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拆遷的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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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拆遷的法律法規范文第1篇

奉化，位于浙江省東部沿海，寧波市區南面，介于北緯29°25′～29°47′、東經121°03′～121°46′之間。東瀕象山港、隔港與象山縣相望，南連寧海縣，西接新昌縣、嵊州市和余姚市，北交鄞縣。省道甬臨線、江拔線、滸溪線，沿海國防公路穿越其間；寧臺溫高速公路正在規劃建設之中；剡江、縣江、東江等河流貫東西南北，內河航線109公里，外海航線連我國沿海各港口；市區距寧波30公里，距寧波櫟社國際機場15公里，水陸空交通便捷。西部處于天臺山脈與四明山脈交接地帶，多高山峻嶺，黃泥漿崗海拔976米，為境內最高峰；東北部地勢平坦，河網縱橫，屬寧奉平原的一部分；西南多山區和河谷，沿海尚有小塊狹長低平地帶。奉化溪口、滕頭村等該地為名勝地。

奉化市奉幫服裝城的原五十余戶個體工商戶，自2002年2月起就一直為所購固定攤位的拆遷補償一事而困惑、奔波、維權……。

第一部分、案件事實經過

一、服裝城的建造及出售

奉化市“奉幫服裝城”是由奉化市人民政府主辦、市工商局承辦的一個項目，于91年8月12日正式動工興建。92年3月經奉化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常務會議討論，會議同意奉化市工商局提出的《奉幫服裝城出售方案》（內容為：為籌集建設資金，將服裝城一、二層攤位進行預售，出資購買者對所購攤位擁有所有權，一層出售給個體戶，二層出售給市各企業單位等）。隨后，奉幫服裝城籌建辦于92年4月1日了“關于歡迎認購奉幫服裝城攤位的公告”，并于92年4月11日在寧波日報頭版頭條上刊登銷售廣告。1992年9月廣大個體工商戶與奉化市工商局簽訂了《奉幫服裝城攤位買賣協議書》并辦理了公證，92年10月市工商局向購攤位的個體戶頒發了《奉幫服裝城攤位所有權證》。自此，個體戶們就一直在服裝城一層攤位經營個體服裝、鞋帽等批零生意或將攤位出租他人經營。

二、服裝城拆遷過程

2002年2月6日奉化市房地產管理中心向市土地流轉中心頒發“房屋拆遷許可證”，對服裝城進行拆遷改造，許可證載明：拆遷期限至2002年3月20日；

2002年2月26日奉化市房地產管理中心“關于服裝城房屋拆遷公告”；

2002年4月2日拆遷人委托的拆遷單位奉化市房屋拆遷辦公室對服裝城進行“強行”拆遷；（注：未與個體工商戶達成拆遷協議，又未經行政裁決或法院判決）

2002年4月11日奉化市土地流轉中心、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奉化市房屋拆遷辦公室三方簽訂了“非住宅拆遷補償協議書”。上述三方在協議中的身份分別為：拆遷人、被拆遷人、拆遷單位。

第二部分：服裝城拆遷爭議及行政裁決、訴訟過程

一、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行政裁決

2002年3月4日拆遷單位奉化市房屋拆遷辦公室受奉化市市場中心委托，發出《告攤主用戶書》，主要為：拆遷單位接受所有權人奉化市市場發展服務中心全權委托，代為處理服裝城內固定攤位有關補償安置事宜，單方決定了拆遷安置方式（貨幣安置）、貨幣補償安置金額等內容。個體戶們認為：一服裝城攤位所有權人是出資購攤位的個體戶而非市場發展中心、二拆遷安置補償方案不符合申請人購實（即擁有攤位所有權、攤位建筑面積約11平方等）及違反法律法規規定。雙方發生爭議，未能簽署協議。

2002年4月12日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以“申請人”身份、以奉化市土地流轉中心、個體戶為被申請人向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申請行政裁決，要求依法對拆遷補償事項進行裁決；申訴人接到通知后及時向建設局提交了答辯狀及相關證據（包括：服裝城攤位出售方案、出售服裝城攤位的公告、廣告、買賣協議書、公證書、攤位所有權證、購攤位收款收據）；

2002年5月15日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作出行政裁決：申請人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按奉化市國資局批復給予被申請人（即個體戶）實行貨幣補償，金額為每平方10500元，攤位面積4平方，合計 ×× 元。

二、一審行政訴訟

2002年6月28日共58位個體工商戶以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作出的行政裁決具體行政行為主要證據不足、違反法定程序、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為由，依法向奉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被告：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第三人：奉化市土地流轉中心、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個體戶在一審訴狀中提出：1、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認定個體戶對所購奉幫服裝城固定攤位享有的權利是永久性使有權，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并且基于這一認定，裁決的內容也與法不符，包括主體、補償形式、金額(應以經房產評估的價格為準，是本案中無評估報告)、面積（因攤位無房產證，應以91年的出售方案及市場價格為準，攤位建筑面積約為11平方，使用面積為4平方）等；2、對個體戶的拆遷補償方式、補償金額的確定違反國務院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條例的有關規定；3、拆遷人拆遷行為違法，屬超期無證違法拆遷，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申請行政裁決的程序違法，建設局作出行政裁決違反法定程序。

奉化市人民法院經二次開庭審理，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判決。判決認為：“雖然原告（即個體戶）購入奉幫服裝城攤位，并持有奉化市服裝市場籌建辦公室所發的《攤位所有權證》，但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不能證明原告是該房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該房屋的所有權人應是第三人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對原告可視為被拆房屋的當事人。被告收到第三人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提出的行政裁決申請，結合其自愿補償和服裝城攤位評估計算及攤位補償價格的說明等情況，根據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十六條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的規定，被告所作的裁決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綜上被告所作的行政裁決認定的事實基本清楚，適用的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基本合法，應予支持，原告訴請的理由和依據不足，本院難以支持。依照《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維持被告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所作的行政裁決書。”

