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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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范疇范文第1篇
一、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的比較
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的探索主要是在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比較的基礎上形成的。他的比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規律的有限性
自然科學起源于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在對自然規律的發掘總結中發展
起來的。然而規律是對現實的某個或某些有限部分的理解，自然規律認識對象是有限的，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無論是歸納的方法還是演繹推理的邏輯所得到的的結論都是有限的，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各有其局限性，人類認識自然規律的方法也是有限的。因而馬克斯?韋伯認為不能把規律作為科學唯一“根本的東西”。
（二）規律的價值性
對于精密的自然科學來說，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而對歷史現象的前提條件的認識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內容最空洞，所以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韋伯認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是對社會現實的認識，而是認識社會現實的工具；關于社會科學的認識，如果不是在個別的關系中建立在個性的生活現實基礎上是沒有意義的。
（三）社會科學的易變性
韋伯把自立于認識生命現象的文化意義的那些學科稱之為文化科學，文化科學是狹義上的社會科學。他認為文化科學認識關注的現實和具有文化意義的事件，無論如何間接都是受主觀前提制約的，那些價值理念是主觀的，文化問題的范圍是經常變化的，用來觀察和考察它的理論、方法也經常變化。而自然科學往往是對客觀世界特別是自然事物的反映，盡管客觀世界處在絕對運動中，某個或者某種自然事物的特征、特性、功能等因素是相對不變的，不受主觀限制的。
因此，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有差異的，自然科學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獲得規律，只有合規律的才可能是科學上本質性的東西，自然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是對象的共性或可重復性；而社會科學的普遍概念反映的則是個性或不可重復性。社會科學當然也可以有共性概念，但社會科學的共同概念是價值的復合體。
二、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
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意味著從現實世界的無限中做選擇，那么選擇的標準是什么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韋伯首先對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做了嚴格區分，重點說明不可能從經驗知識中推論價值判斷，正是這種區別才導致了客觀性問題的出現。
（一）經驗知識的有效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關于經驗知識的特性，韋伯說道，“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前提條件的，受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種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在社會科學領域，經驗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依據那些唯一賦予它們認識價值的價值理念安排的，但不能因此說社會科學在經驗上的有效性決定了社會科學認識的客觀性。把經驗的東西還原為規律被視為科學工作的理想目的的意義，對文化事件進行客觀研究是沒有意義的。
（二）經驗知識的變動性不能決定社會科學的任務
盡管經驗知識獲得意義所根據的具體觀點是不斷變化的，價值關系的具體形態是變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的真正任務是追逐和構思新的觀點和概念，相反社會科學應服務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概念、概念批判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社會科學領域，“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是片面的。
通過研究價值判斷與經驗知識的關系，韋伯得到這樣的結論：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依賴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經驗材料總是與那些唯一使它們值得認識的價值觀相聯系，社會科學的主要目標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適用的規律與經驗知識的目標不同，社會科學的選擇取向是文化價值或文化意義的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科學的客觀性與經驗知識、價值密切相關，經驗知識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經驗知識受價值前提條件的制約，不能根據其有效性來決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就在于，它提供的既不是經驗實在，也不是經驗實在的模寫，而是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對經驗實在進行分析整理的概念和判斷。
三、理想典型與價值判斷
與自然科學的“規律” 概念相對應，他提出了作為社會科學工具的概念“理想典型”，理想典型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韋伯對社會科學客觀性做了簡單的論述后，關于如何做到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指出這就需要使用“理想典型”這一工具。
（一）理想典型的含義
韋伯在書中是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為例，對理想典型進行了解釋，理想典型不是假設但要為假設的形成指明方向；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但要為描述提供清晰的表達手段。依據對韋伯理想典型的理解，筆者認為理想典型的內涵在于它是從經驗給定的事實提取出設想的因素，綜合成為一個自身無矛盾的理想畫卷，抽象地描述和說明現象的理念，是用以系統地說明個體性、衡量和比較現實的純邏輯的輔助手段。
（二）理想典型的功能、目的
理想典型在本質上是為了衡量和系統地說明個體性，理想典型是比較和衡量現實的概念手段，其功能在于借助它，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依據現實定向的、受訓練的想象力對理想判斷作出判斷。理想典型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認清楚意識到它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要補充說明的是理想典型、類概念與集合概念三者是容易混淆的，但韋伯強調理想典型絕不是類概念或集合概念，他以統計學為例，認為類概念是對經驗現象共同特征的簡單概括，沒有一個類概念自身具有理想典型的性質，歷史聯系越是在概念上得到塑造，概念、集合概念就越帶有理想典型的特征。理想典型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是文化現象的特性。
（三）價值與理想典型
