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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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社會范文第1篇
[關鍵詞]社會資本；經濟發展；非正式制度；信任
[中圖分類號]F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助項目《基于特殊雙重委托問題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08JC790092)。
社會資本理論是近20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一，該理論一經社會學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學和經濟學等學科的關注。經濟學對于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上。盡管經濟學領域對于社會資本的概念界定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總體而言，社會資本被認為是影響經濟行為和經濟績效的諸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要素的綜合體。在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關系問題上，眾多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開展了大量研究，這一研究領域文獻的出現也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通過將信任、規范和網絡等歷史文化因素納入經濟學研究框架，人們發現社會資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證交易制度良好運轉、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約的實施成本、提高資本運行效率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從而有利于提高經濟績效。
一、社會資本在經濟學研究中的興起
(一)
“資本”概念的擴展
“社會資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體現出鮮明的經濟學色彩。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資本是在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行動中被投資和動員的資源，資本的本質屬性在于它可以通過投資實現增值，是一種生產性資源。古典經濟學將生產要素分為三類：土地、勞動和資本，這里的“資本”是指以機器、設備等實物形態和以貨幣形態表現的物質資本。長期以來，物質資本作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性因素。20世紀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突破了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同質性的假設，將“資本”的范疇從實體性概念過渡到了非物質性概念。
循著“資本”與“人”相結合的思路繼續前進，經濟學家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受制于諸多因素的影響，特別是社會因素的影響。Loury在經濟學領域首次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種族間收入不平等問題時提出，存在于家庭關系和社區組織之間的社會資本也是一種重要的資源。到了20世紀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為代表的社會學家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盡管對于社會資本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廣義資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現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劃分。資本概念的擴展反映了人們對資本認識的不斷深化，也表明人們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對經濟增長解釋的完善
經濟學對于“資本”的理解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同樣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古典經濟學將有形的物質資本當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強調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人力資本理論的產生。使得經濟增長理論進一步完善。人們開始認識到，以教育、培訓、健康、遷徙等形式表現出來的，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束縛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政策上，即為什么不同國家積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速度不同。
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表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術知識和組織知識的巨大進步還需要依賴有利于資本積累和市場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規則和網絡等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家開始將社會資本的貢獻作為經濟增長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觀層面上，主要考慮社會資本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發揮的作用；在宏觀層面上，主要探討非正式制度、社會網絡等是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績效的。Putnam認為“社會資本增加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利益”。
(三)“東亞奇跡”的啟示
在對經濟增長的考察中，“東亞奇跡”成為社會資本推動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東亞奇跡”打破了西方國家通過長期的經濟微增長實現工業化的傳統經驗，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早在20世紀初就斷言，東方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缺乏類似新教這樣的宗教倫理，不能生成資本主義；相反，儒教所主導的東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會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東亞奇跡”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韋伯的預言。Krugman通過分析也認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來自于勞動力與資本投資的增加，而非與技術進步相聯系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認為這種增長是難以持久的。然而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東亞地區仍然表現出持續的經濟活力。
