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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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第1篇

一、仁的概述

“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原則和道德評價標準，是儒家思想道德規范的最高準則，在《論語》中，言“仁”者五十有八章，“仁”字凡百有五見。所謂“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尊重人，愛護人，禮待人，重視人的價值和主觀能動性。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疇，是其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出發點。

孔子仁的思想內容包括了十個方面：

（1）禮，禮是實行“仁”的目的。（2）孝悌，孝悌是實行“仁”的基礎。（3）義，義是實行“仁”的標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見利思義”《憲問》。（4）忠恕，忠恕是實行“仁”的方法。（5）知勇，知勇是實行“仁”的首要條件。孔子把知、仁、勇聯系，作為必就行的三要素。（6）恭寬信敏惠，這是實行“仁”的必要條件。（7）儉、好學，這是實行“仁”的要求。（8）中庸（道），這是實行“仁”的標準和境界。（9）溫（溫和）、良（善良）、恭（敬）、儉（節儉）、讓（謙讓），這指的是溫和、善良、嚴肅、節儉、謙遜的德行。（10）剛（剛強、果斷）、毅（堅毅）、木（質樸）、納（言語不輕易出口）、直（質直，直道而行），子曰：“剛、毅、木、納近仁。”

二、仁的思想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鑒意義

（一）豐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多樣性

儒家文化的教育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包括六藝、四教、四書五經等。其中，四教指文、行、忠、信，這是有關政治道德的；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這是為全面培養受教育者的技能技巧而設；《詩》、《書》、《禮》、《易》、《春秋》）是為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質而開設，并長期沿用，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并稱為“四書”，至此“四書五經”一直是儒家教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競爭日益激烈，大學生面臨的升學、就業壓力增大，不利于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嚴重的甚至產生心理疾病。心理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素質，培養他們健全的人格、樂觀點的心態和頑強的意志，以適應競爭激烈的當今社會。孔子尤為欣賞顏回“身居陋巷，樂在其中”的豁達樂觀，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強調“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向上心態；孟子認為“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是一個人擔當重任、成就事業的必經歷程。儒家文化中這種重視苦難經歷的思想及其倡導的自強不息、剛毅不屈的積極進取精神，有利于增強受教育者直面挫折的自信心，培養他們拼搏進取的積極向上心態；有利于克服大學生中存在的心理問題，實現心理教育的目標。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高校的道德教育也有著豐富的內涵，如社會公德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等。儒家道德教育以“孝”為根本，“百善孝為先”是傳承幾千年的傳統美德。“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論語?學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內容都是家庭美德教育的正面素材。社會公德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應該繼承并發展儒家文化推崇的誠實守信、推己及人的“仁愛”精神。

“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論語?子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強調有恒心，立長志；“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博學而日參省乎己”（荀子《勸學》），強調省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溫故而知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論語?為政》）、“言必行，行必果”（《論語?學而》），強調學思并重、誠實守信。此外，教學相長、身體力行等思想都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內容。

（二）增強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和說服力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第2篇

經過資料排比，著者發現早在先秦時期，“氣”與天文學已經結合;到唐代李淳風時期，“氣”與天文學密合無間，李氏的《乙巳占》是古代“氣占”的集大成之作，包含著用天象干預人事、制約皇權的人文關懷。曾振宇教授對于中國古代“氣”范疇的研究，在以前的專著《中國氣論哲學研究》中有詳細的論說，但他并沒有就此止步，在多年的探求中，發現中國古代的“氣”學對于境外的國家也產生了影響，因此著者用較多的筆墨探討了相當于明朝時期的朝鮮著名學者徐敬德的思想，發現徐敬德是張載的忠實信徒，他將中國古代氣學和朝鮮氣學融合起來，在朝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中國哲學對于周邊國家產生影響的重要例證。著者在比較與發展的視野中考察了徐敬德氣學的特質，將視野拓展到了境外。在中國古代的倫理價值體系中，“孝”是重要的范疇，“是整個古代社會倫理觀念和社會政治的邏輯起始”(見《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287頁)。著者以考古資料作為基礎，結合《說文解字》、《爾雅》對于“孝”的本義作出解釋，繼而結合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史，對“孝”觀念的發生與演變作出探求，發現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究了“孝應該如何”，卻沒有回答“孝說什么”這一關鍵性問題，說明“孝”內容有其本身的缺失;而《孝經》只是對于儒家的孝論作出初步論證;最終完成“孝”這一哲學論證的還是大儒董仲舒;南宋的朱熹則將古代中國孝論進一步深化。上世紀初的，西方的哲學思潮傳入中國，人們開始反觀中國儒家的“孝”這一核心倫理。著者發現，在中，以“孝”道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懷疑和批判，但是著者認為，諸多發難者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諸多片面與極端之處，主要是沒有搞清楚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的區別;此外許多論者沒有全面認識和把握孔子與儒家的內在精髓。《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對于“孝”的內涵及演變過程剖析的非常清楚，表現出著者的學術敏感性。至于“法”與“德”孰重孰輕，儒家和法家觀點不同。

