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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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產生的影響范文第1篇

去年，香港樹仁學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研討會中，本人曾以《農本思想與中國現代化》為題，提出論文，向與會諸位學者專家請教。該文重點是從中國歷史演變中指出農本思想產生的經過，及其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阻礙。本文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續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指出農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殘存于中國社會及社會觀念中的影響；亦即是國人急須放下的包袱。第二部分是作者對中國經濟轉型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章 放下包袱

本章題目為“放下包袱”。包袱為何？農本思想在今天中國結構中，經濟結構中及社會觀念中的殘留物是也。這些殘留物仍然強固地困擾著、阻礙著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及現代化本章將分節說明之。

第一節，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結構，又可以說是一種經濟結構。它是農本思想的產物。在今天之前，已經非常嚴重地拖慢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而在今天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嚴重障礙。

不農經濟的結構的負面影響，在經濟方面者，例如農場面積小，勞力及資金有限，無法引進現代科技及企業經營方法，自給自足心態使農業偏重于糧食種植等。以上各點因有許多學者注意到，也討論過，本文不贅，本文想特別提出的是：傳統社會賦予小農經濟結構的社會職能，害了它成為一個經濟主體的可能性。

從漢朝到清朝，甚至到現在，中國傳統的農業家庭，不論貧、富，不論是地主、富農、佃戶或今天中國各地農村中的家庭承包戶，都被賦予一種社會職能。在一個家庭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合順，長幼有序等觀念，或論理要求，支配著或制約著家庭成員的行為或思想。擴大而至家族，族長要教導族中子弟為本族增光，光宗耀祖，不做有辱門風的事。當然娶妻生子，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亦要落實。這一系列的社會職能，壓在農業家庭的頭上，與它能夠成為一個純經濟主體的要求相違背。使農業家庭都不得不能理性地用“經濟考量”來指導與調整自己的行為。使每一個農業家庭組合起來，就是整個農業社會，成為一個不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計算，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經濟體系。

中國全國的勞動力，到今天仍然是以農業勞力占大部分。如果農業因為上述原因不能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用數字管理，必將拖累了中國整個的經濟體系，無法與世界各國競爭。

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資源相對充裕。而且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下，只“勤”“儉”二字，已可解決問題。勤則多生產，儉則少消費；多生產、少消費，自可年年有余。家庭生活有余裕，進而遂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倫理需要，自然家庭和美，經濟要求與倫理要求雙雙達成。但今天人口增加以千百倍計，而且進入分工社會，再進而全球一體化，每一個人，每一家庭，不但要與本國人爭，甚至要與國際競爭。因此，小農經濟格局必然要轉型。

農業要企業化，農民要轉變成為農業企業中的工人。他們要：

一、上班時間離開家庭；

二、具有農業專業技術與知識，而且要不停地進修與增值。

如此，農業家庭不再是一個經營主體，而成為一個單純的社會組織單位，像城市中的工、商業人士的家庭一樣。農民（農業企業的工人）離家上班。到企業中，根據經濟原則辦事；回到家中，根據倫理原則做人。兩方面都可做好，而互不抵觸。

第二節，社會觀念

除小農經濟結構必須改變以外，仍有許多社會觀念必須清除。這些社會觀念是：

（1）民以食為天之觀念；

（2）非農不富，無糧不穩之觀念；

（3）開門七件事的觀念。等等。

以上這一系列的觀念，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1）將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之中；

（2）將中國的農業局限于以糧為主的情形；

（3）令中國的農耕技術長期停留在粗陋狀態。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孔惠鋒，在他所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的序言中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以上七件事，除了鹽之外，全與農業有關。”所以他認為：中國必須重視農業。但用這一種說詞來重視農業，到頭來又回到專注糧食種植，重視柴、米、油、鹽的生產與累積，是不合經濟原則的。

其實在今天的分工社會，開門只有一件事，這一件事就是“錢”。有了錢，可以滿足任何需要。沒有錢，萬事不能。農民生活如果太窮，種了米也舍不得吃；或者說吃不起。

所以現在必須拋棄所有陳舊的社會觀念，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國民總生產，讓人民富裕起來。

第二章 輕裝上陣

如果照第一章所說，我們能夠徹底地拋棄傳統思想，則可以毫無疑問地走上現代化。趁著中國加入世貿的時機，在國際市場上，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一較長短。本人謹在此時刻，提出幾點原則性的建議。

第一節，理性看農業

在中國長遠的歷史中，自西漢末年，農本思想占了主導地位之后，中國對農業，口頭上是愛護，實際上是害了農業。因為二千多年來一貫的政策是：將大多數的勞動力困在農業中，于是必須使農業長期停留在“勞力密集”的情況。西漢之后，改良農業耕作技術及經營方法的努力，非常之少。明朝、清朝的皇帝，仍然高唱生農之調，但主要政策仍只限于“趨民歸農”，這種名為愛之，其實害之的政策使中國農業長期停留在落后狀態。

放下農本思想的包袱，可以用理性的態度看待農業。也即是用合理化的態度，依國際市場的宏觀供求規律調整農業政策。我們不要再堅持，將大多數的勞動力留在農業中，也不用再專注于糧食種植，也不要再抗拒糧食進口，也不要再刻意地達到糧食自給的目標。

一切以國際市場規律為準，以提高國民總生產，達到最高經濟效益為政策的指導原則。

第二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

上一章說明“小農經濟結構”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障礙，因此，徹底拋棄小農經濟結構，才是經濟轉型、社會蛻變的首要關鍵。今后的農業經營，離開小農經濟結構越遠越好，越徹底越好，其原則如下：

第一，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科技化。拋棄專注糧食種植的方式后，種糧的面積相應縮減，各地區依其土壤所宜，宜糧者仍種糧，不宜種糧者因其所宜改種其他經濟作物。

第二，規模宜大不宜小。規模大引用科技的限度高，引進學術研究的限度高，落實學術研究成果可能性高。

第三，如能引用農、工、商、科研、環保整體配套的連鎖企業式經營則更好。

第三節，切忌小規模經營

今后的農業經營切忌小規模經營，不宜用“小鍋小灶”式的經營。小規模經營除了不能引用較高的科研及較新管理方法外，也無法同時處理環保問題。但以上各點，仍然是集中在經濟層面或經營層面；除此之外，小規模經營無法解決下列一些社會層面的問題。茲分述如下：

第一，小農經濟文化必須徹底拋棄。中國農村在小農經濟結構中，孕育了許許多多的小農經濟文化，舉其要者有：自給自足與糊口觀念，重視家庭及傳種接代，重男輕女觀念，落葉歸根觀念，等等。小規模企業與原來的小農經濟結構距離太近，小農經濟文化仍如惡鬼纏身，無法拋開。

第二，小規模經營引用科研及學術研究成果有限，對從業人員學歷、素質、文化之要求較低，無法有效激勵農村青年求學向上之心，亦無法吸引城市青年下鄉。因為前面我們說過，今后的農民：

（1）要離開家庭到農場或農業企業上班。

（2）要具備專業知識與技能。

當然政府或企業承包本身在教育方面的配套也不可少。

第三，小規模經營無法將中國大多數的農業勞動力盡快地由農業釋出，拖慢了中國社會經濟的轉型期。

第四節，救治大西北

中國版圖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人口集中地及經濟活動區，偏于東南部，西北部大部分拋荒，且不平衡的情形日趨嚴重。在今天我們討論經濟轉型進入新紀元的時刻，救治大西北之事，絕不可忽視。

第一，從歷史上看大西北的拋荒經歷

中國西北地區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西漢建都長安，關中地區曾是中國最富庶之區。經過王莽之亂，關中地區遭戰爭破壞，再到東漢末年，黃巾、董卓之亂，關中地區殘破更甚。所以到了唐朝，雖鑒于地理形勢之險要，仍以長安為首都，但西北部之物產不及東南遠甚，首都長安及西北地區所需糧食、物資，必須由東南運至。武則天在位的大部分時間，因為長安過于荒涼，都在東都洛陽居住。但唐朝政府自開國以后就大力開發關中地區到了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離唐朝開國（公元618年）一百一十九年，關中地區又再農業豐收之區。自這一年起，東南地區的糧食不再運來接濟長安。唐朝距離西漢九百多年，地力經九百年拋荒可以恢復，今天距離唐朝一千一百多年，拋荒后能否再恢復，未可知。