對于東亞經濟發展的奇跡，理論界較權威的一種觀點認為，
“東亞奇跡”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等傳統因素解釋，和諧的人際關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規范相結合所表現出來的社會資本，是東亞經濟發展的特殊動力和深層原因。東亞社會在經濟發展目標上的共識、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觀念和社會關系結構、政府與社會間較為和諧的關系、以制度安排和組織設計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這些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增強了經濟效率，促進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業間的合作。
二、經濟制度中的社會資本：概念和類型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界定
“社會資本”概念繼經濟學家Loury首次引入經濟學研究之中，社會學家Bourdieu對其進行系統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學者都對其進行了多角度的定義。作為一種具有經濟屬性的資源，盡管大部分學者都認為社會資本涉及到一系列準則、規范、網絡和組織等，并且對于其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對于社會資本的內涵和外延至今沒有達成一致共識。
綜觀各種對社會資本的理論界定。筆者認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種觀點。第一種是Putnam的界定，他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第二種觀點來自Coleman，他將社會資本看成是“一系列擁有兩個共同要素的不同實體所構成，這些要素均由社會結構的一些方面構成，而且它們促進了參加者的某些行動”。Coleman將社會資本區分為三種形式：義務和期望、信息渠道、社會規范。第三種觀點來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們提出的觀點更為寬泛，認為社會資本還應包括使標準規范得以發展及決定社會結構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規則、立法體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關系和結構。
關于社會資本概念的三種觀點雖然表述各異。但都強調了社會關系與經濟結果的相互影響，并且關注經濟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組織提高經濟效率的途徑。三者的區別在于，Putnam的界定強調了個體之間的“橫向聯系”，并肯定了社會資本具有的經濟學意義。Coleman特別強調了社會網絡的“閉合(closure)”對于社會資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會資本不僅包括個體之間的橫向聯系，還包括縱向科層組織。而North和Olson的定義則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理解社會資本，甚至將某些正式制度也納入其中。
(二)社會資本的類型
在對社會資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學者對其進行了類型劃分(見表1)。Collier區分了“政府社會資本”和“民間社會資本”。Krishna根據集體行動產生的不同途徑，提出了社會資本的兩種類型：“制度資本”和“關系資本”。Uphoff依據社會資本的來源及表現、存在的領域、動力因素等角度將社會資本分為“結構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劃分社會資本類型的標準各不一樣，但是他們區分的社會資本的兩種類型卻分別具備某種共性。“政府社會資本”、
“制度資本”和“結構型社會資本”主要體現了社會資本的制度屬性，它們以外在的形式表現出來，進而提高市場交易的效率。而“民間社會資本”、“關系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則主要體現了社會資本的非制度屬性，它們以內隱的方式存在于群體中，以此影響組織中的個體行為。關于這兩組社會資本，Coleman所研究的“開羅Kahn El Khalili市場”和“紐約鉆石批發市場”分別提供了兩個很好的例證。
雖然對社會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但是社會資本所具有的非個體屬性得到了學者們的認同。在傳統的經濟學假設中，每個市場上的經濟個體都擁有獨立的效用函數，而在社會資本范式下，個體的效用函數還受到來自他人和組織的影響。按照經濟學的觀點，社會資本的產生來源于重復的囚徒困境博弈，通過重復博弈產生合作解，并使交易雙方形成對于聲譽進行投資的動機。Uphoff就對社會資本的這種非個體屬性進行了精辟的闡釋。他提出社會資本的“社會”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關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種程度的相互間而不是個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認為”人力資本隸屬于人，而社會資本則存在于人們的關系之中。
三、社會資本的經濟效應：實證研究
關于社會資本的經濟效應，經濟學的研究中其實早有涉及。由于市場機制中信息的不對稱和交易的不確定性，經濟交往中存在著“社會成本”，尤其是在市場上搜集信息的時間和資金成本，以及保證契約執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強調經濟制度對于市場效率的重要性，他們將制度看成是減少社會成本和獲得信息的正式機制④。North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決定著經濟行為和交換的路徑、規則和規范同樣重要。在有關經濟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個缺乏規范和信任的地方，企業家不可能造就持續的經濟增長，他們要完全依賴經濟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賴支撐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中其實已經包含了社會資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紀地中海地區交易模式時，通過對馬格里布和熱那亞兩種貿易商的對比，用預期的差異解釋了兩種交易模式在關系上的差異。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雖然沒有直接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但是已經涉及到經濟發展中非市場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綜合不同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的經濟作用歸納為“共享信息、協調行動和集體決策”。而對于社會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學者通過實證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在宏觀層面，主要關注社會資本對宏觀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在解決貧困問題中的作用；在微觀層面，主要研究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關系，以及社會資本對于金融發展的影響。
(一)社會資本與宏觀經濟增長