中國哲學思想早熟，先秦即出現了“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兩種論說。儒家主張先德后刑，首先實行教化，然后以法規制約，主張將“仁”作為“法”的內在精神。而法家則主張法律的公平公正，有時對于“法”公平性的要求超過了親情和倫理。漢初黃老學說占主要地位，漢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更多地影響了漢代法律制度。著者經過資料排比發現，許多深刻影響漢代法律制度的儒家思想，其實并非全然是孔子的思想，有些是孔子七十子之徒或者是漢代儒家思想;而兩漢的行政法、訴訟法、民法和刑法都深受儒家孝論的影響;至于《唐律》的出現，則意味著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儒家化進程的最終完成，它總結了歷代立法精神和司法實踐，成為有效調節各方面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同時《唐律》又成為宋元明清各朝編纂法律與詮釋法律的規范。著者認為中國的法律規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在清代結束之前一直占有統治地位。學術研究需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一書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中國古代學者對哲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傳統學術史領域的“語言學”概念方面。西學東漸之后，中國學者眼界大開，對西方哲學投入了很大熱情，很多學者喜歡用西方的理論解釋中國的學說。其實，無論是海外的相關研究，還是國內的研究，研究者總會有這樣或者那樣的不足。著者發現有些學者對哲學與文化形態中的概念研究，主要側重于某一具體文本或某一具體人物;也有學者對某些概念作縱向的梳理，但尚停留在資料的收集上，主要哲學概念內在的邏輯性線索沒有梳理出來。故著者在《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一書中，關注到了這樣的問題:“氣”在甲骨文已出現，但是“氣”在什么時候由一個普通的詞匯上升為哲學概念，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很好的解答;此外，“氣”學為什么會與陰陽五行學說“牽手”，研究者重視不足;而“氣”的范疇有幾層內涵的問題也需要得到充分論證;對于為什么說張載的“氣”學達到了中國氣學最高水平，也是需要探究的問題;到明代的王廷相，他的“氣”學論說為什么走向了倒退，其內在的原因是什么，亦需論證。只有對這些問題作出探討，才能梳理出“氣”這一哲學概念在兩千多年的演變軌跡，發現其內在邏輯的發展線索;才能勾勒出“氣”學在中國哲學與文化形態的脈絡。著者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努力使中國古典學術回歸中國文化。針對研究現狀，著者對一百多年來學界在中國思想文化史概念研究中的理論與治學方法進行全方位的評價，其目的是力求發掘中國哲學與文化形態概念的獨創性，展現中國文化獨特的問題意識、人文關懷和哲學成就，讓文化精神與文化立場回歸文化中國。

在研究方法上，著者根據已有學術研究基礎，將主干概念的起源、特點與演變軌跡，進行細致入微的梳理與研究。他從甲骨文、金文入手作語源學考察，然后闡微發隱，以每一時代精英思想家的文本為線索，梳理每一個概念的內在邏輯性演變軌跡，進而與西方哲學范疇進行比較，闡發中國本土哲學概念的獨創性人文品格。在每一個概念的研究上，以歷代思想家的文本為基本線索，從甲骨文、金文開始考辨，然后梳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的邏輯演變。在縱向梳理的同時，又兼顧橫向比較，注意橫向與縱向的內在關系。在研究思路上，著者強調文獻學、訓詁學、音韻學、歷史學與哲學齊頭并進，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文化元典中的基本概念，以使每一個概念的研究內容能夠互相說明與印證。著者在梳理中國思想文化史每一個主干概念的內在邏輯性發展線索的同時，又將觀念史與精神史、社會史相聯系，進行綜合分析，這是其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和創新。著者撰寫《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深感中國學者多用西方哲學原理和概念體系來詮釋中國傳統哲學，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本來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態這一事實。著者認為，中國傳統哲學形態中，邏輯世界、原理世界與經驗世界、現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包容在一體之內的，用中國哲學固有的命題來表述，就叫“道不離器”、“氣兼有無”。因為中國傳統哲學中有自己的哲學概念，故陰陽、道、器、理、欲、氣、天、心、性、命等概念系統，有其自身獨創性的文化內涵與哲學內蘊。著者努力追求的是，正本清源，返本開新，發掘出中國文化形態當中概念的獨創性，展現中國哲學與文化獨特的問題意識、人文關懷和哲學成就。他希望讓文化精神與文化立場回歸文化中國，讓中國古典學術回歸中國文化，在多元性世界中尋找中國文化的獨創性。從《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統》一書的內容來看，著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李金玲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第3篇