第二，愚公移山

中國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信其可能者較少，但故事流傳不斷。則中國古人有愚公移山這精神與毅力，是可以斷言的。

今天較古代優勝之處，是能掌握高科技，假如經營計劃可行，本國資本、港臺資本，或外國資本均可投入，救治大西北未必不可為！

第三，李廣射虎的故事

西漢武帝時期，名將李廣，號稱飛將軍。李廣善射，且臂力過人。李廣領兵出征匈奴時，夜晚巡營，見一老虎，拔箭射擊隊之，箭穿虎背。天明后再到現場去看，原來是一塊石頭。再射石不能入。

這一故事告訴我們，李廣的臂力其實是可以射穿石頭的。但當李廣已經知道那是石頭，不是老虎于是他先有了不可射穿的心理（失敗心理），用力自然小了，所以射不穿石頭。

如果我們在“救治大西北”這一件事上，先有了失敗心理，未曾進行已經認為不可能，就不會成功了。

第四，“救治大西北”在中國及世界的意義

西北地區占了中國版圖的大半，自然條件不是太壞，如能救治復活，不但對中國多了大半個地區對世界總體來說，亦有重大意義。

第五節 農業勞力釋出的兩大方向

農業勞力必須釋出，這是中國走上新世紀之前的最大課題。釋出的方向有二：

第一，前面所說的農業經營企業化，專業化，所衍生出許多工作機會，例如工業加工廠、運銷服務、金融服務，再因農民生活改善所產生的多項服務，農村、鄉區教育等等，所產生一系列的多元化。

第二，因救治大西北所扯動的勞力西移。

小農經濟產生的影響范文第2篇

中國現代化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按照何種 “模式”進行？一些人的答案是，西方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資本替代勞動，以大機器生產代替手，以大工廠、大農場取代家庭生產等等，是最主要的一些措施，也是理想目標。這種答案可謂司空見慣，無須引證。但我們認為，這條路是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情的不允許。如上所述，中國是一個生存資源與人口嚴重失衡的國家，前景極為嚴峻。國情不允許我們去走以耗費極為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換取經濟暫時發展的道路。其次是，經濟學的根本原則是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收益。我們不應該不充分利用甚至丟棄自身最豐富的生產資源，而以最短缺的資源取代之；不應該完全丟棄適應國情的行之有效的經濟行為準則，而代之以與本國國情差距極大的另一套作法。

另一些人設想，既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以勞力替代資本，既然中國有應付人口資源失衡的傳統辦法，有否可能以傳統小農經濟的行為準則為主實行中國現代化道路呢？

答案仍然是行不通。小農經濟在我國的古代封建中，是一種對生存挑戰的最佳適應方式，但這絕不等于說小農經濟是一種完美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組織形式之體現。恰恰相反，這是生存環境極為嚴峻，龐大的人口爭奪有限生存資料這種經濟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傳統小農經濟雖有適應國情的諸多優點，但也有不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諸多缺陷，約可歸為：一，受家庭生產要素微小規模的限制，每個小家庭的生產能力很小。單個農民家庭除有簡單勞動的生產要素優勢外，其他如資金、技術、生產資料等均相當匱乏，往往只能進行簡單再生產，難以擴大再生產。二，農民家庭的文化、水平極低，保守、閉塞，生產技術難以提高，也難以接受先進技術。三，每個小農家庭作為單獨的經濟單位，只從家庭利益出發行事，且往往只顧眼前之利，不顧（或無法顧及）整體與長遠利益。整體小農經濟內部、小農家庭之間如一盤散沙。農民的分散個體商品生產，難以適應新的市場需要，也難以與含量高的產品在市場上的有力競爭。四，小農付出的勞動極為艱苦繁重但收益甚微，生活水平低下，這既嚴重制約了它的產出力，又嚴重制約了它的消費水平。總之，傳統小農經濟很難憑借單個家庭的力量改進自身處境，更不可能去實現和全社會的現代化了。我國的農村改良事業的前輩曾將小農的特點歸為“愚、貧、弱、私”，真可謂切中要害。

正確的取向，應該是學習利用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先進生產力和組織形式之長，又充分發揮中國傳統經濟及其行為準則的優點，改進其不足之處，行兩者之長，去兩者之短。具體而言，即必須用現代工業、科技、組織、管理的改造傳統小農經濟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的一面，重建農民家庭經濟。在這種改造中，發展和壯大現代工業，實現大工業和農業的互補、協調發展和一體現代化；在這種改造中，實現勞力密集優勢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與互補。這個思路絕非憑空想像，近代的豐富經驗和慘痛教訓，已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借鑒。以下僅從經濟組織形式和適用技術兩個方面，以近代長江三角洲區域的歷史經驗檢討之。

1 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相互關系與協調發展

近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由不同類型的大工業和小農經濟相互關系所引發，出現過小農經濟得到局部改進，大工業和農村經濟一體近代化發展的雛形。雖然這些工農關系的形式尚處于遠不成熟的“初級階段”，常常被舊事物所遮蔽乃至摧殘，但對中國現代化來說其意義重大。這些形式可歸納為：

第一種形式，近代工業與小農戶通過市場，形成產品相互供求關系。這主要表現在大機器工業—紗廠和用機紗織布的農戶間的經濟聯系。對紗廠而言，農民是自己最大的主顧；對農民而言，紗廠是家庭生產原料的供應者。農民用機紗織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產數量，改善了產品規格，明顯增加了市場的競爭力，使土布在數十年時間內有力地與洋布進行了競爭，避免了農民破產。而農村土布之發展，又大大增加了對原料機紗的需求，直接促進了紗廠的發展。

第二種形式，商業資本介入土布生產。不再由生產者而是由商人大批量地購買機紗，發放給農民；農民按商人要求生產，產品交給商人，領取工資或實物。最后由商人將布分類整理，投放市場，這大量存在于江陰、常熟、常州、無錫等地。在一些地區，商人還將織機發給無財力織布的農民按其要求定織，以擴大生產。

第三種形式，近代紗廠與手工織布工場、農民個體織戶、近代機器染織廠組成的新型產業組合。紗廠向織布手工工場或小型織布廠出售特制的“盤頭紗”，工場直接發給農戶，這可以用省去農民一道工序，直接上機織布。分散的農戶將布織成后交給工場初步整理，最后送至城市上的大型染織廠精加工，上市銷售。這種形式以江陰至上海之間最典型。各地亦不乏由手工工場加工后直接上市者。

第四種形式，由地方紳士、商人、農民等共同組成農村農副業生產運銷合作社，集體購買部分生產資料或設施，共同生產共同銷售。這種形式廣泛存在于吳江等地的蠶桑業中，在農村織布業中亦可見。

第五種形式，由大紗廠發起，向社會各界集資，組成墾殖公司，招募農民，以公司加農戶的經營形式墾荒植棉，為紗廠提供原料，這體現在淮南鹽墾事業上。

第六種形式，繅絲工廠直接改進農村蠶桑業，以期獲得優質蠶繭。這體現在無錫的永泰、乾甡等大絲廠扶持建立蠶種場、培訓各類蠶桑改良人員、控制繭行、大力組織農村蠶桑改良合作社等舉措上。

第七種形式，各界人士（地方政府、士紳、農村改良機構等）共同組織農民，成立蠶桑絲改良生產合作社，在農村建立最先進的機器繅絲廠，形成從原料到精加工工業的近代合作生產組合。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吳江震澤開弦村的改良事業上。

