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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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第1篇

關鍵詞：低碳發展；碳排放績效； LMDI分解法；人類福祉；中部地區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識碼：A

2009年我國政府承諾：以2005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為基礎，到2020年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削減40%～45%。在此形勢下，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我國乃至中部地區節約能源、減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徑。中部地區目前正處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進程，資源消耗和環境壓力加大，碳排放是促進中部崛起所面臨的不可忽視的約束因素。已有研究表明，促進經濟發展、提升人類福祉必然帶來一定量的碳排放，但只要提高碳排放績效，實現高的經濟發展和人類福祉水平并不必然帶來很高的碳排放[1]。因此，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背景下，研究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人類福祉之間的績效關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議題。目前，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關聯起來進行碳排放經濟績效分析開始成為低碳經濟研究的熱點。從已有研究來看，一些關于碳排放經濟績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關注區域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的脫鉤、復鉤問題[2，3]，主要著眼于經濟視角，表征的是單位碳排放所創造的經濟產出，即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或碳排放的經濟效應[4，5]。

一些研究已經開始重視人類福祉視角的碳排放績效問題。諸大建等指出，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指標難以全面刻劃碳排放績效，尤其是由于福祉門檻效應的原因，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指標度量僅限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而非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6]。顯然，基于福祉導向進行碳排放績效研究是民生福祉建設下更具創新意義的研究命題。在這一方面，王圣云對中部六省人文發展（人類福祉）的生態效率進行了定量評價和比較研究[7]。諸大建等基于經濟社會福利視角提出了碳排放績效衡量指標，并對二十國集團進行了實證分析[8]。諶偉等基于福利視角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其效應進行了評價，并對中、美、英三國進行了比較分析[9]。綜上可知，盡管關于福祉視角的碳績效研究在國內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理論方面，主要在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概念界定、評價模型構建等方面仍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在實證方面，對處于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中部地區進行碳排放績效實證研究成果較少。本文將首先在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圖解分析基礎上，基于福祉導向以及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視角，提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概念框架和內涵；然后基于碳排放績效的概念框架以及碳排放量、人類福祉的計算公式，構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測評模型；再對中部六省1990年～2008年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進行評價和時空比較分析；最后應用LMDI分解法對中部地區碳排放績效的效應進行分解研究。

1 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1.1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概念框架與圖解分析

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不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在于人類福祉水平的提高。然而，提升福祉必將受到碳排放的約束[10]。碳排放績效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小的碳排放來獲得最大的產出。以作者之見，經濟發展的去碳化過程是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提高過程。從福祉導向來重新界定碳排放績效，福祉提升的去碳化過程則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提高過程，即福祉趨向最大化，碳排放趨向最小化的動態過程。因此，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可用人類福祉指標和碳排放指標的比值來表示。圖1中，橫軸表示人類福祉，HW0表示基期的人類福祉，HWT表示T年的人類福祉?？v軸表示碳排放，以CE表示。從A到B，碳排放指標值不變，人類福祉從HW0到HWT。從A到C，人類福祉指標值不變，碳排放從CE0到CET。將AB稱為福祉增長過程，AC稱為去碳化過程，圖中陰影部分即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提升區域。

1.2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指標與模型構建

目前，較好的福祉測評指標有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11]，ISE（Index of Economic Welfare，經濟福利指數）[12]和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發展指數）[13]。其中，人文發展指數（HDI）是依據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構建的衡量人類福祉最簡明、最著名的指數，由壽命指數、教育指數和收入指數綜合而成[13]。需要說明的是，因為人文發展指數是人均意義上的指標，為了保持統一，碳排放指標采用人均碳排放量，人口總量采用戶籍人口數。

碳排放量計算則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將最終能源消費種類劃分為8類，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氣。根據燃燒的燃料數量以及碳排放系數來進行碳排放量估算，碳排放系數計算公式為：碳排放系數=氧化率×含碳量×低位發熱量。各種類型燃料碳排放系數見表1。計算出各種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數，與各種燃料的消費量相乘即可計算出各種燃料的碳排放量[5]。

構建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模型見公式（1）：

CEPHW=■=■=■=EPHW?CEPE （1）

CEPHW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為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衡量單位碳排放所獲得的人類福祉；HWI（Human Well-being Index）為人類福祉指數；EPHW（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為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反映的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民生享有。CEPE（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conomy）為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PGDP（Per capita GDP）為人均GDP；PCEI（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為人均碳排放量?？梢?，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即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的乘積。

1.3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驅動效應：分解方法與模型構建

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分解模型采用LMDI分解法，該方法由Ang[14]等人提出，是目前國際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根據LMDI模型，基期和T年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可表示為CEPHW0和CEPHWT，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可表示為CEPHW0和CEPHWT，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可表示為CEPE0和CEPET。從基期到T年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為總效應HCEP，由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EPHWeff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變化值CEPEeff兩部分組成，見公式（2）-（4）：

CEPHW=EPHWeff+CEPEeff （2）

EPHWeff=■?Ln（■） （3）

CEPEeff=■?Ln（■） （4）

若EPHWeff、CEPEeff為正值，表示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變化促使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增加，稱為增量效應，表現為驅動效應；反之，稱為減量效應，表現為抑制效應。