在社會發展中，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至關重要。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復雜因素。如何有效弘揚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管理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儒家思想是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旌表制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威評價機制。在傳統社會，國家通過旌表制彰顯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取得了顯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響與滲透下深入人心，贏得了全社會的廣泛共識。

一、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

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對東方文化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積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念。“仁”與“禮”是儒家核心價值觀念的兩個基本內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個人道德品質為依據，“禮”以社會等級差別的合理性為基礎，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念。二者互為表里，共同構成儒家思想中“愛有差等”的基本原則，規整了人們的行為和心理，促進了社會有序狀態的形成。“仁”與“禮”猶如兩塊基石，從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鞏固維護著封建統治，促進了社會有序狀態的形成。它們在理想人格、價值取向和社會心理等文化深層結構方面，影響了中國社會2000多年，被奉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金科玉律。“仁”與“禮”的有序結構結束了這一社會核心價值出現之前的無序與困惑，為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適應了封建經濟關系與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漢代，“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獲得了獨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道德論，至此，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獲得了完備的理論形態，并獲得了社會的法律認可，得以確立。之后，歷代統治者均大力倡導，以此作為倫理導向與秩序約束，實現了封建社會的延續與發展。“仁”與“禮”的思想構成了“三綱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禮”的基本原則和具體體現。“綱”原指網上的總繩。《尚書?盤庚篇》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總繩，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條不紊地帶動起全網來，引申為主導、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婦是所有社會關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種關系，只要解決好這三種關系，就可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1]，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所謂“五常”，原指處于特定關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應當遵從的特殊道德規范。《尚書?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穎達曰：“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義、禮、智、信五個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綱五常”比喻為一張網，“仁”就好比一條橫向的網線，從主體內在修養與家庭倫理的層面提供價值準則；“禮”就好比一條縱向的網線，從社會外在約束與宗法秩序的層面提供行為規范。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張網上的一個網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確切的位置，每一個人的言行都有具體的約束和規定。這樣，作為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的 “三綱五常”就以“仁”與“禮”為基本內核，從家庭倫理與宗法秩序兩個層面為封建社會提供了一套嚴整的行為價值準則，將不同社會角色的人規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個社會處于有序的狀態之中。“三綱五常”是中國封建社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和價值準則。它將政治強制和道德自覺相統一，把社會中每一個人的行為納入各自軌道，使社會行為帶有模式性。這種模式性的出現，正是思想統一、文化統一的必然要求和具體表現。“三綱五常”的出現不但從理論上總結了先秦直到漢代多種流派發展的結果，而且在社會實踐上適應了中國古代宗法等級制度的需要，對統一思想，統一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促進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儒家思想對秦、漢以降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對中國封建社會價值體系產生廣泛而又深遠影響的。春秋時代，社會急劇動蕩，思想界百家爭鳴，大倡己說，各訴其所是，非其所非，沒有統一的價值觀念，正所謂“禮崩樂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孔子提出了“仁”與“禮”的思想，用以匡正社會規范和道德倫常。儒家的“禮”促進了人的社會化過程，并在客觀上起到了增強社會穩定和持久發展的作用。在尊賢有等，親親有術的等級秩序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特定的位置。個人在宗法血緣上，在家與國同構的網絡中，都受到具體的約束和規定。儒家的“仁”又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維護民族的統一和團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儒家的綱常倫理、仁愛思想為在失序的社會中無所適從的人們提供了一套嚴整的行為價值準則。儒家“仁”與“禮”思想既是封建階級的官方意識形態，又是現實生活實踐中人們進行價值選擇和評價依據的依據，為中國古代社會歷代統治階級所倡導。中國傳統社會在“仁”與“禮”的導向下，產生了超常的穩定結構，社會處于長期穩定和團結的局面。

二、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威評價機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義授予獎勵的國家表彰制度。通過為民眾樹立榜樣，表彰儒家所倡導的忠、孝、節、義等道德行為，彰顯儒家核心價值體系。旌表活動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遠揚、榮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在民眾中扎根。“三綱五常”成為主流評價標準[1]。

