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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管理師目前沒有開放個人直接報名。
2、健康管理師報名要求:醫藥、衛生單位可以組織報名;非醫藥、衛生單位的個人只能通過具有健康管理師培訓資質的機構統一報名。
3、報名條件:醫藥衛生專業專科以上學歷;非醫藥衛生專業專科以上學歷并滿足兩年本職業或相關職業工作年限;中等專科以上醫藥衛生專業學歷,并滿足三年本職業或相關職業工作年限。
(來源:文章屋網 )
【摘要】
目的 探討個人收入因素對不同地區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影響。方法 應用非隨機抽樣方法,采用WHO5心理健康指數量表中文版調查問卷分別在廣州和貴州黔西南州兩地對≥60歲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調查,數據分析采用描述性統計、t檢驗、χ2檢驗、方差分析等。結果 不同年齡段人群心理指數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廣州各年齡段老年人群心理指數得分均高于貴州地區(P
【關鍵詞】 心理健康;WHO5量表;生存質量;老年人群;收支狀況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personal income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WHO5 wellbeing index scale plus demographic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were used in the survey respectively conducted in Guangzhou and Qianxinan on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ging 60 or more with a conveniently acquired sampl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t test, Chisquare test and ANOVA. Result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was found (P>0.05) on the WHO5 wellbeing indexes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The crossregion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 mental wellbeing of the Guangzhou popula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Guizhou (P<0.001). The objects′ wellbeing indexes with different financial income were separately compared by ANOVA which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01), implying that those with good financial situation had bette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than others with poor financial balance.Conclusions Personal incom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the mental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the elderly population living in the developed region have better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than those living in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potentially due to thei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dvantage. It also implies that lower income featured by deficit financing is a risk factor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elderly population.
【Key words】 Mental wellbeing; WHO5 questionnaire; Quality of life; Elderly population; Financial balance
本研究應用WHO5心理健康指數量表作為主要指標,對貴州和廣州兩地區≥60歲老年人群進行了心理健康調查,觀察沿海與內陸地區老年人心理健康和收入及花費的差異,以探討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現狀與經濟因素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自2006年8月至2007年8月期間對廣州市越秀區、荔灣區、白云區以及貴州省黔西南州冊亨、望莫、興義、興仁等地區的≥60歲老年人群進行隨意抽樣調查。調查人員由在讀中專生、大學生和研究生志愿者組成,在實施調查工作之前均經過統一培訓,以便對調查工作流程進行規范。
1.2 方法