三、二審行政訴訟

個體戶（即二審上訴人）不服一審判決，向寧波中院提起上訴，主要理由為：

（一）、一審判決對上訴人在拆遷過程中的身份未依法作出認定，從而導致模糊判決，并否定了上訴人應享有的權利。

1、依《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規定，拆遷當事人包括拆遷人、被拆遷人、承租人、公房代管人、公房使用人，永久性使用權人不在此五類拆遷當事人之列。

2、被上訴人在庭審中辯稱：“與拆遷有關的人即為拆遷當事人”。那么，與上訴人一樣購買了攤位的個體戶，有的租了其他人的攤位經營，有的把攤位租給他人經營，這些攤位的承租人及出租人均與本次拆遷有關，也應是拆遷當事人了，但裁決顯然遺漏了這些與拆遷行為緊密相聯的當事人。

（二） 、未正確適用法律、法規。

被上訴人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作出的行政裁決適用了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6條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7條的規定，這二條均是關于被上訴人有作出行政裁決的行政職權的規定，而不是有關拆遷、補償方面實體規定的條款。一審判決認為被上訴人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法規正確，是故意遺漏拆遷條例的相關實體規定，對被上訴人的違法之處不作評判。

1、 拆遷補償方式的確定違反拆遷條例的規定。

上訴人對攤位享有比承租人更多的權利，因而在拆遷中至少享有拆遷條例所規定的承租人的權利，但被上訴人依據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的單方申請，作出進行貨幣補償的裁決。依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27條的規定：“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協議的，拆遷人應當對被拆遷人實行房屋產權調換”，行政裁決認為上訴擁有攤位永久性使用權，卻連承租人都享有的權利也不予保障，剝奪了上訴人在權利。補償方式的確定違法。

2、 補償金額的確定。

被上訴人依據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的單方申請、奉化市國資局的一批復，裁決確定了對上訴人補償的金額，違反了《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31條的規定。

對于面積的認定同樣無事實依據，與法相悖。一審判決認為“攤位所有權證”不是合法產權證明，卻以“攤位所權證”記載的面積確定攤位面積，前后相矛盾。混淆使用面積與建筑面積概念，對攤位出售方案、購買價格等歷史事實視而不見。

3、 行政裁決的程序。

行政裁決是實施強制拆遷的法律依據。進行行政裁決的目的是為了完成拆遷，拆遷條例規定拆遷人應在拆遷許可證規定的拆遷期限內完成拆遷，所以行政裁決應當在拆遷期限內進行。而本案中，拆遷許可規定的拆遷期限至2002年3月20日，強行拆遷的時間是4月2日，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申請行政裁決的時間是4月18日。是先違法強行拆后申請行政裁決，行政裁決解決的是拆遷過程中的補償安置問題，進行裁決的前提是拆遷行為合法，而本案中這一前提不存在（即超期違法無證拆遷），被上訴人理應依法行使職權對違法拆遷行為進行管理，對違法的裁決申請不予受理，但被上訴人卻違反程序進行受理并作出了錯誤的裁決。

4、拆遷補償安置發生在拆遷人與其他拆遷當事人之間。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不是拆遷人，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與上訴人間也無任何合同法律關系存在，雙方間不存在拆遷補償安置關系。而本案中，對上訴人的補償形式及金額、裁決申請均是市場發展中心提出的，不是拆遷人土地流轉中心提出的，被上訴人依市場發展中心的申請及補償方案作出裁決，不符合拆遷條例的規定。

（三）、一審判決書未對被上訴人提交并經庭審質證的證據進行完全的羅列和認定，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存在遺漏，致使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從而無法糾正：裁決所列拆遷當事人主體錯誤、拆遷項目未完成補償安置即違法轉讓等違法之處，判決結果錯誤。

被上訴人在8月26日第一次開庭前、12月11日第二次開庭前分兩次向法庭提交了相關證據。

第一次：提交了9份證據，其中證據三是奉化市計委“關于同意寧波市大榭開發區恒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新建奉化商貿大廈建設項目立項的批復”、證據四是奉化市規劃局發給寧波大榭開發區恒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副本）；

第二次：提交了五份證據，證據一是奉化市計委“關于同意市土地流轉中心開發服裝城地塊建設項目的批復”、證據二是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對被上訴人在一審中提交的上述證據，上訴人認為：

1、第二次提交的關于土地流轉中心的批復、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屬逾期提交，且無法定可延期提交的事由，違反了行政訴訟法關于被告舉證期限的強制性規定，應不予認定，一審判決認為逾期提交的證據有效與法無據。

2、一審判決遺漏了對被上訴人不利的證據，單列了對被上訴人有利的證據。

3、奉化市計委、規劃部門先后二次分別對奉化市土地流轉中心和寧波市大榭開發區恒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立項、發證，被上訴人在庭審中答辯稱是項目轉讓即土地流轉中心將未完成拆遷補償安置的項目轉讓給恒業房地產開發公司，但被上訴人在行政裁決中、一審法院在判決中均未對此進行陳述，也未適用拆遷條例（即國務院條例第19條、浙江省條例第25條）的相關規定進行審查評判。導致判決認定事實與實際存在出入，未能對裁決所列當事人主體錯誤（即由項目受讓人繼承原拆遷人的權利義務）的事實進行認定，從而對裁決違法之處予以糾正。

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3年2月13日開庭審理了本案，二審中各方當事人圍繞本案被上訴人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所作拆遷裁決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具有法定職權、裁決書中所列主體是否正確、認定上訴人攤位面積是否有事實依據、補償標準的制訂是否具有規范性文件依據、裁決適用法律是否正確等爭議進行質證、辯論。二審判決認為：“一、上訴人不是服裝城拆遷活動中的被拆遷人，但可以認定是拆遷當事人。二、被上訴人受理裁決申請并啟動裁決程序符合法律規定。三、被上訴人根據上訴人擁有的攤位所有權，確認被拆遷人自愿補償上訴人

