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教育支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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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經濟增長 教育支出 均衡關系

在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們就已經發現，用資本與勞動力兩種生產要素的增加解釋經濟增長，會留下很大一塊“殘余”得不到解釋。換言之，與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幅度相比，經濟增長的幅度要大得多。那么，是哪些因素對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而未被識別出來呢？最先取得共識的是，生產要素的品質獲得大幅度改善。這種品質的改善既可以被包含在物|資本之中，也可以表現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按照T1W1舒爾茨的定義“那些有用的知識與技術技巧都是資本的形式”（Schultz T.W.，1961）。這里的資本明顯地與“傳統資本”不同，是指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積累途徑有數個，不過，教育是最主要的方式。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教育投入的不斷增加，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密切關系越來越引起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關注。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經對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周英章、孫崎嶇（2001）利用現代計量方法對1952―1998年我國教育投入在實際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國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互為Granger因果關系，且教育投入的經濟增長彈性為0.976，即教育投入每增長1%，經濟增長0.976%。

一、數據的處理

本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我國的經濟增長，（所有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1》，樣本期為1978-2010）。

（1）為消除物價變動對GDP和財政教育支出（EDU）的影響，按當年價格計算的數值GDP和EDU均用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平減（。

（2）再對GDP、EDU取對數，這樣做的目的有兩點：基于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考慮：Y=ALαKβ，教育的投入與國民經濟的增長大概成指數化關系；取對數再配合差分變化，把絕對數變成相對數，這樣數據更能表示變動的相關性。

二、平穩性檢驗

（一）初步判斷序列平穩性

運用協整理論進行時間序列分析之前需要進行平穩性檢驗，先觀察lnGDP、lnEDU的時序散點圖，lnGDP和lnEDU序列都有明顯的遞增趨勢，初步判斷lnGDP和lnEDU序列非平穩。

（二）單位根檢驗

現采用單位根檢驗看各個序列是否具有同階單整。單位根檢驗是指檢驗序列中是否存在單位根，因為序列中存在單位根就是非平穩序列，會使回歸分析中存在偽回歸。

為了保證模型的有效性，選用Augmented Dicker-Fuller標準的單位根檢驗（ADF）對lnGDP序列、lnEDU序列、lnGDP的一階差分序列（lnGDP）和lnEDU的一階差分序列（lnEDU）的穩定性進行檢驗。ADF檢驗過程中的滯后項采用默認的SC準則，從檢驗結果看，1978―2010年區間內時間序列lnGDP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穩的；同樣，時間序列lnEDU不平穩，其一階差分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穩的，為1階單整，滿足協整分析的條件，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利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它們之間的動態關系。

三、協整檢驗

協整（Cointegration）概念最早由Granger提出，協整檢驗的基本思想是：盡管兩個變量序列為非平穩序列，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呈現穩定性，則這兩個變量之間便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這是對非平穩經濟變量長期均衡關系的統計描述。

首先用OLS估計回歸模型，然后提取殘差序，并對其列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所以經濟增長與財政教育支出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穩定的關系。

四、建立誤差糾正機制（ECM）

上面的協整檢驗表明lnGDP和lnEDU是協整的，即二者存在有一種長期或均衡的關系。當然，在短期中，有可能會偏離均衡。因此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就是對失衡狀況進行糾正：

從統計上來講，ECM項是顯著的，這就表明GDP的調整相對EDU的調整存在一定的滯后，長期GDP與短期GDP之間的不一致在一年之內約有24.5%得到了修正。

根據上述模型的結果可知，經濟增長數據與財政教育支出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彈性為0.54，即財政教育支出多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0.54個百分點。長期彈性則為0.58。

五、結論

通過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lnGDP、lnEDU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在是平穩的，為一階單整I（1），并通過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它們之間的長期動態關系。最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由結果可知，經濟增長數據與財政教育支出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彈性為0.54。

參考文獻：

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2篇

一、學校教育成本的基本構成

學校教育成本是指提供某種類教育所需要的相應教育服務時所消耗的物化勞動和活化勞動。其可分為學校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其中，學校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教學成本(如教職員工的基本工資、補助工資、其它工資、職工福利費、保障費)、為教學直接服務的教務管理成本(如公務費、業務費、助學金、獎學金等)、必要的教學設備運轉與維修成本(如教學設施購置費、維修費、水電費等)。這些費用與提供教育服務直接相關，沒有這些學校將難以維持正常的教學活動。

學校間接成本包括為教學直接服務的教務管理成本之外的行政管理費、公用設備、公務用房(如教學樓、教學設施、圖書館、實驗室、大型儀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基建費、購置費、折舊費以及購買和租賃耐用資產的支出。這些花費與培養學生的關系是間接相關的，沒有這些耗費，學校不能提供有效率的教學服務。

二、學校進行教育成本核算的必要性

學校教育成本不單是一個學上的概念，而且是一個社會概念，涉及到政府、學校、家庭和個人。加強學校教育成本核算具有重要的和現實意義。

(一)進行成本核算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

長期以來，我國的學校教育投資事實上被當作是國家無償給予教育單位的福利，教育單位既不存在或很少有自有資金投入，也不承擔任何投資風險，更不存在任何意義的虧損或破產的威脅。因此，他們往往不考慮怎樣合理使用教育資源，也無須進行成本核算，因而，造成機構臃腫、人浮于事、人力資源浪費嚴重、無償占用學校資源、設備重復購置利用率低，配置不合理等不良現象。鑒于此，學校教育應該實行成本核算，打破學校只計支出不計成本的核算，正確歸集和控制培養合格人才過程中所發生的耗費，使各部門都具有成本意識，真正做到勤儉辦學，優化資源配置，不斷提高教育經費的使用效益，使學校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也為社會其他資本進入學校創造條件。

