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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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1篇
關鍵詞：自然壟斷 除外 豁免 管制
自然壟斷的理論
要知道哪些行業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必須要明確自然壟斷的本質特征，而欲了解其本質特征又必須理解關于自然壟斷劃分的經濟理論。惟此，才能進而對自然壟斷行業適用恰當的規制方式。然而，現今我國經濟學界關于自然壟斷的經濟學理論沒有統一的觀點，“即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并沒有準確認知自然壟斷的屬性”（王俊豪，2009）。當代流行的教科書中對于自然壟斷本質特征的揭示均是以規模經濟作為依托，如格林沃爾德認為，自然壟斷是一種自然條件，它恰好使市場只能容納一個有最適度規模的公司（肖興志，2003）。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昆認為“當一個企業能以低于兩個或更多企業的成本為整個市場供給一種物品或勞動時，這個行業就是自然壟斷。當相關產量范圍存在規模經濟時，自然壟斷就產生了”。也有學者是以成本次可加性作為自然壟斷的理論依據，如鮑莫爾、潘扎和威利格經濟學家認為，自然壟斷最顯著的特征應該是其成本的劣加性。沃特森也認為“自然壟斷指的是這樣一種產業，它的成本函數是，幾個企業的聯合生產不及一個單個供給者提供相同產量時便宜，即單個企業能比兩家或兩家以上的企業更有效率地向市場提供同樣數量的產品”（肖興志，2003）。不過我國學者對前述兩個理論提出異議，有認為規模經濟已經不再是劃分自然壟斷的惟一依據，也有學者對成本次可加性作為范圍經濟的中運用也提出懷疑。在異議基礎上，關聯經濟以及與之相關的網絡經濟似乎已有被大家認同為自然壟斷的經濟學理論依據的趨勢。同時，異議學者對于自然壟斷給出各自的解釋，有的主張，從成本次可加性出發并強調生產要素的供應缺乏彈性并帶來社會福利凈余收益的自然性質，得出自然壟斷并非是競爭的結果，從而提出新的自然壟斷概念（王俊豪，2009）。有的認為在規模經濟基礎上加上壟斷效益大于競爭效益這一充分條件，才可以認為是自然壟斷，并將壟斷效益大于競爭效益作為自然性而無法用競爭去改變（李懷，2004）。
筆者認為，傳統上對于僅以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成本次可加性作為自然壟斷的理論依據存在適用前提條件，在其適用的前提條件范圍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規模經濟針對僅是生產一種產品的假設條件，在現實中如果離開這一假設條件其合理性就受到懷疑。生產成本次可加性對于規模經濟的發難就是如此，生產成本次可加性針對的是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情況，其已超出規模經濟的適用假定前提條件，從而生產成本次可加性與范圍經濟就具有天然的聯系。對于單一產品自然壟斷的理論基礎規模經濟的非難，并以網絡經濟替代，是考慮到規模經濟中的規模大小問題，網絡經濟是一種特殊的規模經濟，其規模之大可以達到一個國家之領域范圍，因而不適宜競爭，而傳統的規模經濟中，規模經濟壟斷效益與競爭效益未進行充分比較，難以得出具有規模經濟的行業就可作為自然壟斷的結論。而網絡經濟可經得起此種比較考驗。換言之，網絡經濟是在規模經濟基礎上進一步的深入說明，也是當今技術條件下規模經濟在現實生活中的新發展，二者本質上并不矛盾。