價值只有作為理想典型，才可能被賦予明確的意義。理想典型具有很高的體系性價值，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它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并非緊密相連的。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要先說一下作為實踐意義上的理想典型，即模范典型。“這些理念不再是純邏輯的輔助手段，不再是用來對現實進行比較性衡量的概念，而是對它作出評價性判斷由以出發的理想，它不再涉及經驗事實與價值發生關系的純理論過程，所呈現的是個人的認識，而不是一個理想典型的概念形成。”因此，理想典型與模范典型是不能混同的，理想典型是某種對評價性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與其他任何完善都不相干。
綜上，理想典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概念手段具有比較和衡量現實的功能，人們可以通過理想典型的建構，對社會歷史的特殊事件或特殊現象進行理解和作出解釋。對價值判斷和理想典型的探討，可以得知對有意義的人類行為的終極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與目的、手段密切相關的，我們所希求某種東西，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價值，要么是把它看做服務于最終希求東西的手段。
四、社會科學的價值中立
（一）韋伯的價值中立
韋伯認為社會科學客觀性與自然科學客觀性不同，因為社會科學不可避免地與價值相聯系，但不能因而否定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為了維護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他提出“價值中立”的思想，他以經濟學為例指出人們各自有其自身價值尺度或價值標準，即使是對同一社會現象的價值判斷也是因人而異的。為了消除人們主觀情感和價值偏見在社會研究中的不利作用，維護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韋伯強調要以價值中立的態度從事社會科學工作，祛除基于個人主觀好惡的價值判斷，從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做出科學判斷。
（二）韋伯價值中立的繼承與發展
韋伯所處時代社會科學仍處于意識形態的束縛下，社會科學研究充斥著政治、道德、宗教的影響。由于對這種情況的不滿，他提出了價值中立思想，不過價值中立思想并非韋伯首創，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和新康德主義哲學都有提出價值與科學的學說。邏輯實證主義通過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提出了可證實性原則，他們認為價值判斷是一種沒有真假意義的陳述，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辯護和證明，主張將價值判斷或價值知識逐出哲學領域；而新康德主義哲學則認為社會科學本質上是一門價值科學，通過價值聯系可以揭示和闡明社會歷史領域中各種現象和事件的意義。在二者各執一詞的背景之下，韋伯采取了折中的立場，既從邏輯實證主義那里繼承了價值中立的思想，同時又從新康德主義那里采納了價值聯系的主張。
（三）價值中立與偽價值中立
與價值中立相應的是偽價值中立，偽價值中立就是在消除所有實際價值判斷的表面下，讓事實說話或讓經驗說話，以“價值中立”的名義不允許社會科學出現價值判斷或道德評判，認為絕對正確的價值判斷是可以從經驗科學理論中推導出來的。韋伯反對偽價值中立在社會科學中把價值判斷排除出去，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個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世界，對社會現象或事件的價值作出科學的、客觀的評價，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社會科學家能夠基于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作出價值判斷或評價，應當規避的是個人的價值追求和價值標準，而不是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價值問題和價值判斷。
自然科學的范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歷史方法；經濟學；科學性
一、判斷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標準
判斷一門學科是否是科學，首先應確定一個“科學”的衡量標準。這種標準的依據不在于該學科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而應遵循以下三點原則：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性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否運用了一種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強調“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種科學的理念和精神。顯然，這種判斷標準避免了由于選擇尺度的狹隘而將諸多科學性的東西排斥在科學大門之外的尷尬。就經濟學而言，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并且采用唯物辯證法、科學的抽象法、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對稀缺性的資源進行配置的學問，采用的方法有：經濟模型、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靜態及比較靜態和動態的方法、邊際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數學分析的方法等。
科學的判斷一門學科是否科學，依據的重要判斷標準是該學科的方法論必須科學。一般來講，經濟學的研究和認識過程是：先從實際出發，從經濟史實和現實經濟問題出發，在掌握大量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基礎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題，然后再用范疇和概念去說明、解釋和預測經濟事實。這表明，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從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認識論方法貫穿了經濟學確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論而言，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同樣符合科學標準。
二、為什么要強調歷史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紀末，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和德國歷史學派代表施莫勒進行了一場持久的經濟學方法論之爭。由于歷史學派方法論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經濟學在演繹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下走上一條公理化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在經濟學——這樣一門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的學科的探討上丟棄歷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經濟學過度演繹推理的做法不科學。在一些人看來，歷史的東西往往存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尷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斷的東西則存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客觀地講，經濟學采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并輔之以數學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學的一種靠攏。