1.4 數據來源

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即2006年《中部地區崛起規劃》提出的中部六省。數據來源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出版的歷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歷年中部六省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因為1990年和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并不是采用現行取對數的方法來調節人均GDP（PPP$），而是使用Atkinson收入效用公式進行人均GDP的折算（UNDP，1997），因此按取對數方法對1990、1995和1997年的人均GDP指數重新進行估算，使其具有可比性。為了使指標數據保持年份一致，本文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等數據選取年份和HDI數據保持統一，分別選取1990、1995、1999、2005、2008年的數據。

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評估

2.1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先增后降，呈現倒U型，在1999年達到最高，2000年后中部六省單位碳排放的經濟產出并未提高，反而下降。1990年～2008年，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基本上一直呈現河南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兩湖居中的格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得分最高的河南和得分最低的山西相比，1990年河南是山西的3.5倍，2008年增加為5.2倍，可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明顯（圖2）。從圖2可見，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的省際絕對差距經歷了先擴大、后縮小的演變過程。但總體而言，其省際差距是擴大的。

2.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

從圖3可以看出，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整體呈遞減、趨同趨勢，其省際差距趨向縮小。1990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最高的河南是得分最低的湖北的1.4倍，而2008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最高的江西比得分最低的湖北僅高0.056。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得分處于最低值；2005～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均略有上升，表明經濟發展成果的民生分享步伐開始加快。

2.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

從圖4來看，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整體呈遞減態勢，其省際差距整體縮小。1990年中部六省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極差為1.91，2008年為1.08。1990年～2008年，河南的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一直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兩湖居中，這種格局和趨勢與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特征較為相似，表明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主要是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河南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降幅最大，由1990年的2.43降低到2008年的1.34，降低了1.09；山西降幅最小，從1990年的0.52降低到2008年的0.26，降低了0.26。

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分解與測度

3.1 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測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波動較大。其中，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增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表現為驅動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減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表現為抑制效應。1995年～1999年，中部六省的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且較之1990年～1995年的增量效應更為明顯，其中湖南由1990年～1995年的減量效應到1995年～1999年變為增量效應，最為明顯。1999年～2005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其中湖南的減量效應最為明顯，江西次之。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減量效應比1990年～1995年整體有所減弱，唯有河南減量效應仍較嚴重，表明河南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的抑制效應較為突出（表2）。

3.2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測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整體是遞增的，呈增量效應，且呈趨同趨勢。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均為減量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兼為抑制效應。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正值，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為增量效應，起驅動作用。其中，河南從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最低值-0.831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92，增速和增幅明顯；山西從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32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低值0.020，降幅顯著（表2）。

3.3 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測度

由于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綜合作用，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波動較大，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波動特征較為相似，但幅度較之略小。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經濟福祉績效效應的疊合，當前，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的決定性效應。換言之，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主要由其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的（表2）。

4 結論和討論

第一，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先增后降，在1999年達到峰值，但2000年以來中部地區單位碳排放量的經濟產出并未提高。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明顯。盡管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存在較為明顯，但中部地區提高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仍然任重道遠。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整體呈遞減、趨同趨勢，中部地區經濟福祉績效的省際差距整體在縮小。中部地區在將經濟發展成果轉化為民生福祉的過程中競爭十分激烈，表明經濟發展的增速仍快于民生福祉的增速。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整體呈遞減態勢，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省際差距整體縮小。中部地區人類福祉增速低于碳排放增速，但這一趨勢在2005年后有所趨緩。

第二，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波動較大。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增量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為減量效應。1995年～1999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1999年～2005年和2005年～2008年，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河南、江西、安徽三省在1999年之后由增量效應轉為減量效應，即由驅動效應轉為抑制效應。山西、湖北、湖南三省則經歷了“減量效應-增量效應-減量效應”的波動變化，即由抑制效應到驅動效應再到抑制效應的動態變化。

第三，1990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整體是遞增的，且呈趨同趨勢。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減量效應，2005年～2008年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均為增量效應。表明2005年之后，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開始由減量效應轉為增量效應，即由抑制效應變為驅動效應，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起到了驅動作用。

第四，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現階段主要由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決定。由于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和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綜合作用，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和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的波動特征相似。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與人類福祉的經濟績效效應的疊合，經濟發展的碳排放績效效應是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總效應的決定性效應。

第五，中部地區正處于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能源消耗較大，對碳排放空間的需求較大。本研究對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及其效應進行時空演變定量分析，對于指導和促進中部六省節能減排、產業優化升級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參考價值。在碳減排目標與碳排放空間的雙重約束下，在經濟持續發展和福祉提升的未來導向下，提高中部地區人類福祉的碳排放績效是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人文發展與低碳發展之間的協調高效發展，促進中部地區經濟發展、人類福祉與碳排放的逐步脫鉤，將是中部地區實現綠色崛起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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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Cent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WANG Sheng-yun1，3， SHI Li-jiang2， XU Shuang-xi3

（1.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

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第2篇

關鍵詞：甘肅??；產業結構；碳排放量；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甘肅省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碳排放量關系的實證分析

