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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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第1篇

較早對科學史做出層次劃分并以此為基礎探討科學編史學問題的是美國科學哲學家L.勞丹(Larry Laudan)。勞丹在其成名之作《進步及其問題》的第一部分中提出“研究傳統”這一概念，并以此為中心建立了科學進步的一種新模式。在該書的第二部分，勞丹對科學編史學的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較之前人更為系統、深入的闡述。勞丹在研究中發現，盡管包括阿伽西(J.Agassi)、庫恩(T.S.Kuhn)和拉卡托斯(I.Lakatos)在內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家都認為，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具有一定的內在統一性，即科學史為科學哲學研究提供思想材料，而科學哲學為科學史研究提供規范指導。然而，在對上述命題成立的分析論證中卻存在嚴重的邏輯矛盾和困難。這種邏輯困難的癥結就在于，如果科學史的撰寫預設了一種以其作為依據的科學哲學，而科學哲學又得依據它是否揭示出被認為是隱含于在它的指導下寫成的科學史中的合理性得到證實，那么二者互為因果。勞丹認為，擺脫上述理論困難的唯一途徑是對科學史做出“一種雖屬基本，但卻極為重要的區別，即科學史本身（可初步近似地看作是按年代排列的以往科學家的種種信念）與科學史的著作（即歷史學家對科學所作的描述性和說明性陳述）之間的區別”[1]。他建議用HOS[，1]指謂實際的科學史（科學發展本體），用HOS[，2]指謂歷史學家的科學史著述（寫定的科學史）。勞丹進一步將HOS[，2]劃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歷史描述的層次；二是歷史說明的層次。描述性科學史主要著眼于科學事件的演變過程，是對科學家曾經想了些什么，說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記錄、收集、整理和編纂。而說明性科學史所注目和思索的則是科學家如何去想，如何去說，如何去做。它所要回答的不是“是什么”，而是“為什么”、“何以是”的問題[2]?；谏鲜鰟澐郑瑒诘茖W史和科學哲學的關系、科學思想史的性質、科學社會學研究的層次性等重要的編史學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

從科學編史學的角度對科學史做出層次劃分的是J.阿伽西和H.柯拉夫(H.Kragh)[3][4]。其中，后者的工作更具代表性?？吕蛟?987年出版了《科學編史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of Science)一書。在該書的第二章，他首先討論了“歷史”和“科學”的界定問題，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科學史的層次劃分?？吕蛘J為，歷史[，1](H[，1])是指過去發生的實際現象或事件，我們只能有，甚至也將只能有有限的關于過去實在的知識。我們所知道的H[，1]的這部分不僅在范圍上受到限制，而且還受到包括歷史學家的選擇、描述和假設等因素的影響。我們不能直接接近H[，1]，而只能接近由各種原始資料翻譯過來的H[，1]的一部分。歷史[，2](H[，2])是指歷史研究及其成果。如同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一樣，H[，2]的研究對象是H[，1]。在柯拉夫看來，科學觀是科學史觀的基礎。他認為，在以下兩個層次上對“科學”做出區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在第一層次上，科學(S[，1])是指關于自然的經驗或公式的陳述的集合，這種科學觀強調的是科學是已完成的思想成果；在第二層次上，科學(S[，2])是指科學家的活動或行為。S[，1]是S[，2]的結果。在上述劃分的基礎上，柯拉夫對科學史做了兩層次劃分。他認為，HS[，1]是指通過對各種出版物內容的知識（技術）分析探討科學知識的增長過程以及科學理論間的批判與繼承關系。HS[，2]是指那些把研究重點集中在科學活動同其它社會活動之間的關系的歷史研究，它不是以對以往科學的技術進展作為主要內容，而是要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下研究科學與社會的互動[5]。

勞丹對科學史的兩層次劃分對科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意義，其不足之處表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將科學發展本體(HOS[，1])僅僅理解為以往科學家的種種信念，即科學共同體的某種行為規范，容易產生科學史只是一部思想史的認識誤導，從而使人們忽視對科學發展與社會進步、思想演進與文化變遷的相關機制的研究；第二，對科學發展本體的狹隘理解使勞丹進一步認為，對科學發展動力機制的回答應從思想的層面展開，因而也就未對歷史說明（說明性科學史）這一層次做進一步劃分?？吕驁猿挚茖W觀和科學史觀的統一性，并將科學思想史與科學社會史做了明確劃分，這是對歷史解釋層次認識的深入。然而，由于柯拉夫對科學史研究進行層次劃分時忽視了描述性科學史同解釋性（說明性）科學史的區分，因此，在邏輯上缺乏應有的縝密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可將科學史作以下三層次劃分。在第一層次上，即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將科學史劃分為科學發展本體(HOS[，1])和科學發展研究(HOS[，2])兩部分。科學發展本體是指以往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的全部活動或行為（科學的、文化的、經濟的、社會的）?？茖W史研究是指科學史家或自然科學家對以往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活動或行為的認識、思考及其成果。該層次劃分所明確界定的是科學史認識中的主體與客體，人們可以根據科學史認識中主體與客體關系的特殊性探討科學史認識活動與人類其它認識活動的區別與聯系。在第二層次上，即從史學方法論的角度將科學史研究(HOS[，2])劃分為描述性科學史和解釋性科學史兩部分。描述性科學史是通過對史料的收集、整理，按照編年的順序描述在歷史上“曾發生了什么”。解釋性科學史是把科學理論以及科學活動放在特定的問題環境中和社會背景下，揭示科學理論嬗替的規律，闡明科學發展的動因和機制。該層次劃分為探討不同史學方法的功能以及各種方法之間的互補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其研究成果不僅對科學史，而且對于整個史學研究都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在第三層次上，可將解釋性科學史劃分為科學思想史（內史）和科學社會史（外史）兩部分?？茖W思想史重點研究科學概念、科學理論發展的內在邏輯，探討科學思維的特點和規律。科學社會史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側面揭示科學與社會的互動機制。該層次劃分對于認識思想史與社會史在解釋科學發展上的功能互補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2　科學史層次劃分的編史學意義

(1)科學史認識中主體與客體關系的特殊性

受19世紀末實證主義哲學思潮和人文史學中科學主義的共同影響，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科學史研究中出現了唯科學主義傾向。有相當一部分科學史家以及從事科學史研究的自然科學家認為，科學史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在認識對象和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史學家通過對史料的深層次發掘和詳細考證，就可以獲得對以往科學發展歷程的“客觀”、“真實”的認識。這種實證主義的編史觀主張科學史研究要效法自然科學，堅持科學史研究的惟一目的就是“如實地述說過去”，應該“述而不作”。

> 上述思潮的認識論根源是對科學史認識對象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決定的科學史認識中主客體關系的特殊性缺乏正確的理解。我們認為，科學史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至少應從以下兩方面去把握：首先，從科學史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區別上看，作為科學史研究對象的HOS[，1]是人類以往的科學活動，這些科學活動具有時間上的不可反演性，因此，科學史家無法直接面對這些科學活動，他們只能借助對歷史遺物和作為科學活動結果的科學理論、假說的發掘、整理、分析而間接地推測和述說歷史上曾發生了哪些科學活動，科學家又是如何思考的。與科學史研究不同，自然科學家能夠直接面對自然界（無論是通過自己的感覺器官還是借助科學儀器），而且多數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具有時間上的可反演性。它進一步保證了科學觀察和實驗的可重復性，從而使觀察、實驗既能為理論建構提供思想材料，又能為假說（或理論）的證實和證偽提供直接判據。其次，從科學史研究與其它史學研究的區別上看，科學史以以往的科學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而科學活動是以創造性的思想活動為主線而展開，其成果是科學概念的提出或科學理論體系的建構。由于科學思想不具可觀察性，科學史家只能依據部分占有的歷史資料，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科學家的思想活動，這就更有可能使這種重演一方面夾雜著科學史家個人的思想色彩，另一方面又可能打上科學史家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某些印跡。與科學史的研究不同，其它史學學科或是從政治活動、或是從經濟活動、或是從軍事活動的角度研究歷史，這些研究雖然也要分析人們的思想動機，但思想并不成為研究的主線。認識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在科學史研究中主客體關系具有如下特點：第一，由于科學思想發展是批判與繼承的辯證統一，當代科學思想部分地包含以往科學思想的合理成份，這是科學史家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思想的基本依據所在，而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作為研究對象的“以往科學家的思想”和作為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科學史家自己的思想在重演中必然要發生融合，因此，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科學史研究中主體與客體表現出更強的互動性與融合性。第二，由于史料的有限性以及科學史家重演結果的多樣性，使史實對歷史陳述或歷史解釋的檢驗具有更明顯的相對性。