(二)進行成本核算有利于確定合理的收費標準和政府撥款

現行的學校教育體系中，學校教育成本逐年增加，政府的財政支持相對緊縮，學生繳費收入在學校收入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學生學費也呈逐年升高的趨勢。而學校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政府投入應與學生適當交費并舉。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應是加大對教育的投入，而不應將政府的財政負擔轉嫁給學生和家庭。因此，學校的學費標準應考慮學校教育成本和學生及家庭的支付能力兩方面的因素。教育收費的標準主要是由教育成本和教育的社會需求來決定的，因此進行準確的成本核算，確定正確的生均培養成本對確定合理的收費標準意義重大。

(三) 進行成本核算有利于提高學校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

教育經費緊張是學校普遍存在的，也是制約學校進一步的重要因素。，我國學校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財、稅、費、產、社、基”六個方面。所謂財，就是財政教育撥款;稅，就是教育稅費;費，就是學費;產，就是校辦產業;社，就是社會捐贈;基，就是基金。但本應占主體地位的財政教育撥款的作用越來越弱化，財政撥款占總收入的比重逐年減少，名稱也由財政撥款轉為財政補助收入。此種形勢逼迫各學校必須加大自籌經費的力度。為了學校的生存與發展，迫使各學校不得不開源節流，成本核算勢在必行。各學校教育經費和其他經費的使用是否合理，培養的學生質量是否合格，以及學校教育培養成本的確定，為學校間提供了一個可以橫向比較辦學效益的標準，從而有利于從價值形態評價學校教育的辦學效益，使各學校樹立起投資與成本核算觀念，加強學校的理財意識和學校的財務管理。

三、學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現狀

我國學校目前的成本核算還沒有真正進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乏基礎數據，有些學校有一些數據，也是按計劃經濟時期財政撥款額度折算后再加上很多并非教育成本的項目費用。此外，有些學校即使已經開始進行成本核算，但多多少少還存在一些制度與操作層面上的問題。

(一)從制度層面上看

這主要體現在現行學校財務制度與學校教育成本核算的要求相背。對于學校這一非營利性組織，我國將其納入行政事業單位之列，執行的是事業單位制度，按收付實現制進行收支核算而沒有按照成本核算的要求——權責發生制進行成本核算。收付實現制對于進行教育成本核算存在以下缺陷:1.不能真正體現教育投入和教育成本的配比原則，或者說不能正確反映學校的辦學效益，由此導致學校財務報表失真;2.會計人員編制的報表給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以誤導。因為報表里的數據不是按配比原則得到的，僅僅是一種現金流入及流出的表象，并不能真正說明教育成本問題。這種按收付實現制所取得收支核算資料與社會各界對收入與其成本、費用應當相互配比的要求相違背。配比原則有兩層含義:一是因果配比，將收入和為取得收入而發生的費用進行配比;二是時間上的配比，將一定時期的收入與同期的費用相配比。

(二)從操作層面上看

1.成本計量確認不真實

長期以來，學校對于購建的資產設備支出都是一次性列入當年教育成本，然而固定資產購建是一次性投入，而且投入金額較大、多年受益。如果將當年固定資產購建一次性列入當年教育成本支出，就會造成當年教育成本偏高，不利于準確當年的教育成本。

2.科目設置不能準確反映各個會計核算期間費用

，會計科目設置中按人員成本、公用成本、固定資產成本的項目劃分，難以確認教育成本中的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難以考核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的變化趨勢，不利于各個會計時期的成本變化，從而不能合理配置資金。

3.教育成本構成不合理

教育事業支出中一直包涵著與學校教學工作無關的項目，如離退休人員支出、已經實行產業后勤化服務人員支出以及部分科研項目的支出。為便于準確地進行

教育成本比較分析，離退休人員經費不應列入教育成本核算，應由社會保障部門列支;學校后勤實行社會化后，后勤服務這部分也不應列入教育成本。

4. 教育成本風險居高不下，成本核算難度加大

據調查，我國許多學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學生欠費的情況，欠費幾百萬已不是什么新聞。有些院校累計已超過千萬元，并正以年均約10 %左右的速度增長。其中，某些學校外省學生(絕大多數也是來自社會和欠發達地區) 只占全校在校生的7 %左右，欠費卻高達25 %左右。在信用體系尚未健全的今天，學生欠費將使我國學校教育成本不斷上升，風險增大，同時也造成學校教育成本核算難度加大和核算的不確定性。

四、完善學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建議

(一)建立教育成本核算制度

通過建立成本核算制度，實行成本對象化，細分成本項目，運用橫向比較、縱向比較、計劃與實際比較等比較分析，就可找出教育成本管理中的，優化學校資源配置，規范支出范圍，改善支出結構，嚴格支出預算管理，從而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辦學效益。

(二)建立成本預算管理制度

成本預算管理系統包括預測成本發展趨勢、確定目標成本、編制成本預算等。目標成本是進行成本控制的依據，也是實行成本管理的目標。目標成本的確定過程，是對成本進行事前控制的重要方面，對目標成本執行過程的控制，主要是及時計算目標成本實際執行過程中的差異并進行分析和反饋，促使責任單位進行有效的自主管理和自我控制，共同完成學校成本管理的總目標。

(三)建立成本績效評價制度

把目標成本進行分解，使所有成員明確各自的責、權、利，對責任人責權范圍內的可控成本進行考核，劃清責任和恰當地評價并獎勵其業績，有利于分析成本的因素，挖掘降低成本的潛力，激勵員工主動、自覺地控制成本。