社會資本被逐漸認為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索，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是學者最為感興趣的研究內容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兩個典型的區域發展案例的影響，一個是東亞的經濟增長，一個是意大利的區域發展差異。
東亞地區持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被稱為是“東亞奇跡”，在探究“東亞奇跡”的特殊動力和深層原因時，人們最后總會將目光聚集在其豐富的社會資本上。甚至有學者將中國獨特的經濟制度形式概括為“網絡資本主義(Network Capital-ism)”，認為以家族或聯系密切的種族社群為基礎的網絡，在很大程度上培養了信任，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動和創新。意大利的區域發展差異也是一個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時間對意大利行政區政府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以公民參與傳統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社會資本是決定意大利南北區域之間發展差距的關鍵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區之所以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區，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傳統、互惠性規范和市民參與性網絡。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假設，Helliwell和Putnam選取“市民團體”、“制度績效”和“公民滿意度”這三個指標來衡量社會資本，用人均GDP作為因變量，通過實證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意大利北部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區，同時經濟增長率也高于南部地區，從而進一步驗證了Putnam關于“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的理論假設。
在衡量社會資本水平時，大多數學者都選擇將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進行測度。按照Fukuyama的觀點，信任是社會資本的基礎，一個社會的經濟繁榮程度，取決于該社會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決定現代私營大企業的發展狀況，從而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LLSV從組織的角度出發，運用世界價值規調查(WVS)的數據來衡量社會的信任水平，研究發現
信任水平與司法效率、稅收服從度、官僚機構效率、市民參與和大企業成功率等因素存在正相關。Knack和Keefer同樣利用WVS數據進行研究，得出了“信任水平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的結論。張維迎和柯榮柱以中國跨省調查數據為基礎，研究了信任與經濟績效的關系，其中的一些結果表明，良好的信任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企業利潤，就中國而言，還有助于吸引外資。
有關信任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檢驗了Fukuyama的理論假說，揭示了社會資本對宏觀經濟增長的作用。將信任等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是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它證明除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外，社會資本也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變量。然而此類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對于社會資本的定量測度尚無統一標準。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標也存在差異，因此得出的結論缺乏統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視了信任的標準問題，即沒有嚴格區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
(二)社會資本與貧困問題
除了關注社會資本對宏觀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多學者還將研究焦點集中到貧困問題上。現有文獻關于社會資本在解決貧困問題中作用的論述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家庭層面和社區(組織)層面。家庭層面的社會資本主要表現為家庭的社會網絡，家庭通過它擁有的社會網絡來獲取資源，從而影響就業、家庭福利和貧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學者還是從社區(組織)層面對貧困地區公共資源管理系統中的社會資本問題進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運用博弈論分析了自組織資源治理系統中的社會資本。通過對尼泊爾灌溉系統的案例研究發現，依靠合適的激勵機制和有效的參與合作，可以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并提高公共資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對斯里蘭卡“合作性水資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過非正式的組織網絡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統水資源的管理效率，實現帕累托最優。Narayan和Pritehett對坦桑尼亞鄉村社會的調查研究還發現，鄉村社會資本存量的增加會引起鄉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應增長㈣。
社會資本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作用受到了學者的關注，構建貧困者的社會資本網絡、增加貧困者的社會資本存量已成為很多國家和地區反貧困治理的目標。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組織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體決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對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緩解貧困起著明顯的作用。在我國當前二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反貧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質資本范式和人力資本范式轉向社會資本范式，應當通過構建貧困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促進貧困群體的社會合作來增加其社會資本存量，從而有效解決貧困問題。
(三)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關系
