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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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1篇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理論研究中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基督教神學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財政理論 心理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現在研究心理學在交叉學科的應用的學者提出“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之上”的觀點。如果只從凱恩斯的財政理論分析，會發現這個說法確實有道理。除凱恩斯的理論外，我們也可以從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論證其財政理論與心理學的聯系。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對財政政策的定義為：政府運用國家預算和稅收等財政手段，通過對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來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平衡的一種經濟政策 。主要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兩部分；財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稅收，財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預算撥款。

雖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是運用財政手段（國家預算，稅收，國債，財政補貼，財政投資等）調節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過收入分配發揮作用，所以，接下來要從收入分配方面來分析。

政治經濟學在考慮收入分配方面主要關注效率與公平的抉擇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這一矛盾的闡述是：發展社會生產，就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引入競爭機制，合理拉開收入差距。聯系我國國情即為：堅決取締非法收入，對侵吞公有財產和用偷稅逃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要堅決依法懲處。要整頓不合理收入，對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獲得個人額外收入的必須糾正。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制，開征遺產稅等新稅種，調節過高收入。要規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同時，要通過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論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心理學上的解釋。1.激勵效應，允許或鼓勵一些人先富起來會通過激勵效應讓并不富裕的人產生強烈的愿望及動力，有利于帶動微觀經濟主體發展，從而使宏觀經濟有所增長。這種激勵效應在很多企業都有應用，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這種激勵效應在生活中也很常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每個普通的中學生都經歷過體育跑步考試，在考試的時候，教師往往會找個跑的相對較快的同學在前面領跑，以激勵后面的學生。2.公平效應，控制在心理學上可以認為是對激勵應用的控制或規范。我想從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時候教師會找個跑得相對較快的同學帶跑，但是好的教師還會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們和我們前面一個同學的差距在一定范圍內。這樣，我們會產生可以追上的認知，才會達到激勵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過大，我們會更加沒有力氣甚至放棄。這體現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結合中國國情所指定的具體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二、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

財政政策在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中的定義為：對稅收和公共支出進行規劃，以幫助抑制商業周期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高就業率，避免過高的或劇烈的通貨膨脹。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政府應該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他們主張政府的公共投資必須根據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較長時期的規劃，并推行赤字運算；他們同意庇古關于稅收的觀點，將稅收原則歸納為利益原則和犧牲原則，他們認為，稅收的宏觀調節作用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自動穩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識的調節稅率，實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中跟我們生活聯系最緊密的稅收問題，也涉及到與心理學的聯系。利益原則，即人們認為應當根據他們從政府活動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來納稅。犧牲原則，即腹水的安排應是社會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這兩條原則都注意到稅收給人們帶來的效用減少所造成的心理影響，并有助于盡量減輕這種影響。犧牲原則注重我們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則注重我們對所付出的代價 （稅收）得到回報的程度。只有我們的付出得到了相應的回報，且我們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們愿意接受范圍內的相對不公平下的公平），我們才更愿意將我們所得的一部分交給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進而影響經濟的發展。

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凱恩斯古典學派以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關于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在各方面都有所異同，尤其表現在微觀經濟主體――對個人收入分配（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影響和宏觀經濟――對社會總供需平衡的影響。具體的異同可以從財政政策大體劃分的稅收、支出和預算三個方面分析，除此之外，這三種理論在財政方面區別聯系細究起來甚至可從這三種學派最初對市場及參與者的假設開始分析。

總的來說，由于經濟和我們生活的密切相關性，經濟影響著我們生活的進行，我們從中得到的效用對生活至關重要，也對我們的心理狀態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經濟政策，只要影響我們的得到效用，就會引起心理的反應，從而得到心理學上的解釋。

參考文獻：

[1]段海英，鄧菊秋.《財政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2]薩繆爾森.《西方經濟學》第十八版

[3]李楊.《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經濟學》第三版，四川大學出版社

[5]宋濤.《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八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制度理論；結構與變遷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書的內容圍繞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展開，“‘結構’涉及制度框架，‘變遷’涉及在一段時間里制度的設立、更改或破壞。”諾思認為，為了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足，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其中制度變遷理論是本書的研究重點。該理論包含三大理論基石：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

作者將國家定義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因而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 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決定了經濟的增長、停滯或衰退。諾思認為契約論、掠奪論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釋國家：國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根據有關經濟組織的分析，作者認為，經濟的實績取決于其組織結構；經濟的組織結構影響交易費用。這里所謂的經濟組織安排，就是通常所說的產權形式。不同的產權形式對經濟實績有著深刻的影響。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產權制度與市場、交易成本、組織密不可分。市場交換需要產權制度，否則交換不能進行；市場交換存在交易成本，市場交易必須有使交易成為可能的基礎，那就是一套復雜的法律結構及其實施，即需要一套產權制度。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關系緊密，產權的創建和實施又與國家相關。諾思指出，國家有著不完全一致的雙重目標：由于稀缺性和競爭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將替代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組織形式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對無效率的組織形式將存在下來。借助國家理論，諾思解釋了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不好的產權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諾思看來，國家在制定和變革制度方面是受到兩方面制約的：一是政治市場的競爭；二是交易費用。但是交易費用與收益的計算并不能解釋一切制度的穩定與變遷，“歷史上的變革和穩定性，需要有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來解釋同新古典理論關于個人主義合理算計相背離的那些情況”。國家作為產權的界定、保護和變革者，所提供的產權制度需要人們相應的意識形態才能得以維護，“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贏得新團體的忠誠，或隨著外部條件變化也得到老團體的忠誠。”國家可以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投資，使人們理解、支持制度變革，使制度變遷順利，降低變遷成本，抑制“搭便車”行為，使制度變遷的成本內存化，從而節約變遷成本。