但如果以為像自然科學一樣在少數公理的基礎上構建起邏輯大廈，就意味著經濟學自動走向科學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統一性或不存在認識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謂的公理實質上是一種沒有辦法通過進一步推理證明的無條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種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對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義上，很難判斷孰優孰劣、誰是誰非。既然公理本質上是一種信仰，而信仰顯然會隨時間、地點和任務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大廈就會表現出不同的外觀和內在結構。在懷爾斯看來，“‘公理’成了‘神圣命題’的代名詞。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們不顧事實建立起龐大的演繹結構，這已經成了經濟學根深蒂固的傳統”。事實上，脫離具體歷史條件而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公理，如理性經濟人等在現實環境中也遇到質疑。這種抽象演繹的結果不僅無助于經濟學科學性形象的樹立，相反還損害經濟學的科學性。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對經濟學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歷史時期存在巨大差異。亞當·斯密教條地認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經濟生活會自動趨于最優狀態，不會存在經濟過剩和失業。而1929一1933年的經濟危機徹底打碎了人們對市場機制的信仰，轉而尋求政府干預。而凱恩斯以后的宏觀經濟學學派林立，或者說對同一經濟現象有不同的理論學說，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觀經濟學的諸多成果得益于歷史分析的方法。宏觀經濟學的目標有四個：通貨膨脹、就業或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顯而易見，這四個方面的研究對象，如長期的經濟波動，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歷史數據和歷史事實。即使在微觀經濟學的問題中，同樣也無法回避時間序列的探討。由此可見，目前主流經濟學中抽象演繹法所作的努力，即通過形式上的數理化來完成對經濟學的科學化改造并不能擺脫歷史數據的支撐。
(三)任何學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經濟學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來，“不管哪個學術領域，任何時期存在的問題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過去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帶有當時留下的創痕。”“任何規定時間的任何科學狀況都隱含它過去的歷史背景，如果不把這個隱含的歷史明擺出來，就不能圓滿地表述這種科學的狀況。”從目前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進行文獻綜述，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可以說，經濟學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獨立完成的，而是一個不斷的、連續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個歷史過程。這一點在政治經濟學的建立過程中體現的尤為充分。
(四)經濟學中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定理必須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確的理解。恩格斯認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在《資本論》中，諸如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勞動力商品等概念，馬克思都反復強調是個歷史范疇，從而對庸俗政治經濟學家進行批駁。同時，這些概念的許多規定性也只有放在歷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貨幣形式的發展、貨幣的本質及貨幣的功能等問題。
(五)在一定意義上看，歷史的方法是經濟學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礎。一是發展的觀點認為事物總是處于運動的狀態中，這與歷史主義強調的原則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絕對的存在，而是歷史的暫時產物，它在歷史中產生、發展，也必將在歷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歷史過程本身。”二是科學的抽象法認為，必須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進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規律。要做到這一點，除要求在一個時間截面上盡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對事物的特征進行時間序列上的追蹤考察。只有經過事物特征的反復顯現，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隱藏的規律性。
雖然歷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經濟學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須承認，由于學科的限制，歷史方法發揮的作用在不同學科中存在較大差異。這導致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經濟學的科學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學的成果經過歷史的積累，很容易被后人認可和運用，因為自然過程是反復發生的。但經濟學的歷史發展卻不具備完全可復制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充滿了各種新的、不同的意見與觀點。結果是，經濟學無法以嚴格的累積的形態取得進展，經濟學說史上就出現了形形的理論反復。一種理論和觀念總是以真理或謬誤的姿態在不同的時期交替出現，這在近代以來的宏觀經濟學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在當代尤其是中國，之所以很多人認為唯自然科學才是科學，是因為自然科學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直接和明顯的，相比較而言，社會科學的作用則是間接的、長期的。時間的跨度有時甚至要經過一兩代人，所以經濟學的成果不易為人所觀察和掌握，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往往要在理論成果產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經濟學的科學性并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說明經濟學的特殊性更需要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
三、經濟學的發展歷史是一部借鑒自然科學方法與理念的歷史
從對歷史的回顧中發現，無論是有意借鑒還是異曲同工，自然科學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中都得到體現，這使經濟學日益成為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硬社會科學”。