Coleman在經典文獻“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二者的關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變量劃分為財務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三個方面，將家庭的社會資本看成是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關系，認為存在于家庭和社區中的社會資本對于下一代的人力資本產生具有重要影響。在Coleman看來，由于社會資本的公共物品屬性，導致人們向社會資本投資不足。在Coleman的開創性研究之后，部分學者就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內在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發現，人力資本對收入的影響會隨著社會資本的增加而變小。Flap和Boxman通過進一步對荷蘭企業高管人員的研究發現，無論人力資本處于什么層次，社會資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關；但當社會資本處于較高層次時，人力資本的回報將下降。
揭示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雖然現有研究已經認識到社會資本是和人力資本一樣重要的生產要素，但是對二者之間的關系及其轉化還缺乏深入的分析。個體或組織擁有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存在何種內在關系，個體社會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對于收入決定的影響是否存在差別，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
(四)社會資本與金融發展
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但是對于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卻有不同的解釋。部分學者將社會資本概念運用于區域金融發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他們利用獻血率和選舉參與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社會資本。研究發現，社會資本水平與家庭現金持有率呈負相關，而與家庭證券持有率呈正相關，即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居民對金融工具的選擇更偏向證券，企業更容易獲得信貸，意味著金融發展水平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開創意義，它解釋了影響金融發展的社會文化因素，但是沒有就社會資本影響金融發展的內在作用機制進行說明。
社會資本在微觀金融制度中的積極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國的“鄉村銀行⑥”。鄉村銀行主要面向農村貧困群體開展小額信貸，這一模式獲得了極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會資本如何降低小額信貸固有的信息不對稱的成本，他認為鄉村銀行主要的社會資本是員工和成員之間持續的關系，是信貸官員與借貸者之間庇護人和受庇護人的關系等。對于這種微觀金融制度的成功，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社會資本促進了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四、社會資本的理論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會資本作為一個分析概念和理論模型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和興趣，而且在理論建構和經驗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時也面臨著理論發展的困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rrow就建議放棄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理論的三個重要概念：信任、規則和網絡都不是新東西，博弈論中的“聲譽理論”早已涉及，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概念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測度性和定義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olow也認為，討論社會資本與經濟運作的關系是難解、復雜的，
“社會資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為模式”一詞。
在肯定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時，也有學者注意到了社會資本的非均衡分布問題。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極的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將社會資本的消極因素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圈內信任導致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對團體內個人成員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會資本具有負外部性，黑手黨家族、集團和青少年犯罪集團就是例證。正因為社會資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學者認為它可能為腐敗、裙帶關系和尋租行為提供基礎，而在經濟領域還可能造成資源的壟斷和市場的分割。
同樣，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會資本的這種非均衡分布問題。他在《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曾將不同的文化區分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認為中國、意大利南部地區、法國等屬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國、美國等屬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親關系上的社會，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親關系的社會。Fukuyama因此得出結論，中國社會缺乏超越家族關系的普遍性信任，強勢的家族主義使得難以創建大規模的經濟組織，而規模的限制終將阻礙家族企業的進一步成長㈣。他認為社會資本的非均衡問題表現為以社會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這對于經濟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斷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五、總結和簡評
社會資本理論將社會網絡、共同規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進一步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思路，為解釋經濟發展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經濟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開創性的理論意義。
數字經濟社會范文第2篇
近幾年來，國內外各類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不斷涌現，公安機關面臨的社會治安形勢日趨復雜，應急通信保障工作尤顯重要。目前，全國絕大多數市、縣兩級公安局都建有350兆集群通信網，該網絡在多警種、多業務得到廣泛應用，為偵察破案、搶險救災、重要警衛等工作提供了及時、可靠的通信保障。但是，現有的350兆集群系統存在過網能力差、大范圍指揮調度不夠方便、警用電臺操作使用稍顯麻煩等缺陷。