第八種形式，農業改良機構租賃、改良絲廠，使其成為專為農民服務的，并代農民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這體現在江蘇女蠶校對無錫玉祁、吳江平望、吳江震豐三所絲廠的改造事業上。

從以上近代企業與農戶生產的不同形式的相互關系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農村傳統經濟向現代過渡的一個由“低”向“高”的演進過程。這里所謂“高”“低”，系指生產、經營組織結構的變化和整體功能的強弱。

在農戶以獨立生產者身份在市場上購進機紗并自行加工出售的階段，農民與大工業企業是在市場上相遇的，兩者之間僅僅是一種出售購買關系。盡管農村手織業的興衰在總體上與紗廠的贏虧密切相關，但二者并無生產組織上的任何直接關系。個體農戶會因各自的資金多寡、農業豐欠等原因，形成對機紗購買量的諸多不穩定性。在商人資本介入織布生產后，盡管紗廠仍然不能直接施加于農戶，但商人批量購紗，又批量收布，使紗廠與農村土布間的關系增加了穩定性。特別是許多地區出現的紗商布商系于一身的現象，使紗廠售紗、商人購紗與土布生產幾乎聯為整體。當發展到農民織戶、手工工場、染織工廠與機器紗廠間的生產聯系時，實際上已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大工業與農民手工業、城市與鄉村組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的雛形，小農家庭生產已被納入了現代生產體系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并對這個體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大絲廠改造農村蠶、桑、繭生產，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鄉村構成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雛形。與上述形式不同的是，這是一種工業、農副業之間的一體化。大工業資本為了獲取優質原料，將工業資本直接用于改造千百年來的傳統生產方式，以工業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經營“統分結合”的方式生產面向國際市場的產品。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值得深入的頗具特色的經濟形式。

在張謇發起參與的淮南鹽墾事業中，我們看到了更值得注意的現象，即：以現代大工業企業為核心，聚集大量社會資金，以小農為基本單位，組成墾殖公司開發沿海灘涂，種植棉花為大工業生產原料。這可以說是長江三角洲出現的第三種類型的工農業一體現代化的雛形。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工業企業、農墾公司、農戶之間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而且在生產組織上已聯為一體，小農戶已成為近代工業和農墾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細胞。這種一體化的更深層意義在于，它不僅是為工業企業本身的利益而設計之，而是考慮到為廣大無地少地的農民提供一個生存途徑，體現出中國傳統思想精華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本、民生精神。當然，并非所有墾殖公司均抱如此目的，各公司的經營最后亦頗不成功，但客觀其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對今天仍有意義。

無錫、吳江等地出現的由政府、社會各界、科技機構等各種力量組織農民進行合作生產，并引進先進設備為農副業服務，更多地具有“橫向一體化”的工農業生產組合色彩。這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也具有開啟意義，實際上已成為我國今日工業“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的前驅。

雖然形式、層次不同，但我們可從各類大工業與農戶經濟的相互關系的內部挖掘出一些共同特點，這就是：利益互補，利于民生；生產要素互補，實現生產的最佳組合；工農互補，城鄉共同發展。

經濟的基礎是農業，人口的主體是農民，這既是中國的歷史特征，也是中國近代到當代的基本特征。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農村、農民、小農經濟的現代化問題。長江三角洲雖是歷史上較有發展區域之一，但農民生活仍然貧困。為了謀生他們在農業之外發展起各種家庭手工業和副業，但生產方法的陳舊和資金的短缺，工副業發展頗為局限。只是在近代，在國外先進機器工業導入中國以后，依靠先進原料如機紗，依靠先進技術去養蠶植棉，再依靠生產組織的改進，才使農民的家庭工副業得以進展。沒有大工業的推動，這種歷史性變化是難以發生的。

就家庭生產這種中國古老的經濟組織形式來分析，也是在不斷改進和發展的。從江陰、常熟、南通、常州等地的事例中可看到，近代長江三角洲的農民家庭經濟已發生了重要變化。僅從紡織業看，它早已突破了自種棉花、自紡自織的古代模式。在產品的物質構成上，由全系家庭內部生產物構成，變為利用大工業品為原料。在生產要素的取給上，由基本由家庭內部解決，變為必須部分經過市場交換，或通過商人、手工工場發給。在最終產品的完成方面，由家庭獨立完成，變為與工場或工廠共同完成。在生產組織形式和經濟關系上，由純粹家庭形式變為家庭與工廠面手工工場的某種聯合。盡管上述變化只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農民家庭紡織已融合進了社會化的生產和交換之中，突破了家庭經營范圍的局限性，成為兼取傳統與現代之長的經濟形式的雛形。

大工業在帶動農民家庭經濟發展的同時，本身也獲得了立足發展的條件。農村手織業的發展過程為近代紗廠造就出廣闊的市場，而蠶桑業的改進和棉花種植的改良，又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優質原料。市場和原料是企業生存最基本的外部條件，從這個意義上看，沒有農業、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副業的發展，中國近代工業的生存發展也是不可能的。

2，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大力推行節省資本、能源、又能充分吸收勞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廣可由家庭分散進行的技術與行業。

日本的小野旭教授將后進國的技術引進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直接引進先進國家所開發的最新技術設備。但后進國一般勞動力豐富，工資低而資本短缺，使得這類以密集資本代替密集勞力的高技術難以發展，其經濟、社會效益都不佳。這導致了第二種技術的引進。其特點是，對最先進技術加以改進，并將某些先進技術和設備加以重新組合，使之能適應后進國的資源配置，這種改良技術或改良設備，資本~勞動比例和勞動生產率明顯低于第一類技術，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后進國低工資和充裕勞力的資源優勢，從而節約了大量資本，其獲取的利潤反而較大。第三類，針對后進國的生產力實際水平和可能接受的價格水平，選擇外國先進技術或設備中的某一部分予以引進。這類引進技術設備本身無從發揮其原設計的整體效用，但對后進國向適于國情的新技術之轉化、改進生產效率會起重要作用。由此看來，對于所謂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的特定階段，適用技術的含義是，向世界先進學習，吸收最有利于自己的、與自己國情最匹配（要點是適應本國的資源與生產要素狀況）又能發揮本土優勢的技術，根本優點是能夠以最低代價取得最大效益。

人們可能會認為，對近代中國的小農經濟而言談不上什么主動引進適用技術問題。但如果從農村手織業技術改進的整體發展過程來看，經過一個從無意識的甚至被動的到主動和有意識的過程，確可發現存在著密切結合國情的適用技術引進推廣的趨勢。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農民放棄土紗用機紗織布；織機的改進；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和改進。

近代中國農民放棄自紡土紗而用機（洋）紗織布，國內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大機器工業對小農經濟家庭手工業破壞的第一步，其實國內外早有學者提出異議[1] 。筆者亦認為此說不盡妥當。當機紗剛開始進入中國時，確使農民手工紡織業受到沖擊，但以后的進展，與其說農民自紡土紗是由于洋紗排擠而衰，不如說是農民主動放棄自紡，歡迎機紗。原因是，機紗較土紗更利于農民織商品布。在農民自紡土紗時，一個農婦用紡車一天至多可紡紗半斤，“每三小時至四小時所紡之紗只能供一小時之用”。[2] 而一架織機織布除需紗外，還至少要一個人做輔助工作。如此，若要連續織布，這已超過普通農戶全家主輔勞力的利用的最大限度。土紡成為能否連續織布的最大瓶頸。當織布完全利用農閑時間，而土布市場需求量不很大時，紡紗與織布的矛盾并不突出，農戶可在農活多時少織布，當紗供不上織時，也可以停機。但當市場需要旺盛時，農戶的商品布生產力就受到重大限制。土紗還有不利于織布之處，“抗張力薄弱，用作經線時長度有限，因而所織之土布每疋長度都很短，織工為了短短的每疋布就要經過調紗、穿綜、度經等費事的工作，不勝其煩”。而這一切問題在使用機紗后均可解決。也正因為如此，農戶使用機紗后，土布生產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極大提高。直至抗戰前，盡管外國紡織廠和中國紡織廠的機織布生產能力和產量已極大增加，但農民手織布產量仍在全國的布匹總量中占73%左右[3] ，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極大。