不違反法律規定，并無不當。”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三部分：個體戶認為拆遷存在違法，個體工商戶的權利未得到保護。

一、個體戶的身份及在拆遷中享有的權利

本案中個體戶購置了固定攤位，取得奉化市工商局頒發的攤位所有權證后安心經營個體生意，現在才發現7年之后（即98年）整個服裝城的房產證辦到了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名下。于是，奉化市市場發展中心名正言順地以被拆遷人自居，拆遷人也以個體戶不是被拆遷人為由，創造出一個《拆遷條例》沒有規定的“永久性使用權人”概念，不評估、不安置，通過政府部門的紅頭文件（如國資局批復）來定了一個價格進行補償。于是，規劃與建設局又以準司法機關的身份為理由，來了一個根據民法公平合理的原則，并作出了一個自認為“公平合理”的裁決。

個體戶購置服裝城固定攤位是一個歷史事實，享有攤位的所有權，連承租人都應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擁有所有權、經營權的個體戶卻不能享有，違背事實與法律法規規定。制造一個個體戶在拆遷中的“身份”（即永久性使用權人），進而以法無名文為由，從程序、實體上進行自由的裁量，導致申訴人的合法權利無法保障。

二、行政裁決的程序要求。

拆遷期限過了，并且強行拆遷完了，再申請裁決，符合程序嗎？對此，《杭州市拆遷條例》作出明確規定，裁決申請必須在拆遷期限內提出。國務院及浙江省《拆遷條例》雖未有明確的條款規定時間限定，但仍可得出行政裁決必須在拆遷期限內進行的結論。

1、裁決是為了完成拆遷，而拆遷又必須在拆遷期限內完成。本案中，申請人市場發展中心是在拆遷期限之后申請裁決的，顯然違反了法定的行政程序，裁決的程序違法。

2、拆遷許可證的有效期即拆遷期限，一旦超過拆遷期限而拆遷人又未提出延期申請，拆遷人的行為實際已構成無證拆遷，是一種違法行為。行政裁決是解決合法拆遷補償爭議，對無證拆遷引起的爭議無權裁決，而應行使行政管理職責予以糾正。

三、拆遷人對被拆遷人進行貨幣補償，再由被拆遷人對個體戶（攤主）進行補償沒有法律法規依據。

本案中，拆遷人先與被拆遷人簽訂了“非住宅拆遷補償協議”，協議中約定：對被拆遷人的補償金額已包含了對固定攤位攤主的補償，再由被拆遷人提出補償方案。這樣，拆遷人就不再于個體戶發生拆遷關系了，而改成被拆遷人與申訴人進行補償。

1、對于租賃房屋而言，拆遷要兼顧被拆遷人和承租人權益，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承租人均為拆遷當事人。國務院和浙江省《拆遷條例》規定：拆遷協議應由三方簽署，在被拆遷人與承租人間達不成解除租賃關系協議時，要實行產權調換。

2、本案中，個體戶不是承租人，而是享有攤位的所有權。而且，個體戶與被拆遷人間無任何合同法律關系存在，何來補償之由。

本案中，拆遷人的這種做法不合法，首先是剝奪了個體戶的權利，其次是個體戶與被拆遷人間無任何合同法律關系存在，補償一說無事實與法律依據。

四、攤位的建筑面積未進行正確認定

攤位無房產證，建筑面積如何確定？以買賣協議還是以出售方案來確定？個體戶認為：房產證是確定房屋建筑面積的直觀證據，但本案中，出售方奉化市工商局一直未給購買攤位的個體戶辦理房產證；所以，以奉化市工商局的出售方案來確定攤位是最為直接與正確的，該方案明確了服裝城攤位價格的構成（與當時的市場價相符），個體戶所購攤位的建筑面積與使用面積大小，而且是由建設單位奉化市工商局制定、經市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以攤位所有權證所載的使用面積來認定攤位建筑面積，違背了客觀事實，直接導致對申訴人權利的侵害，致使判決結果錯誤。

五、遺漏關鍵事實，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法規錯誤

奉化市規劃與建設局在8月26日第一次開庭前、12月11日第二次開庭前分兩次向法庭提交了相關證據。第一次提交了9份證據，其中證據三是奉化市計委“關于同意寧波市大榭開發區恒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新建奉化商貿大廈建設項目立項的批復”、證據四是奉化市規劃局發給寧波大榭開發區恒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副本）；第二次提交了五份證據，證據一是奉化市計委“關于同意市土地流轉中心開發服裝城地塊建設項目的批復”、證據二是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上述證據經過庭審質證，一審判決故意遺漏，未作表述。二審判決同樣故意遺漏，對個體戶在上訴狀中提出的該事實不作評判。是對拆遷行為違法性的遺漏，導致所列拆遷當事人主體錯誤判決結果違背事實、違反法律法規規定。

第三部分：目前的情況

二審敗訴后，除了走審判監督程序外，個體戶們已無其他法律途徑可以維護自已的權利了。個體戶認為服裝城拆遷及補償存在違法行為，懇請對該拆遷行為及補償問題予以監督審查，以維護合法權益，維護政府的公正形象。