本文提出通過PDT數字同播技術，遍布全省的各個基站通過公安信息網、E1電路和150兆無線鏈路互補聯網，省廳配置網絡管理中心，遠程對全省基站監控、管理，為各級公安機關提供大范圍的高效指揮調度解決方案。
二、需實現的目標
全省警用350兆應急指揮網由省公安廳統一規劃和建設，成為具備全省公安無線應急通信指揮調度功能的350兆數字通信系統。系統采用無線、有線互補聯網方式，縱向調度，橫向聯通，構建全省350兆應急通信指揮調度骨干網，保障各市州縣公安指揮中心和派出所、交警隊、刑偵隊等城區各所隊、全省全面高速公路沿線的良好覆蓋。
在湖北，初步設想該系統由約300個同播基站組成，主要覆蓋全省市州縣城區和高速公路沿線，形成全省最大的350兆應急通信網絡。
組建全省警用350兆應急指揮網的總體目標是：采用PDT數字系統技術，利用公安IP網絡資源，建設一套全省350兆應急通信指揮調度骨干網，覆蓋全省市、州、縣城區和全省高速公路沿線，同時保障無線應急通信車車載基站實現自動尋址就近入網，延伸網絡覆蓋，實現在突發事件中省廳統一指揮調度各市、州、縣公安機關指揮中心、城區所隊及全省高速公路沿線警力的目標。
三、主要建設內容
警用數字集群（PDT）標準是公安部自主研發的技術體制，具有大區制、低成本、不同系統互聯、模數平滑過渡、國密算法加密、自主知識產權等優點。以湖北為例，設想該省警用PDT數字同播系統由約300個雙載波基站聯網組成，構成全省骨干網。
主要建設內容：（一）省廳聯網中心。系統在省廳設立一級聯網中心，構成省廳管理調度系統，配置數字匯接交換設備、管理終端設備、調度設備、大屏監控設備，負責整個網絡的統一管理調度。（二）地市二級聯網中心。各地市建設二級聯網交換中心，配置數字匯接交換設備及雙載波同播基站，全部直接采用IP/E1、無線數字鏈路與省廳聯網，構成統一的350兆應急指揮調度網。（三）縣（市、區）局、所隊基站。各縣（市、區）城區范圍內配置1至3個雙載波同播基站，全部直接采用IP/E1、無線數字鏈路與地級市局、省廳聯網，覆蓋縣（市、區）局和下轄城區所隊。（四）高速公路沿線基站。無線網絡重點覆蓋全省高速公路沿線條狀區域，所有基站配置雙載波數字信道機，具備動態頻率分配能力，主要為高警部門日常指揮調度提供無線通信保障。（五）移動車載基站。對各地公安機關無線應急通信車350兆移動基站升級改造，通過無線數字鏈路直接就近自動尋址，接入全省350兆警用數字指揮調度系統，延伸網絡覆蓋。
四、基本功能要求
網絡主要功能是保障省廳對各級公安機關、高速公路沿線警力的應急指揮調度以及全省各業務警種的應急通信需求。
1、采用數字常規同頻同播技術，應急指揮調度可實現一呼百應。
2、系統具備遠程監控管理功能：管理終端可通過公安IP網對系統進行監控和管理（接收和顯示系統設備報警信號及內容；遙控關閉/開啟系統設備；監測和修改系統設備的工作參數）。
3、可根據用戶需求分區域使用相對獨立的同播頻率，也可在應急狀況下全系統使用同一頻率。
4、系統具備GPS或北斗衛星鎖頻、鎖相技術。
5、設置CTCSS亞音功能，阻止系統外電臺使用。
6、系統具備語音判選功能，保證電臺通話質量。
7、系統技術先進，數模兼容，以警用350兆數字電臺入網使用為主，特殊情況下模擬電臺也能正常入網。
8、350兆終端為PDT電臺，使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NVOC聲碼器，具備GPS定位和北斗定位的雙模功能。
五、網絡應用需求
1、本無線專網適用于省廳指揮中心對全省公安機關應急指揮調度，高速公路沿線警力日常調度，重要警衛活動無線通信保障以及地市公安機關應急狀態下指揮調度轄區警力。省廳科信部門行使系統最高控制權限。
2、數字通信系統設置為4個數字話路。其中，1個話路供各級指揮中心、科信部門等業務警種用于指揮調度，1個話路作備份用于各類公安應急通信保障使用，拿出2個話路供全省高警總隊日常通信專用。
3、廳直相關單位和全省各地公安機關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和大型安保活動時，省廳指揮中心享有最高使用權限。
4、全部用戶既可在信號覆蓋范圍內一呼百應，也可在劃分區域范圍內分組使用。
5、省廳指揮中心可利用調度臺對各市州縣指揮中心和應急處置現場警力進行指揮調度。
數字經濟社會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文化可延承性發展，制度經濟學，西部開發，扶貧政策，電子政務，上層 建筑
一、西部少數 民族 地區文化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
2003年，我們帶領 哲學 系應屆畢業生到貴州省雷山縣千家苗寨 實習 ，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苗寨。同學們帶著體驗苗族淳樸民風的期望，走進苗家。其中幾個同學，帶上禮物，到一戶苗家作客。東道主非常好客，擺酒上菜，待同學們吃完以后，戶主卻出乎意料地要收費，同學們頓覺古風無存。在這些崇尚古樸民風的學生眼里，在這些贊賞我國少數民族豐富多彩文化的學生眼里，這是一件壞事，是少數民族文化的衰敗，是勢利的金錢文化腐蝕了少數民族的樸質、豪放和好客的優良品質。但對當地人們來說，這是經濟社會進步中的一個必然結果——接受商品經濟新觀念、接受 市場 經濟產品交換的形式。當地苗族人民學會了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戶主是在經營“農家樂”。這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插曲，設想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獨特風格的吊腳樓村寨變成了一般城鎮隨處看見的磚瓦房怎么辦呢？是維護苗族人民住上現代化磚瓦房的權利，還是維持他們的安全衛生水平落后但獨具風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國在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文化保護和文化變遷的矛盾。其一是經濟發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數民族文化不復存在。在現代化市場經濟強烈沖擊下，一些弱小的少數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學術界因此極力呼吁在經濟建設中對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3]，和對少數民族 語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化又嚴重阻礙著現代化發展，必須改變少數民族地區的舊觀念和舊思想[5]，改變少數民族的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數民族地區由自然經濟進入市場經濟[6]。
在民族團結問題上經濟發展和文化保護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落后影響了民族團結和 政治 穩定[7]，因此要積極迅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為此要消除“貧困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壁壘”[8], 這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的宗教和其它文化沖突[9]，而這些沖突又會影響民族團結[10]。但是，我們如果保持少數民族現有文化，則很難實現經濟迅速發展，因此會使東西部差距繼續擴大，也影響民族團結。保持少數民族文化而經濟難以發展會影響民族團結，發展經濟卻又扭曲了少數民族文化也會從而影響民族團結，這是西部大開發的一個兩難困境，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經濟發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沒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經濟發展，就難以有西部的高速經濟發展，而東部與西部社會和經濟水平的差距也就無法彌合。