農村織戶放棄千百年來自紡紗使用機紗，在我國技術史上有劃的意義。它表明，只要運用適合中國國情的技術，就既可以充分發揮中國本土資源之特長，又可以提高傳統生產的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在這里我們看到的，并不是將大工業直接搬到農村中去，而是農民經濟和城市工業的結合，小農的傳統家庭勞動力密集型生產方式和近代先進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的有機地結合。它不僅使充分利用勞動力的優勢繼續得以發揮，而且提高了棉布的產量和質量，以最低的經濟成本，最少的社會代價，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機紗得到廣泛應用后，在農村紡織業中緊接著發生了織布機的技術改良。在織布機的改進和推廣應用方面，也直接體現出可以以適用技術與傳統生產組織相結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產力，即新技術與勞動力密集相結合，利用家庭生產優勢，既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又充分發揮了人的勞動能力。

中國歷史上使用了數千年的舊式織布機，是一種雙手投梭的腳踏木機，一般稱之為投梭機。這種織機生產效率低，一人一個工作日平均只可織布一疋，布面規格大體限于門幅一尺左右，長度二十尺左右。約1896年前后國內開始出現改良織機—手拉機（投梭機）。它把原來的投梭機從雙手投梭改成一手拉繩投梭，另一手執筘打緯。用手拉機織布，布幅寬度不受手投力限制，布幅可至二尺。手拉機出現后在不少地區很快推廣應用。[4] 投梭機改為手拉機的過程及其在中國的普遍推行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舊式織機的改良是在機紗于中國廣泛應用后才開始的，除手拉機外，國內有多處改造舊式織機的事例，幾乎同時出現；手拉機的推廣得到了官方半官方和商會等方面的幫助；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后在土布的市場廣為擴充時被大量使用；這些都大致說明，手拉機的出現絕非偶然，它是使用機紗后農戶織布工效提高、市場需求擴大、而舊式織機不能在量與質方面滿足新需求的產物。其二，手拉機對舊式織機的改良是針對中國國情，有選擇地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結果。手拉機的來源途徑尚須詳考，據現有資料，一途是由中國人從日本引進，另一途可能是中國人自己在學習國外的基礎上發明創造而成。不管哪種渠道，都是針對中國國情的人力豐富而又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迫切需要：“近更有參究西法獨出新意者，即如鄞縣王姓精于織造之學，能以舊機作新式東洋等布，專用女工，不籍汽力”[5] 等類記載，透出了發明者的創新意圖和社會作用。手拉機對投梭機改進的關鍵是增添一個裝置—飛梭，飛梭節省了人力的無效勞動，卻更好地發揮了人力的技巧，增加了人工生產的功效。手拉機在中國出現時，動力全鐵織布機早已從國外進入，并在大城市的紡織廠中開動了。它沒有也不可能在農戶中使用。連稍后出現的腳踏鐵輪機在農戶中的使用也遠較手拉機為少，這是手拉機適于中國農民需要的證明。中國引進飛梭手拉機的情況幾乎和當年日本引進織布機飛梭時如出一轍，日本學者將其作為引進適用技術的成功案例：京都府派了三名見習生赴法國里昂學習，他們于1873年回國時帶回了佳卡德飛梭。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并未將最新式的動力織機帶回國，帶回的是已經發明了140年的過時的飛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三人當時的判斷標準是，回國后自己能否制造。動力織機的制造在當時的日本是不可能實現的，而木制飛梭由木匠就可以簡單制出，且可以將它安裝到日本傳統工藝的織機上。[6] 其三，若純用機紗作原料，手拉機工效較投梭機提高50%~100%，[7] 該機價格低廉，20世紀初年大約每架5~6元[8] ，比舊式木機只高出少許。農戶一般可能買得起。[9] 正因為方便價廉，手拉機推廣很快，19世紀末20世紀初僅江南織區就有寧波、硤石、江陰、常熟、松江、上海等地出現手拉機織的改良布。[10]

手拉機興起不久，在1900年~1905年間，又出現了鐵木機（即腳踏鐵輪機）。鐵木機是由日本傳入的，后國人廣為仿造。與手拉機比較，鐵木機的特點是工效更高出50%~100%，用雙腳踏板帶動織機，所有織布工序都靠鐵輪轉動帶動。所以它也是適宜中國國情的技術引進，受到歡迎。但鐵木機的價格較昂貴，1906年在湖北的售價要銀元60元[11] ，后幾年在高陽50元左右[12] ，較手拉機高出10倍左右，普通農戶難以問津；此外，鐵木機織布較手拉機費力，一般婦女難勝任；這些，都影響了它推廣應用的程度，農村中主要在北方的商品布生產中心的部分農戶中得到使用。在南通，它的推廣主要在30年代后，亦限于近城郊區。鐵木機主要用場是城鎮中的手工工場，乃至在織布廠中與動力機器混合使用。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種改良手拉機，或稱之為改良扯梭機。它何時出現不確知，可能會在鐵木機之后。它的工作效率較手拉機又提高三分之一。這大約是進一步適應家庭資金、勞力規模較小，難以使用鐵木機的農戶的技術改良。

最后看看手紡與紡紗工具的變化。盡管大機器機紗生產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手紡，但仍有問題值得注意。在廣泛使用機紗后，由于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運輸等有頗多差異等因素，直至抗戰前，手紡仍相當規模地存在。即便在一些靠近大城市和紗廠的商品土布中心，手紡紗也遠未消滅。手紡紗之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最大限度地節約資本條件下勞動力的充分利用。據30年代河北省定縣的調查，農村從事紡紗者多為婦女，從十余歲到七十余歲均有。青年女子紡紗是為了賺些體己錢，老婦則是為了解悶，消磨時光。對不能干或無活干的婦女來說，紡紗是一種最合適的工作，，她們不干也要吃飯，能賺一文總比不賺好，如此“干活”，自然不較人工與時間支出 的費用。只要賣紗線的錢多于買原料棉花錢，就是賺了。以自己種的棉花紡紗成本更少。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這種家庭副業沒有任何成本上的限制，不管產品的售價低到何種程度他們還是可以和國外生產的機制產品進行面對面的競爭。[13] 對紗廠主來說，機紗價格不可能低于原料、工資、利潤和流通費用。趙岡等還指出，“自從機紗流行以來，鄉間的三錠及四錠紡車便絕跡不見，而最原始的單錠紡車反而有人繼續使用。”[14] 而這，也與單錠手紡車的使用與農戶以最低成本充分利用勞動力有關，“效率最低的單錠紡車能夠存留是因為它適合于那些沒有機會成本的邊際勞動力，而效率較高的多錠紡車，因所需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核算太高，反遭淘汰。”[15] 不過，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并不限于家庭這一種形式。抗戰時期，由于機器紗廠生產能力受到影響嚴重，急需解決紗的生產供給困難，于是使用廣泛使用人力紡紗。此時多錠人工紗機發揮了優勢。1929年，海門邢廣世曾發明新式紡紗機，“用人力，每人可使200錠，同時可容一人至二十人工作”[16] 。但未獲推廣。抗戰時在四川的手工工場中大量使用了“七七紡機”。浙江余姚則大量使用“余姚式紡機”。余姚機錠子從64至120錠不等，每天可紡紗4至7斤。[17] 這表明，在必要時，使用適用技術，人工紡紗也有潛力可以發揮。