調查內容包括受訪者的一般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民族、職業、文化等)及其心理健康狀態。心理健康測量的主要工具為WHO5心理健康指數量表(WHO5 WellBeing Index)。該量表由5個條目構成,每個條目按6個等級記分(0~5分),量表總得分為5個條目的分數之和;分數越高,提示生存質量越好;如果總得分低于13分,則提示可能存在心理健康問題。
問卷回答形式為調查員根據量表條目逐條向被調查的老年人詢問并解釋問題的含義,由調查對象自行選擇應答項并現場記錄,或由被調查者自行填寫。本次共發出問卷2 800份,回收問卷2 552份,其中合格問卷2 490份,合格問卷應答率為88.93%。
1.3 統計學分析
對合格問卷進行數據錄入,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管理與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χ2檢驗、t檢驗和方差分析等。
2 結 果
2.1 一般人口學數據
本研究共調查≥60歲老年人2 490人,廣州市633人,貴州省1 845人;年齡60~101歲,平均年齡(69.24±7.39)歲。去除性別缺項調查表12份,婚姻缺項調查表32份,文化程度缺項調查表2份,對調查樣本人群按地區進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等狀況比較,除婚姻狀況兩地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其他各項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地老年人經濟收入與支出情況對比
去除未填寫收支情況的54份缺項調查表,以及31份月生活費缺項調查表,對調查對象的個人生活費收支情況進行分類和比較,提示同一地區老年人群在不同收入層次組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廣州與貴州兩地老年人收支情況及月生活費用(略)表3 廣州與貴州兩地區老年人月生活費構成〔n(略)〕
2.3 基于WHO5心理健康指數量表的調查結果
使用經翻譯校正后的WHO5心理健康指數量表調查,不同年齡段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指數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837),但各年*齡段的得分均數僅略高于13分的健康臨界值,提示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情況普遍較差。見表4。表4 不同年齡段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指數(略)
如表4所示,不同年齡段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指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對廣州和貴州兩地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指數進行比較,發現各年齡段不同地區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指數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不同收入層次的老年人群心理健康指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 論
隨著我國社會進入老齡化,我國確立了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目標。在目前生理心理社會新醫學模式的發展條件下,衛生保健的目的不再單純是解決軀體上的痛苦,而是注重身心健康的全面改善和隨此帶來的主觀健康狀態及生活滿意度的提高。生存質量強調個體主觀幸福感獲得的主觀性指標,是目前評價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理想指標。對于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測量工具方面,目前多采用SCL90或自編量表,存在條目較多,針對性不強,對于老年人群而言,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調查實施的難度。為解決上述問題,本研究使用了由丹麥學者Bech研制并由WHO心理研究協作中心修訂而成的心理健康指數量表作為主要測量工具,該量表被WHO推薦用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測量,亦可用于抑郁癥的初步篩檢工具〔1〕。課題組于2004年引進該量表并譯制成中文版,進行了初步應用信度和效度的評價〔2〕。
本研究在廣州和貴州兩地使用WHO5心理健康指數量表對≥60歲老年人群進行調查,經濟狀況和人口學資料提示,廣州地區老年人群年齡偏大,文化水平相對貴州較高,月經濟收入及生活花費亦高于貴州地區。根據收入狀況對老年人群進行WHO5心理健康指數的調查分析,提示不同年齡段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不同地區、不同經濟狀況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存在差異;但心理健康并不單純隨收入的增加而改善,而是受收入和生活開支情況的影響;經濟上達到收支平衡的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狀況較經濟條件差者好,經濟收入是影響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上述數據分析提示,入不敷出的經濟困境可能嚴重影響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甚至可能導致精神疾病(如抑郁癥)的發生。