二、地區主體式開發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發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要能夠發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經濟發展就必須以地區少數民族為主體。只有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發展，才能維護民族文化的整體性，使西部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協調發展，并在發展中增進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10。要以西部地區當地人 民主 體進行西部開發，就必須轉變目前國家政府作為西部開發主體的形式，讓國家和政府只是作為提供幫助、扶持和服務的開發客體。
民族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重新構建的過程，需要對外來文化引發的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等方面的沖擊，有一個理解、吸收、消化和轉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對外部 環境 的適應過程[11]，是一個文化社會面對對世界環境變化的適應過程。廣義文化作為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只有根植于當地 地理 環境，并以特殊的定位與外界環境交流，才能發展成獨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態。這種根植于當地的地理、社會和文化環境的總體發展，只能由本土內源性的創造力來完成，因為外源性的發展缺乏地方少數民族擁有的地方性知識。所以只有以少數民族為主體開發少數民族地區，才能在吸收現代化先進科技的同時，充分發揮長期積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與精華，實現文化可延承性發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強調了文化的演進、進化、進步。但是，延也有延續的意思，就是強調了文化進步的平穩連續地傳承基礎。
人類 歷史 上有許多非延承性的文化進步，其路徑是強勢文化以戰爭形式消滅弱勢文化。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為它們被后來的優勢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進步，不單會造成人道主義災難，而且會造成 社會 資本的損失和人類文化的損失。以強勢文化替代弱勢文化，或消滅弱勢文化重建優勢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會 成本 及毀滅歷史悠久的人文資本[12]，都不能為今天的信息時代所接受。特別是在西部大開發過程中，在少數 民族 地區 經濟 社會發展中，漸進式的文化演變是既能夠縮小東西部差距又能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唯一選擇，是我們時代進步途徑的 道德 選擇。
在以往人類文化進步歷程中，每每以犧牲弱勢文化為代價，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社會資本損失，所以，我們必須了解影響文化變遷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發展策略。
馬克思把社會經濟發展看作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 建筑 矛盾統一的社會運動過程[13]。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我國改革開發以來，都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政策目標，如今，已經使生產關系由公有制經由、自負盈虧等轉變到股份制，并促進上層建筑發生相應的變化，如 憲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設等。但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往往由于舊觀念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其區域性的本土社會上層建筑，如習俗、觀念、信仰等，如果不能連續地從傳統模式演化為現代模式，那么這一區域經濟就難以高速發展，或者其高速發展以民族文化的毀滅消逝為代價，兩者必居其一，這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 原則所決定的[14]。所以，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必須走文化可延承性發展道路。
制度 經濟學 把社會經濟發展看作是人類經濟生活中各種制度形態持續演進的歷史過程。制度經濟學定義的正規制度的產權、貨幣制度、 合同 權利等制度實際上就是理論中生產關系概念的一部分，而憲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層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經濟學中的非正規制度，則都屬于理論中的上層建筑概念，如意識形態、世界觀、習俗、信仰等[16]。制度變遷理論以古典經濟學中成本效益分析為工具，認為只要制度變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則會誘發制度變遷。而收益來源又分為四個方面：規模經濟、外部性、風險和交易費用。就貴州少數民族地區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設可以降低貧困 人口 進入 市場 經濟的風險，降低交易費用，那么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現代化的對接口。而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須對西部軟 環境 有較大的投入，對法制建設有較大的投入，這樣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發展成為可能。
人類學家把文化系統分為技術、制度和觀念三個子系統，而每一個子系統又各自有三大類。技術系統被分為以物為操作對象的自然技術、以人為對象的社會技術和以概念為對象的思維技術；制度被分為以信仰為紐帶的宗教制度、以權利為紐帶的政治制度和以財產為紐帶的經濟制度；觀念被分為信仰觀念、理性觀念和價值觀念[17]。政府促進西部少數民族文化進步也要從這三方面著手： 傳播 技術用以促進技術更新、法制的建設用以促進制度變遷， 教育 培訓用以增強理性并促進觀念更新。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這些工作必須結合當地實際，盡量利用少數民族傳統觀念解釋現代化現象，或以科學理性重新解釋傳統觀念以使其與現代觀念接軌。政府績效考核，要以調動當地居民積極參與的程度為主要績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為最終績效考核。
文化的演變有三種途徑：進化、傳播和涵化[18]。人類七個初始文明中，只有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就是西南弱小少數 民族 文化 所面臨的日益開放的 環境 。
五、制度創新內生是文化可延承 經濟 發展的決定因素
從制度 經濟學 角度來看，造成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這一，就是東部文化鼓勵更多的制度創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創新機制[21]。由于東部和西部這一制度創新能力的差距，造成東西部經濟 社會 總體水平日益擴大。那種將西部落后的原因，歸咎于西部缺乏資金、缺乏 地理 優勢、缺乏基礎設施的觀點，雖然不能說沒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說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如果這些理由都成立的話，那么這些理由也同樣可以成為