在西方，經濟學的出現以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的《經濟論》為標志。為能把握住觀察對象的規律，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發明了數，認為萬物即數；萬事萬物的差別實質上是數排列組合的差別。在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學一度成為封建神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并無科學性可言。隨著文藝復興和自然科學的興起，經濟學也迎來了科學的黎明。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②，即古典政治經濟學才稱得上是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從理論觀點和貢獻來看，古典經濟學認為，商品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無論富商巨賈，抑或小商小販，在進行商品交換時，都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沒有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力存在。顯然，這一商品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學革命的影響。在傳統的封建等級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貴賤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學革命卻發現：整個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級結構體，各天體之間是作用與被作用的關系。這一信號傳遞到人類社會，其含義就是：人與人之間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進一步把該思想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就是等價交換的原則。當然，此時可能有來自傳統的追問，即如果沒有舊有封建等級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來維持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生活的運轉呢?在亞當·斯密看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會推動資本主義這架精巧的機器一直運轉下去，永不停歇。這正如牛頓的力學所揭示的原理：萬事萬物為何運動有序?因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將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與牛頓的物理學作比較，很多的地方都會發現對事物處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當時化學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萬別的物本質并無區別，都是原子所組成，差別惟一在于原子數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勞動價值論都認為，不同的使用價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來各不一樣，但卻都是勞動的產物。在馬克思看來，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在量上能夠比較，是因為它們都凝結有抽象勞動，即價值。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生命體被當成一個系統來加以對待。而系統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早已被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從魁奈的經濟表到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以及當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產業結構、地區結構等問題，都把經濟生活當成一個整體在進行研究。
現代主流經濟學對數學的運用更是無處不在。馬克思曾說過，只有當一門學科使用了數學時才成為真正的科學。數學使以往古典經濟學帶有哲學思辨式的思想通過數學方式的表達而顯得更為精確，使經濟政策的實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這樣講，正是對數學這頂自然科學皇冠的摘取，才使經濟學取得了社會科學皇后的地位。
自然科學的范疇范文第3篇
對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爭論從經濟學的出現至今就沒有停止過。羅森伯格指出,經濟學是一門“處于純公理系統與應用幾何學的交叉點上、類似于數學的一個分支”的科學;米塞斯(L.V.Mises)認為:“經濟學不是來自經驗,它先于經驗,是行動和事實的邏輯”,“經濟學的定理不是來自于事實的觀察,而是從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演繹出來的”。按照米塞斯的這段話,其認為經濟學因為無法進行精確可控的實驗,所以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謬爾達爾在獲獎后批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因其認為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
2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
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波普爾在其自傳中簡單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科學的劃分標準:可證偽性。從邏輯上來說,每次的實證描述都只是單稱描述,而一個全稱陳述的理論是不可能被一個個的單稱陳述所證實的。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可以從對某種資源的觀察得出結論來證實“資源是稀缺的”這一假定。但是我們是不可能窮盡世界所有種類的資源是否稀缺來證明這個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證實的。但它卻有被證偽的可能性。我們或許可以找到這個假設的反例,從而推倒這個假設。但是人類發展至今,還未能找到什么資源不是稀缺的,因此這個假設暫時未被證偽。但是它有被證偽的可能性。這就是命題的可證偽性。可證偽性正說明了科學的科學性。波普爾從這個角度說明,科學的分界應該是可證偽性。此外,對科學性質無任何爭議的物理學,有存在無法實證的假定,例如物理學中的隨機性假定。
3經濟學的客觀性
3.1關于客觀性
科學的客觀性并“不是建立在脫離了科學家個人的價值判斷采取超然態度的基礎之上的”,這是波普爾的前提觀點。由于科學的客觀性在于科學方法的公共性質,所以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種偏見的社會科學家們正是在充分徹底的討論中產生出客觀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學家的態度比社會科學家的態度更客觀,這是完全錯誤的。人們之所以認為社會科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是因為他們將以前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后果,是對客觀性本身的誤解。我們應該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考察客觀性問題,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有何不同的問題。“與此相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建立在科學家們的不帶偏見的心境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事業的公眾性和競爭性的事實……客觀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評,建立在批評的方法,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從中可以看出,波普爾認為的客觀性與一般意義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方法的客觀性,而不是內容的客觀性。
3.2關于經濟學預測不準確
經濟學家預測的不準確性是受人們詬病的一個方面。歷史決定論者主張:在經濟科學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觀性。其根據之一就是預測具有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的雙重效果,波普爾把這兩種效果總結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體來說,這種效果也就是指預測既可以成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為阻止該事件的原因。如果經濟學家有意圖的進行預測,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愛好和自身的利害關系來進行行動。這種價值判斷就會影響預測本身的內容,給預測內容的客觀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造成各種各樣的損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經說過,在他認識的人里,很少有因為根據經濟預測采取行動而賺錢的人,倒是有不少靠賣經濟預測賺到了錢。