適用技術在近代中國運用的更有說服力的例證表現在繅絲等手工業中，有學者已有精湛研究，恕不贅述。[18]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勞動與資本在生產上的替代問題對經濟發展的關系極大，我國有些學者對此予以高度重視。但在不同的行業中，以及在同一行業中，資本與勞力如何替代，何種比例的替代為最佳點，是應深入研究的問題。從中國近代農村家庭棉紡織業的技術變化中，初步看來有以下幾點：一是通過一定的適用技術，資本與勞動力相互替代確實產生過，并對生產力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二是這種替代不是簡單的資金與勞力的分配劃分問題，而是建立在傳統積極因素的充分發揮及正確吸收世界先進文明的基礎上，這使兩者能在中國國情中最有效地自然融合。其核心作用是利用了傳統小農經濟合理性，又利用外來先進對之改進，提高了它的生產效率。三是這種替代是同時從幾個途徑、幾個層面進行的。在各方謀求自身利益的驅動下，通過市場，大工業和小農經濟、商人商業資本與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本身產生了經濟關系，由此產生出不同生產方式、不同生產要素配置的生產組織間發生原料、產品等的交換，適用技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長江三角洲近代化過程的經驗，概括而言，就是外來先進事物和本土優勢相結合，通過雙方的相互適應、相互改進和相互配合補充，最終達到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和“一體近代化”。所謂“一體近代化”即：對小農經濟而言，既能充分發揮傳統優勢，又能在經濟組織形式上作適應新形勢的改良，采用適用技術，實現勞力密集生產下的生產效率提高。對城市大工業而言，是在以農民和農村經濟為原料和市場的經濟交換過程中建立和壯大自己的發展基礎。可大致歸納為四點：

一，高度重視、充分發揮中國國情下形成的生產要素的特長，尤其須重視世界上數量最多、價格極廉的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而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將其視之為阻礙“生產率提高”的負面因素。我國傳統的工業、農業密切結合的“兼業型”家庭經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值得高度重視的形式。其優點是，第一，家庭成員從事家庭勞動是不計工資代價的，由此可實現勞動力的最廉化。第二，家庭勞動可以用合理安排處理日常生活和農業、工副業之間的時間安排，以獲得在單位時間內的最大量產出。第三，家庭勞動有利于節省工業生產用地和高額能源耗費。第四， 家庭經營不存在處理失業、勞資糾紛、社會福利等社會性問題。農工兼業，可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其中一業不景氣所帶來的損失，將經濟失利造成的巨大風險和社會矛盾消解在無數個兼業家庭之中。

二，上述家庭兼業經濟當然不是回歸到古代的頗大程度“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營中去，而是以現代的工業、技術、組織、管理的辦法改造、重建農民家庭經濟。近代史上發生的大工業與農戶，大公司大企業與農戶，城市與農村經濟間的“縱向一體化”，各種形式的協調與組合等新型經濟形式，是值得重視的。它們可以發生在原料生產與產品制造部門之間，也可以發生在產品的初級加工與精加工之間。可以發生在農副業與工業的范圍內，也可以在純工業純農業的范圍內。在農村內部、農戶經濟之間，還可以實行生產、加工、銷售的“橫向一體化”，通過縱、橫一體化，將農戶經濟納入大工業、大農業、大商業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去，使千家萬戶以極低成本核算生產的初級產品經過精加工，輸往國內以至國外市場。

三，重視適用技術、中間技術的發展，大力推行節省資本和能源、又可較多地吸收勞動力、并有可能分散生產的技術和行業，而不能一味貪大求洋。歷史上大工業以先進設備生產機紗，經過農民用改良織機加工制成布，僅為一例。

四，近代大工業將為農民和農村服務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業務之一，而不是相反，以“盤剝”農村經濟求得一時發展。只有這樣，在中國這個農業文明社會中，工業才有長遠發展前途。

然而，極其令人痛心的是，盡管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出現了適應國情的殊為珍貴的初級形式和經驗，但最終并未發展壯大，形成一條為國人所公認和共同致力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其原因大致為：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從兩方面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道路產生直接的破壞作用。近代中國的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的互補關系，是建立在對同一產品的不同工序間的加工（如機紗與手織布，手織布與精染加工布），或同類產品不同層次的產品（如低檔手織布與高檔機織布）關系上，共同的市場或互補的市場使雙方均能獲益，是協調關系的基礎。但外國列強憑借在華掠奪的種種特權，既霸占了很大部分的機器工業品市場，又霸占了很大部分的農村手工業品市場。洋貨對技術含量低、更新換代慢的手工業品破壞尤大。導致我國農村手工業首遭重創后，機器工業聯帶受到影響，造成“一損俱損”之局面。明顯的例子，是土布受洋布沖擊后，民族紗廠工業的機紗銷路大受影響，迫使紗廠改變經營方向，將產紗為主改為兼營織布，使機器紡織工業與農民手織業的互補協調關系變為排擠和競爭關系。而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特別是日本1937，全國陷于戰火之中，直接打斷了中國近代化進程。

二，農村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的土地分配關系嚴重不均，使廣大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的缺乏問題更形尖銳。小農經濟提高生產、改善生活的難度大為加劇，農村手工業難以大規模發展，并必然造成大機器工業品的國內市場和農村手工業市場同時狹小、互相制約的局面。

三，國家缺乏正確的宏觀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合理的經濟政策。后，中國喪失主權的獨立和完整，是使歷屆政府無從對國家行使有效經濟管理職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外國砲火轟擊下中國國門被強迫打開，數千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農業國家的方略無法繼續，在經濟的巨變中政府不知如何處理完全不同的新形勢。但新出現的農村經濟與大工業的相互關系，若無國家產業政策的協調、經濟政策的支持保護，在外國機制品的沖擊下必難以持久。不妨和日本作一簡略比較。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后不久，由于要發展新興資本主義工業的需要，確定了“以土養洋”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依靠傳統產業生絲等的出口，換取外匯購買國外新式設備。從1870年起在50~60年時間內，生絲一直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第一位，為進口機器和原料提供了約40%的資金，對其經濟向現代化的轉變起了關鍵作用。而日本生絲產業的發展，得力于國家力量、教育科技界力量。蠶絲產銷業力量緊密配合，其中國家的正確引導之功尤大。在生產組織上，形成大工業與小農生產的縱向一體化，以及小農生產之間的橫向一體化；在生產技術上采用適度技術；而政府的各項政策保障和扶持，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 反觀中國政府，在一個世紀的早期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未確立起一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不知怎樣結合中國國情和優勢，吸取外來先進以發展自己。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世界生絲出口主要國家。直至1905年以前，中國生絲出口量及在世界市場的份額均明顯超過日本。但由于沒有相應產業政策的保障、支持，1906年后，中國被日本超出，喪失了國際市場上的優勢地位。1905年，中國生絲尚占世界主要產絲國生絲出口的59. 46%，至1930年只占21.76%。日本則由40.54%上升至68.04%。[20] 中國無錫、吳江等地雖然也出現在過出絲廠與農戶間在原料、加工間的縱向聯合，但它的出現要比日本晚數十年，此時中國蠶絲質量已有嚴重問題，在世界市場上已遠遠落后于日本。而這種聯合，完全由民間自發形成，絲毫看不到政府的作用，其影響作用是很局限的。

四，嚴重缺乏對中國最主要的特點—占有量居于全球22%的人—的作用的重視和對策。這里只講對農民的教育。人口既是一種消耗資源的主體，又可以成為一種生產要素，重要條件之一是勞動力要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能和知識。傳統小農經濟的改進不提高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大約只有很少數人對此有充分認識，并在幾個縣范圍內進行了農村改良試驗，作用十分有限。

五，社會經濟認識的重大不足。對改進小農經濟和農村手工業的重要性，對農村經濟對全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國的某些經濟學者和社會改良及教育界人士有相當充分的認識，進行過很高質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和社會實踐工作。可惜這些認識和作法沒有在教育、研究、經濟、政府及各界形成共識。在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和途徑上，缺乏一個有巨大影響的、能為多數人接受的理論。占主導地位的，似乎是相反的觀念：小農經濟、農民家庭手工業是現代化的對立面和障礙物，只有破壞它才可能建立現代大工業。這類觀念，在當時的報刊中屢見不鮮。顯然，這對在革新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宏揚其積極因素，建立現代經濟與傳統經濟有機結合是十分不利的。在民國時期的政府經濟建設政策中沒有相應措施也就不奇怪了。