關于成本次可加性的批判方面，“因為成本次可加性在邊際成本和長期平均成本上升的時候也存在，而長期平均成本上升是不存在規模經濟的”（李懷，2004），此時應引入競爭，而且學者“發現弱增性在任何壟斷中都存在，多產品情形下對應任何產量的嚴格次可加性并不能得出自然壟斷就是可維持的結論”（王俊豪，2009）。學者提出的懷疑具有合理性。所謂的范圍經濟，學者已從僅具有附屬性說明作用角度來否認其具有獨立判斷規模經濟的功能（李懷，2004）。至于異議學者提出的對自然壟斷新解釋，應該說陸偉剛教授遵從了自然壟斷的“自然”屬性，符合自然壟斷的原始提出者穆勒指出的自然條件限制，然而由于世界科技的發展不能僅以此種自然稀缺為生產要件作為壟斷必要條件，應在新條件下對自然屬性進行新的界定或擴大，李懷教授提出的網絡經濟也應包括在自然屬性之列，因為“某些網絡化產業背后可能確實存在著某種天然適宜壟斷的特性”（李懷。2004）。也就是說，不能固守資源的有限性來探討自然壟斷，應將“自然”定位于當時的技術與需求不變前提下，此行業是否適合競爭。此種自然資源壟斷即屬于曼昆教授所談的“壟斷資源：生產所需要的關鍵資源由單個企業所擁有”，由于“雖然關鍵資源的排他性所有權是壟斷的一個潛在起因，但實際上壟斷很少產生于這種原因——擁有沒有相近替代品資源的企業的例子很少”（曼昆著，梁小民、梁礫譯，2009）。不能固守資源的天然稀缺屬性。對于確定競爭適合與否的標準雖有生存技術進行檢測，然而，現存的外國經驗足以借鑒。
鑒于新的自然壟斷理解，上述學者對自然壟斷進行了類型劃分，李懷教授提出完全自然壟斷和準自然壟斷。完全自然壟斷不適宜于競爭，而準自然壟斷適宜于有限的適度競爭。陸偉剛教授贊同于良春教授提出的按邊際成本定價劃分的強自然壟斷、弱自然壟斷和競爭市場的三分法。學者用詞雖有不同，但總體表達內容一致，所謂的完全自然壟斷也就是強自然壟斷，準自然壟斷也就是弱自然壟斷。出于用語的習慣，本文采強自然壟斷和弱自然壟斷。之所以進行理論分析和類型的劃分是因為針對壟斷的“自然屬性”的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規制方式，因此從實踐出發，就有必要劃分哪些行業是屬于強自然壟斷，哪些是弱自然壟斷？在此舉幾個國外成功經驗的例子。在鐵路運輸方面，它主要是由路軌線路、車站、運輸設備構成。其中車站相當于網絡中節點，路軌線路相當于網絡的有形連接，二者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只要現有的技術能承擔社會所需求的客物流服務，此網絡結構就屬于強自然壟斷，實際上也是如此。因此，在這網絡結構中不易引入競爭。如果引入競爭，由于固定資本投資相當大，在現有的消費需求下，其邊際成本總處于下降階段，此時平均成本要高于邊際成本，如以競爭的邊際成本定價，必出現虧損，同時因引入競爭多增添的固定投資因其有專用性而無法轉移它用，造成巨大的經濟浪費。而在提供運輸方面可引入競爭，以降低價格，提高服務質量，使消費者福利得到改善。不過，這里的競爭，學者們多認為是適度的競爭，其原因或許就是此行業屬于弱壟斷，這也就說明了壟斷強弱的劃分對于反壟斷法正確適用的價值意義。在航空運輸方面，基本思路類似于鐵路運輸，此處不予多述。在電力產業方面，它是由生產電的發電廠、運輸電的輸電網、變低壓電為高壓電的變電網構成一個網絡結構。其中發電廠相當于節點，而輸電網和配電網相當于連接，對于承擔運輸功能的網絡連接部分，其屬于強自然壟斷，不易引入競爭，理由同上。
適用除外理論
首先弄清什么是除外，將除外的理解與反壟斷的豁免進行比較聯系，因為國內學者大部分對此二概念經常等同（王曉嘩，2008；呂忠梅等，2007），只有少數學者對二者進行了澄清（許光耀，2006；時建中，2008），本文對前述澄清的主張稱為區別說。之所以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概念會導致運用不同的法律規制某些反壟斷狀態或行為，即對壟斷僅適用反壟斷法進行規范，還是適用專門的管制法規范，還是二者均可規范，因此其不僅具有理論價值更具有實踐指導價值。對于某些壟斷是否由反壟斷法進行調整，不僅涉及法律適用問題，還關涉法律適用的主體以及行為的法律后果。由此觀之，此區別絕非僅是理論上的文字游戲，實具法律意義的定性區別。筆者經過分析認為，區別說于理論上具有邏輯性，于實踐上具有合理性。只是對于除外的法律規定，應進一步區分為絕對除外和相對除外兩類，而相對除外又可再分為狀態除外和行為除外，對于行為除外還可再分為搭售、拒絕交易、價格岐視等類型除外。