“旌”的原意是一種旗幟。《周禮?春官?司常》載：“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通帛為，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龜蛇為，全羽為，析羽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為儀范、表率之義。“表”與“標”音同義通，意指立木來標志、彰顯、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謂：“猶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謂立木為標，有所告示也。”后來“旌”和“表”通用均為表彰、表揚之意。如《左傳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連用意即樹立匾額、碑石、牌坊等標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書?畢命》中記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3]“宅里”即居處，“淑慝”即善惡。“旌別淑慝”、“彰善癉惡”即對善惡作出區分，表彰善、懲治惡。春秋時期，齊桓公曾令各州：“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4]齊國對慷慨捐獻、樂善好施、佐國家之急的“義民”用白泥粉刷門墻、增高里門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時旌表的對象除佐國家之急的“義民”之外，還包括殷遺民中的善者以及作為前朝賢達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確定。后世則明確將忠、孝、節、義之人作為國家旌表的對象。秦漢時朝廷多次表彰對國家對人民有杰出貢獻或者品節高尚之人。

漢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國古代產生最早、影響最深的一個家族道德觀念和倫理范疇[5]，是儒家的核心觀念。孔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也就是說，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礎，很少有為惡作亂的。對于“孝”的重要性，《孝經》有言：“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孝經?廣要道》）在儒家看來，孝乃“百行之冠，眾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漢代實行察舉制，通過舉孝廉選拔的人才最多。《文獻通考》記載：“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通過孝廉選舉出來的人才不再經過考試而直接被任用。漢代皇帝如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漢順學習過《孝經》。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體現孝道理論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視。漢代重視學校教育對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無論官學、私學，入學弟子除《五經》之外，均需學習《孝經》。呂思勉說：“古代學校本講教化，非重學業，漢人猶有此見解。故武帝興學之詔以崇鄉里之化為言，而公孫弘等之議，亦云建首善自京師始也。”[6]漢代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是道德教化。通過學校教育，“孝”在社會得到了廣泛普及，儒家以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得以廣泛傳播。自漢以降，孝成為重要倫理精神支柱，在治國安邦中發揮重要作用，成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晉南北朝沿襲漢代以孝治國的做法，并開始以載入史冊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義傳”、“孝友傳”、“孝感傳”和“孝行傳”等表彰孝行的類傳都是對篤行孝道之人進行旌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規定在立太子時要旌表孝子節婦，表其衡閭，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漸成為定例。隋朝已見旌表詳案，如：“田德愚，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聞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并賜帛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后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2]可見，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賜物、旌門、授官等多種形式。

唐朝在《冊府元龜》旌表部中對旌表的教化功能與目的詳加闡述：“王者甄明高義顯異至行，所以激揚風化敦率人倫也。蓋天下至大士民至眾不可家喻而戶曉故顯其忠，所以勵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勸事親也尊賢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義也。或授之爵秩，或祿其子孫，或旌其門閭，或賜以帛以至其征賦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獎一而勸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恥且格……”（《冊府元龜》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規范“忠”、“孝”、“賢”、“義”作為評價標準。為使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民眾明善而效仿，朝廷對被旌表者授以爵祿、賜以帛、旌其門閭以“激揚風化”、“敦率人倫”。與此同時，民眾通過這些醒目的、顯見的、外在的物化標志，能夠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導的核心價值體系，以致競相效仿，蔚然成風。

自秦漢以降，旌表制度成為朝廷對臣僚百姓的一種最高榮譽和獎賞，不僅從對象、程序上進行了規定，而且規定了多種旌表方式，并逐漸成為定例，沿襲傳承。旌表對象是符合儒家禮教的模范人物。《后漢書?百官志五》明確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魏書?世宗宣武帝紀》也規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元史?百官志八》亦謂：“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高年曹德。”可見，歷代王朝均對義夫、節婦、孝子、賢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贊賞。忠君、孝悌、貞節、賢義成為朝廷確定的旌表對象。旌表方式靈活多樣：“或授之爵秩，或祿其子孫，或旌其門閭，或賜以谷帛以至復其征賦，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冊府元龜》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過樹立物化標志、給予經濟獎勵、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種手段對“忠”、“孝”、“節”、“義”等道德行為加以旌表。