收錄日期：2013年3月4日

一、引言

能源作為經濟發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越發明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動了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來越大。數據顯示，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從1978年的6.2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6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從1978年的5.7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億噸標準煤。2000年以來，我國能源消費更是快速增長，2000～2008年年均增長超過10%。因此，提倡低碳經濟就顯得更加必要。關于低碳經濟，國內外的學者從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關于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宋春燕（2011）計算出了中國自1978年到2008年總的碳排放量和人均量，并對中國TP與GDP兩者的關系進行協整分析和因果檢驗，得出碳排放量同經濟增長存在正向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是平穩的。Grossman、Krueger（1991）對GEMS城市大氣質量，通過相關數據作了分析，發現SO2與gdp之間存在著所謂的環境庫茨涅茨曲線。Cannas等（2003）也通過相應數據檢驗了N型的環境庫茨涅茨曲線，并解釋了出現這種曲線的原因。高云虹、王美昌（2011）則運用脈沖響應分析法分析了江西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長期關系。楊桂元、李璐（2011）通過建立VAR模型，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之間的動態關系，提出降低碳排放量的關鍵因素。

關于碳排放量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方面，羅浩（2007）在對古典索羅模型進行擴展的基礎上，對約束經濟增長的資源瓶頸進行分析，提出產業轉移和技術進步的解決辦法。

張麗峰（2011）分析了我國產業結構、能源生產結構、能源消費結構等變量與碳排放的關系。陳兆榮（2011）則采用結構變動指數研究了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變動過程與碳排放量波動的相關關系。

甘肅省作為西部一個發展較快的省份，在發展的過程中對能源使用上可能存在很多問題，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一個值得分析的問題。同樣，甘肅產業結構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產業結構變動可能對甘肅省碳排放量也有重要影響。縱觀國內外學者對三者關系的研究，我們發現單獨研究碳排放量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或者碳排放量與產業結構關系的比較多，綜合三者的研究相對較少，同時更多學者的視角是基于全國或某個大的區域，針對某個省尤其是西北地區省份的較少。所以，本文試著根據相應數據分析甘肅省碳排放量、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三者的關系。

二、數據來源及變量選擇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和目前學術界的一般處理方式，我們選取人均GDP作為衡量甘肅省經濟增長的被解釋變量，記為GDPP，產業結構方面，為了消除不同省份的區域差異，我們選取相對指標，因為第二產業在甘肅省的經濟發展中作用最為明顯，我們用第二產業占三大產業產值的比重來衡量，記為INS；對于碳排放量的指標，目前學術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體計算碳排放量比較繁瑣，我們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氣的年消費量進行估算，但這些能源的統計指標一般是實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時，首先需要將這些消費的能源根據折算系數換成以標準煤為計量基礎的能源消費量，因為天然氣的單位是立方米，我們也把它轉化成標準煤單位，然后計算出相應的碳排放量，記為TP。

本文的數據人均GDP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數據，產業結構方面的數據同樣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歷年數據整理計算得出。碳排放量的數據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并通過整理、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是根據2000年為基期調整后的實際數據。我們首先對這些變量的統計值進行簡單的描述，變量描述性統計具體見表1，趨勢圖見圖1。（表1、圖1）

通過變量描述性統計表和趨勢圖，初步可以得出甘肅省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同時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偏大，這些年始終穩定在45%左右，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這說明產業結構還不太合理；隨著經濟的增長，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也是很快的，曲線的斜率為正，除個別年份，其斜率呈現出遞增的趨勢。這說明，這些年我們的能源消費量太大，經濟的增長更多的可能是靠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尤其是第二產業的投入帶來的，增長的模式還不是集約型的。文章的第三部分內容將對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做規范的實證分析，以此來證明我們的推測。

三、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1、單位根檢驗。根據以上選取的變量和相應的理論分析，我們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log（TPT）=？茁0+？茁1log（INST）+？茁2log（GDPP）+？滋T （1）

根據前面假定，GDPP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用來衡量經濟增長；INS為第二產業占三大產業產值的比重，用來衡量產業結構；TP為碳排放量，T表示時間。？滋T為隨機干擾項。如上文分析，為了避免出現異方差問題，我們取各個變量數據的對數來處理。

文章首先采用ADF檢驗法檢驗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表2）

由表2的結果可以看到，GDPP、INS、TP這些變量的原始數據都沒有通過ADF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大于臨界值），這說明每一個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性數據，若直接對這些變量做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則沒有任何的意義。然而，對這些變量進行一階差分后，所有變量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檢驗的結果都小于臨界值）。所以，它們都滿足一階單整I（1）。如果變量之間滿足同階單整，那么我們可以繼續檢驗它們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

2、協整分析。就協整檢驗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兩步法、Johansen極大似然法、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等。頻域非參數譜回歸法在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爾和格蘭杰的檢驗方法主要適用于樣本容量大的情況，本文僅僅是從2000年到2010年間取數據，樣本容量較少，所以我們同樣不能使用這種檢驗方法。相對于兩步法，Johnsen協整檢驗還能檢驗多重協整關系，而且他對樣本容量問題的要求不是很嚴格，所以我們采用Johnsen協整檢驗。（表3）

根據計量經濟學的相關知識，我們知道只要跡統計量大于臨界值，則就拒絕假定。由表3的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檢驗結果在5%顯著性水平上明顯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也拒絕了存在至多1個的協整關系，接受至多存在2個協整關系的假定，說明它們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度量系統的穩定性，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變量log（TPT）、log（INST）、log（GDPPT）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關聯關系，即碳排放量與國內生產總值和產業結構是密切相關的。