二00三年六月，其中的29位個體戶繼續委托浙江萬馬律師事務所盛軍華、胡鐵律師就本案向浙江省檢察院提起申訴，以求引起審判監督程序，維護廣大工商戶的合法權益。

關于拆遷的法律法規范文第2篇

1.立法理念、法律意識方而:拆遷是指為城市建設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經有關機關許可而拆除權利人房屋并給予補償、安置的行為。拆遷涉及房屋所有權人的所有權問題。所謂房屋所有權是指權利人對其所有的房屋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該項權利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個人均不得非法侵害。拆遷從性質上講應該屬于對公民則-產的征收。我國法律中雖沒有明確規定“私有則一產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律對“保護公民個人的合法則一產”在《憲法》中作了承諾。也就是說:保護公民個人合法則一產安全是國家的法定義務而長期以來，在中國的法律傳統中，公法文化一直占絕對優勢，私權利一直得不到應有的俘重和有效地保護，無法同公權利相抗衡。在公民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強調犧牲個人利益服從國家、集體利益。與之相對應，國外則非常強調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公民個人的土地，皇帝的馬也不許跑。”而在我國，拆遷實踐中的“釘子戶”一詞就反映著拆遷者與被拆遷者的對立關系，暴露出立法理念之落后。

2.法律體制方而:我國日前拆遷工程相當浩大，涉及到許多樣眾的切身利益。這方面的矛盾糾紛呈上升趨勢。然而，在這一領域尚沒有一部統一的《拆遷法》這方面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國務院在2001年6月6日第40次常務會議上通過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實施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稱《條例》)。各地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依據此條例制定了當地的拆遷管理規定。如:1997年北京市頒布了《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關于拆遷補償方法，規定比較混亂，因此帶來了實際操作中的混亂現象。

3.執法方式與水平方而:城ili拆遷辦公室是專門管理拆遷事務的機構，執掌著拆遷人權。目前存在著較多的違反法律程序、野蠻拆遷等情況，反映出執法方式粗暴單一、執法水平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被拆遷人的感情導致了此類矛盾的激化。

二、行政法視野中的拆遷問題

1.關于拆遷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問題

現代法治國家一般都將立法納入司法審查。例如在英國，無論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只要超越權限，法院都可行使審查權。而在我國的實踐中，有這樣一種情況:在被拆遷人對一此拆遷規則表不疑問時，尚沒有較有效的解決途徑。這與我國現有的行政法律制度有關。我國《行政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所確定的行政訴訟受案范困僅限于具體行政行為，而排除了抽象行政行為。2003年4月25日，《法制日報》以《公民狀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為》為題報道了南京市江寧區的一件由拆遷糾紛引出的案中案。案件中的江寧區政府在上位的拆遷法規已修改多年的情況下，不及時修改當地的拆遷法規，仍然沿用7年前的祈行辦法，以致被拆遷人因此損失數白萬元，被拆遷人憤而狀告政府立法不作為，其訴訟請求被駁回。而對一些地方政府以行政立法的方式損害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司法的活動空間很小，這也就使得當事人處在了一種投告無門的境地。故許多學者強烈呼吁擴人行政訴訟受案范困。有的學者還卞張從社會公共利益關系出發，一切行政行為都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不周延性

(1)《條例》尚未規定被拆遷人有權利參與拆遷的決策過程及監督拆遷過程。飛政府行政公開是現代社會的一人趨勢，而在我國的拆遷實踐中，許多拆遷決策存在著暗箱操作的現象，都是政府一言為定，不容被拆遷人的質疑。如果被拆遷人有參與拆遷決策過程的機會的話，會減少不少矛盾。另外，《條例》也未規定被拆遷人有權利參與監督拆遷過程。

(2)《條例》并未明確提出聽證程序，只在第八條規定:“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發放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同時，應當將房屋拆遷許可證中載明的拆遷人，拆遷范困，拆遷期限等事項，以房屋拆遷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而未要求“房屋拆遷卞管部門在審查拆遷人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時，應當聽取被拆遷人的意見。”

(3)《條例》第十六條規定:“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或扦拆遷人、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經當事人申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的，由同級人民政府裁決。裁決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當事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自裁決書送達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拆遷人依照本條例規定已對被拆遷人給予貨幣補償或扦提供拆遷安置用房、周轉用房的，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這一規定存在兩個問題:首先，裁決公正的前提是地位中立，而城市規劃和拆遷或授權開發商拆遷本身就是政府行為，而且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追求所謂政績的愿望與商人追求經濟利益的目標相結合，于是政府和開發商之間有了更多的默契，由此產生的政府的裁決的公正性就可想而知了。其次，“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的規定使被拆遷人如果對拆遷補償不滿，即使選擇了行政訴訟，也只能“帶著鐐銬跳舞”，無法改變被強制拆遷的命運。這就,,致一些被拆遷人采取非理性的方法來處理問題。

3.其它法律法規存在的問題

我國尚沒有系統地規范房地產評估方面的法律法規。目前多數房地產評估機構依附于行政權力而存在，其出具的評估報告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因此，有關部門有必要盡快制定相關措施。另外，有些地方性的法規雖然打著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旗號，但在實際立法過程中并沒有把被拆遷人作為權利主體來保護，而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以方便拆遷為目的。這些都是立法中需要改進的。

三、解決拆遷矛盾之法律構想

要想徹底解決城市建設中的盲目與無序狀態，從根本上保護公民的權利不受侵害，僅靠行政命令是不夠的。為了防止推土機下的悲劇”的發生，需要從立法理念、法律體制、執法方法等層而解決拆遷矛盾。

1.樹立正確的立法理念

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不應該把被拆遷人放在政府拆遷的對立面上。要改變政府的行政觀念。政府行政的最重要目標，不應當是修了幾條步行街，招了多少商，引了多少資，而應是為當地的群眾提供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西方國家拆遷一條街道往往要醞釀四五年甚至七八年，我國香港的街道少有筆直，都是因為他們用了最充分的時間進行平等的協商，直到雙方都覺得公平為止。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基于平等基礎上的拆遷法律法規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

2.完善我國現行的有關拆遷的法律法規

(1)規范建設項目的審批程序

對涉及拆遷的，在規劃審批前應以適當的形式予以公示，充分聽取被拆遷人等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建設上程規劃方案一經批準，建設單位不得擅自變更;確需變更的，必須經過規劃部門審批;城市規劃行政部門在批準其變更前，應重新進行公示。