從上述分析來看,欝州地區的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指瘦得分普遍低于13分臨界線,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調查,探討經濟因素對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影響。WHO5心理健康指數量表內容簡明,操作方便,具有較好的信度、效度和反應度,適合用作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測量〔3〕。然而對于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尤其是少數民族的信度較低(α=0.51)。因此對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人群,需要對條目表達內容進行翻譯和校正,以提高測量的準確性和真實性。
參考文獻
1 Bech P,Gudex C,Johansen KS. The WHO(Ten)WellBeing Index:Validation in Diabetes〔J〕. Psychother Psychosom,1996;65:18390.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95年的4283元增長到2006年的11759元,10年增長了近兩倍。個人資產保值增值需求日益旺盛,這為理財市場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根據《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銀行個人理財業務,是指商業銀行為個人客戶提供的財務分析、財務規劃、投資顧問、資產管理等專業化的服務活動。
我國銀行開展個人理財服務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招商銀行推出集本外幣、定活期存款集中管理及收付功能為一體的“一卡通”,這是國內首度出現以客戶為中心的個人理財產品。此后,中信實業銀行廣州分行率先在國內銀行界成立了私人銀行部,客戶只要在私人銀行部保持最低10萬元的存款,就能享受該行的多種財務咨詢。2003年,建設銀行以“匯得盈”命名的個人外匯結構型理財產品第1期正式向市場推出,隨后,各家銀行也相繼推出了名目繁多的外匯結構型存款,如匯率區間累計增值存款、階梯跳躍型存款等。各家銀行還分別在全國各大城市建立了個人理財中心、個人理財工作室以及金融超市,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理財服務。短短幾年間,所有銀行都在開拓個人理財業務,個人理財業務出現了越來越紅火的局面。由于個人理財業務屬于銀行的中間業務,并不占用銀行資金,銀行只是充當中介,并不負擔責任,是一項風險小、收益大的優質業務,因此在國際上是一種十分流行的金融服務,被銀行看作是取之不盡的“金礦”。美國私人銀行過去幾年里個人理財業務每年的平均利潤率高達35%,年平均贏利增長12%~15%,遠遠優于一般的銀行零售業務。隨著2006年底銀行業的全面開放,我國國內金融創新步伐不斷加快,個人理財業務成為各家銀行競爭的重點。
當然在理財業繁榮的背后我們也可以看到像華爾街金融巨頭麥道夫的“龐氏騙局”,看到理財業中潛在的各種風險,妥善地處理好理財業務發展中的問題,提高商業銀行對理財業務風險的管理水平,加強對理財業務的監管,是保證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健康、有序、規范發展的基礎。
二、我國銀行個人理財業務存在的問題分析
1.理財品種不豐富。理財業務與傳統業務最為不同的就是其“個性突出”,不同理財機構針對不同的客戶群,利用自己在某一投資領域的比較優勢,安排最適宜的投資期限,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差異化需要。雖然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推出的個人理財產品名目眾多,但各家銀行推出產品實質上大同小異,互相效仿,產品整體技術含量較低,營銷的目標市場和目標客戶也基本一致,僅局限于利率、匯率掛鉤與國債、央行票據等投資組合的幾種產品,不能根據客戶的需求有差別、有選擇地進行產品設計和客戶服務,產品同質化嚴重。
2.人力資源的瓶頸。個人理財業務是一項綜合性業務,要求理財人員必須全面了解理財產品的各項功能,熟練掌握投資、銀行、保險、法律、稅收、財務等多方面知識,具備豐富實務操作經驗,并有良好的交際和組織協調能力。國外和我國香港地區一般都對理財業務人員資格有明確的要求,我國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時間較短,理財經理多由個人業務部門客戶經理兼職。由于人員素質跟不上,目前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主要是資產管理業務,且僅停留在產品上,深層次的理財業務還無法開展。
3.理財業務資金管理不規范。部分商業銀行的理財資金管理不規范,沒有按理財產品協議使用資金,發生理財資金挪用的現象。而且,商業銀行通常對出售理財產品獲得的資金沒有設置專門科目進行管理,只是在儲蓄存款科目反映,僅是作了凍結而已,資金實際用途難以監控,增加了監管的難度。
4.投資人利益保護不完善。在商業銀行開展個人理財業務過程中,投資人一般在專業知識和信息方面都處于弱勢。有些商業銀行在向客戶推介投資產品時,沒有充分了解客戶的風險偏好、風險認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評估客戶的財務狀況,從而不能提供合適的投資產品由客戶自主選擇。甚至有些商業銀行利用投資人對專業知識的不了解,偷換概念、誤導投資人,從而使投資人不能夠按照自己的真實意圖進行投資。在理財期間,很多銀行未將理財資金的投向或投資組合、市場運作、交易細節、風險和收益分配變化以及其他重大影響事件等信息及時向客戶披露,客戶對自己理財資金的運作、風險和收益等情況一無所知。有些銀行在提供的理財產品說明書中提示風險較為籠統,沒有明確個人理財產品的風險。還有些商業銀行沒有嚴格按照合同的規定使用投資人資金,由此導致投資人利益受損。