(2)“史”與“論”在科學史研究中的滲透與融合

將科學史研究劃分為描述性科學史和解釋性科學史并不是人為地將科學史這一有機整體分割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而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史實收集、整理的基礎性，理論建構的必要性，以及在具體史學實踐中二者滲透與融合的必然性。

描述性科學史的主要任務是發掘和整理歷史資料，并按照編年的順序對歷史上“曾發生過什么”進行客觀描述。史實的收集、考證、整理是科學史研究的基礎，只有掌握足夠的第一手資料，科學史家才有可能按年經事緯的順序較為完整地向現代人述說以往科學家曾經說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時，描述性科學史又為解釋性科學史對歷史發展中的“為什么”和“何以是”的回答提供思想材料。沒有丹麥文獻學家海爾伯格(J.L.Heiberg)對阿基米德手稿的發掘，當代人對古希臘數學就不會有現在的理解。19世紀末、20世紀初考古學、文獻學、人類學的重大發現才改變了人們對中世紀科學的看法。在肯定史實的這種基礎作用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歷史事實本身并不會說話，只有人們向它提出問題，它才會開口說話。而對歷史設問的角度不同又決定了對史料的選擇范圍和對歷史進行陳述的內容和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說，如同自然科學中“觀察滲透理論”一樣，在科學史研究中，“史料必定負荷規范”。因此，在科學史研究中，不受理論或規范影響的、完全中性的歷史陳述是不存在的，而脫離史實的理論重建也沒有任何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解釋性科學史存在的必要性與科學史的特定功能密切相關。人類的一切認識活動都是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的。人們研究科學史不是“為了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它要為人類現實的科學活動服務。為此，科學史研究必須透過歷史表象，探析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和深層動力，揭示科學與社會的互動機制，以便為現實的科學活動提供啟迪和借鑒。描述性科學史不能令人信服地說明科學理論、科學思想嬗替的具體機制和科學與社會互動的內容及方式，因此，必須在史實收集、整理的基礎上，對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進行理性重建，對科學與社會的作用機制進行全方位透視，以便使人類能更好地駕馭和利用科學。

(3)科學思想史與科學社會史在解釋科學發展上的功能互補性

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也是一個開放的動態過程，它在與社會的互動中不斷演化、發展。因此，對科學發展的“為什么”、“何以是”的解釋和說明就應從兩個側面展開。一是從理論嬗替、思想演變的角度探析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以便使當代科學家能更好地把握科學發展的趨勢，合理地選擇理論、方法創新的方向和切入點；二是以科學與社會的相互作用為主線，研究科學系統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機制，以便為科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并更有效地發揮科學的社會功能。在科學日益社會化，社會愈趨科學化的今天，思想史的研究和社會史的研究體現出越來越強的互補性。

著名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批判歷史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思潮時曾指出，“對于科學來說，自然永遠僅僅是現象”，對于史學研究而言，“歷史事件并非僅僅是現象，僅僅是觀察的現象，而是要求史學家必須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來。”[6]因此，“史學的任務在于表明事件何以發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樣導致另一件事情?！彼J為，在歷史事件的這種“何以”和“怎樣”的背后，就有一條不可須臾離棄的思想線索在起作用，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找出貫穿其間的這一思想線索。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論斷。[7]如果說人文史學家所研究的過去并非是已完結（死掉）的過去，而是在某種意義上目前依然活著的過去的話，那么，對于科學史家來說，他所研究的思想在當代科學研究中仍在延續，科學思想史研究就更富“思想”的特性，而科學理論作為思想的直接成果又是分析以往科學家思想活動的“活化石”。因此，科學思想史研究是解釋科學發展的一條基本線索。然而，思想的研究不能離開史實而專論思想。伽利略的思想是根據他的一系列科學實驗的事實而產生的，我們可以重復他的實驗，因而可以以自己的思想重演他的思想。從這種意義上說，描述性科學史是解釋性科學史的基礎，而解釋性科學史是對描述性科學史的提煉和升華。科學史家要從歷史的殘篇斷片中再現以往思想的邏輯，就要在自己的心靈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歷史事實背后的思想，同時，他又不能僅僅停留在以往水平上的重演，而是要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也就是說，科學史家對以往科學思想的認識總是要納入他自己的思想結構，而每個科學史家的思想又各不相同，其結果有可能（或必然）導致有多少理性重建就有多少種不同的科學思想史。實際上，就象描述性科學史不可能完全如實地述說以往一樣，對科學思想的重演也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科學史家個人的思想印跡或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思想文化特征。然而，我們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科學思想史研究的科學性。在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對科學史進行重建，這些不同的重建為人們更好地理解科學發展提供了多重視角。

科學的發展是內外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如果把對科學發展過程的解說僅僅局限在對思想邏輯的考察，而忽視科學思維結構、傾向同其它社會活動的作用與聯系，那么，“科學史研究只能向人們提供一幅抽象的、孤立于社會之外的科學發展圖景?！盵8]因此，對科學發展過程的說明還必須從科學與社會互動的角度進行。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以薩頓(G.Sarton)為代表的外史學派試圖以整個文明發生、發展以及文化的演進為背景，研究不同學科間的聯系以及全部精神活動與經濟現象之間的相互影響。外在論的編史觀不僅批判了近代以記事為主的編史規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內史學派歷史視野過于狹隘的缺欠。默頓(R.K.Merton)則認為，按編年的框架，以純經濟、政治、文化要素為中心展開的研究雖然能向人們展示出科學發展中某些激動人心的歷史畫卷，卻難以從微觀層次和運行機理上闡明歷史總體的深刻變動。他堅持科學發展的社會整體觀，主張把科學史的探索領域拓展到社會結構的宏觀、中觀和微觀各個層次，并將自然科學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創造性地應用于對科學發展的研究，不僅拓展了科學史的研究視野，也實現了科學編史方法的重大變革[9]。

將解釋性科學史分為科學思想史和科學社會史并不是說科學發展就存在兩種動因、兩種機制，它是科學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也是科學史研究的必經階段。科學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科學史也必定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茖W史的整體性決定了對科學發展解釋的內在統一性。然而，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的科學史研究雖然在科學思想史和科學社會史的各自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對內史與外史的關系、科學史同科學哲學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尚顯滯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科學史研究的整體進展。[10][11]

參考文獻

[1][2]　勞丹.進步及其問題[M].劉新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167-223.

[3]　J Agassi.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1963).

[4][5]　H Krag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Scie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7]　R G　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M].何兆武，張文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9-42.

[8]　劉鳳朝.科學編史學的思想源流與現代走向[J].自然辯證法研究，1993(12):31-35.

[9]　R K 默頓.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18.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科學史 科學知識社會學 內史 外史

abstract: since 1930s, most of cha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cience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di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bout that problem, many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l history”, and, even some scholars who focus the “external history” would insi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sk, the premise of these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is the opposi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t insist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sk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is view of science,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internal history” that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factors. in that way, the demarc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s elimin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學史中的“內史論”與“外史論”已經是科學史界和科學哲學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說，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構成了科學編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其進行分析，對于一階的科學史研究來說，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從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的立場出發，指出這種劃分實際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這種消解又可以帶來科學觀和科學史觀上的新拓展。

一、科學史“內外史”之爭

在討論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內外史”劃分的消解之前，我們先且按傳統的標準和劃分方式對“內史論”與“外史論”的含義及“內外史”之爭做簡單的回顧與分析。

一般而言，科學史的“內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學本身的內部發展歷史。“內史論”（internalism）強調科學史研究只應關注科學自身的獨立發展，注重科學發展中的邏輯展開、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論的闡述、實驗的完成，以及理論與實驗的關系等等，關心科學事實在歷史中的前后聯系，而不考慮社會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默認科學發展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茖W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則指社會等因素對科學發展影響的歷史?！巴馐氛摗保╡xternalism）強調科學史研究應更加關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環境對科學發展的影響，認為這些環境影響了科學發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學史時，把科學的發展置于更復雜的背景中。[ ]（p24）

從時間上來看，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科學史研究（包括薩頓的編年史研究在內）基本上都屬于“內史”范疇。直到20世紀30年代默頓和格森發表了有關著作之后，科學史研究才開始重視外部社會因素對于科學發展的影響，并逐漸形成了與傳統“內史”研究不同風格的編史傾向。這才出現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并引起了所謂的“內外史”之爭。

具體而言，“內外史”之爭的焦點在于外部社會因素是否會對科學的發展產生影響，或者說，在科學史的研究中，這些外部影響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內史論”者認為，科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內在發展邏輯，是不斷趨向真理的過程；科學內在的認知概念和認知內容不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且科學的真理性和內在發展邏輯往往使得其發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響。相反，“外史論”者則堅持認為，盡管科學有其內在的概念和認知內容，但是科學發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會因素作用的結果。在其看來，社會的、經濟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識形態的因素，無一不對科學研究主題的變化和科學發展進程的快慢產生重要影響。