樹立物化標志主要有表閭、立闕、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廟等形式。表閭、立闕即由朝廷官府或賜匾額懸于門上、或于門前建立高大門觀以崇聲勢，亦稱旌門、旌閭。立碑即將碑立于村頭街坊、孝子廬墓之所。一人賢德，里閭增輝。立牌坊、立祠建廟即建牌坊、建置祀廟于其里巷，如各種功德牌坊、孝義牌坊、貞節牌坊、科舉牌坊、關帝廟、岳飛廟等。牌坊匾額上題有“樂善好施”、“義方世訓”、“力孝遺芳”、“嘉德懿行”等字樣，并記載著主人的姓名、功勛、事跡。這些醒目的物化標志一方面是表彰個人忠、孝、節、義的道德行為，同時也為更多的人樹立道德楷模、行為典范。給予經濟獎勵主要有賜給實物和減免課役兩種形式，以米、絹、金銀等實物作為獎賞，或減免稅賦課役以示旌表，給予旌表者以經濟補償。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賜爵和授官等形式。賜爵即給予名譽爵位，授官即給予官職，以示表彰。唐宋時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資格。雖然由此謀得官職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見。這在封建社會無疑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還有更易地名、賜予名號、榮蔭子孫、載入史冊等多種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鄉里的名稱，賜予名號即賜予如“孝義”、“貞德”等名號以示表彰。載入史冊即將旌表者事跡列入史書記載。二十五史中的《孝子傳》、《烈女傳》、《忠義傳》等記載的都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會，科舉取士造就了數量龐大的讀書人，許多人并不能幸運地踏上仕途，“英倫沉下僚”的現象在所難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稱“三不朽”，是儒者的畢生追求。為鼓勵這些歸于民間的讀書人“立德”，朝廷官府通過榮蔭子孫、載入史冊等手段，為難以“立功”的讀書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們在基層民間發揮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頒發的最高榮譽，且一般情況下終生享用，這在崇尚禮儀的時代是莫大的榮耀，因此受旌表者不僅本人深受鄉里仰慕，子孫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樣的示范下，人們紛紛為光耀門庭而身體力行。通過旌表制上下互動的方式，國家權威評價活動引導著民眾評價活動。儒家核心價值體系不僅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而且內化為民眾的價值信念并轉化為實際行動。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跡、條件、薦舉人的權限、上報公文的格式、審批的程序，以及審查和檢測制度等。明代制定了嚴格的審查和檢測制度，防止出現腐敗和不作為現象，保證旌表制度落到實處。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詔榜示天下：“本鄉本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但有一善可稱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實跡，一聞朝廷，一申有司，轉聞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惡，每遇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來，里老人等亦要報知，以憑覆實入奏。”[1]里老上報的請旌名單需經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嚴厲把關，層層核實，同時還需鄉鄰擔保。如經監察部門審核發現問題，須承擔連帶責任，朝廷將予以嚴厲打擊。

清代旌表制度更為完善。建立一個貞節牌坊需層層核實、審批、上報。表彰須經過州縣題請、冊結、駁查、題達、（都撫學政）具題或匯題、發建坊銀兩等步驟，手續繁雜。可見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為嚴格。清人尹會一說：“節孝為風化攸關，表揚實朝廷大典。”（尹會一：《撫豫條教》）不可忽略輕慢。旌表制度的不斷完善保證了旌表手段的落實和旌表目的的實現。通過對禮樂教化的不斷強化與引導，國家的權威滲透到基層的民間，儒家核心價值體系成為社會規范。

三、結語

旌表制度的發展史直觀地反映出中國傳統社會國家權威評價活動的引導方向及評價標準的最終確定。旌表的目的在于為民眾樹立道德楷模，教育民眾忠君、孝悌、貞節、仁義。通過物質獎勵與精神表彰等多種形式，使民眾在對榮譽的追求中認同并遵循儒家禮教，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得以內化并轉化為實際行動。歷代王朝均十分重視發揮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導向作用，通過旌表忠臣、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導的道德行為，樹立標識、引導民眾，從而實現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的滲透與認同。在旌表活動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發揮了權威評價的強制作用與導向功能。成為社會發展的有效激勵機制。對此，伏爾泰在其《風俗論》中這樣說：“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若是出現一樁罕見的高尚行為，那便會有口皆碑，傳及全省。官員必須奏報皇帝，皇帝便給應受褒獎者立牌掛匾。”[2]在人們內心深處，“三綱五常”實際上已具有法律的約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這正符合儒家“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國理念，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禮法融合的趨勢。