(四)明確成本核算范圍

即規定教育事業支出中哪些屬于教育成本，哪些不能計入教育成本。約翰斯頓的學校教育成本構成是廣義的教育成本，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教育成本，不能作為實際的教育成本。實際的教育成本應該是指實際已經發生且與學生獲取知識、技能、提高能力有關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筆者認為，機會成本、科研支出、學生個人支出和與培養成本無關的支出如校辦產業支出、后勤部門實行社會化后的支出、教職工住宅商品化的支出、離退休人員生活補貼支出等都不能列入實際的教育成本。

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遼寧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5月5日

一、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關于產業結構優化問題研究較早且所持的觀點不同，針對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以庫茲涅茨（1989）為代表的收入決定論和以羅斯托（1988）為代表的結構決定論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前者認為經濟總量提升導致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后者則主張產業結構的變化會引起經濟總量的變化；主導產業及其擴散理論是羅斯托（1963）最早提出的。他指出，經濟增長是主導產業迅速發展的結果，而這種發展又對其他部門從后向效應、側向效應和前向效應三個途徑產生擴散，從而促進整個產業發展；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影響因素的關鍵是技術進步因素的研究。B.Asgari和A.Nagamastu（2003）認為，功能開發與同化能力良性循環、R&D支出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能夠增強企業的競爭與決策能力、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從而有利于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國內學者對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因素也做了諸多有益探討。宋輝等（2007）在分析主導產業選擇的基準基礎上，通過運用投入產出模型、層次分析法及多目標規劃法結合的復合模型，對河北省“十一五”時期主導產業選擇、帶動影響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等進行實證研究；技術進步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也是國內學者研究重點，張文等（2009）應用面板數據方法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的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并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而提高本國的技術創新水平以及增加外國直接投資會引起產業結構的明顯變動。

二、遼寧省產業結構現狀

本文引用干春暉、鄭若谷等（2011）所采用的泰爾指數（TL），對遼寧省1996～2011年的產業結構進行衡量。其中，泰爾指數是由泰爾在利用《信息理論》中熵的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其公式為：

TL＝■（■）ln（■/■）

在該式中，TL為泰爾指數；Y為生產總產值；L表示總的就業人數；Yi為三次產業中各個產業的總產值；Li為相對應各產業就業的人數；i表示產業部門。當TL=0，即Yi/Li=Y/L，說明經濟處于均衡狀態，產業結構趨于合理化；當TL不為0時，表明產業結構偏離了均衡的狀態，此時的產業結構即為不合理。TL的值越小，代表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越高；反之，合理化程度越低。（圖1）

從圖1可以看出，遼寧省1996～2011年期間的TL值是不穩定的，且均偏離于均衡狀態，最大達到0.93（2008年），最小也在0.11左右。這表明在1996～2011年期間，遼寧省的產業結構極不合理。這與遼寧省以重工業為主，第二產業發展基礎較為雄厚，第一、第三產業基礎薄弱相關。

三、產業結構優化影響因素分析

由于產業結構的優化最終體現在人均GDP的提升上，因而本文用遼寧省的人均GDP（名義）來衡量其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同時，結合其他學者對產業結構優化影響因素的分類，將遼寧省產業結構的優化因素分為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并將該因素根據相應的指標進行量化。

1、數據來源及處理。本文數據選用年度數據，樣本期間為1996～2011年，數據的來源主要為《遼寧省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同時也參考了其他地區的統計年鑒。由于數據來源并不完全相同、存在統計誤差，本文對所用數據進行了對數處理，以求更好地進行實證分析。

2、變量的ADF檢驗。變量存在不平穩會導致所建的VAR模型不平穩，在此基礎上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及方差分解的分析結果準確性大為降低，因此本文首先對遼寧省人均GDP（名義值）、固定資產投資、R&D經費支出以及國家財政教育性支出在取對數的基礎上用擴展的ADF方法對其各自的平穩性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在取對數后的各個變量在樣本區間內為二階單整，即用來建立向量的自回歸模型經檢驗為穩定的，因而可以做脈沖響應函數以及方差分解。

3、建立VAR模型。本文估計了用遼寧省人均GDP等四個變量的對數建立的VAR模型，并根據AIC和SC最小準則，選擇模型的滯后期為1。

4、模型結果分析

（1）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圖2）首先，人均GDP（圖2-1）對固定資產投資（X1）響應路徑總體來講為正的，說明大體上遼寧省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會使得其人均GDP的增長。具體來講，固定資產投資對于人均GDP從第一年起有著正的沖擊，并在第四年達到最大，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對人均GDP影響存在較短的時滯，其后對于人均GDP的影響逐漸減弱，后期趨于穩定，這與固定資產逐漸老化、生產率下降密切相關；其次，R&D經費支出（圖2-2）對于人均GDP開始時的沖擊較為微弱，于第五年有一個正的沖擊，第九年達到頂峰之后，人均GDP開始有下降并至第十四年趨于穩定；最后，從（圖2－3）可以看出，遼寧省人均GDP對于國家財政性教育性支出的反應較弱，在第三年上升到一個頂點后，其影響便達到一個相對均衡的狀態，沖擊力消失。這表明國家財政教育性投入存在較長的時滯，其對GDP的有益性需在長時間后才能顯現。

（2）方差分解分析。根據估計得到的VAR模型，本文對遼寧省的人均GDP的變化進行方差分解，如表1所示，遼寧省人均GDP的變化中可以由固定資產投資及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的變化來解釋的部分逐漸呈現減弱的態勢，截至樣本的最后一年，固定資產投資對人均GDP的解釋只有25%左右；國家財政教育性支出是以更為緩慢的速度逐漸減弱對人均GDP的影響；另一方面，R&D經費支出對人均GDP變化的影響卻呈逐步增強，到2009年其影響已經從最初的0.17%上升到27.23%，但之后趨于平衡。（表1）