在20世紀30－40年代，因為格森和默頓等人的工作，“外史論”在科學史界逐漸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二戰后期直接源于坦納里、迪昂、邁耶遜、布魯內和黙茨格的法國傳統的觀念論綱領開始流行。正如科學史家薩克雷所說，由于觀念論的哲學性歷史占主導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人們很自然地注意遠離任何對科學的社會根源的討論。即使出現這種討論，那也是發生在一個明確界定的領域，并由社會學家而非科學史家進行。[ ]（p55）在這一時期，柯瓦雷關于伽利略和牛頓的經典研究奠定了觀念論科學史的主導地位。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論”在另一種意義上又重新發揮了影響，顯示出較為活躍的勢頭，這與科學哲學中歷史學派的出現不無關系。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發展，對科學的社會學分析開始興起，其中，不但科學的形成過程和形式，連科學的內容也被納入了社會分析的范圍，科學知識的內容因其社會建構過程，也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科學既被看成是一種知識現象，更被看成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

可以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釋框架上的一些變化和爭論，大多是圍繞著界定、區分和評價“內史論”與“外史論”，是在這兩者彼此對立存在（雖然也有認為兩者可以綜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開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內外史”研究的變化與爭論進行分析，可以窺見20世紀以來西方科學史研究側重點和范式變化的歷史脈絡。

二、國內學者的態度及其前提假定

對于西方科學史研究的“內外史”演變和爭論，國內學者的態度大抵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種是埋首于個人的具體研究，不去關心和討論這個編史學理論問題，但潛在地卻基本同意“內外史”的劃分，這類學者占大多數；另一種是對該問題做了專門的研究和討論，當然這些學者在人數上不是很多。在這類學者當中，通常極端的“內史論”和“外史論”都不被他們同意，他們從某種程度上堅持的二者的綜合運用。

具體而言，在第一類學者看來，具體的一階研究更為重要，討論“內外史”之爭問題往往是“空談理論”，對于實際的科學史研究沒有多大意義。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國內科學編史學研究相對來說一直是較為薄弱的環節，其價值和意義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不過，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這些一階的研究中，“內史”所占的比重遠遠超過“外史”。在許多學者看來，科學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科學史描述的就是科學自身發展的歷史和規律。少數“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對科學發展的速度、形式的影響上，把社會因素作為科學發展的一個外在的背景環境來考慮，尚未觸及到社會因素對科學內容的建構與塑型的層面。

在第二類學者中，80年代末就已經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指出科學中的多數重大進展都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認為在“內史”和“外史”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張力。[ ]（p39-47）隨后一些學者較為系統地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科學史研究的“外史”轉向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們通過對國際科學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論文和書評進行的計量研究，發現科學史的確發生了從內史向外史的轉向，20世紀80年代之前以內史研究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為主。[ ]（p128）此外，他們還就“內史”為何先于“外史”、“內史”為什么轉向“外史”、“內史”與“外史”的關系究竟如何進行了分析，總結了國外學者關于“內外史”問題的觀點，并認為“內外史”二者應該有機地結合起來。[ ]（p27-32）其理由在于“極端的‘內史論’會使科學失去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動力和基礎，無法解釋科學的發生和發展；極端的‘外史論’又會使科學失去科學味，而顯得空洞?！盵 ]（p64）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雖然未對“內外史”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但從不同的關注角度出發，大多都認為科學史的“內史論”與“外史論”必須進行某種綜合。[ ]（p14，p97-98）

無論是不去討論“內外史”問題，還是總結國外學者的觀點并主張“內外史”綜合，第一類學者和第二類學者都默認了“內史”與“外史”的劃分方式，且大多更為看重“內史”。如果對他們的觀點做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在背后支撐著這種劃分及側重的仍然是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這種科學觀認為，科學是對實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規律，不受外在的社會因素的影響，科學的歷史是一系列新發現的出現，以及對既有觀察材料的歸納總結過程，是不斷趨向真理和進步的歷史。這種科學觀指導下的科學史研究就必須揭示出科學發展的這種“內在”發展邏輯，揭示科學的縱向的“進步”歷史。例如，有學者在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科學、科學史的發展來談“內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時，提到“科學史一開始的首要任務就是對科學史事實在（包括科學家個人思想、科學概念及理論發展）的內部因素及產生機制的研究。而這一科學史事實在內部機制的研究構成了科學史區別于別的學科的特質和自身賴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說內史研究是科學史的基礎和起點；”“外史是在內史研究的基礎上隨著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時才逐漸從內史中生長出來的?！盵5]（p28）這些觀點大致包含了這么幾層含義：首先，科學史事實在內部蘊含了科學發展有其獨立于社會因素影響之外的內部機制、邏輯與規律；其次，對這些科學發展規律、機制及內部自主性的研究構成了科學史學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學內部理論概念等的自主發展的“內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內史”的補充。盡管一些作者堅持一種“內外史”相結合的綜合論，但仔細分析起來，其“外史”仍然沒有取得與“內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強調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視“分析科學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如哲學、社會思潮、社會心理、時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諸如科學研究制度、科學政策、科學管理、教育制度、特別是社會制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科學發展的阻礙或促進作用。”[5]（p32）此外，從一些學者的總結性論文中可以發現，在那些圍繞著“李約瑟問題”而討論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的諸多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p110-116）在這里，種種社會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學活動的背景（盡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決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構成因素。因為在他們看來，科學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科學方法、程序以及科學結果的可檢驗性保證了科學本身的客觀性，對科學的歷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學本身的內在邏輯發展為主要線索，科學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觀的、價值中立的、有其獨立的內在發展邏輯科學活動的歷史。

由此可見，對“內史”與“外史”的傳統劃分的堅持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綜合”運用，都是以科學的的一種內在、客觀、理性及自主獨立發展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這樣的科學觀，才可能使得“內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別得以成立，“內史”與“外史”的劃分才成為可能。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西方科學史界“內史論”與“外史論”的爭論之所以長期持續，原因可能恰恰在于這種科學觀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強調“內史”，完全否認“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雖偏重“外史”，卻仍只將社會因素作為科學發展的背景來考察；或者雖強調“內外史結合”，卻仍以“內史”為主，“外史”為輔。要結束這種爭論，就必須在科學觀和科學史觀的層面進行超越?？茖W知識社會學正是基于對這一科學觀和前提假定的解構，消解了傳統的“內史”與“外史”的劃分。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內外史”劃分的消解

科學知識社會學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英國，它以愛丁堡大學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愛丁堡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巴恩斯、布魯爾、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確地把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并要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魯爾提出了系統的關于科學的研究綱領，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四條“強綱領”原則。除此之外，ssk的學者如謝廷娜、夏平和拉圖爾等，在這些綱領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體的案例研究。

“愛丁堡學派”自稱其學科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為了與早期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識社會學”，以及當時占主流地位的默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相區別。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中，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是不能做社會學的分析的，因為它們只受內在的純邏輯因素的決定，它們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內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頓的科學社會學中，科學是一種有條理的、客觀合理的知識體系，是一種制度化了的社會活動，科學的發展及其速度會受到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科學家必須堅持普遍性、共有性、無私利性等社會規范的約束。[ ]（p267-278）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首先不贊成曼海姆將自然科學排除在社會學分析之外的做法，他們認為獨立于環境或超文化的所謂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須，布魯爾對數學和邏輯學進行的社會學分析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與默頓的科學社會學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它進一步將科學知識的內容納入社會學分析的范疇。在ssk看來，科學知識并非由科學家“發現”的客觀事實組成，它們不是對外在自然界的客觀反映和合理表達，而是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制造出來的局域知識。通過各種修辭學手段，人們將這種局域知識說成是普遍真理。科學知識實際上負載了科學家的認識和社會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會因素塑造出來的。它與其他任何知識一樣，也是社會建構的產物。[9]（p2）

ssk與傳統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的上述區別直接反映在其相關的科學史研究上，表現為對“內外史”的不同側重和消解。傳統知識社會學在自然科學史領域仍然堅持的是“內史”傳統，科學社會學雖然開始重視“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時至今日它只討論科學的社會規范、社會分層、社會影響、獎勵體系、科學計量學等，而不進入認識論領域去探討科學知識本身；在其看來，研究科學知識的生產環境和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是兩回事，后者超出了社會學家的探索范圍。[ ]（p38-39）可見，傳統的科學觀在科學社會學那里仍沒有被打破，科學“內史”與“外史”的劃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卻堅持應當把所有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都當作調查研究的對象，主張科學知識本身必須作為一種社會產品來理解，科學探索過程直到其內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會化的。[12]（p38）這樣一來，因為連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獨立于社會因素影響之外的、那種純粹的所謂科學“內史”便不復存在，原來被認為是“內史”的內容實際上也受到了社會因素無孔不入的影響，從而，“內史”與“外史”的界限相應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說，柏拉圖主義對于科學而言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觀點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魯爾就開爾文勛爵對進化論的批判事件進行分析時指出的那樣，該事件表明了社會過程是內在于科學的，因而也不存在將社會學的分析局限在對科學的外部影響上的問題了。[ ]（p6-7））。

ssk關于科學史的內在說明和外在說明問題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魯爾在對“知識自主性”進行批判時，就對科學自身的邏輯、理性說明和外在的社會學、心理學說明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過討論。他指出，以往學者一般將科學的行為或信仰分為兩種類型：對或錯、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會學或心理學的原因來說明這些劃分中的后者，對于前者而言，則認為這些正確的、真的、理性的科學之所以如此發展，其原因就在于邏輯、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說明的。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往往認為這種內在的說明，比外在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說明更加具有優先性。[14]（p9）

