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類法律的重要依據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教育類法律的重要依據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教育類法律的重要依據范文第1篇

關鍵詞：教育公平；高等職業教育；改革

作者簡介：董仁忠，男，苗族，湖南湘西人，職業技術教育學博士，江蘇省職業技術教育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職業教育研究。

基金項目：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建設現代高職院校制度研究”(項目編號:11JYA001)階段性成果，主持人：董仁忠。

中圖分類號：G718.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10-0018-04

教育公平與高等職業教育改革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作為一種特殊的高等教育類型，高等職業教育具有不同于其他類型高等教育的獨特個性。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的教育公平問題既與一般意義上的教育公平問題具有共同點，又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教育公平問題。不管是從現實層面還是從理論層面來看，開展教育公平與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問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一是從現實層面來看，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的不公平問題日益凸顯，而加強教育公平與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問題研究則是制定、執行高等職業教育政策的重要的基礎性工作。二是從理論層面來看，盡管已有大量研究從不同學科的視角來探討教育公平問題，但是教育公平與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問題研究卻相當薄弱。

一、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決策依據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石。要把教育公平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決策的重要依據，使追求教育公平成為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充分發揮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促進社會平等的社會功能。

（一）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兩個正義原則

公平是人類的永恒追求，建立公平社會是人類社會的偉大理想。從字面上理解，公平意即“公正”和“平等”，它與社會資源分配相聯系，是一個歷史范疇。哲學大師、自由主義思想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提出兩個著名的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1]第一個原則處理的是政治上的權利及自由的問題，指每個人有獲得最廣泛的、與他人相同的自由；第二個原則處理的則是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問題，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人獲得的不均等待遇, 其所獲得的地位、職位、利益應該對所有人開放；如果起始狀況(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同,處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應用“補償利益”的辦法來保證。約翰·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可以為理解教育公平內涵提供有益啟示。

（二）從教育權利平等走向教育結果平等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它既是一種價值取向，又是一種教育理念。教育公平與教育權利和權益、教育資源配置等緊密相關。教育公平同樣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教育公平呈現出不同的期待和要求。在法律上，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已經受到法律的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不僅規定“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而且提出“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在理論上，對教育公平的理解和認識可謂眾說紛紜：一些研究者強調受同等的教育權利，比如認為教育公平是指人們不受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和民族、種族、信仰及性別差異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利和機會[2]；一些研究者強調教育的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比如有研究者認為教育公平是一種理念，教育公平是指人際間教育利益關系的反映、度量和評價，它包括教育的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3]。在唯物史觀視野中，教育公平已依次歷經教育權利平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教育過程平等和教育結果平等等不同的發展階段。具體地，教育權利平等意指從法律上保障每個公民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它是教育公平的法律保障；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即“起點平等”)意指在實踐中確保每個公民有權利和機會接受教育，它是教育公平的基本前提；教育過程平等意指受教育者能夠接受與其知識水平和能力相適應的教育，能夠公平地分享公共教育資源，能夠平等地參與各種教育活動，它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內容；教育結果平等意指體現在學業成就、教育質量上的平等，它是教育公平的理想追求。

（三）實現高等職業教育跨越式發展的教育公平意蘊

教育公平不僅是價值取向和教育理念，而且還是行動準則。教育公平同樣是高等職業教育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1999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5%左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2002年，由于大學擴招，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約為15%，這說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開始邁入大眾化階段。到2003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1900多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7%。自1999年，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邁入跨越式發展的“快車道”，成為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的主力軍，不管是從院校數量還是從招生人數來看，2003年高職高專都已經超越普通本科院校。高等教育大眾化是對傳統的精英高等教育體系的重大突破，實現高等職業教育的跨越式發展對促進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具有重大的意義，在我國接受高等教育已不再成為少數人的特權。擴招因此成為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舉措。

（四）把教育公平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決策依據的意義

教育公平不僅表現為提供足夠多的教育入學機會，而且應體現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高等職業教育和其他類型高等教育之間、高等職業教育體系中不同類型(區域)的高等職業教育之間要實現教育過程平等和教育結果平等。把教育公平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決策的依據，意味著要把實現教育公平作為判斷高等職業教育決策質量的重要標準。而把教育公平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決策的依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不僅有助于政府正確處理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與其他類型高等教育發展的關系，擺脫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弱勢地位，為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創造條件，而且有助于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科學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政策，提高高等職業教育質量，促進高等職業教育的科學發展。

二、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的教育不公平問題

當前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存在著若干日益凸顯的教育不公平問題，這已經使得高等職業教育促進社會平等的功能未能充分彰顯，并成為制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剖析這些不公平問題，既可以增強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迫切性，也能為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提供現實依據。教育不公平問題往往與不公平的教育制度相伴相生，剖析教育不公平問題因此可以從分析不公平的教育制度著手。