旌表制符合民眾心理，促進了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的普及與認同。人們從匾額、碑、祠、牌坊中獲得具體的教諭。這些物化標志傳遞著忠、孝、節、義的價值信息，成為“一種凝固的社會記憶”[3]，是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傳承的重要載體。賜物、賜名號、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誘民眾爭相效仿實踐。自周至清，無論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眾對旌表的追求始終不變。儒家核心價值體系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得以傳承而綿延不絕。

儒家思想的產生是以封建經濟為基礎的。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儒家思想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方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念對我國民族文化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中華民族經過長期歷史實踐所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過程中一度遭到排擠和消解。強調秩序和整體觀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評價機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價值觀念中的個人主義、民主、自由觀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追求。核心價值體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才能為新秩序的建立，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提供動力。面對變化了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現實，儒家思想如何為現實社會、為未來社會服務是當代儒家核心價值體系發展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在面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與沖突中，我們應該積極探索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新途徑。一方面繼承、發掘傳統價值在現代社會的積極內涵；另一方面，開放吸收現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傳統文化的囿苑，彰顯其現代價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歷史轉型時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內，發揮著獨特的適應力、內聚力與活力。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法律儒家化 ；禮法融合；影響

自儒家思想得到漢官方的承認，它就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它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道德價值評判。儒家思想是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土壤，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為人們的信仰。

一、中國法律儒家化的特點

（一）引禮入法，禮法結合

在儒家精神內涵中，禮與法是相互融合與滲透。而在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法的內涵中也融入了禮。之所以在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禮法能夠結合，正是因為禮的等差性和法的特殊性是一致，兩者能夠融合互補。

（二）國家權力本位，維護皇權至上

古代禮法的制定都體現了皇帝的意志，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權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從“重罪十條”到“十惡”的確立，體現國家權力本位，維護皇權至上。這十種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三）官僚貴族司法特權法律化

中國古代以成文法形式肯定了不同階層在法律面前所處地位是不同的，由此確立了不平等原則，它代表的是貴族官僚的特權。如增加范圍為官僚特權的“八議入律”和請、減、贖以及官當，更高權限隨著地位的越高也逐漸增多。

（四）維護宗法倫理道德

宗法制度源于西周的禮，在秦漢成為宗族制度，明清以后變為家族制度。以血緣為紐帶，以親屬關系、等級制度為核心，由此決定了血緣的尊卑，身份的貴賤，權力和財產的分配。

（五）重和諧，輕訴訟

古人認為進入訴訟會破壞人們之間的和諧關系，對自己產生的不利影響大于通過訴訟幫自己解決問題帶來的效益。由于中國社會是熟人社會，等級差序，天人合一思想而且宗法性強以及司法制度與司法黑暗等都為無訟，輕訴訟提供支持。在古人的眼中，任何行為都不能與天道相違。對社會秩序的和諧追求是與天道的遵循相一致的。

（六）重視孝道

自己的親屬犯罪允許其包庇藏匿而法律不予處罰的制度。在“孝”中五服制罪的觀點以及在供養父母時的存留養親。

（七）寬仁慎刑

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允許包括父母子女、祖父母孫子女、夫妻甚至同居（同財共居）在內親屬間相互包庇藏匿犯罪者，且法律對其不予處罰。無論是從老幼犯罪可以減輕或免除刑罰，還是從自然倫常關系出發，對親屬的隱匿行為從寬處理，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寬仁”對法律的滲透。

（八）重刑輕民

這與漢武帝后“外儒內法”法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是密不可分。儒家倫理約束著皇帝至百姓人群，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出禮則入刑”，很多本屬于的民法，行政調整范圍的內容也被列入刑法典中。

（九）德主刑輔，綜合為治

法律儒家化后，更重視儒家“仁”的思想，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倡導德主刑輔，把法與道德結合起來，納禮入律到禮法并重到禮法完全結合，治理國家的手段上已經不分彼此了。

（十）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規范化

禮是不成文、任意的、也沒有嚴格的規范；而法律是標準化、成文化、強制性，自禮法結合之后就導致一個不成文的法律，又通過成文形式，非標準化效果呈現出來。

二、法律儒家化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1）禮法的高度結合，使得存在于法律與儒學之間的矛盾得到調和，兩者的協調發展得以實現。在一定程度上，隨著儒家思想對人們的滲透，使得人們更容易認可封建社會的法律。

（2）封建統治者借助儒家文化，發揮儒學價值在維護統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在民間家族統治中，儒家思想的滲透不可不說是全面的。對民間適用的法大都以默認或肯定的形式予以確認，利用它來安定社會，以促進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的最大限度地結合。