實際上，布魯爾所要批判的這種觀點代表著ssk理論出現之前，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里的某種介乎于傳統實證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之間的過渡性科學編史學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將科學史看成是在某種關于科學進步的合理性理論或科學發現的邏輯的理論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對其相應的科學哲學原則的某種史學例證和解釋，也就是說科學史是某種“重建”的過程，而非科學發展歷史的實證主義記錄或者某種具有邏輯必然性的歷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認為科學史的合理重建屬于一種內部歷史，其完全由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只有當實際的歷史與這種“合理重建”出現出入時，才需要對為什么會產生這一出入提供外部歷史的經驗說明。[ ](p163)也就說，科學發展仍然有其內在的邏輯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學的內部歷史就是對這種邏輯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內部證明，它具有某種邏輯必然性；而社會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學的合理性和科學的邏輯發展，仍然外在于科學的“內部歷史”，是科學史家關注的次要內容。但這種歷史觀內在的悖論在于，那種純內史的合理重建，實際上又離不開科學史家潛在的理論預設，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魯爾所說，考察和批判這種觀點的關鍵首先在于認識到，它們實際上是把“內部歷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來，展示某科學發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為什么歷史事件會發生的充分說明；其次還在于認識到，這種觀點不僅認為其主張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對于外部歷史或者社會學的說明而言，這種內部歷史還具有優先性，只有當內部歷史的范圍被劃定之后，外部歷史的范圍才得以明確。[14](p10)實際上，布魯爾強調科學知識本身的社會建構性，恰恰是基于對這種科學內部歷史的自治性和隨之而來的“內史”優先性假定的批判，而這一批判又導致了科學編史學上“內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內外史”劃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關分析與評論

ssk之于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以及隨之可能帶來的科學史“內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國內少數學者的注意，但他們對此所持的態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學者認為，科學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和sts研究，就其個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學外部的社會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學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會更好些。[6]（p63-64）此外，還有些學者肯定了ssk研究的價值，并從中看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和默頓學派對待科學合理性和科學知識本性的態度的不同，但認為在一定意義上ssk是用相對主義消解了在科學理性旗幟下“內外史”觀點之爭。[ ]（p47）實際上，認為社會學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對科學知識、科學理性與內在邏輯性不可做社會學分析的觀點的一種認可，并潛在地賦予社會學的“外史”研究以較低的地位。認為“內史”與“外史”的劃分必須存在，認為ssk對“內外史”之爭的消解來自于其相對主義的科學觀等等，實際上都反映了對傳統的科學理性、客觀性、價值中立性、真理性與實在性的堅守，這種堅守又意味著對科學內在的發展邏輯做“內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國際學術背景中，后庫恩時期研究的整體趨勢確已開始走向了將“內史論”和“外史論”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這種結合更多地是將“內史”與“外史”的界限逐漸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論可以消解傳統的“內史”與“外史”的劃分之外，類似地，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同樣可以對這一劃分進行解構。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并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被政治家誤用或濫用，而是社會政策的議程和價值已內在地包含于科學進程的選擇、科學問題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學研究的結果中。[ ]（p81）因而，科學本身即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為此也就不存在著對科學內在獨立邏輯的某種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關于社會因素加于科學發展之上的某種作用關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哈丁所認為的，“內史論”與“外史論”之間的界限是人為的，兩者之間的共同特點是贊同純科學的認知結構是超驗的和價值中立的，以科學與社會的虛假分離為前提，因此他們并沒有為考察社會性別關系的變遷和延續對科學思想和實踐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留下認識論的空間。[17]（p82）

這種整體趨勢在關于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也有實際的體現。在李約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國科學史的美國權威學者席文負責編輯整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6卷“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第6分冊“醫學”得以出版，這是一個很有象征意義的事件。此卷此分冊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其它已經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冊有明顯的不同。席文將此書編成僅由李約瑟幾篇早期作品組成的文集。對于席文編輯處理李約瑟文稿的方式，學界當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席文的做法確也明顯地表現出他與李約瑟在研究觀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為此書所寫的長篇序言中，系統地總結了李約瑟對中國科學技術史與醫學史的研究成果與問題，并對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綜述，提出了諸多見解新穎的觀點。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確指出：“由于對相互關系之注重的革新，內部史和外部史漸漸隱退。在80年代，最有影響的科學史家，以及那些與他們接近的醫學史家，承認思想和社會關系的二分法使得人們不可能把任何歷史的境遇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盵 ]（p1-37）

“內史”與“外史”的劃分、“內史”與“外史”何者更為重要以及“內史”與“外史”二元劃分的消解，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科學觀，在這些不同的科學觀下又產生了科學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綱領?！皟仁贰钡难芯總鹘y在柯瓦雷關于16、17世紀科學革命時期哥白尼、開普勒、牛頓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則在18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科學技術的互動方面，找到了合適的落腳點；而ssk的案例研究則充分體現了打破“內外史”界限之后，對科學史進行新詮釋的巨大威力。盡管科學哲學領域對于ssk的“相對主義”、“反科學”以及圍繞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仍在持續，但在某種意義上講，對于科學史研究來說，ssk對“內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內史”和“外史”之間的壁壘，形成了一種統一的科學史。在這種新的范式下，科學史研究能夠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給予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更為深入的分析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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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第3篇

>> 理工科大學生科技創新能力的培養與探索 簡論理工科大學生科技素養的培養 理工科大學生科技創新素養提升理論與實踐研究 工科大學物理教學過程中應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理工科大學生創新能力培養探索 理工科大學生應重視公關素質的培養 論理工科大學生哲學素質的培養 淺論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 理工科大學生寫作能力培養的實踐途徑 理工科大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養 理工科大學生學習自我效能感的培養 理工科大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途徑 理工科大學生科技英語翻譯能力分析 基于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的理工科大學生學習方法研究 工科大學生數學思維的培養 理工科大學生藝術素質教育創新模式構建 理工科大學生藝術素養教育創新模式構建 以創新基地為依托的理工科大學生創新訓練計劃研究 從就業探究理工科大學生培養模式 理工科大學生翻譯能力培養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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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科學 存在論 數學因素

abstract: have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shown the intrinsic process of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cience? no. this essay tries to analyze science’s own intrinsic process of coming into being from the ontological viewpoint in accordance with heidegger's thinking.

key words: science ontology mathematical element

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是指近代以來的實證科學，或者說近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茖W史和科學哲學的討論已使我們對近現代科學的產生過程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但其中仍有許多難解之謎。“既然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如此發達，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這個廣為關注的李約瑟難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這說明我們對近現代科學的理解還遠遠不夠。

詳細了解科學史上的每一個事實并不能保證我們理解了科學史，從邏輯上嚴密精確地分析科學的理論結構、研究過程和認識方法并不能保證我們理解了科學，而對于科學的社會背景以及科學與社會的關系的把握也無法保證我們理解科學本身。

科學以萬物為研究對象，同時又是人的特定的存在方式。科學體現著人與萬物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存在自身演歷的必然結果。從存在論的視角考察近代科學是理解它的一種重要方式，而且是一種最為徹底的方式，因為只有這種方式才提供出對科學的內在理解，而其它的方式只是把科學作為一個外在的對象，對它進行外在的研究。