首先談區別說的正確性。區別說均認為除外情形根本不適用反壟斷法。而豁免情形是適用反壟斷法的結果。雖然除外與豁免的結果均是相同的，不承擔反壟斷法律責任，但得出結論的過程和機關不同。除外是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對于某些不適于競爭法領域事先作出排除的規定，不管此種情形是否具有限制競爭結果以及限制程度如何，反壟斷法對之避讓三分，不得進行干涉，也就是說此時反壟斷法無適用余地。其如此規定或根據國家利益考量。或根據政治需要，或根據特定情形如自然壟斷特點等。豁免則是司法機關在適用反壟斷法過程中，對于符合法定情形的壟斷進行分析認定得出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這里所謂的一定自由裁量權乃在于：豁免是有條件的，此不同于除外的絕對無條件性，它是司法機關對于法定豁免的條件進行考量分析認定的結果。當然，對于這些條件當事人負有舉證責任。由此觀之，二者之區別難謂不重要，其涉及所爭論問題的最終法律定性。
再談下除外之劃分。除外之劃分意義也關涉爭訴問題的法律適用和結果。對此問題的提出，緣于筆者對美國管制行業的絕對不適用反壟斷法和并用反壟斷法的思考，以及對中國學者（不管是同一說還是區別說）對于除外情形解釋為包括行為或者壟斷之理解。如果反壟斷法或其它法律規定全部壟斷行為不適用壟斷法。此屬絕對除外情形，如美國1914年《克萊頓法》第6條明確規定，勞動組織、農業組織和園藝組織不適用反壟斷法。如果法律僅規定限制競爭的一種情形不適用反壟斷法，則屬于相對除外情形，如我國《反壟斷法》第56條規定，其僅規定農業生產者農村經濟組織的聯合或者協同行為不適用本法，但是對于以上主體實施的其它反壟斷行為如搭售等濫用市場支配勢力行為并沒有作出除外規定，對于此種未定的行為，如果其具有限制競爭的效果仍適用反壟斷法進行規制。再如，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對于知識產權的壟斷狀態進行了除外規定，但對于知識產權人濫用知識產權權利的行為仍適用反壟斷法，并沒有除外。因此，對于除外的再劃分規定，有利于法律的正確適用，不致于使人誤為限制競爭的所有情形均被除外，從而導致不必要的錯誤發生。
反壟斷法主要立法目的是排除市場的競爭限制，而此目的的實現是必須依賴于市場的存在。也就是說，反壟斷法這一上層建筑的存在所依賴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之所以為國家所采用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市場的配置資源有效性，即經濟效益。然而市場經濟并非是萬能的靈丹妙藥，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如壟斷的產生。而且也對某些領域也無能為力如公共產品。因此為了克服市場經濟的天生不足，政府對市場干預之一反壟斷法規制即發揮作用。其規制對象主要為市場的三大領域，限制競爭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企業兼并。其實，這三領域的劃分或描述是按法律規范進行類型化，可稱之為規范類型。如果從理論上進行劃分，可以將限制競爭協議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統一歸結為行為領域，因為二者本質屬于當事人之行為。企業兼并實質上是對市場結構的調整，防止壟斷結構或寡頭壟斷結構的產生，可歸屬于壟斷狀態或結構領域（為本文方便，下文統一稱之為壟斷狀態）。