3、格蘭杰檢驗。根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理，運用Eviews6.0，對甘肅省碳排放量、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任意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表4）

從表4可以看出，產業結構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大，碳排放量不是產業結構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越迅速，碳排放量就越大，碳排放量不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產業結構是經濟增長增加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最大，經濟增長不是產業結構的Granger原因。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文章通過2000～2010年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碳排放量、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的關系。檢驗了碳排放量、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協整關系，得出如下結論：（1）碳排放量、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聯系。（2）格蘭杰檢驗表明：產業結構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產業結構是經濟增長增加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經濟增長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也越多；甘肅省的經濟增長第二產業作出的貢獻最大，第三產業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應增強不同產業間的協調性，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要大力發展有利于節能環保、新能源等戰略性的新興產業。通過這些領域的發展來改善經濟運行質量，減少碳排放量，以此來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2）提倡低碳理念，通過政策引導，形成低碳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發展理念要深入人心。同時，政府部門一方面要加強對環境污染的監管力度，另一方面要鼓勵企業進行相應的低碳發展技術創新。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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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桂元，李璐.影響我國碳排放量因素分析與低碳經濟的路徑選擇[J].科技與產業，2011.1.

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第3篇

1．“范式”理論與經濟學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這一概念是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系統闡述了以范式概念為核心的科學發展的動態結構的理論。庫恩對“范式”的理解有3種:一是科學共同體“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7］二是“一定時期內開展研究活動的基礎”;［8］三是指“在科學實際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論以及儀器設備在內的范例———為某種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了模型”。［9］庫恩(2003)認為，規則、屬性這些東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極其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而它的形成須要仰賴于“范式”。因此，按照庫恩的理解，“范式”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從學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開展研究活動的基礎”。［10］在經濟學領域，“庫恩的范式理論得到經濟學者的高度重視，范式理論被用來解釋、評價重要經濟理論的形成，以及它們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11］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社會科學，經濟學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錢穎一提出，現代經濟學“由3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12］“視角”是經濟學中研究問題的出發點，通?；谌椈炯僭O: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參照系”的建立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是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問題的標尺，包括一系列公認的理論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羅定理(Arrow－DebreuTheorem)，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論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經濟學家用作分析經濟問題時的基準點;經濟學還提供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如供需曲線圖象模型、薩繆爾森的重疊代模型、所有權－控制權模型、非對稱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見，“視角”———基本假定、“參照系”———理論術語體系以及“分析工具”，這三部分是構成現代經濟學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經濟學家們正是運用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認識和揭示各種經濟行為和現象。

2．低碳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

根據經濟學范式的要求，筆者認為，低碳經濟學是基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空間有限這一基本假定，針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配置過程中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進行研究的經濟學下面的一門學科分支。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額”(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條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如何配置的整個過程及其影響因素，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發展的綜合性事件，后者強調的結果，是一個靜態的概念。這里所指的溫室氣體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氣體，隨著自然科學的深入，還包括已經發現并證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種氣體，主要來源于經濟社會中的5個方面:能源行業、工業工程和產品用途、農業、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廢棄物、其他領域和途徑等，低碳經濟學的研究也主要圍繞這5個方面展開。(1)低碳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低碳經濟學承認經濟學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資源稀缺”假設，在學科本質上歸屬于經濟學。同時，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溫室氣體容量有限，溫室效應對人類產生巨大威脅的情況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溫室氣體容量有限”共同構成了低碳經濟學作為經濟學范式下一門學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經濟強調經濟發展不能以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為代價，追求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相對脫鉤，解決這一問題主要靠經濟手段，即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高排放之間的矛盾。所以，經濟系統是低碳經濟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持續和高效的經濟系統，以滿足人類的生存發展需要。(2)低碳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低碳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溫室效應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的學科，即一切與溫室效應有關的人類經濟活動都是低碳經濟的研究對象，低碳經濟學的目的在于找到并運用其中的規律。在現實中，通過對大量低碳經濟現象的觀察，可以將其從4個維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經濟成分、形態、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經濟成分，凡是與低碳有關的各種經濟活動，我們都可以稱之為低碳經濟成分，它是低碳經濟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構成低碳經濟的基本單元。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各種低碳經濟行為，如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資源利用率、植樹造林等具體行為都是低碳經濟的一種成分。低碳經濟形態，是指低碳經濟各種成分的總和，是各種低碳經濟現象的總和。潘家華、莊貴陽［14］、付加鋒［15］等學者的研究，就是從低碳經濟現象的總和出發，將低碳經濟視為一種經濟形態，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指低碳經濟的發展過程及其最終形成的結果，它是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獨具特色的低碳經濟發展路子，包括在這一過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經濟秩序，代表著國際社會一種新的規則的形成，溫室氣體問題導致氣候成本與收益在不同群體和個體之間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經濟內在運營的要求，這一秩序的形成不僅將重塑全球產業結構的形態和布局，而且將決定各國在未來國際分工中的地位。(3)低碳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低碳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配置問題，即通過對溫室氣體(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間的配置，實現經濟高增長和低排放的目標?；跍厥覛怏w排放空間的配置，國際社會形成了以下共識:低碳經濟發展與經濟持續增長、消費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在自然系統最大可排放溫室氣體這個客觀尺度的剛性約束下展開。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遏制全球氣候暖化是世界各國共同承擔的責任。通過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的合理配置，降低經濟發展對生態系統碳循環的影響，維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實現以碳生產力為核心的碳中性經濟，即經濟發展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與通過人為措施吸收的溫室氣體實現動態均衡。低碳經濟要求人類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發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潔利用、開發可再生能源基礎之上的低碳經濟社會。(4)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分析工具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分析工具主要來自于經濟學以及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能源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目前，已經提出的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包括市場失靈理論、產權理論和政府管制理論，［16］經濟周期理論、［17］生態足跡理論、“脫鉤”理論、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城市礦山”理論［18］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關聯度方法、簡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適應權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脫鉤指標、對數平均權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數據包絡分析(DEA)技術、投入產出結構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論等;模型分析工具則形成了以能源所開發的IPAC系統為核心的能源經濟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術模型(IPAC－AIM)，中國科學院引入的經濟分析和預測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隨著低碳經濟研究的深入，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和分析工具將進一步發展并完善。