但是,波普爾認為俄狄浦斯效果屬于科學的處理操作內部的事情,即預測的準確與否不能成為一種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衡量標準。喬治•荷曼斯(GC.Homens)也認為:有效性和精確解釋等科學構成因素雖然說對一門科學而言極為重要,但它們只是社會科學的目標而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喬治•荷曼斯(GC.Homens)舉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為例:雖說它并未精確地敘述進化的過程,也未從其理論中引申出有效的預測,但沒有任何科學家會否認進化論在科學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對現代遺傳學的貢獻。
3.3關于經濟學受經濟學家意識形態影響
人們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研究者比較容易保持“價值中立”,而在經濟學中,研究者既是觀眾,又是演員,很難保持“價值中立”。經濟科學中沒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則,而自然科學中卻有。羅賓遜夫人坦言:經濟學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觀性偏見的論述。
從波普爾對科學的客觀性的看法可知,經濟學常受到的關于階級屬性的質疑是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的客觀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觀性。經濟學發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里都是可以借鑒的。在經濟學的方法上,是無階級意識之分的。因此,對經濟學的階級屬性的質疑是對經濟學不公正的對待。至于部分經濟學家的帶有階層性質的,“巧”借客觀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為某個階層服務的經濟理論,那就是那些經濟學家個人問題,而不能成為論證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據。
4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4.1研究對象
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會情況比自然情況更加復雜——這在經濟學科的研究中不勝枚舉,計量經濟學者更是常常為變量的選取與舍棄而大傷腦筋。也因此,認為經濟學沒有自然學科諸如物理學那樣的客觀性。波普爾認為這種偏見可能有兩個來源。一是我們往往把不應比較的事情加以比較,即具體的社會情況和人工隔離實驗的自然情況。二是一個古老的想法,認為社會情況的描述必須涉及有關的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乃至生理狀態。他認為,這種看法是一種曲解,是不加思考隨波逐流的一種看法,“社會科學不但不如物理學那么復雜,而且具體的社會情況一般說也不如具體的自然情況那么復雜……”。波普爾的話可以這樣理解,經濟學中的經濟現象分析,不必考慮進社會全部的因素,我們能夠建立一些簡單的模型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而這種簡化的模型與自然科學的模型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模型中,我們同樣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變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可以更簡化,乃至可通過實驗來模擬,由此認為自然科學更具客觀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更具深厚的傳統罷了。經濟學和自然科學進行模型分析和應用的困難只是程度問題而并不是性質問題。
4.2科學發現方法
除了提出理論的劃界方法這一對經濟學有利的論斷之外,波普爾在理論發現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觀點。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發現的方法是試錯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應該是堅持試錯法
,他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錯性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差別。經濟學中,從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學派,再到新古典綜合派,無不說明經濟學是在問題的不斷提出、解決過程中發展的。二戰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正是為了解決當時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而產生的。經歷了約40年的統治時期,資本主義進入滯漲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也漸漸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學派出現。經濟學在不同時期出現的不同發展流派恰好體現了經濟學理論的發現遵循著波普爾的科學發現公式,這一點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
4.3經濟學發展現狀
波普爾指出:“所謂科學學科不過是以人工的方式劃分的問題與嘗試性解決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問題和科學傳統”。由此我們甚至不應該太過注意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劃分,這可能只是一種傳統的偏見。確實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現實,隨著自然科學家的新論點和文化研究的興起,“從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兩個超級領域之間的組織分界”。許多科學家都承認不僅兩個領域的徹底區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對“對社會科學知識所作的鮮明制度性區別也具有相當大的人為性”。
自然科學的范疇范文第4篇
一、自然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18世紀末19世紀初，西方世界檔案館運動興起，亟須能夠勝任具體工作的館員。因此，“最初的檔案學教育就是從職業技術訓練中發展而來的”[1]。當時的檔案學缺乏以科學為基點的長遠規劃，還沒有從“自在”走向“自為”。
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以其“實證”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學”，并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門類的學科競相效法的目標。誠然，“如果說古典力學是成熟科學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學，尤其是進化理論，則成了社會思想各種主導流派更為直接的靈感”[2]。在此背景下，檔案學也和其他學科門類一樣，努力以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程序來規范自身，并希望最終能夠成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學科。直到今天，檔案學的自然科學化訴求仍然是學者們追逐的目標[3]。自然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誤以為科技即科學