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雖然沒有把科學作為他們特定的專題研究對象，卻從存在論的層次深入地思考了科學。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克爾曼斯（joseph j. kocklmans）等美國學者沿著海德格爾等人的思路做了許多工作，他們把這類研究叫作“自然科學的解釋學現象學”（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或“自然科學的解釋學”（hermeneutic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在國內，吳國盛首先關注到對于科學的存在論研究，并把這類研究稱為“科學存在論”（ontology of science）或“第二種科學哲學”1。由于現象學在海德格爾那里指的是思考存在問題的本源性方法，而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也是存在論層次上的解釋學，所以上述不同的稱呼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對科學的存在論研究或科學存在論尚未引起學人的足夠重視，但它是真正理解能夠標志我們這個時代本質的科學現象所必需的?？茖W哲學作為對科學的哲學探討應該推進到科學存在論領域。本文試圖在海德格爾等人工作的基礎上，從存在論的角度對近代科學的產生問題加以初步的考察。

一、古希臘哲學為近現代科學所做的最初準備

近現代科學產生的存在論根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臘哲學，那里發生的思想轉變早早地為近現代科學做了最初的準備。

1. 古希臘早期的思想家對存在有一種源始的領悟。他們對于世界的開啟、萬物的敞開深有感觸，原來處于掩蔽狀態的神秘的萬物竟然去蔽而公開出來，存在者存在著。早期思想家驚異于存在者的存在，縱身其中，應和著世界的顯現。他們把這種開啟、顯現和公開叫作physis（自然），他們的主要著作均以“論自然”（peri physeos）為名。

后來，羅馬人把physis譯為natura。natura又被譯為英語的nature、德語的natur等。但今天人們理解的“自然”已與希臘早期的physis有著根本性的差異。我們把早期希臘哲學，即前蘇格拉底哲學，叫作自然哲學，是有道理的。但那時的自然哲學還不是近代自然科學的低級形態，與近代視野中的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有著本質的不同。

古希臘早期的physis不是后來那種與人對立的“自然”，它針對存在者整體，包含著人和神，也包含著政治和倫理。physis的基本意思是“生長”。但并非指量的增加，也不是我們所說的發展或變化?！吧L”乃是涌現，即自行開啟并駐立于自身，意味著進入無蔽境界，逗留于澄明之中，把自身展示出來。這是萬物的現身。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干脆把physis與存在等同起來。作為存在的physis就是從遮蔽中綻出、公開而又持留、逗留，即現象，phainesthai，源始意義上的現象。作為現象的physis從隱蔽中走出，進入無蔽狀態，這就是aletheia，真理，源始意義上的真理。

physis與存在的一致性能使我們很好地理解巴門尼德的《論自然》為什么以存在問題為核心。但是巴門尼德極力強調存在的不變性和永恒性。這一點為柏拉圖所繼承，并走向一個不同的方向。

2. 柏拉圖用idea和eidos表示存在或physis。physis，涌現，現象，這個涌現出來的所“現”之“象”不就是事物呈現出來的idea和eidos（外觀）嗎？事物的外觀就是它賴以顯示自身于我們面前的“樣子”，它賴這個“樣子”并以這個“樣子”而存在，而現身，而涌現（physis）。所以，physis必然連帶出一個外觀，idea。通過idea可以把physis講得更清楚，更易于理解。

然而，physis是自行顯現，而idea是顯現出來的外觀，即顯現的結果。當柏拉圖用idea代替physis時，就用顯現的結果代替了顯現本身。顯現本身被忽略了。另一方面，我們極有可能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外觀，但只能有一種外觀與事物本身一致。idea當指這種真實的外觀，而且它未必就是眼睛所看到的。嚴格來說，真實的idea，即通常譯為“理念”的idea，只能通過靈魂才能把握。這種idea是事物的本體（存在本身），感官所感覺到的外觀則只是本體的分有或模仿，或者干脆是假的，總之是有缺陷的。可感世界是與作為本體的idea世界相對立的。在physis變成idea時，phainesthai也就成為與本體（存在本身）相對的現象。

更重要的是，在柏拉圖的idea中，數的因素特別地突出出來。可感世界只是意見的對象，idea作為可知的世界才是知識的對象。對idea的認識形成知識。知識是永恒的、可教可學的。在希臘語中，可教可學的東西又叫作ta mathemata，數學因素。畢達哥拉斯已經把數作為萬物的本原了，當柏拉圖把idea作為本體時，數的因素也進入了本體（存在）之中。作為本體的idea是數學性的東西，數學因素是事物的本質，是“存在本身”。同時，數學因素也是我們的靈魂本來擁有的，所以我們才可以不依靠感官就能把握它。這樣柏拉圖就把數學因素當成了人與萬物的共同本質，只有依靠它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

3. 亞里士多德繼續把追求知識當作靈魂的崇高事業。這種對知識的追求也同樣改變了physis和存在的源初含義，不過與柏拉圖有所區別。亞里士多德對存在和自然的考察過程是這樣的：

⑴存在有多種意義，但最根本的意義是ousia，實體。

⑵自然（physis）有多種意義，但最源始的、最主要的意義是指，具有運動本原的東西的實體（ousia），自然就是某種ousia。

⑶ousia有多種含義：①是其所是；②普遍；③種；④hypokeimenon（載體、基質、主體、根據）。其中hypokeimenon最有資格充當ousia。hypokeimenon可能是質料，可能是形式，也可能是質料與形式的結合，但它應該是內在于某物的形式。

這樣，亞里士多德把存在和physis歸結為ousia，把ousia歸結為hypokeimenon。ousia在亞里士多德時代既保留著存在和在場者之在場的意義，又表示在場者在其外觀的是“什么”中。亞里士多德在上述所列的ousia的第一種含義可以體現出在場者之在場的意義，而后三種含義都已經是“什么”了，是經常的、現在的、永恒的東西，亞里士多德主要以hypokeimenon表示。

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和科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原因，而原因可以歸結為四類，即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其中后三類其實是一類，可以用形式因或目的因表示。hypokeimenon就是內在于事物中的形式因或目的因，是事物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據、主體。

柏拉圖把存在本身和physis的本質理解為idea（理念），亞里士多德則最終歸結為作為原因的hypokeimenon（根據、主體）。隨著physis變為idea和hypokeimenon，希臘人把握它們的方式也隨之發生了同步的變化。這種變化就體現在logos一詞的演變之中。

4. 希臘詞logos的最初含義是指萬物遵循的尺度、比例或平衡關系，是一方對它方的關系，是事物把各種關系和比例聚集于一身從而呈現自身。海德格爾據此把logos的源始含義理解為“采集”，并在對赫拉克利特殘篇的解釋中印證了這種理解。作為采集的logos不是雜亂的堆積，而是相互協調使之和諧地涌現出來，“是把紛然雜陳與相互排斥者扣入一種歸屬一體的境界中”2。所以，logos最初與physis具有統一的意義。logos就是存在者的內在的集中和呈現，就是存在。

人在存在中建立自己的根基。人響應存在，與存在相和諧。所以人的本質就在于聽從logos。聽從logos就具有智慧。而聽從logos就是以logos的方式行動，即以采集的方式行動。logos據此也指人的采集。人通過采集而承納存在，展示存在，歸屬于存在。這就是源始的思，noein。當巴門尼德說“思與存在是同一的”的時候，他的“思”就是這種意思。

由于logos就是聚集而呈現，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它又引申為語言。人與存在者以logos的方式存在，就是在語言中存在，“語言是存在之家”。人對存在的響應就是對語言的響應，也是對智慧的響應。這種響應即愛，philo。對于存在、語言和智慧的響應或愛就是philosophia，哲學。

但是，以logos（語言）的方式的響應或愛，總要表現為人的說以及說出來的話。這種說以及說出來的話還可以被重復。在重復中就有可能失真，即僅僅是人云亦云，而沒有真正響應存在。另外，說出來的話也可能與存在本身并不一致或自身相互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語言的保真，需要挽救對存在的響應或愛。于是，原來與存在自然而然的和諧一致就變成需要有意追求的了。logos在人身上成為一種有意識的東西。

當存在和physis變成idea和hypokeimenon，當philosophia由與智慧和存在的源始協調變成對知識的有意追求之時，logos就由采集、說話、語言變成了邏輯或理性。源始的思在這時就成為理性思維或邏輯思維。另外，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由于存在、physis成為ousia和hypokeimenon，對應著實體的種種狀態、大小、關聯等，即對應著實體和主體的種種規定和屬性，logos也就成了種種范疇（kategoria）。

從古希臘早期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哲學的完成時期，原來相互統一的physis和logos分離成了相互對立的兩種東西：一方是作為本體（“存在”）的數學性的idea或作為原因和根據的hypokeimenon，另一方是作為邏輯、理性或范疇的logos。原來作為響應存在的思（noein）也變成邏輯思維。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活動所引起的變化“是如此地具有決定性，以至于它表明了希臘思想的終結，同時這終結間接地為近代準備了可能性?！? 也就是說，這種變化從形而上學上為近代科學的產生準備了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二、希臘科學（知識）的演變