由此，反壟斷法調整領域可劃分為行為和壟斷狀態兩大領域。由此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各國反壟斷法均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規模經濟的壟斷狀態不提之，僅對企業之間的合并提高警惕，說明，企業之合并不一定具有規模效益，或具有其它重要經濟危害性。那為什么對自然壟斷行業不進行反壟斷調整呢？另外，對某些本屬反壟斷法調整的行為為何又對之置之不理呢？換言之，自然壟斷之反壟斷除外之理由何在？
除外適用與反壟斷法適用均是對市場微觀主體之規制，其必須符合國民經濟良好運行這一總目標，也應完全符合市場規制之目標，正如反壟斷法所要維持的“競爭能為我們帶來“最佳的經濟資源分配、最低的價格、最高的質量和最大的物質進步”（劉寧元等，2009）一樣，除外調整也應具有此理想。然而，如同“競爭于反壟斷法的意義確實重要，但它承載不起反壟斷法的政策目標，它不過是反壟斷法為實現政策目標而倡導的方法和手段。反壟斷法的政策目標應當是根植于競爭背后的東西，是國家通過維護競爭希望達到也能夠達到的效果”（劉寧元等，2009）一樣，除外調整在作為國家進行經濟干預時也具有相應的政策目標。除外適用之目標也同樣具有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其目標也具有相應的理論基礎，所謂經濟目標的理論基礎與前述自然壟斷理論密切相關。限于文章的限制，此處不予贅敘。社會性目標并非單一。或出于信息不全或出于經濟地位不對等或出于社會穩定全局性考慮，本文僅以農產品行業為例，我國《反壟斷法》第56條對于農業的某些經濟行為進行了除外適用，學者對此除外理由也基本相同，莫不是基于農業生產者對于消費者信息之缺乏、農產品本身生產周期長、易腐性等所致農業生產者對抗風險能力較弱，農業處于國民經濟的基礎地位，影響人民總體生活水平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時建中，2008）。
自然壟斷行業之規制方式
前文已談到自然壟斷行業因除外理論而不適用反壟斷規則，該行業的企業壟斷就具有合法性。如此，其是否就可以任意而為不受任何拘束？若此，壟斷企業因無競爭，在管理成本、技術更新等方面將不具有競爭情況下的所具有的效率和積極性。同時。壟斷企業所具有的經濟人的理性必使其濫用其經濟優勢力以滿足自己利益最大化之需求，由此將會導致壟斷行業產品的價格將超過競爭條件下的產品價格。從而侵害消費者利益。這樣的結果就會使除外領域的理論束之高閣，與實踐背道而馳，實有對反壟斷法除外的行業進行干預的必要。雖然，隨著放松管制（規制）理論的興起，技術進步縮小了自然壟斷的范圍，但各國根據現有的條件仍存在一定范圍的自然壟斷，對該自然壟斷企業仍進行有效的政府規制。問題是，如何對壟斷企業進行規制？反壟斷法對此完全不干涉嗎？
首先，關于自然壟斷企業是否適用反壟斷法進行規制問題。根據上文論述的除外理論，只要適用除外規定，反壟斷法自然無權進行規制，這應是毫無疑問的。只是必須指出的是，自然壟斷行業是否全部適用除外規定，即其壟斷狀態及全部壟斷行為。這一問題必須得到澄清，否則會造成對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方法的誤解，并關涉規制機構權力的分配問題。此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根據除外適用范圍的大小而定，也就是說，當自然壟斷行業全部適用除外規定時。反壟斷法就不得適用，既使其行為具有符合反壟斷法的限制競爭行為，造成消費者利益的損害。比如，“美國1984年的《航運法》（Shipping Act）含有一套類似反托拉斯類型的條款，適用于受聯邦海事委員會管制的公共承運人，而且明確禁止針對該機構管轄內的行為提起私人反托拉開斯訴訟”。