(2)應明確提出聽證程序

《行政復議法》第四條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履行行政復議職責，應當遵循合法、公正、公開、及時、便民的原則，堅持有錯必糾，保障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行政處罰法》專門對行政機關作出某此行政處罰決定前，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就組織聽證的程序作硬性規定。可見，聽證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在此基礎上，《條例》應明確提出聽證程序，要求“房屋拆遷主管部門在審查拆遷人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時，應當聽取被拆遷人的意見。”只有充分體現透明度原則，才能提高行政效率。

(3)確立合理貨幣補償機制

公共利益的成本當由受益人均衡負擔，這是現代社會的共識。因此，對城ili建設中的利益受損者，應進行及時、充分、合理的補償。《條例》規定，被拆遷房屋的評估辦法及搬遷補助費和臨時安置費的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或規定。從目前的情況看，各地的評估辦法和補償標準、補償程序均不相同，拆遷補償標準較混亂。且補償標準一般都是政府說了算，較少聽取樣眾意見。而目前的拆遷矛盾在很人程度上是由執行的補償標準相對于市場房價偏低引起的。因此應賦予樣眾在補償標準上的“話語權”，從而提高透明度，使補償趨向于公平。有學者建議，國家可制定統一的《征收補償法》，確立評估辦法和補償標準的制定辦法，明確評估和補償的程序。

3.就政府而言，應嚴格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必須強化聽證程序，確保被拆遷方的知情權。依據相關法律的精神，在拆遷當事雙方不能就拆遷補償安置等問題達成一致，經做工作仍無效的情況下，對涉及拆遷住戶多、影響而廣、補償數額人的糾紛應舉行聽證。根據拆遷行政程序規定和拆遷實踐，筆者認為，把舉行拆遷聽證的時機選擇在經多次做工作拆遷當事雙方仍不能就拆遷安置補償事宜達成一致，拆遷行政部門在下達拆遷行政裁決之前較為適宜。這樣做便于充分聽取拆遷當事雙方的意見，也為即將下達的行政裁決提供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確保行政裁決的公正拆遷聽證應以公開的方式進行，不但拆遷行政機關和利益關系人參加，一般公眾經允許亦可參加旁聽，新聞記者也可以采訪。拆遷聽證應遵守法定程序。聽證結束后，行政機關負責人應對聽證結果進行審查，作出相應決定。

依法行政，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現在有不少地方政府走的是“強硬派路線”，以權壓人，以勢欺人，根本沒有把拆遷戶放到平等的談判位置。在利益之爭中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嚴格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而是按拆遷辦單方面的意志行事，甚至或通過停水停電等違法方式逼人就范，或通過造成既成事實來強迫拆遷戶接受。其結果往往是事與愿違。拆遷方式應當依法確定，具體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實體方面，依照法律規定，對被拆遷人足額進行補償、安置，不能利用評估或地位的優勢克扣、減損補償、安置數額，侵害被拆遷人的利益;一是依據法定程序拆遷，對不能達成協議的，可提請拆遷主管部門裁決。裁決生效后或被拆遷人不服的且拆遷人提供周轉用房的方可強制拆遷。同時，拆遷部門應改進執法方法。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經驗。據報道，沈陽市在“金廊”拆遷過程中，走的是市場化路線”補償金額通過"市場評估定價”。為保障被拆遷人及承租人的利益，還設定了最低補償線。為盡快完成拆遷工作，采用現金獎勵的辦法，并采取了分時間段獎勵措施:拆遷人會后25日內搬遷完畢的，每戶獎勵4000元人民幣;拆遷人會后35日之內搬遷完畢的，獎勵3000元人民幣。這種“以柔克剛”、人性化、靈活務實的解決問題的思路，更適應當下的樣眾的心理。無論是經濟效益，還是社會效益，都遠遠好于一此地方的野蠻拆遷。只有依法行政，才能真正俘重人的俘嚴，達到拆遷的最終的目的，即為了滿足的人更高層次的社會需要。

另外，政府要采取措施，為拆遷戶提價供經濟適用房和中低價商品房，以從源頭上減少拆遷矛盾。

4.應暢通被拆遷人的權利救濟渠道。

現實中，被拆遷人權利救濟渠道的不通暢是造成拆遷矛后激化的重要原因。為此，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拆遷爭議，同時享有拆遷糾紛的最終裁判機關的地位。同時，考慮到拆遷涉及一些專業知識，應組建由與拆遷雙方沒有利害關系的專業人士組成的裁判機構，公正而高效地裁決拆遷糾紛，既維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又保障城市建設項目的順利進行。

拆遷本來是為人民樣眾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的一件好事然而由于立法理念的落后、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丙加上一此部門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導致“善花”結出“惡果”。筆者認為，只有全面廓清立法理念、改善現有法律體制再加上有關部門依法行政、人性化執法，才能真正把好事辦好，最終使人民樣眾受益。

【參考文獻】

[1]秦平.城市拆遷，司法何以缺位[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5,(6).

[2]沈陽今報[N]2003-9-3.