中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取決于多種復雜因素。本文對長江三角洲部分地區近代經濟演變過程中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相互關系問題進行初步討論，目的是認識我國早期現代化的本土特色，并嘗試從歷史經驗的角度探索現代化道路與國情的關系。由于僅僅涉及有限方面，自不能以偏代全，成為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概括。應該看到，在不同時代，隨著生產力、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社會經濟水平的不同，“傳統”與現代經濟、工業與農業的關系也會發生變化，尤其是相互關系的聯系渠道和具體形式會變化。能夠與農村、農戶發生直接關系的工業部門只能是部分的。以高資本代替勞動的“高精尖”產業對提高我國經0濟實力，加強國際競爭力亦必不可少。工業與農業之間、城市工業與農村工業之間，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矛盾和沖突的一面。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人們在高度重視并極力推行最發達國家經驗和模式的同時，仍需對一向被視為落后的、甚至是當作現代化阻力的我國傳統經濟的積極因素予以充分注意，注意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問題，注意工農業的協調發展、高技術產業與普通技術產業、勞動替代型產業與資本替代型產業等的互補問題，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今天的國情。今天的國情盡管較歷史上有所變化，但在一些根本特點上是一脈相承的。而傳統正是國情的某種沉淀和體現。從這個認識出發，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重復一些西方國家“現代化發展”所走過的老路，何況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士也正認識到，需要對已走過的路進行反思，更何況當前中國的生態環境已不允許我們再走類似之路。

最后，我想以一位先哲—梁漱溟—在60余年前的一段話作為結語。我想，雖然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梁先生的一些主要思想仍對今天極富啟迪意義。他在談到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社會過渡時，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既不同于傳統式的、又不同于西洋式的經濟發展之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鄉村都市為自然均實的發展。———這正是中國今后一定的路線，自然而然要走上去的。......我敢斷定，中國工業要在農村復興中興起，而今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于都市者，必無好轉之望......中國的工業化，必將走一條不同的路，他是要從鄉村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農業工業疊為推引，逐漸以合作的路，達于為消費而生產，于社會化的進程中，同時完成分配的社會化。”[21]

注釋

[1] 參見趙岡 陳鐘毅〈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史》第二卷，導言。

[2]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5。

[3]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265頁。

[4]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397。

[5]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1。鄞縣王姓是否確為手拉機，還是一種其他改良織機，尚待考。

[6] 參見：[日]南亮進：《日本的發展》，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

[7]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頁404~405。

[8]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406頁。又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頁198，鐵木機價格約值洋10~15元。

[9]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頁198。又

[10] 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第398頁。

[11]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8頁。

[12] 吳知：《鄉村織布的一個》，第11頁。

[13]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1頁。

[14]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5] 參見趙岡 陳鐘毅《中國棉紡織史》，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年，第197頁

[16]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三卷，第683頁。

[17]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四卷，第322頁。

[18] 參見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三章；吳承明《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論工場手工業》等。

[19] 有關日本傳統產業和蠶絲業的情況，可參見萬峰《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吳承明《論工場手工業》；[日]南亮近《日本的經濟發展》，景文學譯，對外貿易出版社1989年；[美]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徐秀麗譯，上海出版社1996年等。

小農經濟產生的影響范文第3篇

摘要1930年5月，在尋烏做了次大規模調查。其中該調查分析了尋烏的階級構成，在這基礎上又提出了土地斗爭問題，土地斗爭對象的選擇問題是建立在階級構成基礎之上的，而階級構成又受中國傳統土地制度的影響，下文將具體剖析這種影響。

關鍵詞土地所有制階級構成土地斗爭

一、中國傳統社會的土地所有制①

（一）地主土地所有制

這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地主土地所有制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其經濟性質和發展變化對我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地主土地所有制具有兩個特點：

1．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自然經濟始終占主導位置。自然經濟的分散性、地區性，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所以僅僅依靠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是不夠的，還必須利用地方的鄉族勢力②作為補充工具，因他們在地方上占有特殊勢力，所以他們就是早期大地主的主要人群。2．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中國傳統社會里，階級壓迫、階級剝削非常嚴重，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始終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對于地主的關系，有經濟上的隸屬關系，也有人身依附關系。

（二）自耕農土地所有制

這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大量普遍存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該土地所有制實際上是小土地所有制。具有時代特征：

1．只能是小規模的。由于它是把所有權和經營權結合在一起的經濟，因而受占有土地數量的限制，在資金等物質生產條件都較惡劣的環境中，只能尋求精耕細作。2．形式不穩定，流轉速度快。影響自耕農經濟的主要因素有自耕農經濟本身狀況、國家賦稅輕重等，一些自耕農通過購買土地上升為地主，更多的自耕農則有可能因丟掉土地而破產，所以這樣的一種狀態是極其不穩定的。

二、尋烏的人口階級構成

尋烏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占百分之七十，余下的百分之三十全為個人地主土地。個人地主土地又可分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具體比例見下表（表1）：

在尋烏農村總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是貧農階級，比例高達70%。同時，該階級又可具體劃分為四個階層：半自耕農、佃農中之較好的、佃農中之更窮困的、佃農中最窮的。具體比例見下表（表2）：

三、傳統土地制度對尋烏階級構成的影響

在尋烏占據農村總人口70%的貧農幾乎沒有土地，而占總人口4%不到的地主階級卻占據絕大多數土地，這種構成比例不是1930年代所特有的，而是在整個傳統的土地制度的影響下產生的。上文提到的兩種土地制度，其中鄉族勢力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大中地主階級的主要來源，通過尋烏調查中對這類人物身平的描寫，發現這群人或都帶有一定的社會政治地位或都從事一定的生意，具有一定的財力和社會關系，恰符合鄉族勢力的定義。同時，上文中提到的自耕農經濟是一種小農經濟，而該部分的小農經濟的主要人群都是通過做小生意積累資本購買土地，又恰符合尋烏的小地主的特征。所以上述的兩種傳統土地所有制恰好就是影響尋烏人口階級構成的主要因素。

四、階級構成對尋烏土地斗爭對象選擇的影響

尋烏貧農階級占了整個農村人口的70%，貧農階級的四個階層中，最好的階層是半自耕農，但也沒有足夠的糧食供自己食用，雖有一部分土地，但都從地主那里租來，需繳納高昂的租金，群眾要解決溫飽，必然要起來斗爭，那他們自然而然地成為斗爭的主力軍。此外，分析地主階級中的三類地主：小地主占了80%，而了解小地主的發家史后，得出這樣的觀點：他們都靠經營小生意積累原始資本，所以帶有與生俱來的商業性，他們派遣子弟進入學堂，文化教育在他們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加上他們的政治生活被大中地主所控制的，所以他們的革命要求表現得很迫切，自然而然他們也會成為斗爭隊伍中的一份子。

反觀大中地主，首先他們對于生產完全是坐視不理，完全靠收取租金為目的。其次，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要么全盤接受資本主義文化；要么全盤接受封建文化；要么中庸無為。接受資本主義文化的人過著奢靡的生活；接受封建文化的，希望恢復科舉、帝制；中間派們則依然頑固守舊。基于以上兩個原因，社會想要進步肯定是不能的，所以要想社會進步，必須要打倒大中地主階級。

五、結論

土地斗爭的對象選擇不是隨意的，大中地主階級之所以會成為斗爭的對象也不是偶爾，通過上面的分析可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傳統的土地制度決定了中國的人口構成結構，而人口構成結構又決定最后土地斗爭對象的選擇，這是個一環扣一環的過程，歸根到底還是中國的傳統土地制度影響了土地斗爭對象的選擇，上文就是對這個現象的剖析過程。

參考文獻：

[1].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2]王玉茹.中國經濟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楊小英.試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和特點.萬方數據庫.2008(8).