（一）政府對高等職業教育存在歧視，高職生生均撥款標準普遍過低

高等職業教育與其他類型高等教育之間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而只有類型上的差異，因此，政府應該平等地對待高等職業教育，而不應對高等職業教育存在歧視和偏見。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影響，歧視、鄙薄高等職業教育的觀念依然嚴重。據筆者調查，與本科院校相比，共計高達81%的高職院校領導和教師認為政府對高職高專存在歧視或較大歧視(或很大歧視)。[4]由于政府對高等職業教育存在歧視和偏見，與對待本科教育相比，以生均撥款為例，政府對高職生生均撥款要遠低于本科生生均撥款。與本科院校相比，高職院校生均撥款普遍過低不僅使得高職生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教育資源，而且會造成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的不公平。

（二）高等教育區域發展不平衡，欠發達地區高職院校數量嚴重不足

比較中國大陸普通高校區域分布規模(見表1)，發現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每百萬常住人口普通高校(包括本專科)數量分別為1.94所、1.61所、1.48所和1.37所，依次遞減，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遠低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每百萬常住人口高職高專和普通高校數量分別為0.83所和1.37所，都要遠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可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高等教育資源分布嚴重不平衡，中西部人均占有高等教育資源的規模要遠低于東部地區；高等職業教育區域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高等職業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從實際看，欠發達地區高職院校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眾多地市級城市甚至沒有高職院校。不僅如此，中西部地區高校(尤其是西部地區高職高專)的辦學條件更是不可與東部地區同日而語，教育質量很差。因此，對于廣大中西部地區受教育者來說，既存在嚴重的教育機會不公平，還表現出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的不公平。

注：①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共計10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計6個省；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共計12個省(市、區)；東北地區包括吉林、黑龍江和遼寧，共計3個省。[5]②表中數據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2號)》[6]和《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的高等學校名單》[7]統計得出。

（三）高等職業教育資源配置導向不合理，未能向薄弱高職院校傾斜

任何政策都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分配或再分配，政策在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理想層面，公共教育資源的配置理應遵循約翰·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為處境不利的受教育者提供利益補償。然而，一直以來政府對高等職業教育資源配置導向不合理，未能充分體現教育公平理念，強調“錦上添花”，漠視“雪中送炭”，未能更多地照顧到薄弱高職院校。一般來說，優秀高職院校和發達地區高職院校往往更容易得到各級政府的支持，而那些亟待政府支持的薄弱高職院校和欠發達地區高職院校卻不容易獲得各級政府的扶持。以國家示范性(含培育和骨干)高職院校為例，據筆者統計，東北、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每省(市、區)的國家示范性(含培育和骨干)高職院校①均數(所)分別為6所、8.9所、7.67所和4.67所。[8]這一政策明顯向東部地區傾斜。其馬太效應非常明顯，只會加劇不同地區高職院校之間以及同一地區不同高職院校之間發展的失衡。這種不公平的政策人為地導致不同地區的人們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教育資源。

（四）高等職業教育體系不完善，未能疏浚高職生升學和轉學的通道

為實現教育公平，尤其是確保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公平，必須建立起完善的高等職業教育體系，制定開放、靈活的高職生升學和轉學制度，根據高職生的意愿、志向和能力，滿足高職生升學和轉學的需要。然而，目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體系遠未完善，是一種封閉的高等職業教育體系，未能疏浚高職生的升學和轉學通道，高職生還不能根據自身意愿靈活地在高等職業教育與其他類型高等教育之間、大專層次高等職業教育與本科層次高等教育之間實現升學和轉學。以升學為例，目前即便有專升本通道，高職生仍然缺乏自主選擇高校和專業的自由，招生大專層次高職畢業生的本科院校數量不多，未能充分滿足高職生的升學需求。不僅如此，在現行制度設計中，大專層次高等職業教育與本科層次高等教育之間未能有效地實現培養目標、課程體系、學業評價等方面的銜接。

（五）高職院校制度建設的特色不鮮明，模仿甚至照搬本科院校制度

讓高職生接受到與其選擇相吻合的教育，是衡量教育公平水平的基本尺度。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高等教育，高等職業教育面向特定的職業崗位或崗位群，為經濟社會發展第一線培養高技能型人才。而學校制度建設則是實現培養目標、達成學校使命的重要保證。高等職業教育與其他類型高等教育之間的類型差異要求高職院校制度建設理應具有不同于本科高校的鮮明特色。然而實際上，高職院校制度建設的類型特色卻并不鮮明，而且呈現出濃郁的本科化特征。不管是在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科研管理、師資聘任、實踐教學和質量管理等方面還是在高等職業教育管理、高職院校內部治理及其日常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存在模仿甚至照搬本科院校制度建設的傾向。其直接后果就是，高職生未能接受到與其期待、興趣、知識和能力等相適應的教育，高職畢業生的職業能力不強，這對高職生來說同樣是不公平的。