關于拆遷的法律法規范文第3篇

[關鍵詞]公權力;私權利;暴力拆遷;法律制度

[DOI]10.13939/ki.zgsc.2015.11.185

1 暴力拆遷中公權力與私權利關系的法理基礎

1.1 暴力拆遷的概念

學術界對于暴力拆遷存在不同的觀點，一部分觀點認為是因公益事業征地，經常發生“物理沖突”，即居民與警察發生暴力打斗。另一部分觀點則認為是因拆遷征地使用公權力強制實施拆遷，用公權力的優勢不惜侵犯公民私權利來實現房屋拆遷。暴力拆遷是指行政權力利用的不合法或不合理，并借助公權力的支撐使用暴力進行強制拆遷，損害公民個體或部分群體私權利的現象。

1.2 暴力拆遷中的公權力、私權利

公權力是人類共同體（國家、社團、國際組織等）為生產、分配和供給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而對共同體成員進行組織、管理的權力。公權力是基于社會公眾的意志而由國家機關具有和行使的強制力量，其本質是處于社會統治地位的公共意志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最典型的公權力是國家權力。私權利所涉及的首要范圍是個人及私人的生活領域，是由個人所結合成的社會生活層面。

1.3 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博弈關系

暴力拆遷中，公權力與私權利主要體現為行政權和人身權、財產權的利益沖突。房屋拆遷中，由于融合了暴力因素，政府主動或被動地進行暴力拆遷，違背被拆遷人的意愿強行侵犯其私有財產，而且在后期的補償和安置中的不公平也同樣侵犯被拆遷人的合法權利，體現了公權頻頻侵犯了私權。而被拆遷人在反暴力拆遷過程中，采取了或許不適當的方式對政府公權力也造成了一定的沖擊。私權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公權力造成影響。一是私權對公權力的制約。二是私權利撼動了公權力的絕對權威。

2 我國暴力拆遷中公權力與私權利關系的法律制度現狀

我國對于房屋拆遷中公權力與私權利關系的法律制度主要集中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拆遷條例》）和《物權法》，還包括部分憲法條文。對于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可以歸納出現今我國城市房屋拆遷法律制度的特征：①政府居主導地位，被拆遷方不能參加到此過程之中。目前城市房屋拆遷活動的最不合理之處也在于此。被拆遷方并不能參加到此過程中來，當他們的利益被政府侵犯的時候，他們沒有拒絕的權利。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各地在拆遷過程中不斷有被拆遷戶自焚、上訪、成為釘子戶的事件發生。②拆遷的不可訴性。《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訂立后，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遷期限內拒絕搬遷的，拆遷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訴訟期間，拆遷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先予執行。由上述條例可以看出，拆遷活動一旦開始，就是不可抗拒、無法逆轉的。如果是由于拆遷活動本身違法，被拆遷人即使最后獲得勝訴，房屋也已經被拆除了，拆遷方不會因為敗訴就將房屋重新為被拆遷方建好，如果是由于給予的補償不合理，被拆遷方作為可以獲得合理補償的依據――房屋，都已經滅失了，被拆遷方當然也就不會因為勝訴而獲得合理的補償。③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確。《物權法》第42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單位、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并沒有十分明確，這樣使得法律在執行上會存在很大偏差。

3 我國暴力拆遷中公權力與私權利關系法律制度的立法重構

3.1 重構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等實體法

對于現行的《拆遷條例》，諸多問題都需要修改。對單位、個人房屋進行拆遷，應先依法對房屋進行征收，通過正常的程序，即在取得被拆遷人的同意、給予充分補償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房屋的拆遷。應將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徹底分開，也就是說，政府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有權征收公民的房屋，并給予補償。

3.1.1 應該先補償再拆遷

不管你同不同意，推土機先開到你家門口，這是現實中讓被拆遷人最難以接受的一幕。政府在行使權力往往不會優先考慮行政對象的合法權利，在最后執行拆遷時，政府與被拆遷人產生對峙，無法達成一致，進而政府就使用暴力進行強制拆遷。因此，政府為公共利益進行的拆遷，必須通過正當的程序，即在取得被拆遷人的同意、給予充分的補償基礎上，才能進行房屋的拆遷。而商業性開發，也必須由開發商與屋主先進行談判，在達成協議后才能進行拆遷。

3.1.2 制定拆遷補償標準

目前關于拆遷補償標準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來做具體規定，這種由地方規定的做法，雖然有一些合理性，但如果完全由地方來規定補償標準，中央對房屋補償問題的重要政策可能在地方打折扣。為了實現公平補償，應該由國務院根據全國的普遍情況制定一個關于拆遷補償標準的全國性的指導規則，在這個指導框架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根據自己的房價情況可以做一些具體規定。但不得與全國性的統一指導規則發生沖突和抵觸。

3.1.3 規范政府權力

一部健全的法律法規，既要求公民遵法守法，也要為公民提供權利受損時的法律救濟通道。但在《拆遷條例》中，政府既是強制拆遷的執行主體或權力后盾，又是拆遷糾紛的仲裁人，“運動員”兼“裁判員”不符合基本的法治規范。新的制度文件要突出對等談判、尊重公民私權的征收概念，避免單純使用不平等的、不尊重公民私權的拆遷概念。而且，政府不能隨意決定強制拆遷，強制拆遷的前提必須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這個公共利益必須是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范圍，如果超過這個范圍，則不屬于為了公共利益，從而不得強制拆遷，否則政府行為就是違法。

3.2 重構民事訴訟法等程序法

我國訴訟法分三類，包括民事、行政、刑事，可是與房屋拆遷相關的程序法律制度卻很少。房屋拆遷的規范，除了實體法必須盡快完善，而且程序法也不能落后，否則將導致實體法與程序法的脫節，甚至造成實體法無法得到執行。在民事方面，擴寬民事訴狀的受理范圍，讓暴力拆遷中的被拆遷方能夠通過，挽救自己的損失。在行政方面，在拆遷決定前，設立聽證制度，要讓被拆遷方參與到決策中來。在拆遷決定后，設立復議制度，給予被拆遷方一定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拆遷方可以就違法的拆遷決定提出復議和，同時拆遷方不得強制拆遷房屋。在刑事方面，要添加因暴力拆遷造成嚴重后果的公訴要件，對于嚴重的暴力拆遷事件，可以追究負責人的刑事責任。

參考文獻：

[1][英]哈耶克.自由秩序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2]石佑啟.私有財產權公法保護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關于拆遷的法律法規范文第4篇