根據以上脈沖響應函數及方差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從短期講，遼寧省產業結構優化主要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化在下一年引發人均GDP的上升，并于第四年達到頂峰，但其后呈下降的趨勢，這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對遼寧省產業結構優化有效但效果有限，固定資產投資結構不合理；從長期看，遼寧省加大對R&D經費及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將會有利于其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四、促進遼寧省產業結構優化的建議

1、提高R&D經費支出，促進技術進步。首先，擴大主導產業的R&D經費支出份額，促進主導產業的技術進步與發展。技術進步有利于遼寧省主導產業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成本的下降，從而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對其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做出重要的貢獻，有利于遼寧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中承擔更高層次地域分工重任；其次，提升對高科技產業R&D經費支出比重，鼓勵技術創新，通過不斷開拓新的技術形成新的產業。居民消費產品會隨著技術創新升級換代，從需求角度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合理化。持續的技術創新也可以在對新技術引進傳統產業部門的過程中產生滲透效應，通過對當地投資結構刺激新興產業的誕生，對產業結構的優化產生帶動效應，從供給角度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2、擴大財政性教育支出所占比重，提升勞動者質量。勞動者素質與人力資本狀況密切相關，從供給視角對產業結構的優化產生重要影響。因此，遼寧省應主動積極地抓好教育投資，不斷提升整體人口素質，從而緩解高科技產業及教育、培訓產業在遼寧省的發展受限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會有更多的人力資本從傳統產業轉移出來，進入到第三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會促使資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相應的發展，這對遼寧省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是非常重要的。

3、優化固定資產投資結構。從對遼寧省的人均GDP的方差分解來看，雖然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對于人均GDP的解釋程度不斷下降，但其仍對產業結構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它不僅是再生產的一個重要手段，也是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手段，對于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推動力，在產業結構優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遼寧省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重工業的發展相對于其他地區較為成熟，鑒于此，今后遼寧省要優化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重點進行對第三產業固定資產的投資，促使就業人員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提高第三產業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在三大產業協調發展的基礎上，進而健全產業體系和優化產業結構。

主要參考文獻：

［1］Carlsson，Bo.The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its impac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an international study［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89，Vol.

［2］羅斯托.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Watanabe，C.，Asgari，B.& Nagamatsu，A..Virtuous cycle between R&D，functionality development and assimilation capacity for competitive strategy in Japan’s high-technology industry［J］.Technovation，2003.Vo.

［4］宋輝，王會強.主導產業選擇與結構優化模型分析――以河北省為例［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

［5］張文等.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的影響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9.6.

［6］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5.

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風險社會；財政支出結構；個體化社會；公共服務型政府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3—0027—06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2012年人均GDP達到6100美元，進入了發展型社會。與此同時，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公共產品短缺取代私人產品短缺，成為發展型新階段的突出矛盾”。[1]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財政支出結構密切有關。本文利用1982——2011年財政支出數據，對我國30年的財政支出結構進行研究，并提出進一步的思考。

一、文獻回顧

關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支出結構問題，國內大部分研究都是從經濟增長的視角來分析支出結構問題，包括龔六堂、鄒恒甫（2001）[2]，曾娟紅、趙福軍（2005）[3]，王莉（2007）[4]，張穎（2012）[5]等。這些研究通過對我國財政支出項目對經濟增長或者延緩作用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進經濟增長可采取的對策。這些基于經濟增長的分析，將財政作為政府解決市場失靈的工具之一，以是否有利于彌補市場失靈為其評判標準，有些偏離了財政支出結構安排的根本價值取向。雖然彌補市場失靈從其最終意義上說也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但不能將這種延伸意義上的增長目標作為評價財政支出結構合理與否的標準。后來的一些研究拓展了財政支出結構配置分析的范圍，將財政支出與減貧、改善民生、國民幸福等指標聯系在一起。

根據財政基本理論，財政作為政府介入經濟社會生活的重要工具，其基本職責在于解決市場主體共同遭遇的公共風險。公共風險很難正面識別，往往累積到了快要爆發的程度才被發現、才得到關注，引起重視。公共風險與市場機制的規則不相吻合，只能按照集體行動的邏輯，依靠集體的力量來防范和化解，也就是主要由政府來承擔起相應的財政責任。[6]作為財政職能的實現手段，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安排應有利于財政職能的實現，一般而言，在支出總量相同的情況下，財政支出職能實現得越好，則說明財政支出結構配置越合理。

財政支出結構是各類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從社會資源的配置角度來說，財政支出結構直接關系到政府動員社會資源的程度，從而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影響可能比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更大。不僅如此，一國財政支出結構的現狀及其變化，表明了該國政府正在履行的重點職能以及變化趨勢。

（一）財政支出縱向配置

由于地方政府具有效率與偏好優勢，也有利于政府創新，“一個分權的政府具有若干經濟上令人向往的特征。首先，它提供了一種可以使某些公共產品消費水平符合社會某個部分偏好的方法。借助于這種方法，資源的配置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消費者的口味，從而使經濟效率得以提高。其次，分權可以與時俱進地促進創新，同時以競爭的壓力迫使地方政府采用最有效的生產技術，從而提高公共產品生產的靜態和動態效率。”[7]因此，財政支出需要在不同層級政府間進行分工。圖1顯示，不管是預算內支出還是預算內外支出，1982年以來，我國財政支出分權化趨勢非常明顯，2011年財政支出中80%是由地方政府承擔，中央占比不到20%。

圖1中央——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比例（1982—2011年）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3—2012年）實際上，中央政府財政支出包括本級支出與補助地方支出。從1990年以后的數據看。1990—2011年中央補助地方支出由585.28億元增長到39899.96億元，其中1990—1993年中央財政支出中33.3%用于補助地方支出，分稅制改革后，補助地方支出的比例不斷提高，由1994年的57.6%增長到2011年的70.7%，見圖2，因此，我國中央政府財政支出遠沒有20%這么低，中央本級預算支出并不能反映中央財政支出的全貌，甚至可能會誤導財政支出結構配置的調整。