上述背景條件構成了作者的理論基礎，經濟環境的變化（如資源條件的變化、 相對價格的變化等）構成了推動產權變動的力量，產權變動向著減少制度費用的方向發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在其自身動機的約束下確認并執行有效產權，意識形態上的變革有助于降低經濟組織成本，上述過程有效的解釋了制度變遷的機制。

本文將著重探討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本書所提出的制度理論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解釋力。

二、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

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有一個不變的“核心議題”，即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是要研究經濟的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蘇聯解體，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明顯增強，這一時期的全球化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首先，在經濟方面，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為代表的全球多邊經濟組織努力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各種區域經濟組織不斷產生，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第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僅在貿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環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錢等方面的國際問題也凸顯出來，這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問題是需要通過國際機制和全球治理來解決的。第三，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問題，國際體系經濟權力的分布也發生很大改變，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同時，參與全球化體系的主體從民族國家拓展到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

針對這樣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政治經濟學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很多學者已逐步走出國家與市場兩分法、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割裂的狹隘研究視角，在國家、市場維度之外納入“社會維度”，同時打通國際與國內層次。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由“國家——市場”轉變為：“國家——市場——社會”。在新添加的社會層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會集團，特別是私人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的作用。下圖能夠較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家、市場、社會三個層面，在國內層次中分別以國家、企業、國內利益集團為主體，在國際層次中分別以民族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同時，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交織，界線越來越模糊。

三、結論

根據以上的綜合分析，筆者認為諾思的制度理論對于解釋全球化時期（1990年至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具有可借鑒之處，具備一定解釋力。

第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的主要流派來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全世界的范圍內討論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的互動關系，并將國際關系的發展動力歸結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義流派強調世界市場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流派認為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貢獻更大；激進主義流派則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現有的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體系，試圖推進不滿足于現狀的力量，完成意識形態上的進步。諾思所強調的推動經濟史中結構變遷的因素——經濟組織的形式、國家對新興產權形式的界定、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流派關注的對象。

第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物質偏好，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在國家層面，從國家對產權結構界定的角度，諾思認為，國家既有動機建立適宜自己的產權結構以使得統治者獲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經濟組織中的交易費用以使得社會產出最大的動機。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要研究的是經濟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在市場層面，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民族國家在推動世界市場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市場對民族國家的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國公司等企業成為世界市場上日益活躍的角色，它們以世界市場為舞臺，又影響著世界市場的運行發展，對國家間關系也施加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在國際意識形態和國際體制的變化與調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國公司等企業的影子。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全球化時期，社會集團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對全球化發展的認同程度，影響到國家、市場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觀念的分裂，基于利益與認同的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全球化發展的一種反應。如何塑造社會的普遍認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維護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對國家能力的重要挑戰。諾斯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解釋了這些現象，并給出了解決方案：職業專門化引起意識形態差異，使得一直因種族（地理）差異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變得更嚴重了，國家利用暴力規定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揚，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和擴展，進而影響制度的選擇、安排和變遷。

第三，“全球化在將來是會持續下去還是會重蹈歷史的覆轍”是目前全球化面臨的主要疑問之一，也是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正在研究的課題。伊肯伯里和格里科兩位學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轉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國窮國很可能封閉自己，為了保證國際體系的開放和穩定，需要國際經濟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種方式作用。米爾納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各國政府能否處理好推進全球化與保護民眾免受全球化沖擊之間的關系。

全球化時期，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現象：關貿總協定的簽訂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降低了由關稅和種種非關稅壁壘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貨幣互換安排降低了各國央行持有外國貨幣的成本；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性一體化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種種新現象。上述過程中，既有市場主體的推動作用，又涉及國家在新產權形式認定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國家租在這一過程中的提高。諾思的制度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內層面和歷史層面來談的，面對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學完全可以將這一思想延伸到國際制度層面，也就是說制度費用在世界范圍內的減少，可以成為推進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演變、全球產權結構轉變的因素。這同樣驗證了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理性一無政府狀態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協調”。

參考文獻：

[1] 【美】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厲以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2] 【英】約瑟夫·格里科，【美】約翰·伊肯伯里.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 海倫·米爾納（Helen.Milner）.全球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趨勢[J].國際政治研究，2006（2）.