西部開發目標之一就是改變落后貧困面貌，為了 文化 可延承性發展，為了少數 民族 由開發客體變為開發主體，扶貧政策應貫徹相應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把面上扶貧原則改為現代化邊界推進式扶貧原則。我國在扶貧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取得豐碩成果。但大力度扶貧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區等、靠、要的依賴文化[39]，甚至產生“自愿貧困” 人口 [40]。所以，扶貧政策要有相應的階段性修正，就是扶貧目標不是誰貧扶誰，而是誰有意愿朝現代化多邁進一步，政府就應該給予合理的幫助扶持。讓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原則：張三比李四富有，張三想采納新技術而李四沒有勞動致富意愿。政府僅有有限的扶貧資金，不能同時扶持張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貧政策，應該先扶李四，因為李四更貧窮；但按照現代化邊界推進原則，就應該扶持張三。應用這一原則有以下幾點理由：其一是主體開發原則，扶助張三是因為張三為開發主體，扶持李四則主體是政府，客體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應，張三的進取會促使李四產生對未來的期望，看到勞動致富的奔頭；其三是兼顧效率與公平，維護 市場 激勵機制，消除造成返貧的貧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貧資金，扎扎實實地產生了區域 經濟 和 社會 發展的效果，積累了 人力 資本和社會資本，改變作為貧困根源的“貧困文化”。不按現代化推進原則的扶貧，往往會由于缺乏貧困人口本身改變現狀的意愿而失敗，如發給的良種被吃掉。
第二個原則是努力與回報均等原則。 在以往公平與效率爭論中，公平被分為機會均等的公平權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權利兩種模式[41]。這兩種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發展。對于弱勢文化民族來說，他們在現代化市場中競爭能力不強，機會均等只會使他們失去機會，落后于東部。而收入均等抹殺了市場激勵機制，抑制了少數民族文化中的創新進取精神。故此筆者提出第三種公平原則，就是努力與回報均等原則。這一原則的應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現代化邊界推進原則。如果大家都努力勞動致富，按照機會均等原則，能力強的回報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屢試屢敗，按照 心理 學操作性條件反射原理[42]，就會逐漸放棄勞動致富行為，最終淪為“自愿貧困”人口。所以政府對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勞動致富的貧困人口，應該設法彌補他們能力的不足，提供技術培訓、 法律 咨詢、信息獲取補貼和小額貸款等等。對于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則來扶貧，而應該給他們以勞動致富的機會，并幫助他們利用這一機會。人人都有參與市場經濟的機會的權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經過自身努力致富，無論其能力差別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與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須一步一步小臺階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報，這就遵循了操作性條件反射原理40，培養少數民族創新進取文化，使他們變為西部開發的主體，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發展。
六、地方政府 電子 政務的制度供給導向
為了提高西部區域制度創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給能力，就必須建立有效的政府與民間首創精神互動的制度更新機制，這一機制的建立，必須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進行。
創新的方式之三，是對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經過升級機制才能解決的案件，案件主要負責人必須在結案后寫出報告，分析案發原因，提出避免類似事件發生的具體建議，提出短期、中期和長期解決類似問題的建議。
“案件注冊追蹤系統”也是政府服務部門績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據案件處理量和處理速度兩個指標，不斷完善和提高政府內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冊追蹤系統”是一個以服務為導向的系統，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務 社會 的機構，例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甚至直接設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內趕上東部政府，
七、結論
西部要縮小與東部的差距，并在發展中弘揚少數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創新競爭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當地人民為主體，走文化可延承性的發展道路。為此，政府政策性 投資 ，要由以往的固定資產投資為目標轉變為以社會資本和 人力 資本投資為目標，建設西部 社會文化 的軟 環境 ，建設目標就是要扶持少數民族由開發客體轉變為開發主體，為此要實行現代化邊界推進原則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則；軟環境建設還要注重產權建設和 法律 建設與宣傳，注重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轉變可以以電子政務為切入點，尋求跨越式發展途徑。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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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綜合利用的水電開發往往破壞了生態，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遷 社會 成本 。對于其它自然資源和 文化 資源也一樣，要通過合理產權設計和 管理 ，將開發的負面外部效應內部化，才能夠發揮西部資源優勢，能夠有西部開發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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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社會范文第4篇
目錄
一、微信數字經濟新時代
1.1 信息消費顯著拉動
1.2 社會就業持續帶動
1.3 數字生態日益完善
1.4 海外市場加快布局
二、微信影響力作用機理
三、構建用戶數字生活
3.1 普及數字紅利
3.2 推進智慧生活
3.3 深化分享理念
四、協助產業轉型升級
4.1 打造智慧交通
4.2 構建智慧醫療
4.3 推進智慧教育
4.4 拓展普惠金融
4.5 培育社交電商
4.6 創新智慧零售
4.7 助力協同制造
五、助力政府服務民生
5.1 服務政務民生
5.2 支撐精準扶貧
5.3 共治網絡安全
六、踐行企業社會責任
6.1 傳遞正向能量
6.2 推動社會公益
數字經濟社會范文第5篇