注釋：

小農經濟產生的影響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戶；融資需求；農村金融

目前，農村金融領域的問題已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問題，農戶融資需求的研究也頗為豐富。然而，目前我國農戶融資需求滿足程度如何？農戶融資需求基本特征是什么？哪些因素影響農戶融資需求？這些問題都受到學者關注，本文從五個方面對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總結。

一、農戶融資需求理論

國內學者主要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來研究農村金融抑制問題，其中宏觀層面從金融供給來設計金融制度，如葉興慶、喬海曙、謝平等，主要理論來源是斯蒂格利茨基于信息不對稱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強調國家干預；微觀層面是從金融需求來設計金融制度，如曹立群、高帆等，理論依據是哈耶克的市場自發擴展秩序理論和門格爾的適應性演進，強調“自我生長的秩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強調“理性小農”的“舒爾茨-波普金命題”和“小農的生存邏輯”命題。

同時，國內學者認為研究我國農戶融資需求不得不關注中國小農家庭的農戶特征。在《江村經濟》中指出中國小農家庭支撐下的小農經濟是安分守己過窮日子的經濟。費正清也指出，中國的家庭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個微型的邦國，而家庭是中國的社會單元，是當地政治生活中的成分。黃宗智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小農命題”并刻畫小農經濟“半無產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拐杖邏輯”。黃宗智認為，中國是一個能解雇多余勞動力的農戶家庭，然而原本可以從小農家庭農場分離卻因中國的小農經濟而無法產生“無產―雇傭”階層。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農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量“離鄉不離土”農民工的存在說明小農家庭的農戶特性還依然存在，因此如何破解黃宗智“小農命題”中的農戶的融資需求問題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二、農戶融資需求的滿足程度

現有的研究成果發現，農戶融資需求的滿足程度不高，向正規金融機構融資的滿足程度更低。學者研究表明，我國大部分農戶的正規融資需求并未能完全滿足，在實際借款的農戶中僅有20%多得到過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其余完全是通過民間金融渠道獲得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的調查表明，2001～2004年獲得借款的農戶占有借貸需求農戶數的51.5%，相關學者及機構所調查研究結論都支持這觀點。此外，不同融資用途的融資需求滿足也有差異，黎紅梅、熊紫薇以湖南省環洞庭湖地區為調查樣本，度量農戶生產性融資需求的滿足度僅為54.14%。從已有文獻來看，有關融資滿足度測量要么通過實際貸款與需求貸款的比值統計，要么通過在問卷設計“完全滿足”、“滿足大部分”、“滿足小部分”等級選項進行統計，缺乏系統有效的數理統計分析。

關于農戶融資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滿足的原因，主要從金融機構和農戶兩方面進行分析。何廣文指出我國農村金融無法滿足農戶需求，其根源在于嚴厲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閉的金融環境，以及以政府為中心的金融供給制度設計的不足。具體原因如下。一是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數量的縮減和農村金融資本的大量非農化，這種“虹吸現象”加劇了農村金融供求的失衡。二是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存在金融壓制，出現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結構”，導致結構性失衡問題。三是農信社由于管理體制不順暢、產權不明晰、歷史包袱沉重等原因，很難擔當挑大梁的角色，難以滿足農戶融資需求。四是一般農戶缺乏抵押品。目前我國法律禁止農戶將農村土地用于抵押貸款，同樣農戶的住房也被禁止用于抵押，而金融機構又不接受抵押不易貯藏的農產品。五是農戶貸款成本高。由于農戶貸款數額小、貸款筆數多，而且現有金融機構距離農戶較遠，其對農戶融資的信息成本高昂，導致農戶融資困難。六是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陳春生指出收入差距是造成農戶尤其是低收入農戶陷于融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農戶融資需求的影響因素

近年來，農戶融資需求影響因素已是國內學者的研究熱點之一。本文綜合考慮區域、樣本數、研究結論，從眾多文獻中挑選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獻制成表1。

通過分析，國內學者有關農戶融資需求影響因素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研究區域空間廣闊。有多省跨地區的調查，如周小斌等跨貴州等3個省，李銳和朱喜跨全國10個省，曾學文和張帥跨全國12個省市，徐瑜青和劉冬跨全國16個省72個縣。同時，也有針對某個省份的調查，如徐璋勇和王紅莉調查了陜西省，洪名勇和代則光調查了貴州省。可見，研究區域涉及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

二是研究樣本數涵蓋大小樣本。通過表1可以看到熊學萍的研究涵蓋湖北天門市198戶農戶，周小斌等的研究涵蓋了貴州等三省3320戶農戶。

三是運用了比較成熟的數理模型，如Logistic回歸模型、Probit模型、biprobit模型、Tobit模型、match模型等。雖然模型都有差異，但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四是影響因素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例如，戶主文化程度、戶主年齡、家庭收入（農業生產收入、非農收入、總收入）等都是具有一般性的共同影響因素，而對于存在特殊性的影響因素，如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對融資政策認知度等，主要是由研究者的研究目標及研究技術等因素差異所導致的。

五是研究結論之間存在矛盾。在地理位置因素方面，潘海英等認為地理區域對借貸需求具有顯著影響，而李銳和朱喜認為地理位置對農戶資金需求的影響不顯著；李銳和朱喜、洪名勇和代則光都認為土地經營規模對農戶借貸有影響，而劉純彬和劉俊威認為家庭耕地對農戶的借貸需求沒有顯著影響。

六是關于貸款利率問題。在表1中有學者如曾學文和張帥認為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會影響農戶貸款需求，然而韓俊等認為貸款利率并不是農戶借貸所考慮的主要因素。農戶在融資時，利率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多的是考慮貸款的安全性、方便程度和貸款的成功率，這也就是農戶會選擇高利貸的主要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無論是研究某個地區還是研究全國農戶融資需求的影響因素，都應該因地因時選擇指標，更要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準確性選擇指標。例如，收入指標是一項高質量的農戶參考指標，然而農戶對自己收入都具有保密心理，就算農戶能告訴你，那也是一個大概數額甚至是虛假數額，因此考慮到數據的質量有時學者也會“忍痛割愛”舍棄收入指標，或者找相應替代指標。

四、農戶融資需求的基本特征

目前我國農戶融資需求特征具有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并存、消費性融資需求與生產性融資需求并存的顯著特征。

一是農戶融資渠道。我國當前的正規金融機構未能有效滿足農戶的融資需求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存的現象，這一情況可以被概括為“金融二元性”。農戶對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需求意愿較高，但大部分有貸款需求的農戶卻并未從銀行、農村信用社等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貸款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農戶融資邏輯順序先用非農收人增添家庭流動資金，其次則是國家信貸支持和友情借貸，最后在迫不得已時訴求于高息借貸，熊建國、熊學萍等學者也持此類觀點。

農戶融資需求主要通過民間借貸等非正規金融來滿足，對于這一結論，學者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何廣文指出，在農戶的借貸中，來自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比例分別為3.6%和30.6%，而61.0%來自于民間借貸。2002年農業部經濟研究中心“傳統農區農戶借貸資金的需求與供給研究”課題組對安徽毫州和阜陽6個縣進行調研，結果表明在農戶已獲得貸款中，大約70%左右來自民間金融，僅有30%左右來自銀行和信用社等掌柜金融機構。雖然從實際獲得借款的情況來看，農戶仍以非正式的融資渠道為首選，但這是農戶在既有制度安排下被迫做出的次優選擇，是農戶的初始意愿在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扭曲需求狀態。熊建國還認為農村的高利貸者實際上已成為農村的金融個體戶，逐漸或者一直在農村發揮著對農村正式金融機構的替代效應。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通過對湖北、陜西、浙江、廣東、山西五省農戶金融供求情況進行實地調研，發現民間金融的存在具備一定的合理性。