如果自然壟斷行業僅部分范圍適用除外，則未涵括在除外范圍的部分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則。由于除外與反壟斷之間形成一種零和博奕狀態，除外領域越大反壟斷法適用余地就越小。因此，對于自然壟斷企業的除外適用，應具體分析其除外領域之范圍，這樣才能正確理解相關法律的適用。這里必須提及的是，除外規定是否必須限于反壟斷法之明文規定？換言之，如果反壟斷法沒有明文規定行業適用除外，是否必須適用反壟斷法？美國反壟斷法雖無規定，但其在司法判例中進行了合理的解決。法院Sound公司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案的判決中“內含豁免”部分認為，法院從來沒有因為聯邦機構對被告的行為存在管轄就認為反托斯法不適用于被告這些反競爭行為，而且，只有反托斯法與規制法律之間有明顯沖突時才含有反壟斷法的豁免適用，或者當反壟斷法的適用將干涉規制機構的運營時才存在豁免。并據此認為1934年的聯邦通訊法的語言和歷史未使法院相信國會在建立規制通訊行業的制度時意欲代替反壟斷法，從而對本案適用了反托斯法。而在另外一起案子中，美國最高法院基本上適用同一分析原則，認為固定的傭金制度是在SEC的積極監督之下，其不屬反壟斷法管轄范圍，如果適用反壟斷法，將會由于違反謝爾曼法規定阻止固定傭金制度，由此將會造成反壟斷法不恰當干涉證券交易法所期待的運轉，從而決定本案不適用反壟斷法，駁回上訴人的上訴。
由此看出，在反壟斷法沒有明文規定除外情形下，并非一概要適用反壟斷法，而應視其它規制該行業法規的規定宗旨是否與反壟斷法之宗旨相左，及相應的規制機構是否已經對于相關的產業進行了詳盡的盡職實質管理。
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2篇
一、音樂劇產業麥當勞化的提出
美國學者喬治?里茨爾在經過對麥當勞餐廳以及眾多社會現象進行考察和總結之后，在其著作《社會的麥當勞化》一書中提出，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是指一個社會經歷著快餐餐廳之特色的過程，即快餐餐廳的準則正逐漸支配著美國社會和世界其他地方越來越多的層面。麥當勞化是理性化的再概念化說法，是指從傳統思維轉向理性思維和科學管理的過程。
麥當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全球連鎖快餐店。它從一家為過路司機提供餐飲的快餐店，迅速發展成為全球快餐業龍頭企業，世界500強之一。麥當勞的創始人雷?克洛克認為實施標準化的生產與管理是其成功的關鍵。全球的任何一家麥當勞連鎖店都可以為顧客提供相同質量、統一標準的食品、服務和用餐環境②。也因此，麥當勞的經營模式才能夠被成功的復制、輸出，并實現規模效益。所以，標準化是麥當勞成功的核心。
麥當勞的經營模式已經滲透到現代社會的諸多方面，音樂劇產業的發展也在走著麥當勞化的路子。有人曾經提出質疑，認為在中國演出的音樂劇《貓》是盜版，不同于在百老匯和倫敦西區演出的《貓》。我們有這樣的質疑聲，是因為我們對于音樂劇這個產業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和了解。就如《貓》的制作人所說，“不管在什么樣的劇場，《貓》的演出規格是一致的，不論是在百老匯、倫敦西區，還是今天在天橋劇場，你們看到的將會是跟百老匯和倫敦西區一模一樣的《貓》”。所以，以《貓》為代表的商業性音樂劇，無論在全球哪一個城市上演，它的內容、場景、服裝、道具，直至每一個細節都是一樣的。這樣的音樂劇制作標準與麥當勞全球連鎖店的經營模式可以說毫無區別。商業化音樂劇的制作和演出就如同在麥當勞的連鎖店里烹飪標準化的漢堡包一樣創造出標準化的藝術產品，然后在全球不斷地復制，運用多角度、全方位、立體式的現代化營銷模式將其推向世界市場，并獲得豐厚的利潤。由此可見，麥當勞、星巴克等快餐業的生產與營銷模式與音樂劇這種舞臺藝術的制作營銷方式沒有區別。所以，音樂劇產業的發展也在走麥當勞化的道路。