三、推進追求教育公平的高等職業教育改革

如上種種不公平問題，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違背社會公平的價值，阻礙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因此，要把教育公平作為價值追求，深入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這不僅要求我們把教育公平理念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決策的重要依據，而且要求把實現教育公平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價值目標。

（一）制定高職生生均撥款的基本標準，鼓勵各地提高高職生生均撥款

制定高職生生均撥款的基本標準，鼓勵各地提高高職生生均撥款，有利于確保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公平。這不僅要求構建科學、民主、法治、高效的高等教育公共財政支持體系，而且要求人們轉變鄙薄高等職業教育的觀念，正確認識、科學定位高等職業教育。首先，要認真研究不同類型高校辦學條件基本標準以及各自教學、科研和貢獻，分類制定高校生均撥款培養成本核定辦法，為制定高職生生均撥款基本標準和學費標準提供依據。其次，制定高職生生均撥款基本標準要求確立正確的國家宏觀政策導向，使其與控制低成本專業無序擴張、克服一些專業脫離社會需求的弊病相結合。再次，考量到中央財政撥款總量有限、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的高成本等因素，中央需要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各地根據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高職生生均撥款。

（二）調整和優化高校布局結構，大量增加欠發達地區高職院校的數量

統籌規劃，調整和優化高校布局結構，以地市級城市為主，大量增加欠發達地區高職院校的數量，對實現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具有重要意義。首先，要根據現行高等教育布局，統籌規劃，研究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和產業發展規劃及其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需求，把大力發展欠發達地區高等職業教育尤其要把大量增加欠發達地區地市級城市高職院校的數量作為重點納入“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整體規劃。其次，加大中央對欠發達地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投入力度，尤其要強化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并設立專項資金，重點支持欠發達地區高等職業教育尤其是新升格高職院校發展；國家出臺鼓勵東部地區對口支援中西部地區高等職業教育的政策。再次，均衡發展不是平均發展，要根據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追求特色發展，實現欠發達地區高等職業教育與其他類型高等教育優勢互補，整體提升欠發達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水平。

（三）確立公平優先原則，轉變政府對高等職業教育進行資源配置的政策導向

確立公平優先的原則，轉變政府對高等職業教育進行資源配置的政策導向，是確保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公平的重要保證。首先，確立公平優先原則意味著政府對高等職業教育資源配置不再“扶強扶優”，而是以追求教育公平價值取向為主，兼顧效率，從“錦上添花”向“雪中送炭”轉變，為薄弱高職院校尤其是新升格高職院校以及欠發達地區高職院校提供補償性資源配置。其次，在全面把握各地高職院校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政府要以加強師資隊伍、教育教學設施、課程教材開發、實習實訓基地等方面的建設為重點配置高等職業教育資源，加強薄弱高職院校基礎能力建設，確保每所高職院校都能達到基本的辦學條件要求。

（四）擴大高職生專升本規模，發展本科和研究生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

擴大高職生專升本規模，發展本科和研究生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有利于滿足高職生升學和轉學的需要。首先，要總結高職生專升本教育的經驗和教訓，增加參與高職生專升本的本科院校與專業的數量，逐步擴大高職生專升本的規模和專業范圍。其次，大膽開展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升格為應用性本科院校、具有專升本經驗的一般本科院校向主要面向高職生招生的應用性本科高校轉型的試點，積極發展面向高職生招生、本科和研究生層次的應用性高校和專業，構建現代高等職業教育體系。再次，滿足高職生轉學和升學的需要不只是意味著要為高職生提供足夠的升學和轉學機會，而需要完善相關的配套制度，尤其要實現師資、培養目標、課程體系、考核評價等方面的銜接。

現代高職院校制度是體現職業教育特點的現代大學制度。增加入學機會，改善辦學條件，并不必然就意味著能實現教育公平，而重構政府、社會和高職院校的關系，加強現代高職院校制度建設，則有利于實現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公平，真正實現教育公平理想。對此，鑒于筆者此前已有較為系統的相關研究，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①據相關統計，現有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100所，重點培育高等職業院校建設9所，國家示范骨干高職立項建設院校100所，共計209所。

參考文獻:

[1](美)約翰·羅爾斯著.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60-61.

[2]劉平秀.教育公平與教育政策選擇[J].湖北社會科學,2010(2).

[3]李廉水,吳立保.和諧社會視野下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設計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