其實，在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之間，無論城鄉之間還是農村內部已經存在很明確的融資指向。正如葉敬忠等研究表明，農村正規金融主要供給對象是富裕的、擁有較高社會資本的農戶，而貧困農戶則主要從非正規金融渠道獲得金融支持。可見標準的商業性農貸對于中國的大部分農戶而言則仍然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制度安排。

二是農戶融資用途類型。農戶融資用途類型主要有消費性融資需求和生產性融資需求兩種，其中消費性融資需求包括建房或修繕、婚喪嫁娶、治病費用、維持生計、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生產性融資需求包括農業生產投入、買車從事運輸、經營生意、創辦公司等方面的需求。許多研究者的研究表明，農戶消費性融資需求更加偏好非正規金融機構，生產性融資需求更加偏好正規金融機構，如汪三貴，葉敬忠，何廣文、李莉莉的研究表明非正規貸款更多地用于滿足消費性融資需求，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更多用于滿足生產性融資需求。然而，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點，黃祖輝等通過實證分析證明在樣本地區大部分農戶對正規和非正規信貸的需求均以消費性為主。同時，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具體融資用途也有差別。例如，俊勤以浙江為例，發現富裕地區農戶借貸需求由農業生產性貸款向非農業經營和消費貸款轉變，而羅謝平、徐忠通過對貧困農村地區的研究發現，貧困地區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主要被用于小孩上學、農戶看病和支付鄉村干部工資等用途。

在農戶融資需求中，消費性融資需求的比重較大，但生產性融資更容易得到滿足。李曉明、何宗干以安徽省為例研究農戶借貸行為，研究表明農戶借貸大部分用于非生產性用途，匯豐―清華農村金融發展研究項目組也指出生產性貸款占農戶貸款的45%，韓俊也指出農戶的生活性借款占借款總額的40.9%，而生產性借款占借款總額的54.6%。徐璋勇、王紅莉指出用于生產性借款的農戶從正規金融機構借款更容易得到滿足。事實上，我國農戶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農戶似乎沒有將用于生產的資金和用于生活的資金加以區分利用的意識， 并且這種不加區分的方式是一種傳統。

五、滿足農戶融資需求的對策

一是加強政策性金融支持，建設農村金融體系。李劍閣認為在中國的一些貧困地區，其經濟效益和經濟活動所產生的資金流量根本無法支撐任何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運行，這些地區的農民的資金需求只能靠政策性的金融機構來解決。張杰也認為需要提供國家農貸支持。同時，中國農村借貸制度的建立需要以中國農村的小農家庭經營方式及其金融需求為基礎而不是盲目追求那些好的金融制度安排，如果我們仍然用重組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行事，非要把那些政府自認為好的和符合現代金融發展方向的信貸制度硬性地移植到農村經濟，往往會把事情弄得更糟。顧曉安、李彬彬認為應該通過剖析農村金融的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構建新農村金融體系，設計符合農村金融需求的金融供給體系。

二是放開民間金融管制，培育民辦金融企業。從事實上看，民間金融在支撐著農村金融尤其是農戶融資，如果一味對其采取抑制的政策，則無法解決農戶的貸款難問題，反而會加大它們的運作成本；如能放開管制，使其合法化，則可以充分發揮它們的規模效應，大大緩解農戶的融資困難。當然，在沒有更好的路徑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利用高利貸這一民間融資形式把高利貸限制為“中利貸”，逐步把農村民間融資培育成農村金融的參天大樹，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但是，民辦農村金融業的管理和培育過程應與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相適應，伴隨著小農戶農業向現代化規模農業發展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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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產生的影響范文第5篇

祖先崇拜

我們的先民在原始社會的前期，由于人類力量的弱小，同時他們對大自然的力量感到畏懼，這時他們信奉“萬物有靈”的觀念。每個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自然神，有的信奉山神，有的信奉水神，有的信奉鳥神，不一而足。漸漸地，人類逐漸把氏族組成部族，再由部族組成部落，這時人們不再信奉比較具體的自然神，而把一類動物或植物作為本部落信奉的神，我們也把這種現象成為圖騰崇拜。比如東夷集團的蚩尤部落把獨角獸作為自己部落的圖騰，殷商部落把鳥鳳凰作為自己部落的圖騰。圖騰崇拜實質體現了一個部落對自己共同祖先的尋根意識，但圖騰崇拜的對象畢竟還是一類動物或植物，這說明人類還沒有把自己與大自然區分開，人類還沒有清醒的自我意識。

當人類把自己和大自然區分開來后，由于他們相信萬物有靈，所以人類肯定相信自己會有靈魂，他們經常做夢就是明證。在做夢的過程中，人類的靈魂會離開人的身體，所以死去的人也會有靈魂，他們叫鬼魂。他們認為，氏族祖先的鬼魂能在冥冥之中影響乃至支配氏族的一切事情，諸如戰爭、狩獵、人口繁衍、生老病死等。因此，祖先崇拜是建立在鬼魂崇拜的基礎上，是鬼魂崇拜的必然結果。

生殖崇拜是人類祖先崇拜的最初表現形式。它有女陰崇拜和男根崇拜，即使現在某個少數民族某個山寨，我們還能看到某個類似女陰的山洞還被當地人所崇拜。當某對夫妻不能生育，這對夫妻就會在這個山洞里許愿，祈求神賜予兒女給他們。女陰崇拜與男根崇拜產生的時間可能有差異。女陰崇拜可能產生于母系氏族時期，男根崇拜可能產生于父系氏族時期。

在鬼魂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基礎上，人類就進入了祖先崇拜的高級階段始祖崇拜。生殖崇拜與以血緣關系為中心的社會制度相結合產生了對氏族和部落祖先的崇拜，如我國史前時期的燧人氏、伏羲氏和神農氏等。鬼魂崇拜與以財產繼承為中心的社會制度相結合產生了對家庭祖先的崇拜，如對父親、祖父和太祖父的崇拜。對祖先的崇拜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讓我們的先輩產生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崇古觀念。

迷古傳統

祖先崇拜是怎么發展成古代的迷古傳統呢？這首先和我國的宗法制度有關。我國的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的。我國古代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正妻生的孩子是大宗，其他孩子即使年齡大也是小宗；正妻生的孩子如果不止一個，年齡大的是大宗，年齡小的是小宗，女孩排除在外。所有的家庭都按這個規則排列自己的位置，就會形成一個大的家族，家族的大宗只有一個就是族長，這些就是我國古代宗法制度的主要內容。

我們仔細分析宗法制度會發現，越往遠處延伸我們的始祖就成了最大的大宗，也是最老的族長。宗法制度與祖先崇拜成了兩種相互支撐的系統。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理解古代統治者為什么要祭祖？他們為什么要提倡孝道？古代統治者利用宗法制度來支持自己的政權系統，比擬宗法系統，統治者就成了天下最大的大宗，也就是最大的家族長，老百姓只要孝順，服從父母，最終就會服從統治者這個最大的家族長。統治者為了獲得最大的家族長地位，他往往要和中國古代的始祖攀親，并不斷祭祖來鞏固他的宗法地位。

其次，迷古傳統還和我國古代的小農經濟密切相關。小農經濟封閉、狹隘和保守，人際關系比較簡單，人們比較重視父子、祖孫這種縱向的人際關系，而對于鄉鄰好友這種橫向的人際關系則比較淡漠。在這種小生產模式下，人們比較重視經驗的積累和傳承，而忽視創新和交流。我們經常會聽到古代一些祖傳秘方的故事。某位先祖由于聰明伶俐，在實踐中發現了一個秘方，便成了商業秘密。后代就靠這個秘方活著，并且這個秘方單傳，只傳男不傳女。這種縱向的單傳方式與古代的祖先崇拜相結合，就加深了古代人的崇古和迷古傾向。

更重要的一點，儒家的復古傳統對我國古代文化傳統的影響。儒家對我國古代文化傳統的影響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如果刪去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成了一片沒有綠洲的沙漠。那么儒家文化又體現了一種什么傾向呢？其實就是對上古社會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