三、關于促進我國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健康發展的建議
(一)政府監管部門:堅持“鼓勵與規范并重、培育與防險并舉”的原則。
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完善利率、匯率形成機制,積極推進利率、匯率的市場化進程,逐步放松金融監管,鼓勵金融創新,促成我國金融業的綜合經營,為我國商業銀行開展個人理財業務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
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嚴把監管之關,降低商業銀行個人理財風險,保護好投資者利益。
第一,要修改和完善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監管法律法規。對商業銀行從事個人理財業務進行全面規范,就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產品設計、投資范圍、風險內控、宜傳營銷、后續服務、理財從業人員管理和監督管理等進行進一步的規范和完善。第二,監管部門應按照有關規定,檢查督促商業銀行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明確管理部門,配備必要的專業人員,審慎審批保證收益理財產品或計劃的銷售。第三,加強對理財從業人員的管理。重點抓理財資格管理,要求各家銀行建立從業人員資格管理的體制,并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方式和完整的考核方法,所有一線理財從業人員都應獲得本行給予的資格認證,并在銀監會統一登記,建立
理財人員數據庫。如果理財業務人員發生了違規行為,在情況查實的情況下,將取消其從業資格。
(二)商業銀行自身:作為個人理財業務的主體,應在主動接受外部監管的同時,不斷強化自身,有效提升開展業務,防范風險的能力。
1.明確市場定位,不斷創新個人理財產品。建立起完善的客戶信息數據系統,針對不同客戶的要求,對市場群體進行細分,明確理財產品的市場定位,做到“以市場為向導,以客戶為中心”,圍繞目標客戶提供針對性地服務。加強技術開發投入,提高產品創新能力,結合我國債券市場及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制定戰略發展目標,告別因同質化而帶來的低層次的競爭。
2.加強人才培養,提高業務人員素質。首先要努力加強理財師隊伍建設,要特別重視金融理財師的培訓和認證工作,目前,我國國內實行的是金融理財師(AFP)和國際金融理財師(CFP)兩級認證制度。要充分認識金融理財師培訓和認證工作的重要性,使理財業務發展與專業人員培訓緊密結合、相互促進。其次,要建立對業務人員的培訓體系,銀行業應該優選一批業務熟練、責任心強、對個人理財業務感興趣的精英員工,進行保險、股票、債券、基金、稅收等金融經濟專業知識的強化培訓,并進行針對性地崗位交流,使其盡快熟悉銀行的各類業務,能夠進行銀行業務的獨立操作。建立起一支全面掌握銀行業務,同時具備各種投資市場知識,懂得營銷技巧,又通曉客戶心理的高素質理財人員隊伍,為不同職業、不同消費習慣、不同文化背景的各類人士提供理財服務并通過更多的高級專業理財師培養和有效發揮其作用,來穩步提高銀行個人理財業務水平。
3.完善個人理財業務的風險管理體系。國有商業銀行開展個人理財業務必須有精密的風險管理能力,因為在開展個人理財業務過程中針對的是個人,因此該業務的風險管理不同于以往,應當建立適應個人理財業務的風險管理體系。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是有效防范個人理財業務各項風險的必要基礎。首先,銀行應該意識到個人理財業務面臨的多種風險,確定在風險管理體系中覆蓋所有風險,并在事前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根據銀行的發展策略、資本實力等來確定所能承受的總體風險程度,并且銀行應對可承受的風險程度進行指標量化,針對不同的風險進行不同的風險限額管理。其次,銀行應該建立有效的內部審核監督機制,保證銀行各相關部門都必須在規定的限額內進行交易以及各項操作過程的合規性,業務行為與合同的一致性。
[關鍵詞]酒駕者;人格特征;心理健康;差異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40.193
酒精會抑制人的運動神經系統,使人觸覺異常,四肢配合操作能力障礙,本能反射動作的時間延長;酒精還會使人的視聽感官能力降低,使人的視野狹窄、視力模糊、辨色混亂、聽力減弱,對燈光刺激反應異常,甚至不能正確分辨道路上的行駛線、斑馬線、岔路口、紅綠燈以及其他車輛和行人,極易導致判斷失誤。[1]飲酒后駕駛機動車極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嚴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近年來,交通管理部門加大了對酒后駕駛行為的查處力度,使這一違法行為從發展態勢上得到了遏制。但我們也注意到,酒后駕駛行為屢禁不絕,并且具有一定的復發性。對這一特殊人群的違法行為不應只停留在處罰上,還應該從心理方面研究其成因。因此,我們對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人進行了調查,以期了解他們的人格特征、心理健康水平,及二者之間的關系,為今后對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人進行心理干預、探索新的教育處罰模式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對北京市1080名被查處的酒后駕駛違法行為人(以下簡稱為酒駕者)進行施測。
1.2 方法
1.2.1 調查問卷