“科學”作為西方文明的產物，長期被中國學者所誤讀。余英時指出：“中國‘五四’以來所向往的西方科學，如果細加分析即可見其中‘科學’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變本加厲。……中國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西方‘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我們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來達到‘富強’的目的。”[4]以科技為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認為“有關檔案存貯技術、傳遞技術方面的分支學科具有明顯的自然科學屬性”[5]；又如，認為“現代科學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應用與發展，極大地激發了檔案科學精神，檔案科學精神體現在崇尚科學，尊重科學，重視科學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作用，積極研究與利用各種先進的技術設備與手段來提高檔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視其他具體自然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的運用
科學的實質是邏輯實證精神。檔案學想要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遵循自然科學的模式，其邏輯框架應該闡述類似自然科學的問題。然而，在現實檔案學研究中，科學理性更多地表現為其他具體自然科學在檔案學研究中的運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是系統思維與辯證法結合運用的產物；檔案存儲環境控制技術、有害生物防治技術和修復技術、有關檔案變質的各種因素等問題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學、物理學及天文學領域；而檔案縮微復制技術、計算機輔助檔案管理研究則與現代光電技術和計算機科學的進展有關。
第三，自然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檔案學的自然科學化只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義方法論在20世紀初強勢地位的一種必然反映，其突出意義是解決了檔案學的相關“技術”問題。然而，“在檔案技術裝備不斷更新的同時，檔案利用率卻持續低迷”[7] 。同樣，1898年荷蘭學者繆勒、斐斯、福羅英《檔案整理與編目手冊》以來注重科學實證“精神”所帶來的學術效力，也沒有提升檔案學的學科地位。這表明檔案學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學的學科規定性，自然科學的方法或自然主義的方法論不能直接套用于檔案學研究。
二、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在自然科學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檔案學努力成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者們宣稱，“檔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8]。事實上，檔案學的社會科學化訴求由來已久。早在官僚體制下，檔案作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與行政學、政治學淵源甚密。英國檔案學家詹金遜甚至認為“鑒定原則在于查明檔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會科學化為訴求的檔案學研究，根據某些社會因果關系解釋檔案館活動——盡管，館員和用戶作為檔案活動的主體能夠明白自己的目標及其實現手段，但檔案學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們這樣做、而我們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總體上，社會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和其他具體社會科學門類相結合
在認識到檔案和檔案工作中隱含著若干類似社會科學發展中的某種價值選擇之后，檔案學開始比過去更多地向社會科學的鄰近學科開放。由此出現了與社會科學相關學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檔案學的分支學科，如檔案社會學、檔案美學、檔案館管理學、檔案館經濟學、檔案館哲學、檔案心理學等分支學科。目前，無論是檔案學整體的社會科學化還是有關分支學科的社會科學化都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無疑超越了以往檔案及檔案管理“內部”的狹窄領域，拓展了學科視野。
第二，設法使檔案學的理論發展和社會理論的原則相結合
在檔案學社會科學化研究中，學者們秉承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論斷，一方面，以社會理論為原則演繹檔案學的學科理論；另一方面，在檔案學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檔案學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在聯系，從而將檔案學史視為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發展的一個經典注腳。這固然擴大了方法學手段，但遭到了脫離實際的批評。
第三，社會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應該說，檔案學在建立自己的學術譜系時，對于社會科學有著天然的認同感。但正像國際檔案理事會電子文件委員會在1997年制定的《電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樣，檔案館應在歸檔文件的整個生命周期，指導和監督由其他參與者采取的措施，這些參與者匯集了文件的責任者、管理員、制定法規和行為準則的領導以及調配資源的負責人。因此，檔案和檔案工作無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價值問題，檔案學必然具有人文學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定性中，其研究對象必須是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研究旨趣是揭示社會規律。檔案和檔案工作雖然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活動，但該現象和活動時刻涉及人及其價值問題，本質上表明檔案學并不完全符合“社會科學”的學科規定性。所以，通過“社會科學化”使檔案學真正成為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學科”，總體上是失敗的。
三、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
在18世紀自然科學興起和19世紀學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檔案學和幾乎所有學科一樣都是一種歷史悠久的人文知識。以“實證”為核心價值的學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與科學的分途，并使得作為一門人文知識的檔案學接受了科學的洗禮，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時“糾正”，并出現了上述“自然科學化”和“社會科學化”訴求。以文件生命周期為代表的實證理論，甚至成為現代檔案學成熟的標志[10]。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檔案學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關注“人”自身的研究
檔案和檔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人在檔案收集、整理、鑒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體認識和現實感受成為研究的重點，表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這樣，“關注人——檔案業務工作者、檔案行政管理者、檔案教育工作者、檔案學研究者、檔案利用者——的未來行為與整體行為，關注更大時空內的人的社會責任，從而構建現代檔案學的新體系”[11]，成為檔案學界的學術目標。20世紀以來，隨著計算機和網絡通信技術的發展，技術在檔案理論與實踐中實現無限擴容。面對新一輪的檔案學“技治主義”，人文性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其實質是要找回一個與物質世界相呼應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視人的價值