二、文化與麥當勞化
由于文化領域呈現出麥當勞化的發展特征。所以有人提出，文化領域要反麥當勞化。因為它會使原本應該多元化的文化走向單一和凋零之路。于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之下反對文化趨同化的呼聲日益高漲。
這就對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文化和文化產業的區別是什么？其實，文化產業中的“文化”只是“產業”的修飾詞，歸根到底，我們要做的是“產業”。當然，文化產業是有意識形態屬性的，這就要求文化產業的發展是在不危害社會和國家利益，能夠正確引導大眾審美消費需求的基礎上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我們現在更多地聽到“發展文化產業”的呼聲，更經常地看到了對于藝術品生產的投資。這些投資并不是在做慈善，而是看到了在文化藝術領域同樣可以通過資本的投入獲得更多的收益。風靡全球的音樂劇《貓》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證。
在后工業化時代，人們對于藝術產品的生產不再簡單的停留在“買方市場”，而是為了取得更豐厚的利潤，朝著“賣方市場”方向發展。通常，產品的生產是根據市場上消費的需求來決定的。隨著高科技，尤其是現代傳播媒介的發展，藝術品的生產不再僅僅被動地接受消費者的要求，而是朝著積極主動地誘導消費者審美消費需求的方向發展。在現代化的傳播媒介不斷擴大其覆蓋的范圍，并且傳播速度越來越快的今天，傳媒在讓盡可能多的人們分享相同審美經驗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其所覆蓋的范圍具有趨同性的特征，使人們在藝術和審美的欣賞與愛好方面表現出同質化的現象。這就是在現代傳媒的影響下，藝術品的生產所具有的標準化的特征。它決定了音樂劇《貓》的全球演出必須像麥當勞的全球連鎖廳一樣，必須遵照一個模式、同樣的版本。也就是不論在什么地方演出，不論由哪位演員擔任劇中角色，都要嚴格遵守音樂劇《貓》的最初設計。通過這種方式的全球演出，保證了音樂劇《貓》的品質，但是與此同時也抹殺了不同地域帶給《貓》的別樣的創作靈感，使其喪失了創造性。后工業時代的文化傳播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用貌似高雅的藝術將人類文化與審美愛好無趣地引誘向同質化與平面化，藝術中那些最具藝術與人文價值的內涵，必定要在這個過程中被，使藝術原本可能擁有的美學深度經過無情的快餐化處理，墮落為它的平面化了的鏡像③。
藝術與文化的趨同性并不等同于藝術的低劣化。由于商業利益的驅使，即使我們現在的藝術產品不以思想深刻為首要訴求，但是我們藝術品制作也更需要大手筆的資金投入，以及一流的藝術制作團隊。所以，在這個層面上講，標準化的藝術品制作比起傳統的高雅藝術更需要大資本的投入和更多的智力和創造力。在對于藝術品生產大資本的投入中，有70%以上是用于吸引有才能的、具有創造力的優秀藝術人才的。雖然一部音樂劇的成功不是僅僅幾個人的創意就能成功的，但是那些超乎常人的藝術家的非凡智慧與創造力是一部音樂劇成功的關鍵。以《貓》為標志的工業化音樂劇是以精致得無可挑剔為特征的，但是商業至上的訴求決定了技術層面上的精致與思想和藝術上的平庸，必然并行不悖地存在于所有這些作品之中④。
三、音樂劇產業的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的概念逐漸被用到了很多領域，比如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和鮑恩很早對現場表演藝術中存在的規模經濟現象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在選定的11個交響樂團樣本中，大多數樂隊每場音樂會演出的成本都隨著每年演出場次的增加而顯著下降。在典型情況下，單位成本不會在產量的整體范圍內出現下滑。更確切地說，對于某地管弦樂隊而言，單位成本在其每年的音樂會場次達到90―150場之間時，將達到一個最低值，并在此之后趨于平穩⑤。