1. 近代科學正是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所提供的視域之內逐步蘊育出來的。對于柏拉圖，數學性的理念世界是要認識的對象；對于亞里士多德，原因和根據是要認識的對象。人的存在方式在這里突出地表現為求知，“求知是人的本性?！? 只有作為求知的人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創造出科學。

但古希臘的“知識”（episteme）與近代的科學（science）之間還有著本質的差異。盡管episteme已不同于古希臘早期的智慧（sophon），它“仍然以對存在者的希臘式的基本經驗為基礎?！?

episteme源于epistamenos，知其然的人，又指勝任、擅長某事的人。勝任即theoretike，能夠思辨。思辨即theorein，指注視著某種東西并將所見收入眼簾。6 動詞theorein的主詞theoria，我們又譯為“理論”?！袄碚摗本褪羌兇庥^照。亞里士多德把與存在者本身的關聯稱為theoria--純粹觀照。theorein由thea和orao構成。thea的意思是，在其中表現出某種東西的外觀、外形、外貌，即柏拉圖的eidos。orao的意思是觀看某物，看到某物，觀察某物。兩者構成的theorein就指觀看到存在者在其中顯現的外觀，并保持對此外觀的看。theorein和theoria具有神秘和高尚的意義，以theorein規定自身并獻身于其中，就是一種觀看者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就是觀看存在者的純粹顯現。但是，這種觀看、思辨的生活，就是最高的“做”。7

對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說，知識和理論是與techne密不可分的。techne不是功利性的技術，而是獲得真理的方式。亞里士多德在取得真理的五種方式中，把techne列為首位。8 techne與知識、理論等都與實用沒有任何關系，都是人的自由的求知，代表著人的完善狀態，其中照射著諸神的在場。9 所以，從理論、知識和techne中仍可透露出人與顯現的牽連以及人對顯現的敬畏。它們與近代科學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羅馬人以contemplari翻譯theorein，用contemplatio翻譯theoria，意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contemplari意味著將某物劃分成一塊并在其中造起圍欄，contemplatio則顯示了切入、分割式的觀看，針對眼睛所看到的東西所做的那種有安排的干預性過程在認識中得以突顯。10 近代科學的理論則進一步加強了對實在的加工、干預和支配。理論就是對象化：把實在納入科學的視野，使之成為科學的特定對象。實在作為對象化的對象，就與古代知識的對象有了原則性的區別。

2. 希臘時代以后，先是關注彼岸世界數學性idea的柏拉圖主義在基督教世界中占居統治地位，后來亞里士多德主義逐漸代替了柏拉圖主義。亞里士多德哲學更注重研究實際的事物，鼓勵了經驗的研究。但是，不斷增加的經驗知識又越來越與依附于基督教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發生沖突，擺脫基督教體系之內的僵化的亞里士多德主義顯得越來越必要。這時已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通過發現和研究更多的希臘文獻，人們重新發現了柏拉圖。柏拉圖主義再次流行起來。但這時的柏拉圖主義不再否定世俗世界和可感世界，而是在肯定它們的背景下，追求事物背后的數理結構或數學規律。它最終伴隨著人的本質的變化而導致了自然的數學化和知識的數學化。

人的本質在古希臘早期體現為承納存在，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體現為追求知識的神圣的生活方式，在中世紀則由上帝規定著。它們都不是以人為中心，由人自身決定，而是另有所“本”。然而，從文藝復興開始，人的本質逐漸由人自身規定，人自身就是人的“本”。而且人自身還成為一切存在者的根據，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最高的目的，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準則。

普羅泰戈拉曾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但他的人是指具體的人的存在。人的具體的存在是對存在之無蔽狀態的限制，這種限制性的“尺度”承諾“存在者的遮蔽性及存在者的在場或不在場面對任何決斷都依然保持著的巋然不動性，也同樣承諾持久在場之可見外觀在決斷面前的巋然不動性?！?1 近代的人則建立起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必須服從的強硬的尺度。希臘人作為“尺度”表明了人的有限性和存在的無限性，而近代人作為尺度則表明了人的無限性和存在的受限制性。

人的無限性使人成為主體，存在的受限制性使萬物成為對象。“主體”一詞在拉丁語中是subjectum，它是對希臘詞hypokeimenon的翻譯，意指載體和根據。subjectum可以指稱一切存在者。任何存在者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是subjectum，主體。但是，在人的解放的背景下，笛卡爾使人變成了唯一的主體。

三、笛卡爾哲學與近現代科學的產生

1. 我們如何確定自身與它物的存在呢？人的思維活動清晰明白地表明了人的自我的存在，思維和意識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它保證了作為思維和意識的主體（載體）的自我的存在。自我這個subjectum首先被確定下來，它的存在和如何存在也構成了其它一切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示范。因為其它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標準就在于，它們是否象自我的存在及存在方式這樣清晰明白，亦即是否具有自我這樣的確定性。

人對其它事物的感覺是不可靠的，思維必須同時擔當起確定其它subjectum的重任。在笛卡爾時代，思維早已不再是與存在共屬一體的對存在的承納和應和。思維即理性活動，亦即表象(representing)。表象不是對在場者之在場(presenting)的直接領悟，而是在場(presenting)的一種變式，是對在場者的把握和掌握，是把存在者限定到面前來并對之發動進攻，是從自身出發并以自身為根據向著被限定到面前的存在者領域的進發。在表象中，存在者不再是在場者，而是被限定到面前的堅固地站立著的對立物，即對象（object）。因而，表象就是進攻并控制存在者的對象化(objectifying)。“表象就以這種方式把一切共同逐入被如此賦予對象性的統一體中?！?2

自我通過表象活動使一切納入其視野的存在者對象化了，存在者在對象化中得以確定。在這種確定過程中，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同時被確定下來。存在者作為自我的對象而存在著。不具有對象性的存在者，即沒有被對象化的存在者，因其沒有被表象而不具有存在的特性，亦即是不存在的。這樣，其它的subjectum 就不再是subjectum了，因為它們的根據不在自身，而在于自我。它們只能是對象、客體（object）。原來寬泛的subjectum現在專指作為自我的人。人成為別具一格的優越的subjectum，并因而成為唯一的主體（subject）。笛卡爾使subjectum分裂為 subject和 object，導致了主客的二分和對立。這種二分和對立既是近代哲學的特征，也是近代的時代特征，并同時構成近代科學賴以產生的基礎。

2. 萬物作為對象，由人確定其是否存在及如何存在，人作為主體就成為萬物的中心和尺度。但只有存在者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具有可靠性的情況下才能保證主體的中心地位。表象著的自我在實施對象化的過程中要求著可靠性，并指向可靠性，“這種可靠性就在于，有待表象的任何事物和表象自身一起被逐入數學性的idea的清晰明白之中并凝聚在那里?！?3

自我作為主體在表象存在者時只有通過數學的計算才能使存在者的存在得以真正確定。只有預先計算出存在者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種種狀態，才使存在者真正成為可靠的對象。計算是理性思維的本質所在，主體的表象方式就是去計算事物，表象活動的對象化過程就是數學的計算過程。如此這般通過計算思維而使存在者的存在在這種對象性中被尋求之際，就出現了近代科學。

近代科學把對自然的研究變為固定的程序，預先要求著一種基本的敞開區域。通過對存在者的籌劃（projection），研究程序就依附于并固執于這個敞開區域。數學因素是這個敞開區域的基本特征，特定的時空觀、物質觀和運動觀是這個敞開區域預先規定的基本框架。對于任何事物，都必須從這種數學性的基本框架出發加以認識。這種數學性的基本框架使得對自然的認識具有嚴格性和精確性，使得自然在測量和計算中被表象。

近代科學的敞開區域預先規定的基本框架決定了近代科學的方法本質上是一種數學的方法。我們常說實驗和數學是近代科學的兩大基礎，但近代科學的實驗本身就是數學的，它是在基本框架的指導下，由數學因素要求出來的，因而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紀的“實驗”。羅吉爾•培根的“實驗”不屬于近代科學，因為它不是數學性的。