摘要：多源流理論分析模型是用來解釋國家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一種理論，是對政策議程確立過程最為全面的描述。包括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以這三種信息流為基礎展現了政策過程的全景式圖。我國現階段由于強制拆遷而導致多起拆遷沖突，嚴重影響和諧社會建設。因此，強拆問題需要開啟“政策之窗”，使強制拆遷問題提上政策議程。

關鍵詞：強制拆遷；多源流理論；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

中圖分類號：C63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578（2012）05-0012-01

當民眾面對暴力拆遷卻無法維護個人合法權益時往往采取過激行為反抗暴力，由此，強拆問題逐步受到政府高度關注。本文從公共政策角度，運用多源流理論模型分析強制拆遷問題，并得出相應解決對策。

1.多源流理論模型介紹

金登的多源流理論模型主要論述政策制定前，即政策議程確立的整個過程。針對“為什么政府將某些問題納入政策議程，而對另一些問題卻不予關注”這一問題深入剖析，回答了三個主要問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是如何分配的？具體問題是如何形成的；發現問題及需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那里進行的？”[1]總的來說，“多源流模式是建立在階段式的政策分析基礎上，集中分析問題界定、議程提出、方案選擇三個階段。”[2]對政策形成追根溯源，形成了嚴密的邏輯性和實用性。

金登認為“項目被提上議程是由于在特定時刻匯合在一起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并非他們中一種或另一種因素單獨作用的結果”[3]這一思想指出整個系統包括三種信息流：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問題流是在一定時期內，社會凸顯的問題通過特定事件引起人們關注。[4]政策流是指針對某一政策問題，不同政策共同體提出不同形式的建議，這些建議相互融合，最終可行的觀念被接受。政治流包含民眾情緒、公眾輿論、利益集團等因素。如果潛在的議程與當下社會民眾情緒一致并得到利益集團支持，向政府施加壓力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將問題推入政策議程。金登認為這三種源流本是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在關鍵時刻，三流匯合到一起，打開“政策之窗”，大大提高了政策問題受關注的可能性。

2.多源流理論模型與強拆問題的契合

2.1 問題流與政府強制拆遷的職能錯位。強制拆遷是指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不履行生效搬遷安置協議中規定的搬遷義務時，由拆遷人通過仲裁、訴訟、或向行政機關申請裁決的方式，使拆遷行為獲得法律上的強制效力，迫使被拆遷人履行搬遷義務的活動。[5]當拆遷人向行政機關申請，行政機關采取強制拆遷，政府成為強制拆遷的運動員和裁判員，很容易因補償不足而導致反暴力拆遷事件。

首先，強制拆遷面臨拆遷雙方利益均衡問題。政府強制權力運用過多容易導致定位偏差。一旦商業拆遷介入極有可能使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偏離，被利益集團利用，激化矛盾。其次，拆遷者執法為民理念薄弱問題。如果執法者本著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理念，強拆慘劇能夠避免。再次，我國沒有一部《行政強制執行法》規范政府職能，明確拆遷雙方對于拆遷的權力與義務。這就成為一個盲區，拆遷者在利益驅動下強制拆遷，造成難以彌補損失，問題流便形成了。

2.2 政策流。強制拆遷問題不能只看表面，要挖掘深層次的利益關系。當政策問題出現時，不同政策主體圍繞這一問題提出許多建議，并試圖使自己的主張被政府采納成為公共決策。研究者們普遍從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執法程序合法化，加強執法者公共意識，健全監督機制等方面進行探討。不同的政策在相互碰撞融合的基礎上形成一系列可行的解決措施。2003年全國開始第一次廢除《拆遷條例》熱潮。2005年《物權法》出臺提出拆遷單位要保障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2007年國務院又制定《城市拆遷管理辦法》，尊重和保護人民權利和個人合法財產。之后，全國進入關于取消行政拆遷的熱議當中。由此可見，隨著一系列較成熟的法律法規的出臺，解決強制拆遷問題的政策論證逐漸走向合法化、科學化。

2.3 政治流。民眾情緒是一定時期國民主體部分所具有的普遍價值觀和利益取向。他與公眾輿論緊密聯系，往往通過新聞媒體、雜志報刊等表現，反映到政策制定者，使政策重點轉移。隨著民主化進程加快，公民意識覺醒，在不合理執法程序下，勢必會出現負面事件。典型的個案通過媒體報道使得全社會公民關注，形成最強大壓力集團，迫使政府尋找解決方案。社會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最核心部分，在政策議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需要政府以服務人民為主要職能，保證民生，注重社會公平。傳統的政府主導一切政治活動，忽視民眾情緒和價值取向，已經失去存在的空間，政策制定者要真正意義上轉變執政理念，用“以人為本”的意識形態有效的指導政府工作，實現公共政策的科學化。

3.強制拆遷：三流匯合開啟“政策之窗”

多源流理論模型指出，三條信息流是彼此獨立的，互不產生作用，當“政策之窗”開啟時三條源流匯集到一起，問題被提上政策議程。而各地發生的反暴力拆遷的焦點事件成為“政策之窗”開啟的動力。隨著新聞風暴的產生，政府意識到要采取措施來解決問題，強制拆遷事件被推上政策議程。因此，從三條源流出發，找到有效解決政策問題的對策。

3.1 從問題流看。強制拆遷問題要明確政府服務職能，強化“以人為本”執政理念。黨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各級政府要盡快實現職能轉變，要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把“以人為本”理念貫徹到工作中。就強拆問題而言，“以人為本”執政理念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法者在強制拆遷中采取強硬的執法手段，被拆遷戶為維護自身的利益，甘愿冒著生命危險去反抗暴力拆遷，如果執法者能夠給被拆遷者一些余地，慘劇就不會多次上演。政府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表，必須要切實的考慮群眾利益，認真反思自己是否做到執法合理、合法、公正。政府即使是為廣大群眾的整體利益著想，但被拆遷戶希望得到合理的拆遷是合情合理更合法的。要解決強制拆遷帶來的負面影響，