圖21990-2011年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支出單位：億%

數據來源：《中國財政年鑒》（1991——2012年）（二）財政支出橫向配置——項目支出間橫向配置與地區間橫向配置

1.如果說財政支出縱向配置主要解決上下級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分工問題，那么財政支出項目間橫向配置主要解決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反映政府活動范圍與介入市場程度。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市場發育程度，相比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財政支出項目間橫向配置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1）從國家層面的財政支出橫向配置情況。經濟建設支出由1982年的54.9%下降到2006年的26.5%，24年下降了28.4%，下降非常明顯，但是2006年以后經濟建設支出又開始上升，2011年達到36%，與2000年的水平相當；社會文教支出由197%上升到39.8%，國家對于民生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行政管理支出1982年為7.3%，2007年達到歷史最高的24.1%，此后不斷下降，2011年為158%；國防支出由1982年的14.3%下降到2011年的5.8%，不斷下降，而其他支出經歷了2006年最高值的20.7%以后，迅速下降，2011年為2.6%。

為了檢驗這種財政支出結構變化與我國市場化程度和經濟社會發展是否一致，我們首先對兩者的匹配程度做進一步分析。利用國民經濟中非國有經濟比重表示市場化程度，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非國有經濟比重不斷上升，假定兩者之間是一進一退的關系，這樣就可以利用國有經濟的比重①作為經濟性職能適當與否的標準；農業支出根據農業占GDP比例的原則確定其合理配置水平；根據瓦格納原理，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政府的行政職能也會隨之擴大，我們假定兩者以同樣的速度增長，這樣就以GDP的增長速度作為行政管理支出的合理水平；國防支出應該與經濟增長同步，因此以經濟增長速度為標準確定其合理水平；教育支出根據國家1993年的《教育法》規定，1994年以前按照財政收入增長率為依據，1994年以后教育支出按照占GDP4%的目標計算；衛生支出則與財政收入保持相同增長比例。從圖3看，1982年以來，財政配置到經濟支出方面過多，超標比例由1988年的2.3增長到2000年的峰值13.2%，以后雖有下降，但是2011年仍然為97%；行政職能配置也過多，1985年超標比例僅僅為0.18%，2000年擴大到5.6%，2003年達到最大值的9.4%，此后不斷下降，2011年超標比例為32%；國防支出則比較合適，超標或者缺口都在2%以內，而2007年以來一直為缺口，只是比例比較低，2011年缺口比例為0.2%；1982年農業支出缺口高達236%，此后不斷下降，2000年為7.4%，2011年僅僅為0.5%；教育支出由1982年超標1.44%，出現缺口為1994年，缺口比例為13.%，1997年達到最高值的14.1%，2000年下降到8.8%，此后不斷下降，2011年缺口為3.6%；衛生支出缺口表現相對比較緩和，1982年僅僅為0.27%此后比例不斷擴大，1997年達到7.8%，此后不斷下降，2011年缺口為3.7%，因此，農業、教育、衛生等支出配置缺口比較大，但是2000年以后缺口有減小的趨勢。

（2）從財政支出項目間橫向配置的地區特征來看。以人均GDP的高低把全國分為四個地區②，利用四個地區同類支出占比的均值表示該地區的相對結構變化趨勢。如表1所示，經濟支出與科教文衛支出是四個地區中支出的主要項目，兩項支出占了各地區財政支出的50%—60%，其他三項支出比例都不高。動態地看，各地區對經濟的投入呈下降趨勢，科教文衛支出、農業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呈上升趨勢，這一趨勢符合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要求。但是財政支出地區差異非常明顯，其中，科教文衛差距非常大，最不發達地區高出發達地區近10%，主要原因是前者經濟比較落后，財力主要靠中央的轉移支付，但是由于福利的剛性特點，因此最不發達地區比例最高也就不足為奇了；其次為行政費用支出，發達地區比例比較低，中等地區其次，最不發達地區比例最高；農業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差異最小，比例也不高，說明政府對農業與社會保障重視程度不夠。財政支出結構配置的地區間差異性意味著我國地區間財政職能分化非常明顯并呈逐步擴大之勢。

2.財政支出的地區間橫向配置，主要是比較各省份的支出水平，為了排除規模因素對分析結果可能產生的扭曲，我們采用人均支出指標。理論上如果將財政支出與公共服務提供一一對應，則公共服務提供的均等化意味著人均財政支出在地區間配置應該是均等的。通過變異系數可以看出地區間的差異程度，1982年以來，我國財政支出地區差距呈現倒“N”型變化反趨勢，1982—1990年，變異系數不斷減小，說明財政支出地區間的均等化程度不斷提高，人均財政支出最高的北京是最低的河南省的5.95倍；但是1991—2003年變異系數又不斷上升，財政支出的地區間均等化程度逐步趨于下降，差距在2003年達到最高值的0.77，其中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財政支出是最低的河南省的9.23倍；2003年以后，變異系數不斷下降，2011年為30年來最低值的0.52，反映了財政支出的地區結構又呈逐步均等化趨勢。

三、風險社會背景下的財政支出結構調整

——兼評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1978年以前，我國處于“總體性社會”狀態，“國家幾乎壟斷著全部重要資源。這種資源不僅包括物質財富，也包括人們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業機會及信息資源。以這種壟斷為基礎，國家對幾乎全部的社會生活實行著嚴格而全面的控制”[8]。個體在總體性社會中缺乏自主性，由此不得不依賴于國家的資源配置，服從于國家意識形態，在國家“給定（given）”的有限空間里活動。在“總體性社會”中，人們面臨的公共風險幾乎全部由國家承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急劇轉型，社會分化和社會流動加快，我國由總體性社會邁向了個體化社會，“個體化意味著生活在所有方面對市場的依賴”[9]。在西方，個體化過程依賴于文化民主以及國家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支撐，而這些社會條件在中國并不存在。在我國的個體化進程中給予個體更多的是流動性、選擇和自由，國家所提供的制度保護和支持還遠遠不夠。