3．低碳經濟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區別與聯系

作為經濟學范式下的一個新興理論分支，低碳經濟學與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能源經濟學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別。這4門學科都是自工業文明以來人類在對經濟行為與自然關系不斷反思過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過設定理性人選擇、資源稀缺兩大假設，研究人和環境之間的各種關系，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不同之處來看，環境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發展同環境的相互關系和變化規律的科學;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的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能源經濟學是研究能源開發利用的經濟規律以及能源與國民經濟發展關系的科學;低碳經濟則是近10年出現的概念，針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低碳經濟學是研究溫室效應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的交叉學科。同時，低碳經濟學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門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如環境經濟學中的外部性理論、產權交易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生態經濟學的生態價值、生態均衡理論等，能源經濟學中的能源替代與轉換、能源利用技術等。低碳經濟學與其他3門學科在基本假定、研究對象、研究方向上有本質不同，具體區別見表1。

二、中國低碳經濟研究的目標和重點任務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低碳經濟”成為越來越多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選之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在全球低碳經濟發展中取得了技術領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導權。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發達國家的低碳發展道路并不適合中國:能源結構上，中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60%以上，這一局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根本轉變，在降低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上中國面臨比其他國家更大的困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中國是處于工業化初期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呈現加速發展，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必然還會持續增長;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上，中國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國際貿易規則以及“鎖定效應”影響，中國總量減排的壓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發展道路是中國低碳經濟研究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1．中國低碳經濟研究目標

國際層面，為中國經濟爭取更多的發展空間。如何讓中國爭取到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氣候制度體系的建立，如何為中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爭取應有的發展權和必要的排放空間，是國內低碳經濟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對減排問題，探討是否參加減排或者什么時候以何種方式參加減排，研究減排的真實成本和社會經濟風險，提出明確符合國家利益的減排指標和目標。國內層面，提供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和路徑選擇。從全國層面統籌考慮低碳經濟的發展戰略問題，通過各種情景分析評價中國對低碳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明確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定位和優先領域，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制定和應對各種低碳經濟問題提供決策依據;立足于國內低碳經濟發展中各主體方的利益訴求，解釋低碳經濟發展推進過程中利益激勵和約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對策，誘發低碳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從利益機制的有效運作上確保低碳經濟的健康發展。行業和區域層面，提供低碳發展技術路線和發展模式選擇。全面分析和評價各種低碳經濟政策、發展方案對我國各行業和區域的經濟影響，提供行業或區域的低碳發展能力建設與決策支持系統，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發展模式及選擇。

2．中國低碳經濟研究的重點任務

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第4篇

【摘要】為考察河北省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量關系，本文選取1990～2012 年的河北省碳排放量與地區生產總值相關數據，利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及格蘭杰因果檢驗對二者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表明，考察期內，河北省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正向的均衡關系，而短期內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更為顯著，且兩者表現為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因此，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助于實現河北省節能減排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 碳排放；經濟增長；河北省

【基金項目】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贈款項目（20120701）、河北省科學技術廳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13454206D）。

【作者簡介】王雪，石家莊經濟學院經貿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牛建高，石家莊經濟學院經貿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資源與環境經濟學。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碳排放量也“步步登高”，并躍居世界榜首，因此，發展低碳經濟、促進節能減排已刻不容緩。作為一個經濟和資源消耗大省，河北省在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碳排放量更是迅猛增加，如何實現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已成為河北省未來時期必須面對并解決的重大問題。

關于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學者從諸多方面進行了研究，并得出一系列有價值的結論。但由于產業結構、能源消耗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等存在著地區性差異，不同地區的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鑒于此，本文擬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取1990年以來的時序數據，利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及格蘭杰因果檢驗，對河北省的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以期為加快河北省節能減排進程提供決策參考。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檢驗

（一） 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地區生產總值表征經濟增長，記為GDP；以河北省各類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示碳排放總量，記為C。其中，地區生產總值和能源消費數據來自《河北經濟年鑒》中1990～2012年的年度數據，并運用GDP平減指數將名義生產總值進行了平滑處理，換算成以1978年不變價格表示的地區生產總值。