調查問卷包括三個部分,一是自行設計一般情況調查問卷,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學歷、戶籍所在地、家庭年收入、每月飲酒次數。二是錢銘怡等修訂的艾森克人格問卷簡式量表中國版(EPQ-RSC)。[2]三是癥狀自評量表(SCL-90)。[3]
1.2.2 數據分析
采用SPSS17.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根據數據的不同特點分別進行描述性分析、t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對酒駕者SCL-90各因子得分與EPQ-RSC各因子得分進行相關分析。
2 研究結果
2.1 酒駕者人格特征與常模[2]應對方式比較
酒駕者P、E、N因子分高于常模,經t檢驗差異顯著(P0.05)。如表1所示。
2.2 不同人口統計學變量人格特征的差異分析
為比較不同人口統計學變量人格特征上的差異,分別以P、E、N、L為因變量,以性別、戶籍所在地為自變量,做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以年齡、學歷、家庭年收入、月飲酒次數為自變量,做單因素方差分析。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2.2.1 性別方面
女性酒駕者E因子分低于男性酒駕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2 年齡方面
45歲以上組酒駕者L因子得分最高,36-45歲組酒駕者L因子得分最低,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3 學歷方面
酒駕者中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組N因子得分最低,大專學歷組N因子得分最高,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4 戶籍所在地方面
北京籍酒駕者L因子得分低于非北京籍酒駕者,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5 家庭年收入方面
酒駕者中家庭年收入10萬元以上組E因子得分最高,3萬~5萬元組E因子得分最低,組間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6 月飲酒次數方面
酒駕者中月飲酒不足5次組P因子得分最低,月飲酒11~20次組P因子得分最高,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酒駕者SCL-90因子得分與普通人群比較
酒駕者SCL-90因子得分與童輝杰[4]2006年對國內普通人群調查結果相比,酒駕者軀體化、強迫、抑郁、敵對因子得分低于普通人群,焦慮、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普通人群,經t檢驗差異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其他因子得分差異不顯著,如表3所示。
2.4 酒駕者SCL-90因子與EPQ-RSC因子相關性檢驗
SCL-90的10項因子與P、N因子呈正相關,與E、L因子呈負相關。如表4所示。
3 討 論
3.1 與正常人群相比,酒駕者的外向性、神經質和精神質人格特征更加明顯
人格是一種心理特性,它使每個人在心理活動過程中表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5]本研究顯示,酒駕者P、E、N因子分高于常模,表明酒駕者性格外向,易沖動;在情緒穩定性上比正常人群要差,易怒、不安、焦慮、擔憂,對刺激反應過于強烈;在倔強性上比正常人群要嚴重,孤僻、離群、不服管教。由于存在這些突出的人格特征,酒駕者容易產生攻擊、冒險、尋求刺激等不理性的行為。對酒駕者進行心理干預時應充分考慮到他們特殊的人格特征。
3.2 月飲酒次數多的酒駕者人格問題突出
月飲酒次數多不僅對軀體造成損害,還導致人格改變。本研究顯示,月飲酒次數越多,N、P因子得分越高,即神經質和精神質特征越明顯,人格問題越突出。這種人格問題表現為個體焦慮、抑郁、缺乏責任感等,它嚴重危及婚姻、家庭及社會,而且由于飲酒造成交通事故給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的負性影響。對酒駕者進行心理干預時,一方面要為他們提供舒緩內心抑郁、焦慮,緩解不良情緒的途徑;另一方面,要幫助他們戒酒,幫助他們擺脫對酒的心理依賴和生理依賴。
3.3 酒駕者人格特征與心理健康存在相關關系
人格作為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已得到業內人士的普遍認可。研究結果顯示,SCL-90各因子得分與EPQ的N、P因子得分呈顯著正相關,說明神經質和精神質越明顯的人,傾向于出現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SCL-90各因子得分與E得分呈顯著負相關,說明E得分越低,越內向,心理健康癥狀因子得分越高,心理健康狀況越差。該結果與鄭維芳[6]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
3.4 與普通人群相比酒駕者是否存在更多的心理問題需進一步研究
由于時效性的原因,本次研究中酒駕者SCL-90因子得分未與金華和吳文源1986年發表的常模[7]進行比較,而是與童輝杰[4]2006年對國內普通人群調查的結果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酒駕者軀體化、強迫、抑郁、敵對因子得分低于普通人群,焦慮、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得分高于普通人群。因此,與普通人群相比酒駕者是否存在更多的心理問題需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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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31-115.