（3）儒家思想中“先天下之憂而憂”、重視氣節、講求修養、發憤圖強等對增強人們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愛國節操，促進國家的繁榮具有重要作用。

（二）消極影響

（1）法律儒家化使得人情在司法審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雖然法律往往是以強制性規范的面目出現，但其仍然要受到天理、國法、人情的約束，此現象在封建社會中并不少見。甚至有時當天理、人情與國法發生嚴重沖突，官方往往會遵從人情，暫屈國法，法律就這樣在人情的籠罩下茍延殘喘。

（2）在封建社會產生的等級特權思想的影響下，使得法律明文規定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有時在現實中得不到貫徹，比如：因受到特權例外的影響，會出現有罪被判無罪，應判重刑的被判輕，應判死刑的被判無期。

（3）在儒家“無訟”思想影響下，造成了中國古代司法道德化。于漢形成的“無訟”文化，由于它強調對“無訟”的形式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人們對正當權利的追求。直至現在還有許多人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家丑不可外揚，放棄司法訴訟，使自己的權力得不到救助。

三、儒家文化對當今社會借鑒意義

（1）在中國證人制度改革方面，親屬相隱制度有其借鑒價值。現在強調犯罪嫌疑人親屬承擔作證，一方面會導致親人間感情的決裂，也容易背上絕情冷漠的輿論壓力，使其無地自容，進而造成親人間的不信任，影響家庭、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也會使法律被束之高閣，降低法律的權威。現代許多國家的近親屬強制提供不利證據的義務已經被法律免除。

（2）在中國緩刑制度改革方面，存留養親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它所蘊含的“孝”的觀念仍是現代社會所提倡，使人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一方面可以使孝的儒家傳統的美德得到切實的落實，人人都能盡到孝；另一方面可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減少一部分對社會上老年人的生活的補貼，使這部分的財務用于其它更需要的方面。而且它也使中國法文化更具有親情味。

參考文獻：

[1]陳金全，王世榮.中國傳統司法與司法傳統（上）[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2][美]德克.布迪，克拉倫斯.莫里斯.的法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儒家思想的孝文化范文第5篇

【摘要】大學階段是學生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在這一階段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還必須加強思想政治方面的學習。中國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既包括可教學的內容，又涵蓋了教學方法。如何對儒家思想正確使用成為學者專家關注的課題。文章分析了如何將儒家思想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關鍵詞】儒家思想；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結合；方法

【基金項目】鄭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第七批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ZZJG―C7043）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儒家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時期，從百家爭鳴之中脫穎而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兩千年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作為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寶，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主要思想和“仁”的核心精神不斷推動著中國歷史的發展，激勵著中華民族不斷奮勇向前，在現在仍然有很大的價值。將儒家思想融入現代教育中，尤其是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人們在鉆研的課題。這是因為儒家思想所蘊含的豐富理論和文化資源，對于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正因如此，我們才要努力將二者有機結合，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讓大學生帶著嚴密的思想“武器”進入社會，更好地為社會做出貢獻。

二、儒家思想中所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是幾千年以來無數先賢和人民智慧的結晶，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其中蘊含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一）仁愛大道 ，天下大同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以仁愛對人對己，以仁愛待事待物。意思是在對人對物時，要保持一顆仁愛之心，多為他人著想。對己要嚴格約束，一日三省。我們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這個道理。可以說，這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準則。每個人都能做到以“仁”待事待物，所謂的“天下大同”也就實現了。中國人講究以和為貴，和氣生財，并不意味著軟弱，而是以仁愛對人，這是中華文化的突出表現。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營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生活氛圍是我們所追求的。這一理念對于大學生非常重要，在解決有關人際關系的問題上往往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可以被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讓大學生樹立仁愛的意識和精神，“克己復禮”，提高個人修養和素質。這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社會很有幫助。

（二）集體思想與愛國主義精神

儒家思想講究天下為公，推崇為國為民的奉獻精神。在古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詞句，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無不彰顯出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奉獻精神。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昂揚向上，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在儒家愛國思想的熏陶下，無數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和平時期獻身建設，危難時挺身而出。在當代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點加強對這方面內容的強調和教育，傳承儒家思想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并與時代相結合，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斗，堅決抵制所謂的“精致利己主義”思想。