數學因素的優勢地位在17世紀正式確立起來，制造出主客二分的笛卡爾同時也賦予近代科學以數學本質。在笛卡爾那里，數學是指廣義的數學理性或數學因素。它是普遍的、決定性的學科，“是一切學科的源泉”14 所以數學成為理性的代名詞，理性就是數學理性或數學因素。它集中體現于對公理化知識的欲求之中。笛卡爾說：“方法，對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絕對必要的。”15 而“全部方法，只不過是：為了發現某一真理而把心靈的目光應該觀察的那些事物安排為秩序?！?6 這種排序就是使之公理化，亦即首先確定最高的第一性的公理，然后從中引出各種事物的存在和屬性，引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數學因素不僅僅體現于一般的科學方法之中，它注定要轉化成實在的數理規律，成為人和其它存在者的形而上學規定。只有數學性的實在才是可以接受的真實的實在。主體對事物的表象因數學因素而使事物的對象化得以實現。

數學因素的本質就在于預先開啟一個事物在其中現身的領域，在此領域中公理性地籌劃出對事物的設定，敞開事物的基本輪廓，并以此為尺度界定所有事物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確定與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數學因素導致近代狹義數學的形成和發展，并使之應用于其它近代科學之中。實際上，“近代自然科學、近代數學和近代形而上學都是源出于廣義的數學因素這個同一根源?！?7

數學因素作為近代科學的基本特征，在伽利略那里得到最終的定形，在笛卡爾那里又獲得形而上學的形式，在牛頓那里則發展出完整的科學形態。牛頓力學作為數學因素在近代科學中的首次完整體現，標志著近代科學的正式產生。在牛頓定律的發現以及被確立為基本定理的過程中，“包含著一場革命，它屬于人類思想的最偉大革命”。18

* * * * * * * * *

從古希臘思想的開端到近代，人的存在方式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變化：從建基于存在者的自行公開、自身涌現，亦即與存在的源始協調，到“觀看者的生活方式”，亦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純粹求知方式，最后變成主體性的生活方式，亦即主體以自身的數學理性表象事物的對象性生活方式。與此同時，事物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發生了同步的根本性變化：從“存在”，physis, phainesthai到idea, hypokeimenon，再到被主體對象化的對象。這樣的變化過程就是近代科學產生的歷史。

注釋：

1、吳國盛：“第二種科學哲學”，載《自然哲學》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6；又收入吳國盛《追思自然》，遼海出版社（沈陽）1998。

2、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北京）1996，第135頁。

3、5、11、12、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143, p143, p147, p150.

4、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商務印書館（北京）1991，第1頁。

6、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卷），孫周興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第597頁。

7、10、martin heidegger, "science and reflection",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p163-4, pp165-6.

8、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2，第117頁。

9、參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一卷第二章。

13、martin heidegger，“the word of nietzsche：‘god is dead’”，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harper row, 1977，p89

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自然觀；形而上學；前提性知識

Abstract：The idea of nature is not a result of the science，but root in the social cultural field . It was the function of the prerequisite knowledge that it played science. The ideas， such as natural order， harmonious unifying， simplicity， etc. have influenced characteristic and form of science for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ideal of nature， metaphysics， prerequisite knowledge

自然觀由于其傳統定義與自然科學的目的和內容有相當大的重合，人們又習慣于用自然科學的發展解釋它的流變，于是給人們造成了一種“科學世界中的自然圖景”的印象。在自然科學不斷進步的今天，人們就對繼續從事自然觀的研究產生了懷疑。

在筆者看來，自然觀的形成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對自然科學成果的總結，自然觀的內容根植于更加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諸如自然秩序、和諧統一、簡單性等觀念都是對社會文化概念的推廣，它們作為自然觀的內容深刻影響了近現代自然科學的形式和特點，對自然科學起到了一種前提性知識的作用。因此，在自然科學不斷進步的今天，不僅不能放棄對自然觀的研究，反而要加強對它的內涵和功能的闡釋。

一、 自然觀的劃界

為自然觀劃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它涉及到自然觀與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兩方面的關系。要澄清自然觀的獨特內涵，就必須追溯自然科學獨立后，自然觀又在自然哲學內部同形而上學劃清界限的歷史。

近代以來，隨著實驗科學的興起和數學方法的應用，自然科學從自然哲學中獨立出來，成為探索自然的排頭兵。哲學的研究重心也從本體論轉向認識論。但是，本體論問題并沒有隨之消失，自然哲學仍然是哲學的一個研究領域；但是這個研究領域卻在“自然觀”和“形而上學”兩條路線上前進。

就自然觀而言，由于中世紀宗教神學的熏陶，逐漸形成了有關自然界的有序、和諧、統一、服從簡單性原理等觀念，這種自然觀深刻影響了近代自然科學的思維，特別是在自然科學進入新的領域、遇到新的問題的時候，科學家都要從這些觀念出發尋求解決的途徑，例如笛卡爾、康德、拉普拉斯有關星云的假說。而就形而上學來說，有些哲學家則孜孜不倦于追求“關于普遍性的、關于支配宇宙最普遍原則的知識”[ ]。與神學不同的是，這些哲學家選擇了利用自然科學成果繼續營造包羅萬象的自然體系的方式，黑格爾就是他們的典范。但是人們通常不仔細區分本體論的這兩條路線，而是一概地稱之為自然哲學或形而上學。這種混淆就給自然觀帶來了 “連坐”的厄運。

19世紀，孔德和馬赫開始反對形而上學；20世紀初，邏輯經驗主義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認為這個領域里的全部斷言都是無意義的，哲學對科學的作用僅僅在于對澄清命題。但是邏輯經驗主義者也沒有對形而上學進行詳細分析，他們把自然觀和純粹的形而上學一起排斥在了科學之外。同時，他們對發現的上下文和證明的上下文的嚴格區分也使他們忽略了自然科學的發現過程和發現的機制，忽略了在這一過程中自然觀的作用。于是，邏輯經驗主義者把嬰兒和水一起潑出了盆外。

這一偏頗遲早要被糾正。20世紀40年代，W.V.O.蒯因恢復了本體論在哲學中的地位，提出了“本體論的承諾”的概念。人們也逐漸認識到，在科學的發現過程中“形而上學”始終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庫恩的范式、S.E.圖爾敏的“自然秩序概念”、I.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L.勞丹的“研究傳統”、麥克斯韋(N.Maxwell)的“形而上學藍圖”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自然科學研究中本體論或“形而上學”因素的作用。

然而，這些“形而上學”因素并不是黑格爾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前面所劃分出來的、與形而上學同處一室的另外一個部分——自然觀的內容。這種自然觀才是自然科學探索中、特別是科學發現中影響科學家思維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庫恩的范式中就包含科學共同體的信念，L.勞丹的研究傳統也是“一組本體論和方法論規則”[ ]。這種自然觀才真正履行了W.V.O.蒯恩所說的“本體論的承諾”的功能，也就是說它所涉及的東西雖然與自然界相關，但卻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一種關于自然的整體觀念。它們通常不來源于自然科學、也不是主觀思辨，而是根植于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我們可以歷數的自然秩序觀念、自然的和諧統一觀念、簡單性原理等，實際上都是人對自然所做出的一種“規定”。

二、 自然觀的承諾

人類開始探索自然的奧秘之初，其目的和動機也許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抱有的信念卻大同小異，就是首先信奉自然是可以被認識或理解的，愛因斯坦就說：“……任何科學工作，除完全不需要理性干預的工作以外，都要從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這種堅定的信念出發?！盵 ]相信自然界的存在和運動有規律可循、并且人類有能力認識和理解這種存在和運動，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首要觀念。這種觀念又包含了多方面的內容，諸如自然秩序觀念、自然律（因果律）、自然界和諧統一觀念、自然的簡單性原理等。

（一） 自然秩序觀念和自然律

懷特海說：“……，我們如果沒有一種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著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著秩序，那么，現代科學就不可能存在。”[ ] 自然秩序觀念應該是自然合理性的首要內容，但它并非源于自然科學，而是古代西方人把希臘神話、藝術以及中世紀神學等領域中所包含的秩序觀念向自然界推廣的結果。

在希臘神話中包含有一種宇宙是怎樣形成的、以及它是如何被安排的系統說明，也包含一套含蓄的關于人類行為的法則和模式：從某種原初混沌狀態和早期幾代神為爭奪統治地位的爭斗中，浮現出一種秩序，各種事物按照一條其必然性是不可動搖的同一性規律被整理得出了秩序[ ]。希臘戲劇作品、特別是悲劇作者認為，命運是冷酷無情的，其中驅使著悲劇性事件不可逃避地發生的思想也成為現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 ]。

中世紀的神學家，例如奧古斯丁、阿奎那，都力圖通過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證明上帝的存在。他們認為自然界的和諧秩序最能證明存在著一種超人的智慧，因而最能證明存在著一位無所不能的有理性的上帝[ ]。但是神學家的愿望之樹卻結出了意外的果實，通過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證明上帝存在的理想逐漸異化成對自然界本身的秩序的認識。因為中世紀以后人們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上帝造好了世界后就離開了，人們只能通過他的作品來認識他。斯賓諾莎就提出，不能通過奇跡認識上帝的性質和存在，而必須倒是由自然的確定不移的秩序來窺察[ ]。這樣，自然秩序觀念就演變成人們對世界的基本信念和從事自然探索的出發點。