[4]童輝杰.SCL-90量表及其常模20年變遷之研究[J].心理科學,2010,33(4):928-930.
[5]彭聃齡.普通心理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425-429.
【關鍵詞】 領悟社會支持;人格;心理健康;調節作用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ersonal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Quan Hongyan, Long Fen, Hong Dongmei, et 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ersonality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ethods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 and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20, 1800 college students from 9 Hun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inverstigated. Results ①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 between the factors of GHQ-20 and NEO-N, whil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 between the factors of GHQ-20 and NEO-E, NEO-C and all factor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its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NEO-N, whil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EO-E and NEO-C. ②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NEO-N, NEO-E and NEO-C have significant predications on GHQ. Conclusion There are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Personalit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作為一種主要的彈性資源,社會支持對身心健康有顯著影響,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健康,而不良的社會關系的存在則損害身心健康[1]。領悟社會支持是主觀體驗到的社會支持,它指的是個體感到在社會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緒體驗和滿意程度,它往往與個體對社會支持的效果相一致[2]。
有研究表明人格與心理健康存在相關[3,4],人格是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變量。另有研究表明,不同的人格特征可影響個體對社會支持的感知[5]。但由于單獨考察每個因素,并不能揭示因素水平之間的復雜關系,因此將三因素進行綜合性的考察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重點探討大學生的心理健康與人格以及領悟社會支持三者的關系,以促進大學生正確認識自己的人格特點和社會支持資源并將之充分加以利用,為高校開展針對性地干預措施提供依據,從而促進大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目的抽樣法選取了湖南省9所高校,其中,重點本科院校、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職院校各3所。因為高職院校三年級學生畢業實習,無法取樣,所以未選取三年級學生。本次研究采取方便抽樣法對重點本科、一般本科院校的4個年級的被試以及高職院校兩個年級的被試進行調查,共發放196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800份,回收率為91.84%。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健康問卷(GHQ-20) 李虹、梅錦榮等修訂的GHQ-20包括GHQ-自我肯定,GHQ-憂郁和GHQ-焦慮3個子量表。要求被試用“是”或“否”指出近幾周的感覺。GHQ-20內部一致性滿意,其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或滿意或可接受[6]。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全量表0.83;自我肯定0.76;憂郁0.78;焦慮0.74。
1.2.2 大五人格問卷(NEO-FFI) Costa和MoCrae編制的NEO-FFI測量N(神經質)、E(外向性)、O(開放性)、A(宜人性)、C(責任性)5項特質[7]。該量表已被我國學者證明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8,9]。我們在進行數據初步分析時發現,O、A兩個分量表的信效度沒有預期理想,出于保證研究結果準確性的考慮,本研究只選用了原量表中的N、E、C 3個分量表進行具體分析。N、E、C 3個量表內部一致性α系數分別為0.80,0.70,0.78。