（三）倫理與責任

傳統的儒家思想講究所謂的三綱五常，這其中包含著一些封建的糟粕思想和理論，是我們今天所應該摒棄的。從儒家思想中挖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資源絕不意味著照搬，而是要經過系統的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處于儒家思想的人倫關系中的人們要遵行的準則有很多是值得傳承的，例如“子孝孫賢，朋友有信，尊師重道”等，在一定程度上對人倫關系做出了規定。這些規定其實指出了人們在擔當相應的角色中要履行的責任，例如孝順、賢德、信義、尊重等。當去除掉了人倫思想中的糟粕時，我們會發現儒家思想的人倫和責任思想對于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社會的和諧都能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四）追求精神境界

儒家思想講究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和要求，進而追求完美的人格，所謂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描述的就是道德上的標準和要求。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養成了不懼艱險、高風亮節、堅忍不拔的意志品質。而在當代社會，這種思想并沒有失去它的價值，我們應該追求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提高，傳承先人留下的優良的意志品質。這對我們自身、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三、將儒家思想融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

（一）引入優秀思想

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是不符合時代要求的，但是也蘊含著很多優秀理念。今天我們在對待儒家思想時，應該“取精華，去糟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應該引進精華理念，培養學生的道德修養，提升學生的思想素質。

（二）使用信息技術

信息技術目前已經充分被應用到教育領域中，利用多媒體設備、網絡、視頻等方式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生學習儒家思想的興趣，提高學生的認知。同時，可以借鑒學術界的學者專家對儒家思想的解讀和觀點，兼顧通俗易懂和深度性，讓學生能夠深入淺出地了解儒家思想，并對其產生自己的理解。

（三）利用時事熱點

目前，社會上對于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討論越來越多，有關的時事熱點已成為社會焦點。教師在教學時，可以引入與儒家思想有關系的時事事件，借以推動學生對儒家思想的學習。

四、儒家思想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以人為本

正如在前文中所論述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就是“仁”，以人為本是儒家思想一直推崇的處事法則。所謂以人楸荊是指以人為中心，考慮和處理任何事情要以人為前提，具體應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要以學生為本，將學生作為教育的中心。

眾所周知，大學生處在時代的前沿，其思想變化非常迅速，思維也比較活躍，追求新潮，因而對于所謂的儒家傳統思想難免會產生一定的抵觸心理。所以在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時就更應當堅持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以學生為中心，為學生著想，充分考慮和尊重學生的思想和意見。在具體教學時，切忌強制學生進行學習活動，而是應多采用鼓勵、引導的手法，使得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并加以解決。這樣就可以增強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避免學生產生畏懼和抵觸心理，提高教學效果。

（二）“學思行”結合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之后還要踐行之，篤行之。儒家思想一直主張“學思行”的結合，既肯定了學習理論知識的重要性，又強調了學習和思考最終還是要為實踐服務。只有實踐才能檢驗學習和思考的成果，進一步促進學和思。

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培養大學生的社會意識，使其養成良好的意志品質，為社會做出貢獻。其中，“學”和“思”在第一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教師在這一階段要注意引導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和思考，汲取更多的知識，豐富自己的內涵，提高自身的修養和素質。第二階段重視的便是“行”，教師要鼓勵學生利用自己所學知識，指導實踐。學生應該積極參加各種課內課外的活動，將“學思行”相結合，使三者共同發展。在“行”這一方面，由于學生還沒有進入社會，就需要教師和學校予以大力支持，多舉辦一些有助于學生增長實踐經驗的活動，使學生能夠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的能力，對所學所想產生更為深刻的理解。

（三）因材施教的理念

儒家思想非常講究因材施教，通過對學生的觀察，了解學生的思想和自身情況，根據學生的實際進行對應性的教育。也就是說，要堅決避免套路化、程序化的死板教學，壓制學生的天性。

大學生雖然有其共性，但每個大學生也都有他的個性。教師在制訂思想政治教學計劃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學生群體的共性和個性，對癥下藥，因材施教。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學生的情況和需求，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教學效果。當然，這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師要在日常教學中對學生進行細致的觀察，了解學生的情況，在不觸犯學生個人隱私的情況下，掌握學生的思想狀況。其次，教師要對學生的信息進行系統分析，歸類總結，由于不可能為每一位學生單獨設立一套教學方案，因此要對情r類似的學生進行歸類，方便教學計劃的設計和執行。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儒家思想對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需要我們進行剔除，并根據新時代的要求，對儒家思想進行適當的改造，使其不僅能夠更好地運用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還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做出貢獻。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儒家思想得到新的發展，大學生的思想教育水平也才能隨之提高。

【參考文獻】

[1] 曾程，韓亞超，叢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對儒家思想精華的傳承研究[J].遼寧經濟管理干部學院（遼寧經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05）：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