首先要強化政府“以人為本”理念，真正做到執法為民。加強對執法者的教育，讓每一位執法者尊重生命,將強制拆遷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盡量化解。

3.2 從政策流看。改革拆遷制度，完善強制拆遷程序，加強對強制拆遷的監督。監督是指在政府行政管理活動中，對工作人員的行為是否符合規范條例，是否符合法律法規而進行監督。建立健全監督體系，加強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能夠很好制約政府行為。有效地內部監督能夠對政府形成很好的規范和制約，使執法人員形成良好的素質，自覺遵守法律法規。政府集中行使人民的權利，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有權對政府進行監督。有效的外部監督能夠很好的遏制政府權力濫用，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對執法者形成最大的制約。

3.3 從政治流看。強制拆遷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使強制拆遷做到合法化。政府拆遷是為完善社會基礎設施，改善民眾生活環境，對整體社會受益，因此，有時是必要的。但房屋拆遷對當事人影響很大。所以，當兩者出現矛盾時，就需要一個標尺來做出公正合理的裁決。首先，加快出臺《行政程序法》，或者《行政強制執行法》，對拆遷程序做出統一、具體的規定。針對強制拆遷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體系，讓強制拆遷有據可依。其次，對于違反強制拆遷法律規范的還要違法必究。此外，堅持行政合理性原則、比例原則，將人民利益損害降到最低，體現法律人性化的一面。

總之，為打開“政策之窗”，要在問題流上強化執法為民理念，把為人民服務真正貫徹到每一項工作中。政策流上，要改革拆遷制度，完善拆遷程序，將拆遷工作放到社會監督之下。政治流上，要完善法律法規，使強制拆遷做到合法化。任何一個政策問題的出現到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都不是簡單的過程，運用多源流理論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和解決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為我們解決問題提供一個全新的思路和視角。我們要立足于中國自己的國情，有效的運用這一理論指導實踐活動，不斷積累經驗，從而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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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約翰.金登.議程、備選方案與公共政策(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關于拆遷的法律法規范文第5篇

1.立法理念、法律意識方面。在中國的法律傳統中，公法文化一直占絕對優勢，私權利一直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有效地保護，無法同公權利相抗衡。在公民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強調犧牲個人利益服從國家、集體利益。

2.法律體制方面。在我國現階段，尚沒有一部統一的《拆遷法》，這方面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國務院在2001年6月6日第40次常務會議上通過并于2001年11月1日正式實施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稱《條例》)。各地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依據此《條例》制定了當地的拆遷管理規定，但規定比較混亂，因此帶來了實際操作中的混亂現象。

3.執法方式與水平方面。目前存在著較多的違反法律程序、野蠻拆遷等情況，反映出執法方式粗暴單一、執法水平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被拆遷人的利益，導致了矛盾的激化。

二、行政法視野中的拆遷問題

1.關于拆遷抽象行政行為的可訴性問題。在我國的實踐中，在被拆遷人對一些拆遷規則表示疑問時，尚沒有較有效的解決途徑。這與我國現有的行政法律制度有關。我國的行政訴訟法所確定的行政訴訟受案范困主要限于具體行政行為，基本排除了抽象行政行為。對一些地方政府以行政立法的方式損害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司法的活動空間很小，這也就使得當事人處于一種投告無門的境地。故許多學者強烈呼吁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困，主張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將拆遷糾紛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2.《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不周延性。(1《)條例》尚未規定被拆遷人有權利參與拆遷的決策過程及監督拆遷過程。政府行政公開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趨勢，而在我國的拆遷實踐中，許多拆遷決策存在著暗箱操作的現象，都是政府一言為定，不容被拆遷人的質疑。(2《)條例》并未明確提出聽證程序，只在第8條規定“: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在發放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同時，應當將房屋拆遷許可證中載明的拆遷人，拆遷范圍，拆遷期限等事項，以房屋拆遷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而未要求“房屋拆遷主管部門在審查拆遷人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時，應當聽取被拆遷人的意見。”

(3《)條例》第16條規定:“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或扦拆遷人、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達不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經當事人申請，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房屋拆遷管理部門是被拆遷人的，由同級人民政府裁決。裁決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30日內作出。“當事人對裁決不服的，可以自裁決書送達之日起3個月內向人民法院。拆遷人依照本條例規定已對被拆遷人給予貨幣補償或扦提供拆遷安置用房、周轉用房的，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這一規定存在兩個問題:首先，裁決公正的前提是地位中立，而城市規劃和拆遷或授權開發商拆遷本身就是政府行為，由此產生的政府的裁決的公正性就可想而知了。其次，“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的執行”的規定使被拆遷人如果對拆遷不滿，即使選擇了行政訴訟，也無法改變被強制拆遷的命運。

三、解決拆遷矛盾之法律構想

1.樹立正確的立法理念。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不應該把被拆遷人放在政府拆遷的對立面上。要改變政府的行政觀念，基于平等基礎上的拆遷法律法規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

2.完善我國現行的有關拆遷的法律法規。

(1)規范建設項目的審批程序。對涉及拆遷的，在規劃審批前應以適當的形式予以公示，充分聽取被拆遷人等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建設上程規劃方案一經批準，建設單位不得擅自變更;確需變更的，必須經過規劃部門審批;城市規劃行政部門在批準其變更前，應重新進行公示。

(2)應明確提出聽證程序。在我國，聽證是有法律依據的，《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處罰法》都有相關規定。在此基礎上，《條例》應明確提出聽證程序，要求“房屋拆遷主管部門在審查拆遷人拆遷補償安置方案時，應當聽取被拆遷人的意見。”只有充分體現透明度原則，才能提高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