由于目前我國尚未正式公布碳排放量的具體數據，本文采用以下公式對各類能源的碳排放量進行測算：

石油、天然氣）。

其中， Ci 為第i種能源的碳排放量； Ei 為第i類能源的消耗量； λi 為第i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即每消耗1單位能源產生的碳排放量。鑒于目前碳排放系數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本文采用的指標為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及國家科委氣候變化項目公布的各類能源碳排放系數的平均值。

為了避免異方差的困擾，對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及碳排放量序列取自然對數，分別記為lnGDP與lnC。其相應的一階差分序列分別為lnGDP和lnC，圖1和圖2分別為變量序列的時序圖和一階差分圖。

由圖1可以看出，碳排放量與河北省地區經濟產出之間存在共同向上發展的趨勢，由此可以判斷，兩者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同時，由變量的時序圖觀察可知，兩變量均表現為非平穩，但圖2中兩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表現平穩，且變化趨勢相似，據此特征，推測兩變量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可以對lnGDP與lnC進行進一步的協整檢驗。

（二） 數據檢驗

本文運用eviews6.0，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法來進一步檢驗lnC與lnGDP序列的平穩性并確定其各自的單整階數，檢驗過程中滯后階數的選擇依據AIC信息準則。兩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 變量的ADF 檢驗可知，在1%、5%及10%的顯著性水平下，序列lnC和lnGDP均接受存在單位根假設，均表現出不平穩性；兩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lnC和lnGDP在5%及10%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現出平穩性。因此，lnC 與lnGDP為一階單整序列，即lnC～I（1）、lnGDP～I（1），滿足協整分析的前提。

二、實證分析

（一） 協整分析

為了分析河北省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下面對兩者進行協整分析。對于一個序列自身來說，可能是非平穩的，但該序列的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的。若其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認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本文采用Engle-Granger兩步法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由上面的ADF檢驗已知lnC與lnGDP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變量lnC和lnGDP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下面對變量lnC和lnGDP進行協整檢驗。

首先，運用OLS對變量lnC和lnGDP建立回歸方程，結果如下：

lnC=3.9657+0.6957×lnGDP+εt

t =（18.8810） （24.9093）

R2=0.9673 F=620.4733

由以上可見，擬合優度R2為0.9673，回歸方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方程的F值與方程參數的T值都通過了檢驗，說明回歸方程以及各個參數在統計上是顯著的。

其次，檢驗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的平穩性。上述回歸方程的殘差為：

ecm=lnC-0.6957×lnGDP-3.9657

對殘差序列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5%的顯著水平下，ADF檢驗值-2.518409小于其相應的臨界值-1.959071，表明殘差序列是平穩的，說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河北省碳排放量與生產總值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可以認為碳排放量迅猛增加與經濟的飛速增長并非偶然契合，兩者表現出了長期均衡關系。協整方程進一步表明，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每增加1個單位，碳排放量則相應增加0.6957個單位，兩者之間呈正向關系。

由于協整關系只反映了兩變量間的長期靜態均衡機制，因此可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揭示兩變量之間的短期行為。

（二） 誤差修正模型分析

將回歸方程中的殘差序列ecm作為誤差修正項，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可據此反映短期偏離長期均衡的修正機制。

以lnC 作為被解釋變量， lnGDP 以及ecmt-1 為解釋變量，建立的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lnC=-0.0227+0.8384×lnGDP-0.1679 ecmt-1t =（-0.3249） （1.3729） （-1.3154）

其中，ecmt-1=lnCt-1-3.9657-0.6957lnGDPt-1。

從式中可以看出，ecmt-1系數為-0.1679，符合反向修正機制。t - 1 時刻，lnCt-1大于其長期均衡解3.9657+0.6957lnGDPt-1 時，ecmt-1 為正，使lnC減小；反之，若t - 1 時刻lnCt-1小于其長期均衡解3.9657+0.6957lnGDP t-1， ecmt-1 為負， 使lnC 增大。且滯后一期的誤差項以0.1679的比率對lnC做出修正。在短期修正模型中，兩變量的短期動態均衡關系為每1 單位經濟增長的提高，伴隨著0.8384個單位碳排放量的增加。這一結果比上面長期均衡中的回歸系數0.6957要大，說明經濟增長對碳排放量的短期影響更為顯著。

（三） 格蘭杰（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

河北省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間的均衡關系究竟是碳排放量變動引起經濟增長變動還是經濟增長引起碳排放量增加，僅從協整分析結果無法得出結論。下面運用Granger 因果檢驗分析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Granger 因果檢驗結果與變量滯后階數的選擇有很大的關系，本文依據EViews 中提供的最為常用的LR 檢驗統計量、最終預測誤差（ FPE ）、AIC 信息準則、SC 信息準則和HQ 信息準則來判斷Granger因果檢驗的最優滯后階數，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 給出的0～5 階的5 個準則的值可以看到，有4個準則給出的滯后階數為3，可以將變量的最優滯后階數確定為3， 并據此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檢驗結果可知，當滯后階數為3時，原假設“lnC不是lnGDP的Granger 原因”及“lnGDP不是lnC的Granger 原因”均被拒絕，即lnC與lnG?DP互為Granger 原因。說明在檢驗期間經濟增長導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與此同時，碳排放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很明顯。據此可以認為，隨著河北省經濟增長能源消耗增加，且主要為化石能源的消耗，從而引起碳排放量增加，因此經濟增長是導致河北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河北省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資源型重化工業的發展，而目前重化工業嚴重依賴化石能源的能源結構尚未改變，因此河北省劣質化的能源消費結構使得河北省的經濟增長進程必然伴隨著碳排放量的迅猛增加。