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地緣經濟學是冷戰后出現的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還存在較多模糊認識。文章對地緣經濟學進行了視角和概念界定，簡要地介紹了它的內涵，著重地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并聯系中國實際談了幾點看法。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由國家提供或引導的產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為了維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可以看出，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可見，地緣經濟學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經濟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地緣經濟環境下，國際關系交又發展的現實使企業在經濟競爭中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某一生產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導領域時，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企業在沒有本國政府的支持下就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市場中的中國企業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有所作為的。中國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圍與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清楚哪些部門與活動可以調控戰略與規劃應該掌控，用什么手段來干預，通過什么途徑來傳遞，怎樣把握介入時機，如何做到恰到好處。實際上，這里講的是干練而富有成效的經濟決策機制，純粹的行政官僚機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必須創建學習型政府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專家治國隊伍。

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范文第5篇

1.西方經濟學方法論變遷概述

19世紀以前，西方經濟學沒有系統研究方法論，西尼爾的《政治經濟學大綱》和約翰•穆勒的《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適當的研究方法》讓西方經濟學家意識到方法論問題的重要；19世紀80年代，掀起經濟學分析應采用抽象演繹法還是歷史歸納法的第一次方法論之爭；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爾證偽主義先后產生并掀起第二次經濟學方法論，投入產出分析法、經濟計量、博弈論等先后誕生，經濟學進入數理邏輯和動態分析時代；20世紀50年代，波普爾主義促使第三次方法論之爭興起，主要圍繞經濟學理論的現實和檢驗標準問題展開；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掀起第四次并進入成熟期；80年代以來，方法論轉向多元化選擇階段。

2.科學主義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邏輯實證主義興起于19世紀中葉，成熟于20世紀二十年代，是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方法論的基礎。要求檢驗構成理論的前提假設和推論來判斷理論適用性。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證實原則”利用歷史數據對相關變量作回歸分析，推動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它要求科學理論結構公理化從而引導了經濟學理論結構的形式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采用公理化結構，標志新古典學派思想和方法論成熟；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也遵循公理化要求，綜合了最大化原理與一般均衡原理；從60年代到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形式化成為主流經濟發展方向，阿羅、德布魯等引入拓撲學和集合論建立模型，實現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完全公理化。波普爾證偽主義又稱為“后實證主義”，批判實證主義，反對結構分析，認為科學理論只能被經驗證偽，成為現代西方經學方法論基礎；哈奇森把波普爾證偽方法論明確引入經濟學方法論。后來，保羅•薩繆爾森和米爾頓•弗里德曼在經濟理論現實性檢驗標準等問題如何運用證偽方法產生爭執，引起經濟學進入數理和計量等純邏輯方法被廣泛應用的工具主義階段。

3.人本主義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14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倡導人本主義，產生了主張總結商業資本家經驗方法論證經濟學的重商主義，使西方經濟學逐步脫離宗教而獲得獨立；啟蒙時代，關于如何控制利己方面，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認為依靠道德，而在《國富論》認為要依靠競爭機制，這種體現了當時非理性和理性在思想體系的碰撞；19世紀初，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旨在為人謀求福利；邊際效用理論的擁護者提出經濟規律是個人心理的外在體現，并進一步發展為人類經濟活動受到欲望和避免犧牲的心理動機支配的，成為劍橋學派建立的基礎；萊昂內爾•羅賓斯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反對完全用自然科學方法論指導經濟學研究，指出經濟學假設應涵括更多人類心理因素，深刻影響了現代價格理論研究；20世紀中期興起的歷史主義學派運用案例分析和歷史分析方法對科學史進行動態研究，強調從歷史中把握科學；從波普爾證偽主義到新歷史主義學派形成前的方法論也受到人本思想滲透，這種非理性主義傾向在當代博弈論中得到充分體現。西方主流經濟學回歸人性化，呈現非理性主義傾向。

4.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對峙與融合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

西方傳統哲學中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在方法論上是對峙的，但人們逐步認識到自然科學的認識觀和方法論蘊含著人類歷史社會框架和價值觀念，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進入相互融合的新階段，這種融合以保持二者各自體系為前提，體現為隨著20世紀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圍超越傳統范疇，經濟學方法論呈現多元化趨勢。由于經濟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可重復檢驗性，單純用數學和計量模型抽象化經濟現象，得出的理論難以經受實踐的檢驗。與此同時，有些批判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人否認探求經濟行為規則的可能性，全盤否認建立在實證主義、證偽等方法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對解決經濟問題所作的貢獻，還有人認為博弈均衡狀態的達成取決于非理性因素，博弈論是對理性主義方法論的完全，這些觀點是極端的：首先，對“理性假設”的質疑是有科學依據的，但在理性假設下把經濟現象高度抽象建立數理模型有利于簡化分析，且方法嚴謹；其次目前沒有一種經濟學說方法論可以在這些方面比主流方法論更好地分析現實問題，完全拋棄這一假設，否定可檢驗原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構架就失去了基礎，經濟學研究將變得混亂。

二、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