在社會結構解構為個體化社會的同時，我國也進入了風險社會。現代風險社會的風險具有跨越時空性、不可感知性、風險不可預測、不可控制性、具有更快、更強的擴散性和更大的易受傷害性、關聯性強的特征。因此，在個體化社會與風險社會夾雜的中國，政府必須通過再分配的方式，盡力對與民眾生存權相關的領域進行“去商品化”，讓全體人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讓社會各階層分擔市場運作的成本，提高人們抵御風險的能力。

1998年我國提出公共財政框架目標，2003年提出“健全公共財政”，2007年提出“完善公共財政體系”，2012年黨的十提出“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從“提出健全完善加快改革”可以看出，我國公共財政框架逐步形成并不斷完善。與此同時，2004年中央提出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要求，我國財政支出大部分已經投入民生領域，從財政支出的結構來分析，中國財政已經具備了公共財政的基本形態。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提出與實踐，標志著我國政府致力于化解個體化民眾的公共風險，來實現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發式轉變。1998年到現在，我國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如何？從數據看，各級政府都交出了較為亮麗的民生投入成績單，但卻存在著對民生的誤解，無限擴大了民生的范圍界定。要有效保障民生就需要調整政府支出結構，特別是需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因此，在這樣的邏輯下，自然是首先明確公共服務的范圍，即什么是公共服務。然而，我國對公共服務的概念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對公共服務支出的概念界定和統計口徑不統一。在霍布斯傳統中，公共服務天然是政府的職能，即公共服務的領域天然位于政府邊界之中。但是公共服務領域同樣面臨著政府與市場的選擇，或者兩者的組合。這樣，政府“公共服務范圍”就首先轉化為“政府職能”問題的討論。當下，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背景下，我們把教育、科學技術、文化與傳媒、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農業支出等視為本研究的公共服務項目，因為這些項目不僅都屬于流動性要素非常弱的項目，同時也具有非常強的公共性，事關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符合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公共性與服務性特征。下面我們通過1998—2011年14年的公共服務數據來分析我國政府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狀況。

（1）公共服務支出由3376.03億元增長到49695.2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22.9%。公共服務支出中，前7年累計支出44914.54億元，占1875%，后七年占到8125%，因此，集中度非常高。與此同時，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也不斷提高，由1995年的31.2%增長到2011年的45.4%，13年上升了14.2個百分點，如圖4。

圖41998-2011年我國公共服務支出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2012）（2）分區域看，我們以教育支出為例，如表3所示，財政教育支出地區差距非常明顯，支出總額與比例最大的是東部地區，在45%以上，但是優勢在減弱；其次為西部地區，比例在不斷提高，說明了國家加大了對西部教育的投入；中部地區第三，基本保持在19%左右，14年來基本沒有變化；東北地區比例持續減少，2010年僅僅占8.25%，增長倍數和增長率均低于其他三大區域。

演進展望

從政府合法性來看，財政支出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法基礎，政府只有通過適當的財政支出結構安排來實現執政的正當性。在個體化社會，財政支出結構調整體現了政府為公眾解決公共風險，政府介入經濟和社會發展，就是由于市場無法有效的化解公共風險。

然而公共風險本身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一定的時期內不斷變化，而且它還與公眾的傳統價值觀念、文化素質和政府執政理念有關。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公眾風險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范圍上都較改革開放之初有了很大變化，改革開放初期最突出的公共風險就是解決社會的貧困和人民生活遭遇的物質產品匱乏，因此財政支出的結構安排就必須服務于解決這一社會的主要矛盾，財政支出結構應服務于物質財富的創造，所以建設性財政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物質產品匱乏時代的基本結束，我國現階段公共風險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進而導致內需不足，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意味著財政支出的結構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社會日益個體化的情況下公眾面臨新的公共風險。這一階段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設無疑有利于應對公眾公共風險，政府需要繼續加大對農業、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支出，不斷提高人的“可行能力”，降低公共風險。

此外，我們必須改變財政支出地方化的趨勢，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處于經濟社會轉軌時期的中國，其政府間的職能劃分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不足，因此，理順中央地方關系與職責，加強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責任意義重大。

注釋

①由于數據有限，也因為工業在我國經濟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利用國有經濟工業增加值的比例來代替。②發達地區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廣東、內蒙古；中等地區為：山東、遼寧、福建、河北、湖北、黑龍江、河南、湖南；欠發達地區為：四川、安徽、廣西、陜西、吉林、山西、重慶、新疆；最不發達地區為：寧夏、海南、青海、江西、、云南、甘肅、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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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教育支出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高等教育消費 居民消費 居民收入

引言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和高校學費水平的逐步提高，高等教育消費已成為拉動我國內需和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高等教育消費的急劇擴張給城鎮居民生活也帶來了較大影響。中國人民銀行于2004年第四季度關于“儲蓄目的”的調查表明，“攢教育費”成為居民儲蓄的首要目的。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也明確表示，家庭子女的教育費在居民總消費中占比已超過養老和住房，躍居第一位。眾多跡象都表明，我國高等教育消費已經成為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的重要方面，高等教育消費問題已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焦點問題。

相關概念界定

（一）居民消費和居民消費率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居民消費”指的是“居民購買的包括耐用品在內的所有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它不包括購買住房的花銷，但是包括房主使用自有住房時推算的房租成本。它也包括為獲取許可和執照所付給政府的費用。這里，居民消費還包括非營利機構為居民服務所進行的花銷”。