三、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 主要結論

通過前面對河北省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的計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河北省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兩者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河北省地區生產總值每增加1單位，將會使碳排放增加0.6957個單位。

2.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可知，誤差修正項系數為-0.1697，表明經濟增長對均衡關系呈現一種反向修正的機制。兩者之間的短期動態均衡關系為經濟增長每提高1 個單位，將會使碳排放提高0.8384個單位，該值大于長期方程中的回歸系數0.6957，說明經濟增長對碳排放量的短期影響更為顯著。

3.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知，在滯后3期內，碳排放與經濟增長互為格蘭杰原因，長期內相互影響。這說明長期以來，河北省經濟的快速增長與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密不可分，這進一步表明河北省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與劣質化的能源消費結構共同導致了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

（二）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結論，為形成經濟增長與節能減排良性互動的局面，本文提出三點政策建議。

1.大力淘汰落后產能，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诤颖笔〗洕鲩L嚴重依賴重工業的現狀，河北省應大力淘汰鋼鐵、建材等重點高耗能行業的落后產能，持續推進經濟轉型升級，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進而減少化石能源消耗，以加快河北省節能減排進程。

2.強化科技支撐，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河北省應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為契機，充分利用自身及京津的教育、科研資源，建立政府、企業、科研院所、市場等相互關聯、互動的科技創新體系，并加大政策傾斜，著力加強高新技術人才培養，加快人才、技術雙重引進，加強技術人才儲備，并且要依靠市場的力量確保創新體系的高效運轉，形成技術創新合力，為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置入永動機。

3.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河北省太陽能、風能、秸稈、地熱以及海洋等資源優勢，大力開發新能源，著力培育和發展新能源產業，扭轉能源生產、消費的被動局面，逐漸改善和優化河北省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以不斷降低能源消費的碳排放綜合系數。另一方面，鑒于河北省重工業所占比重高、能耗高的特征，河北省要以鋼鐵、石化、建材等高耗能行業為重點，大力推進工業企業科學用能、系統節能，以逐步降低單位工業產品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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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低碳經濟 國內生產總值 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4-070-02

一、引言

當前，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導致變暖是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特征，這也是制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中國是一個煤炭消費大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為了使我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能夠獲得更優的資源分配、在征收碳關稅的政策方面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尋求減排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已迫在眉睫。2009年底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強調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是實現二氧化碳減排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佳經濟模式。

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目標，尤其是在區域發展不平衡，人均資源不對等這樣的背景下既要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又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實踐的挑戰。要對低碳技術的開發與轉讓、創新資金的運行機制、適應與減緩能力的建設等問題進行研究，進一步促進減排政策措施的實施，為可持續發展奠定實質性的基礎。

國內關于低碳經濟模式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理論研究已取得了顯著成就：文獻[1]用多元化指數方法分析了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認為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會導致國家從以高碳燃料為主轉向以低碳為主。文獻[2]通過相關分析探討了中國GDP增長與碳排放的關系，結果表明，二者有明顯的相關性(R2=0.9581)；文獻[3]對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探索，并就中國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和措施以及如何開展國際合作問題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在此基礎上，本文分析了二氧化碳減排與GDP持續增加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并進一步深入探討了減排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解決途徑。

二、GDP增長與二氧化碳排放關系

2007年，我國碳排放量達到了63.44億t，是1953年的43.93倍，而GDP則為1953年的60.51倍。1979~2002年，碳排放增長率總體較為穩定，平均碳排放增長率為4%，其中1997和1998年的增長率為負；這期間我國實施了“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經濟制度，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GDP的平均增長率高達9.7%。2003年我國的碳排放量加速上升，增長率達到16.8%，遠高于同期我國實際GDP10%的增長率。2002~2007年我國GDP平均增長率達到10.56%，由于我國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能源消費的高增長，碳排放平均增長率為12.15%。

從1953~2007年中國的GDP、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長趨勢，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費量與GDP的變動方向基本是一致的，GDP迅速增長的外在表現形式是人們消費水平的迅速增長，這必然導致對能源消費總量的增加，也就間接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說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費量的增加是由GDP的迅速增長導致的。同時能源消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與GDP的增長之間有著的大幅度差異，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相差約8.3%，這說明我國能源利用率上的提高，導致單位GDP的能耗（能源強度）和單位GDP的碳排放（碳排放強度）降低。