隨著知識經濟社會的到來，全球經濟一體化已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進入21世紀的人類社會，無論是人類的生存環境，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運行模式，乃至人類的生活工作方式，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現代交通工具和信息傳播手段使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了。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地球、數字區域、數字國土……無疑是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必然的選擇。數字國土的提出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從國家的層次整合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地球信息獲取、處理、分析和共享，發展地球科學、信息科學的機遇。
數字國土是國土信息化、系統化、虛擬化、可視化的復雜信息系統工程。通過數字國土戰略的實施能夠大大促進數字區域的形成和發展，以及信息科學技術與相應的產業發展，使區域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現代科學技術為實現數字地球、數字國土提供了的科學技術手段，就是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衛星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等先進的地球觀測技術組成的地球觀測系統，它提供了對整個地球系統進行長期的、立體的監測能力，為收集、處理和分析地球系統變化的海量數據提供了工具。
二、 數字系統內涵
國土資源是國計民生的根本依托，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新時期 的國土資源管理工作，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繼續加強對國土資源的宏觀調控，構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平穩地運行。RS、GIS、GPS為國土資 源的監測、規劃、管理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手段。目前，3S技術在土地、水文、礦產 林業等國土資源領域應用中取得了長足進步。綜合國土資源監測與管理不僅涉及范圍大、領域廣、部門多，而且內容包括圖形、圖像、文字、表格、聲音、實地錄像等，只 有站在數字地球的高度，建立數字國土系統才能實現國土資源綜合管理的現實需要。
數字國土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建立一個以空間地理位置為主線，將各類國土資源與環境信息組織起來并對其進行動態描述復雜的綜合信息系統。數字國土是數字地球的體現和延伸，是數字地球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國土工程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為政府決策提供信息服務的實時性和為社會服務的廣泛性，將已有國土資源信息進行分析篩選并將其數字化；建成基于GIS平臺具有信息管理、綜合分析和 評價功能的國土資源基礎數據庫、圖形圖件庫；實現實施過程和調查結果的數字化和網 絡化；建立資料匯總、交流和共享制度；向國家和社會提供國土資源的基礎資料和相關信息。 信息是知識經濟社會的主要經濟資源，數字化是知識經濟的物質形式。數字國土為 國家管理資源、發展經濟充當參謀，也是實現國土資源管理工作信息化、現代化的重要 手段。
數字國土系統結構使它成為一個具有特定功能的信息系統整體。數字國土的功能是數字國土系統在內部關系和外部關系中表現出來的特性和能力。它可在數字國土系統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來。數字國土的要素、結構、功能和環境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辯證關系，應對數字系統有一個整體全面的認識。
三、 建立數字國土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
為順應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發展趨勢，為使國土資源工作更好地適應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總結國內外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中央做出了抓好國土開發整治的重大決策。國土資源部將“加強信息系統建設，實現信息服務社會化”列為五大目標任務之一，并在全國第二次土地調查計劃中設立“數字國土”工程，旨在通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速實現國土資源調查評價、規劃、管理、保 護和合理利用的現代化，為全社會提供方便快捷的國土資源信息服務，充分發揮國土資源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公益性和戰略性作用。實現對國土資源科學管理與規劃，實施國土資源動態監測。動態監測的重要手段就是數字國土與衛星遙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其執行情況也依靠數字國土和遙感來監測。
簡單地說，“數字國土”就是把國土方面的有關信息數字化，其本質上是一個信息系統，是“數字地球”在國土資源領域的應用和實現。它以國土資源為研究對象，以遙感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為支撐，融合多源、多分辨率數據，并可用多媒體和虛擬仿真技術對成果進行表達，具有空間化、數字化、時間化、網絡化和可 視化的技術特點。
建立區域數字國土系統，并使其長期運行，要受到計算機硬件、計算機軟件、數據、應用、人才、組織管理、宏觀與微觀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缺一不可。其中應用處于核心地位。系統所用計算機大都為通用產品，因此其技術集中于軟件。這幾個因素相互影響，不能只重視技術而忽視應用目標、數據收集、人才培養、組織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等非技術問題，否則就無法使系統長期穩定的發揮作用。建立本區域的數字國土系統，必須結合區域的實際情況、實力，有目的有重點的實施，不能脫離現實環境，應做好總體戰略規劃及分布實施的系統計劃。它應是一個以人為中心、以各種技術為工具、以多種理論為指導、以信息為生命線、以實際應用為根本目的的復雜巨系統，而不單單是一個技術手段。
四、 數字國土系統的層次結構
數字國土包含著眾多的層次不一的各類信息系統，組成系統的要素也是一類系統（子系統），系統的信息環境和結構又構成一個更大的系統。如各類地籍信息（如某一地區所有宗地的名稱、位置、面積、界址、權屬等信息）結合組成某地區地籍信息系統，土地利用現狀系統、土地整理開發復墾系統、土地基本農田保護信息系統等。土地信息系統、礦產資源信息系統、基礎地理信息系統等組成了數字國土信息系統。
由于土地具有一定的時空結 構、自然屬性、經濟屬性和權能屬性，可以綜合運用現代遙感(Remote Sensing，RS)、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術和計算機科學技術，以空間和屬性數據庫為基礎對土 地資源信息進行存儲、整理，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并按照土地資源管理的模式，建 立相關模型，完成查詢、統計、分析、評價、制圖等自動化功能，輔助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工作人員進行管理決策。存儲，實現土地資源信息的增刪、修改、更新，為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查詢、檢 索、分析、評價、預測和規劃決策服務的一種信息系統。因此，土地資源和地理信息系統是土地資源信息系統最為關鍵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