與自然秩序觀念密切相關的自然律概念也來自于古希臘羅馬的法律觀念和中世紀的上帝創世說。

奧古斯丁最早提出了“自然律”概念。根據這一概念，一切被造物都按照最初的原則，在恰當的事件中，在合適的時間里出現，并且每一個都按照它的本性衰敗消亡。自然律概念又逐漸演變成自然規律概念，人們企圖通過認識自然從而認識上帝的做法也逐漸異化成以認識自然本身為目的。笛卡爾就說：“神用他創造物質的同樣方式繼續保存物質。既然神保存物質，那就必然推出，在物質的各部分里應當有很多變化，這些變化我覺得真正說來是不能歸給神的活動的，因為神的活動決不變化，我就把它們歸給了自然。據以發生變化的那些規律，我就稱之為自然規律?！盵 ]

從此，認識和總結這些自然規律就成為近代自然科學的任務，其中一個完備的、有關外在世界的規律就是：如果客體在某一時刻的狀態完全是已知的，那么，它們在任何時態的狀態就完全事由自然規律決定的[ ]。牛頓說：“自然哲學的目的在于發現自然界的結構和作用，并且盡可能把它們歸結為一些普遍的法則和一般定律——用觀察和實驗來建立這些法則，從而導出事物的原因和結果”[ ]。經典力學體系恰恰就塑造了這樣一個井然有序的自然圖景。

（二） 自然的和諧統一

自然界的和諧統一觀念同自然秩序觀念一樣，最初也來源于社會文化領域。在古希臘時期，人們就已經把世界的本源歸結為某種單一的東西；而在中世紀的神學中存在的普遍信念就是上帝創造的世界是和諧、統一的，人們應該從自然界的和諧統一中認識上帝。例如開普勒就認為他對天體和諧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行星運行三定律不過是對上帝創世過程的探索。而這一目的逐漸演變成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界本身的探索，并成為物理學研究的基本信念之一。

統一的目標在物理學史上為大家所熟悉。那時，每一種主要的理論都把物理學界當時所知道的主要事實統一起來，伽利略所概括的力學和牛頓用公式概括伽利略的理論就是這樣；麥克斯韋的電動力學和波爾茲曼的熱力學也是這樣。20世紀，愛因斯坦對突破了19世紀物理學統一的、突然反常的世界圖景的解釋做出了貢獻——狹義相對論使經典物理學產生的謎得到了前后一致和精確的解答；廣義相對論則出乎意料地把幾何學和力學結合了起來。

要知道，自然的和諧統一是愛因斯坦一生的信念，他曾明確提出：“要是不相信我們的理論構造能夠掌握實在，要是不相信世界的內在和諧，那就不可能有科學。這種信念是，并且永遠是一切科學創造的根本動力。”[ ]他沒有滿足于幾何學和力學的統一，他還進一步尋求所有已知物理粒子和已知的時空力結合在自身沒有時間性的統一場理論矩陣中。愛因斯坦生前只嘗試了四種相互作用的普遍力中的兩種（引力和電磁力）的統一，而沒有考慮弱力和強力。其后，物理學家則把四種普遍力都包含在內，并把20世紀后半期發現的一大批粒子也納入其中。[ ]歐文拉茲洛總結說，在20世紀后期，“現在正在進行的科學革命比哥白尼的革命發展得更快，比愛因斯坦發起的革命更廣泛。它的典型特點是把范圍廣泛的發現都整合進一個高度統一的、簡單的（即使是抽象的）理論框架?！盵 ]

（三） 自然的簡單性原理

愛因斯坦說，“從希臘哲學到現代物理學的整個科學史中，不斷有人力圖把表面上復雜的自然現象歸結為一些簡單的基本觀念和關系。這就是一切自然哲學的基本原理?！盵 ]他舉例說，德謨克利特就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簡單的粒子，稱為原子。

簡單性原理在近代以來曾被奧康的威廉、牛頓、馬赫、阿芬那留斯、奧斯特瓦爾德等人反復討論過。也許奧康的威廉沒有說過“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話，但是他卻表達過“能以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較多者去做即是徒勞”的意思，因此羅素認為這是邏輯分析中最有成效的原則[ ]。

經典力學體系無疑是簡單性原則的典范。從伽利略開始到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用不變的物體之間的簡單的力解釋了一切自然現象，并在天文學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

自然的簡單性觀念又逐漸發展成自然科學理論的邏輯簡單性或數學簡單性。在經典電磁學的創建過程中，法拉第在思考磁和電之間聯系時，也曾設想過磁鐵周圍有磁力線，形成了一個磁場，導線周圍有電場，它們之間是通過場相互作用的。但是法拉第的數學基礎非常差，沒有能力推導出這個公式。直到三十年后，麥克斯韋才憑借其數學天才建立了一組描述電磁場運動規律的方程，闡明了電磁感應的本質，最終建立了經典電磁學的理論基礎。

而在現代物理學中，愛因斯坦的狹義和廣義相對論也同樣也遵循邏輯簡單性的原理。愛因斯坦說：“廣義相對性原理的著名的啟發性意義就在于，它引導我們去探求那些在廣義協變的表述中盡可能簡單的方程組；我們應當從這些方程組中找到物理空間的場定律。”[ ]

K.波普爾曾經探問：“為什么簡單性如此高度的合乎需要？”他給出了一種獨斷的答案：“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不需要假定‘思維經濟原理’或者任何這類原理。假如知識是我們的目的，簡單的陳述就比不那么簡單的陳述得到更高的評價，因為它們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因為它們的經驗內容更多，因為它們更可檢驗。”[ ]

三、 自然觀的前提性意義

綜上，筆者探討了有關自然觀的一些理論問題，嘗試著在自然觀、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間進行了劃界，并列舉了作為自然觀典型內容的自然秩序觀念、自然和諧統一觀念、簡單性原理的來源及其對自然科學的重大意義。實際上，這些觀念都被單獨討論過，只不過沒有將它們統一在自然觀的概念之下。因此，如果說筆者在這里的闡述有一點新意的話，那也是受到了以往研究的啟發。

可以看出，本文的自然觀與傳統意義上的自然觀不同。如果仍然沿用自然觀的經典定義，即“對自然的總的認識，包括人們關于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規律、結構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總的看法”，那么這里所謂“總的認識”或“總的看法”就不是對自然科學成果的概括和總結，而是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活信念對自然界的一種想往或一種“承諾”，也就是康德所說的“人為自然立法”。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就對柯林武德的觀點產生了疑問。柯林武德曾寫道：“說自然科學的具體研究以自然的觀念為基礎，并非意味著自然的一般觀念，或作為整體的自然觀念，是在脫離對自然事實的具體研究的情形下首先產生的；也不是說當這種抽象的觀念成形后，人們便在此基礎上建立具體自然科學的上層建筑。它所指的是一種邏輯關系而不是時間關系?！钡?，柯林武德在描述古代自然觀的時候卻又寫道：“希臘自然科學是建立在自然界滲透或充滿心靈(mind)這個原理之上的。希臘思想家把自然中心靈的存在當作自然界規則或秩序的源泉，而正是后者的存在使自然科學成為可能?！盵 ]顯然，柯林武德的觀點前后有點矛盾。應該說，自然觀與自然科學既有一種邏輯關系，同時也有一種時間關系。從邏輯關系上講，自然觀對自然科學家的思維起到了導向的作用，同時自然科學成果的證實與否還會影響到科學家對他一慣所抱有的自然觀的態度的取舍——要么更加堅信，要么予以放棄。從時間關系上講，自然觀則可能比自然科學更古老，正是在那些社會文化觀念的驅使下人們才開始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諸如自然秩序觀念、自然律、自然和諧統一觀念、簡單性原理都同古希臘、中世紀以來的法律觀念和上帝創世說密不可分。

于是乎自然觀與自然科學所提供的經驗或理論就有了本質的區別，它作為一種元理論或者前提性的知識（或稱“第三種知識”）對自然科學發揮著導向作用。也正因為如此，有關自然觀的研究就無法退出哲學或者其他有關自然科學的反思性活動。

除了劃界問題外，有關自然觀的其它問題，諸如具體探討自然觀形成的社會文化背景，應用具有社會文化內涵的自然觀概念重新梳理20世紀以來的自然觀的發展歷史，分析它與現代自然科學的新型關系、特別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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