在具體研究中強調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應然理想”而不是“知識真理”。以人文信念摒棄科學實證，其動力源自“人的發現”，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價值性”[12]，由此導致了檔案學研究中價值論范式的產生。價值論范式立足于人的主體價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從實然到應然的轉變，意味著人對自我主體地位的確認以及對自身認識之自覺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過去不為檔案學關注的問題，比如:檔案工作與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科技文化發展與檔案工作改革問題、檔案信息總量飛速增加與檔案部門適應問題、信息時代來臨與檔案工作對策問題、 檔案工作國際化問題等等 ， 陸續進入檔案學關注的視野”[13]。顯然，價值論范式的理論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而其現實基礎則是檔案由傳統的國家管理模式向社會管理模式的轉變。
第三，人文科學化不是檔案學的發展取向
人文科學視野下的相關研究圍繞“價值”概念建立檔案學理論，努力解決現實檔案工作中的價值問題，從而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表達某種最終目標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預設某個理想，然后希望現實檔案工作能夠達到理論所描繪的那個理想圖景。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體“事實”，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觀“價值”想像，從而將價值問題與事實問題對立了起來。例如，提倡檔案個性化服務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個性是千差萬別的，考慮這部分用戶的個性難免會顧此失彼地無視那部分用戶的個性；考慮全體用戶的個性，則會失去個性。其癥結在于：研究者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檔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評論式的研究，從而既懸置了事實問題，也遮蔽了價值問題，個性化服務的價值弘揚變成社會和檔案學者賞賜給用戶的恩典。顯見，由于事實與價值的對立，使得人文檔案學也未能構成關于檔案學的完整表述。盡管，作為一種學術視角與價值選擇，人文檔案學自有其學術意義，但檔案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整體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學的學科規定性。
四、構建超越學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學科地位的檔案學
在目前的自然、社會、人文學科三分體系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分別固守客觀性和價值性的兩端，社會科學以客觀性與價值性的雙重關聯而處在二者之間。在這種學科分類框架下，檔案學的學科屬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檔案學研究混跡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兩者思維方式的互競與妥協也幾乎完整地表現在檔案學的發展歷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檔案學增添了視角，并從二元對立的傳統學科分類模式中分離了出來。人們發現，檔案學與價值、性質等人文科學的范疇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檔案和檔案工作中，始終存在無法實證或未經證實的理論而又為人們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國《穡月7日檔案法令》第37條所規定的“每個公民都有權了解在任一檔案庫房保存的檔案的內容”，就是一個人文價值選擇，它在本質上是不可論證的。所以，E·希格斯認為，《穡月7日檔案法令》是浪漫主義的，“因為將一切檔案向公眾開放，只能是革命時期的權宜之策，事實證明任何統治者都難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經過“實證”的結論卻可能很快被拋棄。例如，某些基于“科學實證”的鑒定方法在現實檔案鑒定中反而表現出無能。
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檔案學的某一側面，而沒有也不可能反映檔案學的全部本質屬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檔案學的學科地位。它們的歷史功績更多地在于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揭示了檔案學發展的多種路徑。總體上，檔案學既然以研究檔案、檔案工作以及檔案學自身的有關問題為職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會，不能僅僅借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和邏輯來建立檔案學。同樣，檔案學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不能簡單地套用社會、人文科學的視角和方法來建構檔案學科的理論體系。因為，社會科學以“社會”為核心，是“社會”之學；而人文科學以“人”為核心，是“人”學。檔案學同時關注“社會”與“人”，檔案與社會、檔案與人，是檔案學的永恒命題。所以說，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學科標準都不能規范與框定檔案學的發展。
我們相信，檔案學有自身學科的特殊性，檔案學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檔案與檔案工作為起點和終點的獨立科學。檔案學雖然需要相關學科的加入并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結論，但它的學科獨立性不應受相關學科介入的影響。誠如李財富、丁華東指出：“檔案學的可持續發展主要還是依靠自我發展，鮮明的學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創新，真正的動力也只能來源于檔案學界內部而非其他學界。”[15]惟其如此，檔案學才有希望構建為一門成功整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學科優勢的新的綜合性學科。
注 釋：
[1]譚琤培：《對檔案學學科性質研究的新見解(下)》，《蘭臺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東尼：《為社會學辯護》，周云紅、陶傳進、徐陽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檔案科學研究需用科學精神》，《檔案學通訊》2001年第4期。
[4]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譚琤培：《對檔案學學科性質研究的新見解(上)》，《蘭臺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黃力：《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檔案工作中的融合與共建》，《湖北檔案》2004年第9期。
[8][13]蔡麗娜、張利：《也談檔案學的學科定位》，《檔案學通訊》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國外現代檔案學思想的總體特點分析》，《湖北檔案》2008年第4期。
[10]傅榮校、韓云云、陸加敏：《論檔案學研究角度的轉變》，《浙江檔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協舟：《基于學術評價視閾的中國檔案學闡釋與批判》，《檔案學通訊》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從實在論走向價值論的當代哲學》，《理論探討》2007年第1期。
