用意義認識不足；其次由于軟件系統(tǒng)的尚未完善，在運用過程中可能存在重復勞動影響辦案效率等情形，使干警無法真正意識到檢察綜合管理系統(tǒng)對檢察業(yè)務工作的巨大作用。

（三）培訓滯后，技能不熟。操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軟件應用推進工作的順利開展。目前，我院對綜合信息管理系統(tǒng)的技能培訓力度不夠，導致干警使用熟練程度不高，既有老干警沒有及時跟進、學習使用的問題，也有新進干警尚未熟悉業(yè)務工作的困境。

三、完善對策

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檢察信息化工作應該采取措施，全力解決問題，促進綜合信息管理系統(tǒng)的全面推進、應用。

并案處理的法律規(guī)定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一事 困境 處罰

一、一事不再罰原則適用上的困境

《行政處罰法》第24條規(guī)定“對當事人的同一個違法行為，不得給與兩次以上的處罰。”此即明確提出行政處罰中的一項重要原則――“一事不再罰”，更準確地說是“一事不再罰款”。對此原則中的“一事”地判斷標準，理論上說法不一，實踐中做法各異。

理論上對于“一事”的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 “法律規(guī)范說 ”,其基本觀點是 “同一個違法行為是指當事人實施了一個違反行政法規(guī)范的行為或者說一個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 ”;二是 “違法事實說”,其基本觀點是同一個違法行為是指一個違法事實而不是簡單地指違反一個法律規(guī)范或一個行政管理關系的行為;三是“構成要件說 ”,其基本觀點是受處罰人的行為只要符合行政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即成立一個違法行為。

實踐中，各地區(qū)，各部門對一事的標準也各不相同。首先，行政處罰法對此并無明確規(guī)定，這就意味著行政機關在執(zhí)法時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權。而法律技術的不足和利益關系的存在，使得“一事’的標準“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其次，依《行政處罰法》規(guī)定，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均可設定罰款的行政處罰，行政規(guī)章也可設定一定數額的罰款。由此，行政處罰的各行其道與行政統(tǒng)一的要求相去甚遠。

二、陷入困境原因之淺析

以上兩種特殊形態(tài)的違法行為是現實生活復雜性與變化性的突出體現?！耙皇隆被颉耙粋€行為”的標準在這些問題上更是尤為模糊，這是執(zhí)法不一的客觀原因。我國現階段在立法和執(zhí)法上的種種不足，使特殊違法行為的處理更加復雜。

行政法在國家權力過分膨脹的基礎上產生，其主要功能在于平衡公權力與私權利，注意調動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雙方的積極性，現階段主要通過加強對行政權的控制來實現，即控權為平衡的前提。因此，處罰法規(guī)定一事不再罰款，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重復罰款、多頭罰款；另一方面行政活動天然具有復雜多樣性，為保證其順利進行，立法上必然要留有行政主體自由裁量的余地；同時“行政權力天然具有能動性，即行政主體在執(zhí)行法律過程中可以有所創(chuàng)造和發(fā)揮，可以使法律更加具體化，從而更具有針對性和實際性?！睂Χ咂胶獾亩日莆詹粶示蜁е卢F實的困境。

行政處罰完全背離了公正原則，同處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大相徑庭的現象也不少見。處罰不單純以懲罰為目的，其還在于教育違法行為人和社會大眾，預防和制止違法行為，從而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但是，顯失公正的處罰不僅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損害了法律的尊嚴和權威，甚至使受懲罰者產生逆反心理，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而對于行為人的連續(xù)兩個以上違法行為，由同一個行政執(zhí)法機關實施行政處罰的，應當并案處理，做出一個行政處罰的決定，對不同違法行為依法分別處罰并合并量罰，以體現行政處罰的經濟和效益原則，并兼顧行為人的利益。但若由兩個行政執(zhí)法機關實施行政處罰的，分別依法對屬于自己管轄的違法行為給與行政處罰，但兩次處罰不得同為罰款。那么基于利益關系，兩執(zhí)法機關在行政處罰種類的選擇上就會產生沖突。