三、碳排放的影響因素

碳排放強度是指每萬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該指標主要是用來衡量一國經濟同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每單位國民生產總值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說明該國就實現了一個低碳的發展模式。所以說碳排放強度是在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條件下衡量減排效果的最好指標。GDP變化與二氧化碳排放的關系是復雜的，其主要影響因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圖1為1953~2007年我國階段性碳排放強度比較，從中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之前（1953~1978年），由于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化程度相當低，碳排放強度較高。計劃經濟形成初期（1953年~1957年），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平均碳排放強度達到21.54tCO2/萬元；而在計劃經濟運行階段（1958~1978），在“”計劃的指示下重點發展重工業，能源消耗量迅速增加，使得使這一時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劇上升，平均碳排放強度達到39.93tCO2/萬元，比計劃經濟形成階段上升了85%。在改革開放的初期（1979~1984年）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市場經濟體制，由于該階段改革尚未從農業領域全面開展，國有企業仍處于“放權讓利”時期，這一時期的碳排放強度仍很高，為37.05tCO2/萬元，但是碳排放強度的降低是明顯的；在改革開放全面推進階段（1985~2007年），隨著生產資料商品化的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這一階段的碳排放強度為19.94tCO2/萬元，與改革的初始階段相比降低了46%，顯示了較高的碳排放效率；與計劃經濟的運行階段相比，單位排放量降低了50%。據測算，1985~2007年，假定經濟增長速度不變，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總共減少了11467851t。

以上數據充分說明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碳排放強度越來越低。市場化是在開放的市場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競爭的優勝劣汰為手段，實現資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標的機制。這一機制使得市場的作用擴大化，能夠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資源，使資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由此可見市場化一方面推進了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另一方面也使全球變暖這一環境問題得到了緩減。

2.能源消費結構不合理。碳排放系數是指每一種能源燃燒或使用過程中單位能源所產生的碳排放數量，一般在使用過程中，根據IPCC的假定，可以認為某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是不變的。由表1可見，在煤、石油和天然氣這三種化石能源中，煤的碳排放系數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氣的單位熱值碳密集只有煤炭的60％。其他形式的新能源如核能、風能、太陽能、水等屬于無碳能源。

煤炭一直是中國的主要能源，占整個能源消費結構的70%左右。1992年我國進行了煤炭工業管理體制改革，使得煤炭消費由于價格上升的因素而大幅度下降，而其他能源的消費則有所增加。在2006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0.7%下降到69.4%，其他能源的比重由29.3%上升到30.6%，其中可再生能源和核電這類無碳能源的比重由3.4%提高到7.2%。碳排放總量與能源消費總量之比從1978年的2.5減少到了2006年的2.4，碳排放強度也由1978年的44.2tCO2/萬元下降到了2006年的13.81tCO2/萬元，說明煤炭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比重的降低能顯著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見合理的能源消費結構，不僅能提高對資源的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減少了碳的排放，有利于減排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3.產業結構不合理。從圖2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1980年~1993年，第一產業的比重由30.2%下降到19.7%，第三產業的比重由21.6%上升到33.7%，第二產業的份額在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徘徊之后開始呈上升趨勢。在此期間的碳排放強度由1978年的40.14tCO2/萬元下降到1993年的22.32tCO2/萬元。199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比重繼續下降，第三產業的發展逐漸平緩，而第二產業的比重則迅速增長，到2007年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11.1%、48.5%、40.4%，這一時期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第二產業的發展，而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但是其碳排放強度已下降到13.36tCO2/萬元，這充分說明大力發展低能耗和低碳排量的第三產業可以保證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大力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四、低碳經濟發展的對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二氧化碳減排與可持續發展協調進行的關鍵在于市場化程度、能源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先發展、后減排；先高碳，后低碳”的低碳經濟道路不同的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應采取既基于國情又符合世界發展趨勢的漸進式途徑，采取嚴格的節能減排技術和相應的政策措施，因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探索低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的“低碳經濟”道路與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濟道路有所不同。發達國家主張的低碳經濟是建立在國家綜合實力已經比較強大、人民生活水平相對富足的基礎上的，而且市場化程度較高；而中國的低碳經濟道路是建立在工業化進程尚未過半、城市化水平顯著偏低、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還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基礎之上，而且我國市場經濟起步較晚，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具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國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充分利用加入WTO的契機，更深更廣地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進一步推進我國經濟市場化的深度與廣度，加快能源配置效率和能源技術效率的提高，降低碳排放強度，走出一條“以發展促減排、以減排促發展”的道路。

2.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強度大的主要原因，優化一次能源供應結構，全面實現用能技術的先進化，合理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電，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努力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有利于盡快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首要任務。研究表明，我國能源利用效率僅為3.4％，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低了10個百分點。因此，吸收國內外先進的能源利用和碳減排技術，改進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對減少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做優第一產業，做強第二產業，做大第三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第一、二、三產業的發展都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單位產出增加量會逐次減少。從各國產業結構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系數看，第三產業普遍小于第二產業，而第二產業又小于第一產業，如英國分別為0.000235、0.010445、0.051490，英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每增加1%，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5.1%；第二產業每增加1%，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04%；而第三產業每增加1%，只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02%?？梢姷吞冀洕陌l展模式要有合理的產業結構，既可以維持經濟增長又能保證低碳排放甚至零排放。中國的第一、二產業比重較大，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因此應具體分析我國的國情，抓住契機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與步伐，達到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的均衡，以實現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

五、結論

在全球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我國必須從實際出發，在扎實、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從GDP增長與碳排放的關系出發，深入分析影響碳排放的因素，研究低碳經濟的發展對策，開展試點工作，進行戰略規劃，積極參與國際低碳規則的制定，為我國的經濟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走出一條符合國情、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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