從目前眾多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對“居民消費”的定義有個體和整體之分，前者強調一定時間范圍內居民個體的消費總量，后者強調一定時間范圍內一國居民的整體消費總量。根據上述劃分，“居民消費率”也可以界定為個體和整體兩個概念，既可以指居民個體消費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也可以指一國居民總消費占國民總收入的比率。在較大多數情況下，個體和總體這兩個概念是相通的，因為影響居民個體消費（率）的很多因素都會對居民整體消費（率）產生相同的影響，如消費習慣和預防心理等，而且，居民整體消費率在一定程度上還受人口結構和收入分配等居民個體差異的影響。本文對居民消費（率）的個體或整體的界定都用“居民消費（率）”表示，但其具體意義能夠通過語境判斷而不至于發生歧義。

（二）高等教育消費

關于高等教育消費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高等教育消費認為，高等教育消費不僅僅包含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為獲取知識或技能而接受正規的高等學校包括各種所有性質的大學、學院教育用于教育方面的各種貨幣支出，還包括受教育者本人為此所付出的包括腦力、體力等在內的非貨幣性支出。而狹義的高等教育消費認為，高等教育消費只包含廣義高等教育消費界定中的所有貨幣性支出。根據高等教育消費所含蓋的范圍，可以將高等教育消費劃分為三大類，即基本高等教育消費、擴展高等教育消費和選擇性高等教育消費。基本高等教育消費是指受教育者應支付的最基本的教育費用支出，如學費、雜費、指定教材費、食宿費等；擴展高等教育消費指基本高等教育費之外的教輔費和各種培訓費等；選擇性高等教育消費指受教育者為選擇學校和選擇專業而支付的費用支出。

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和高等教育消費現狀分析

我國當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存在以下基本特點：第一，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第二，城鎮家庭恩格爾系數呈逐年下降態勢。眾所周知，消費結構是指某項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而恩格爾系數是衡量一國消費結構的一個較為重要的指標，即一國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聯合國曾將恩格爾系數與貧富狀況相聯系劃分了四個區間，即恩格爾系數在60%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49%為小康，30%-39%為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根據聯合國劃分的這一標準，我國城鎮居民生活的恩格爾系數在1999年下降到42.1%，2005年下降到 37.7%，2010年下降到 36.3%。盡管我國恩格爾系數一直處于平穩下降態勢，但與西方國家相比卻還有較大差距。美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恩格爾系數已達到16.45%，日本已達到 24.12%。第三，食品消費質量提高，衣著消費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下降。第四，耐用品消費增長減緩，主要耐用消費品逐漸趨于飽和。第五，交通通訊消費持續增長，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變化最大。第六，城鎮住房消費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上升很快。第七，娛樂文化教育消費和醫療消費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日益上升。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6-2010年間城鎮家庭人均年收入約為24447元，家庭平均總消費支出約為16135元，即城鎮居民家庭的平均消費率約為 66%，平均儲蓄率則為 34%。其中，食品消費支出為5091 元，占家庭消費支出的比例最高，即家庭平均恩格爾系數約為 35%；其次是教育娛樂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支出 16%，隨后分別是衣著、交通通訊和居住，占家庭消費支出的百分比均在 11%左右；最后是家庭用品和醫療，均占家庭消費支出的 7%左右。這表明我國城鎮居民仍將最多的家庭收入用于食品消費支出，同時也很注重對教育娛樂項目的消費支出，整體來看，我國城鎮居民的生活基本達到富裕水平。

隨著城鎮家庭消費結構的改變和我國高等教育收費制的實施，以及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要求的不斷提高，家庭高等教育消費支出逐年呈上升趨勢，高等教育消費成為消費的熱點。

從表2可以看出，隨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斷提高，人均高等教育支出也在逐漸上升，并且，人均高等教育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呈現出上漲態勢，從1998年的4.42%上升至2009年的6.08%。

我國高等教育消費與城鎮居民消費關系分析

在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代表指出，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2 年我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數僅為321 萬人，而2006 年我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數達到540 萬人。紀寶成稱，正是由于學生人數越來越多，使得在國家財政不斷加大投入的同時，生均預算內高等教育經費從20世紀90 年代的8000余元下降到近年的6000 余元。據統計，目前國家財政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總額低于GDP總額的1%，可見，家庭承擔了更多高等教育成本，而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投入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一）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比重加大

家庭高等教育消費支出與家庭總收入關系不明確。一般來講，消費支出以收入水平為基礎，消費支出隨著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減而增減（見圖1），對于大多數消費者而言，消費支出基本上都能做到“量入為出”。但在高等教育消費領域，家庭收入不是消費決策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從很多家庭從收入水平來看基本上消費不起高等教育。對于眾多低收入城鎮家庭而言，子女上大學的學費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兩倍乃至更多，城鎮普通收入群體要滿足子女高等教育消費有時要付出全家的所有收入。眾所周知，高等教育消費是高等教育供給者有條件地為高等教育消費者提供的消費機會，并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存在延遲消費的情況，這就導致很多城鎮家庭在經濟條件不充裕的情況下被迫貸款消費，從而使得家庭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見圖2），出現了所謂的“因教致貧”的現象。

（二）大學學費日漸成為居民生活的負擔

從近年來大學生學費來看，如果以所有大學最低學費標準5000元來衡量，2011年大學生均學費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22.9%，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71.7%（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如果再加上大學的書本費、住宿費和生活費（以最低5000元來計），那么一個孩子的高等教育消費總支出將最少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45.8%，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43.4%。