自然科學的范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機械力學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近代自然哲學家以近代機械力學為基礎，與唯物主義相結合，概括和總結自然觀及其與人類的關系所形成的自然觀。它是歷史上相繼的自然觀狀態的一種形態或一種階段。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與哲學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從15世紀到18世紀，工場手工業替代家庭手工業，生產技術逐漸改進，自然科學逐步沖破宗教神學觀念的束縛，其中力學發展最快，并被廣泛應用于生產和生活各方面。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發展以伽利略和牛頓為代表。伽利略將試驗方法和數學演繹方法相結合應用于物理學領域，使機械論自然觀表現出了“自然的數學化，質還原為量，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上帝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特征。牛頓統一了天體力學和地面力學，建立了經典力學的完整體系，實現了自然科學的第一次大綜合。他認為物體沒有改變狀態的能力，慣性是其本質屬性，運動需要借靠外力，宇宙是一個依照某一運動規律被設計出來的機械裝置。之后近代的自然科學都以力的概念和機械運動的規律去研究自然科學的其他現象。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哲學。法國的笛卡爾奠定了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哲學基礎，他認為世界的運動都是按照力學的定律來運動的，并用這種機械的觀點去解釋一切物質運動，包括宇宙中星體的運動、復雜多變的人體運動，甚至是生命有機體的動物生理運動。這種物質的運動并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可以為事物所主導的運動，而是無生命的運動。他認為世界被嚴格區分為形體世界和精神世界兩個部分，它們都有上帝這一個共同的來源；伴隨著這種區分，他同時也將人類社會中的道德與人文同自然哲學和科學進行了分離。
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對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上，西方近現代的自然科學、哲學、宗教等各個領域均受到來自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影響，然而仍然具有局限性，對其機械性、形而上學性和不徹底性進行了批判，對其揚棄后發展出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運動就是失掉一個位置而獲得另一個位置”。因而，在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機械看來物質的運動無非只是位置的不斷變化而已。他們只是把運動看做是機械的運動，而沒有看到其他的運動，用機械運動的特點掩蓋了其他運動形式的特殊性。而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則認為任何事物都處于運動變化之中，運動是絕對的，運動具有客觀性，運動過程包括進化和退化，事物運動的方向最終都是從低級走向高級的過程。
把一切質的差異都歸結為量的差異是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形而上學的一個表現。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質量變規律揭示了事物因矛盾引起的發展過程和狀態、發展變化形式上具有的特點，從量變開始，質變是量變的終結。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質變不僅可以完成量變，而且為新的量變開辟道路；質變引起事物性質的變化。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否定了質自身的規定性，又否定了不同層次的量的各種規定性，因而把量的范疇抽象化、絕對化。例如他們認為，可以用事物量的變化來將一切質的差別和變化歸結起來，否定質變的存在。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以孤立、靜止的方法研究自然界。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指導下的自然科學研究用孤立、靜止的觀點解釋自然界，用孤立的觀點來否定事物之間的聯系具有普遍性，用靜止的觀點來認為事物在本質上從來不發生變化，將自己歸到了造物主創造整個自然界的唯心主義營壘中。16-18世紀的自然科學大部分領域和學科正處在搜集資料和分門別類加以整理的初級階段。如生物學家林耐把各種植物孤立起來進行分類，認為先要知道生物界是由什么構成的，然后才能研究他們是怎樣進化的以及各種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將研究對象進行分解加以研究的方法由于受研究水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成了孤立、靜止的研究自然界的方法。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在自然科學上沒有突破神學的桎梏。雖然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世界觀的束縛，如牛頓就用力的概念和機械運動的規律去揭示一切現象，得出了嚴格的用數值來表示機械因果性的公式。但是牛頓認為慣性是物體的本質屬性，物質本身沒有改變狀態的能力，物體要改變狀態，只有依靠外力，提出了所有運動變化的原因都在物質外部的外因論。牛頓把這個外因歸結為“神的第一推動力”，又陷入了神學的桎梏。
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影響了經濟學，受其支配下的人類活動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惡化。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認為人與自然二元對立，認為自然中存在心靈和物質這兩個實體，二者獨立存在而不相互依存，各自有著不同的屬性，一方的變化不會引起另一方的變化。這種觀點影響了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造成了自然與人的對立，導致人們對自然倫理的冷漠，是人們的自然觀發生了異化。資本家為了經濟利益和剩余價值，不斷去更新技術去開采自然資源，對污染物進行毫無節制地排放，破壞了生態平衡，最終造成了現代社會經濟高速發展與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不平衡。
結語
本文從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自然科學和哲學入手簡要介紹了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然后從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角度對其機械性、形而上學性和不徹底性的局限性進行了評析。由于對自然科學僅處于概念上的了解，且缺乏對人類歷史上不同歷史時期自然觀的深刻理解，因此無法很好得用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準確地對機械唯物主義主義自然觀進行評析。知識的欠缺和方法的不嚴謹導致本文沒有以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一個具體局限為參照進行研究，僅僅停留在了簡單籠統的論述上。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北京）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參考文獻
[1]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
[3] 李尊，劉曉君：《機械自然觀的思想基礎及影響》，載《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第6期。
[4] 林定夷：《十九世紀：自然科學家對機械論的辯護與批判》，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
[5] 楊文義：《評析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載《雁北師院學報（文科版）》1996年第4期。
[6] 周碧雯：《舊唯物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哲學根源》，載《大連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7] 吳彤：《論機械自然觀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