三、走出困境――平衡論的嘗試

針對在連續(xù)違法行為和繼續(xù)違法行為的執(zhí)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困境，以下嘗試用平衡論的精神從幾個方面探討一下解決的方法。

（一）行政處罰的設立與罰繳分離原則。

行政法在規(guī)定行政處罰權設定法定以及罰款的設定主體的同時，確立了罰繳分離的原則，行政處罰法第46條規(guī)定除當場收繳的罰款外，做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及其執(zhí)法人員不得自行收繳罰款。從而可以防止行政處罰的濫設和濫用，這實際上是一種監(jiān)督制約機制，有利于保護相對人的利益，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地位。而其關鍵就在于罰繳分離原則的實施程度。

（二）自由裁量權與比例原則的量化。

比例原則未被我國法律明確采納，但《行政處罰法》第4條規(guī)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jié)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笨梢哉J為是比例原則的體現。比例原則在大陸法系被認為是防止自由裁量權濫用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由于法律移植技術不成熟，比例原則在我國的適用遇到了許多難題，其中最主要的在于可操作性不強，“情節(jié)、社會危害程度”都缺乏明確標準。所以要使比例原則對控權產生有益影響，必須找到一個使之量化的媒介，對此，我們可以借鑒刑法上過罰相當原則的適用經驗。

《行政處罰法》第23條規(guī)定：“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時，應責令當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違法行為?！币来藯l規(guī)定，行政機關在對相對人違法行為給與罰款時，必須同時責令改正或限期改正。判斷違法行為的個數，在每個行為都是獨立的前提下，確定每個行為的完成點就顯得十分重要。有學者認為，當事人在違法行為處于繼續(xù)狀態(tài)時，可能因為當事人的主動完成而結束，也可能因行政機關的查處而結束。在行政機關查處的情況下，該違法行為即告結束。也就是可以人為地設置一事的完成點。對于在發(fā)現違法行為當時可進行處罰的情況而言，這也不失為一種解決途徑。但若如上例，在繼續(xù)違法行為結束后才發(fā)現并處罰的，第23條的適用就存在很大矛盾：如果將當事人超速行駛被拍攝時到作為應予以處罰的時間，根本不可能對此行為及時作出處罰并責令改正；如果將交警獲得此信息作為應處罰時間，多數情況下已無必要責令改正，因為該行為已經完成。所以，如若要將第23條作為判斷一時的參考，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執(zhí)法的及時性，而這一點受技術條件和人員配置的制約；另一可參考此方法的原因在于，“發(fā)現一次罰一次”的做法必然受到普遍反對，它被認為有意陷相對人于不利的境地，但如果當事人屢教不改，對其再次違法進行二次處罰，就應當可為一般理性之公民接受。

（三）“顯失公正”的事后救濟。

行政訴訟僅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這一規(guī)定一直受到很多質疑。但行政訴訟法在第54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對顯失公正的行政處罰可以判決變更。這是對行政處罰可以有限地合理審查的規(guī)定。顯然是考慮到行政處罰的復雜性而有意提供的救濟途徑。在繼續(xù)違法行為和連續(xù)違法行為的處罰中就容易產生“顯失公正”的現象。如何判斷顯失公正，一般可參考行政復議中的合理性審查標準。主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具體行政行為的做出是否符合法定的目的；是否有正當的動機；是否考慮了相關因素而未受不相關因素的影響；是否符合公正法則。雖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依法理和法律精神可以推斷，人民法院不得僅以該處罰符合法律規(guī)定為由而作出判決。

參考文獻：

[1]苗文彩：《環(huán)保行政處罰中的一事不再罰》，載《內蒙環(huán)境科學》2008年02期。

[2]詳見關保英：《一事不再罰理論的再認識》，載《法律科學》2002年第1期。

[3]孫笑俠：《法律對行政的控制――現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頁。

[4]此案件引自陳無風：《穿行于一罰和多罰之間.》，載《行政法學研究》2006年2期。

[5]參見肖金明：《行政處罰制度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版，第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