從表3可以發現，2004年我國高等教育生均學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到最高值，占比高達55.2%。之后，由于上級主管部門對高等教育學費漲幅的嚴格控制以及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年增加，高校生均學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開始下降，但是整體來看，比例仍然偏高。2010年高校生均學費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為42%。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學生規模的上漲率越來越高于財政教育經費的增長速度，這導致我國高等教育生均經費逐年下降，無形中增加了學費收入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從而使得高校對學費的依賴性逐步加強。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高等教育學費目前已成為我國普通高等教育經費的第二大來源。我國自1994年開始高等教育預算內事業性經費撥款在教育經費總收入中占比逐年下降，從1994年的82.2%下降到2001年的55.0%，再到2004年的41.5%， 下降了40.6個百分點；高校學雜費占高等教育經費總收入比重則從1994年的11.9%上升到2001年的24.7%，再到2004年的33.0%，上升了21.1個百分點。

據調查研究，美國高等教育學費與家庭收入呈正相關關系。2001年年收入低于16200美元的為低收入家庭，16200-75100美元之間的為中等收入家庭，高于75100美元的為高收入家庭。1999-2000年度公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學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學費分別為4251美元、4742美元和5284美元。同年就讀私立四年制研究型大學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其平均學費分別為18283美元、19499美元和20585美元。以公立高校來說，學費只占低收入家庭收入的26.2%，而占高收入家庭收入的比重不足7%。除了低收入家庭外，其他家庭子女即使上私立高校也不存在經濟上的困難。

由此可見，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比較緊缺，國家投入嚴重不足，而學費作為教育經費重要的組成部分，個人或家庭學費負擔重成為必然結果。換言之，政府把自身應該履行的責任轉移給社會和個人或家庭。因此，我國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經費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以及我國高等教育生均教育經費指數小于國際平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財政政策造所成，與國家經濟發展情況（GDP）沒有太重要的關系。國情和我國相似、但經濟比我國落后的印度高等教育投資水平在0.9%左右，是我國的1.5 倍；而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拉美國家古巴，目前其高等教育投資水平是我國的近4倍。

我國高等教育消費存在問題分析

（一）一味追求高等教育的高層次消費

在我國，高等教育階段特別強調對高學歷的追求，這樣，考研讀博已成為眾多學子們執著追求的目標。我國的中小學教育絕大多數是為了讓學生考入理想的大學，當前由于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以及出國留學的要求越來越多，從而使得我國現有的專業設置、學校類型和教育體系趨于“高移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高成本背景下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出現逆向攀升的現象。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轉變，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家庭用于高等教育的消費支出也以較高的需求收入彈性在逐漸增大，其增速遠遠地超過了其他消費支出，甚至對其他類型的消費支出產生了“擠出效應”。通常來講，消費品的需求量與價格是呈反向關系的，即價格越高，需求越少。但高等教育消費卻有所不同，其消費需求與價格（即教育成本）呈同向變動，隨著高校學費即教育成本的不斷增加，高等教育消費并沒有減少，反而呈現出日益高漲的趨勢。

（二）高等教育消費支出不計成本

確立適度的高等教育消費理念，使高等教育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與家庭收入水平相適應，這是培養理性教育消費意識的核心。但是，在我國為了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一些家庭不考慮任何成本收益分析，盲目消費和投資。以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推算，供養一個四年制的大學本科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一個農民2.8年純收入。即便如此，大多數家庭仍然不計任何成本讓子女上大學。

（三）過度教育與過度消費

1976年，美國教育經濟學家弗里曼（Freeman.R）針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收益普遍下降的現象首次提出了教育過度理論，所謂教育過度主要是指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供給超過了社會需求，使得越來越多的高學歷者從事只要低學歷者就能夠完成的工作，從而導致教育收益率下降。之后，教育經濟學家萊文（LevinH）于1985年對教育過度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并列出了教育過度的三種具體表現：一是相對于歷史上的較高受教育水平者，現在受相同教育水平的人經濟地位下降了；二是受過教育者未能實現其對事業之期望；三是工人擁有比其工作要求更高的教育技能。從我國目前就業市場的具體情況來看，我國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教育過度現象。但這種過度只是一種暫時的結構性過度，而非總量上的過度，因為在我國部分發達城市和地區已出現教育過度，但是在廣大農村和落后地區仍然存在教育不足現象。過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過度消費所致。所謂過度消費是指人們盲目追求超越自身經濟能力和其它能力的高等教育高消費，由過度消費進而形成過度教育，結果是不能使高等教育消費效用達到最大化，具體表現為一些高學歷高文憑擁有者會有一種受挫感和失落感，這樣會直接影響到高等教育消費熱情，意味著對整個社會教育資源配置失靈，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政策建議

上海財經大學曾對高等教育投資收益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占城鎮居民家庭總戶數20%的低收入階層享受到約11%的高等教育；占20%的中等偏下收入階層享受到約10%的高等教育；占40%的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階層享受到約27%的高等教育；而占20%的高收入階層卻享受到了約52%的高等教育。顯然，我國高等教育投資所形成的收益主要由高收入階層所獲得，這是不公平的。當社會弱勢群體無法購買到所需的教育服務時，國家的教育資源配置失靈，達不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在我國存在著嚴重的居民收入不平等、貧富差距明顯的情況下，要實現人人都能享受到應有的教育服務僅僅依靠市場機制是難以完成的，需要國家進行一定的宏觀調控。

首先，居民要崇尚理性消費。確立適度的教育消費理念，使教育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要與家庭收入水平相適應。具體來講，父母讓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應該根據家庭的具體經濟狀況進行適當的成本收益分析，不能盲目投資和消費，要進行理性消費。

其次，政府要逐步改善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現狀。發展高等教育消費，提高高等教育消費水平，要求改善目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現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

最后，政府要致力于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首先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尤其是建立健全針對農村居民的保障體系；其次，要補充、豐富和完善社會保障項目和保護種類；第三是開辟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來源；第四是加強社會保障活動的規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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