1.2.3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SSS)[10] 由姜乾金根據Blumenthal等人(1987)介紹的Zimet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修訂的。本研究參照了嚴標賓、鄭雪[11]的做法,將原量表中“領導、親戚、同事”改為“老師、同學、親戚”。該量表為7點量表,包括12個項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老師、同學、親戚)3個分量表組成。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全量表0.89;家庭支持0.79;朋友支持0.84;其他支持0.77。
1.3 數據處理 數據由EXCEL進行錄入,通過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包括相關分析、多元回歸分析。
2 結 果
2.1 各研究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 各研究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和相關矩陣見表1。
從表1相關矩陣來看,各研究變量之間均有顯著相關:心理健康各維度除與神經質是正相關外,與其他變量均是負相關;領悟社會支持各因子與外向性、責任性顯著正相關,而與神經質顯著負相關。
2.2 心理健康對人格、領悟社會支持的多元回歸結果 為了檢驗人格、領悟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解釋能力上是否存在不同,分別以心理健康、自我肯定、憂郁和焦慮得分為因變量,以人格的神經質(N)、外向性(E)、責任性(C)和領悟社會支持及各因子得分為自變量,采用多元回歸分析(stepwise)法分別探討它們之間的關系,結果見表2。
在自我肯定因變量上有4個變量進入了回歸方程,這4個變量共可解釋自我肯定水平37.4%的變異量,它們分別是神經質(25.9%)、責任性(8.2%)、外向性(3.1%)和朋友支持(0.2%)。在憂郁因變量上也有4個變量進入了回歸方程,這4個變量共可解釋憂郁水平17.9%的變異量,它們分別是神經質(13.2%)、責任性(0.8%)家庭支持(3.6%)和其他支持(0.3%)。在焦慮因變量上有3個變量進入了回歸方程,這3個變量共可解釋焦慮水平21.1%的變異量,它們分別是神經質(18.4%)、責任性(1.2%)和朋友支持(1.5%)。在心理健康因變量上有4個變量進入了回歸方程,這4個變量共可解釋心理健康水平44.5%的變異量。按照它們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的作用大小排列,分別是神經質可以解釋38.4%的變異量;領悟社會支持可以解釋3.8%的變異量;責任性可以解釋1.6%的變異量;外向性可以解釋0.7%的變異量。
從表2可以看出:神經質對自我肯定、憂郁、焦慮及心理健康有正向預測作用,責任性、外向性和朋友支持對自我肯定有負向預測作用,家庭支持、其他支持和責任性對憂郁有負向預測作用,責任性對焦慮有正向預測作用,朋友支持對焦慮有負向預測作用,領悟社會支持、責任性和外向性對心理健康均有負向預測作用。
3 討 論
3.1 各研究變量的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湖南省大學生的NEO-N維度與GHQ-20各因子是顯著正相關,這說明這批大學生N分越高,心理健康狀況可能越差;NEO-E、NEO-C兩個維度與GHQ-20各因子均有顯著負相關,這說明高E分和高C分可能更有利于心理健康;領悟社會支持及其3個維度與GHQ-20的各因子之間成顯著負相關,這說明大學生領悟社會支持的程度越高,心理健康狀況可能越好,這與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維護有普遍增益作用的觀點一致,證實了“主觀體驗到的被支持感越強烈,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的觀點。此外,我們注意到,領悟社會支持及其各因子與NEO-N維度呈顯著負相關,與NEO-E、NEO-C兩個維度呈顯著正相關,這說明,領悟社會支持程度高的大學生可能越情緒穩定、越有責任感。
3.2 心理健康對人格、領悟社會支持的多元回歸結果分析 從本研究多元回歸結果中可知:NEO-N對GHQ-自我肯定、GHQ-憂郁、GHQ-焦慮及總體心理健康有正向預測作用,NEO-N、NEO-E和朋友支持對GHQ-自我肯定均有負向預測作用,家庭支持、其他支持和NEO-C對憂郁有負向預測作用,NEO-C對GHQ-焦慮有正向預測作用,朋友支持對GHQ-焦慮有負向預測作用,領悟社會支持、NEO-N和NEO-E對總體心理健康均有負向預測作用。這也說明人格特征和社會支持是影響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這一結果與國內外的許多研究都是相一致的[12,13]。
雖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觀現實,但是“被感知到的現實卻是心理的現實,而正是心理的現實作為實際的變量影響人的行為和發展”[14],并且感知到的社會支持比實際所獲得的支持更能有效預測個體身心狀況[15]。
通過研究,我們發現大學生的心理健康與人格以及領悟社會支持密切相關。因此,為大學生構筑以家庭和學校為核心的社會支持網絡以及以師生關系和同學關系為核心的學校支持系統對大學生的人格乃至身心健康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我們應努力創造條件,建設優雅舒適的家庭、校園與社會環境,給大學生以心靈上的熏陶,這樣有利于他們情緒穩定、心情舒暢、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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