規模經濟現象可能是由兩方面原因引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達到一定程度后，一支管弦樂隊無須在排練上花更多的時間，就可以提供更多場次的演出。例如，如果樂隊可以提供三個時段的門票預訂服務（假設分別為周四晚上、周五晚上以及周日下午），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周中將同一樂曲演奏三次。如果需求上漲到可以加演第四場，那么這支樂隊就可以在無須增加任何排練開支的情況下，進行第四場的演奏。規模經濟的第二個原因（與前一個相比或許不那么重要）就是，經營管弦樂隊所需要的行政開支不必隨著演出場次的逐一增加而增加。因此，“經常開支”能夠被更多場次的演出所分攤，從而隨著演出季度的延長，使每場演出的平均固定成本不斷下降⑥。
出于同以上兩個原因的相似性，規模經濟對舞臺演出劇目、歌劇、音樂劇、芭蕾或其他舞蹈形式的制作商來說同樣適用。因此，我們認為規模經濟能夠在所有的現場得到實現。經濟學家史蒂文?格洛伯曼（Steven Globerman）和薩姆?H?布克（Sam H Book）運用了與鮑莫爾和鮑恩略有不同的方法，對一個由加拿大交響樂團和戲劇公司構成的樣本進行了研究。他們證實，當交響樂團的表演達到每年約115場次的水平時，就會出現規模經濟。他們還發現，戲劇公司規模經濟的延伸范圍要更廣一些：“每場演出的最小成本……在演出達到約210場時得以實現”⑦。他們推測，與交響樂團相比，在戲劇活動中，規模經濟的范圍越大就反映出其每件作品的固定成本越高。
最后，在1985年，馬克?蘭格Lange等人共同編寫了《Cost Functions for Symphony Orchestras》（《交響樂團的成本函數》）一書，他們采用了相對于鮑莫爾和鮑恩的研究范圍更廣的一組數據，并運用了與其不同的經濟計量方法，同樣證實了交響樂團中存在的規模經濟。他們發現，當每年的音樂會場次在1―65場之間時，每場音樂會的平均成本是隨著場次的增加而下降的，在67―177場這個廣闊的區間里是不變的，而在其后的更高產出水平上，成本是急劇升高的⑧。這就是規模經濟的臨界點。
現場表演藝術在生產上表現出系統的規模經濟。當我們用演出周期或演出季度作為規模衡量的標準時，產出的單位成本隨著產出的增加而降低。這是因為，隨著演出場次的增加，任何一個作品或任何既定常備劇目的固定成本會被更多的表演節目分攤。隨著個人平均收入的增加，門票的需求曲線將向右移動，售出的門票數量會增加，演出季度也會延長。由其導致的單位成本的減少有助于抵消由生產力滯后所引發的成本遞增的影響⑨。
既然規模經濟對幾乎所有表演藝術來說同樣適用。那么，我們認為規模經濟也能夠在音樂劇的制作中得以實現。音樂劇具有需求雙重的規模經濟性：一方面，從供給角度看，音樂劇作品的制作和設計成本較高，若要呈現一臺音樂劇，音樂劇制作公司會投巨資創作和設計，但一旦音樂劇制作完成，它的復制成本則相對較低。隨著音樂劇作品的復制數量（上演的次數）的增加音樂劇的長期平均成本便會逐漸下降ww需求角度看，隨著音樂劇上演的次數增多，觀看音樂劇的觀眾數量也隨之增加音樂劇的平均價格將會下降。
四、音樂劇產業的麥當勞化是實現
規模經濟的必由之路
當年韋伯就像是創造了一個知名餐館品牌一樣創作了音樂劇《貓》，它的最初投資高達45萬英鎊，但演出回報更是驚人：從它1981年和1982年分別開始在倫敦西區和百老匯上演，竟然連續在新倫敦劇院演出21年，在百老匯的冬日花園劇院演出近二十年；它還先后被翻譯成14種語言，在世界二百多個城市近三百個劇院里演出過，觀眾人數一共超過六千五百萬，演出場次、觀眾人數、票房價值都創造了文化娛樂歷史上的最高記錄。它在百老匯的演出曾經創造過單天收入119萬美元的票房記錄，全球演出收入超過三十億美元。在英國每年音樂劇收入的60億英鎊中，《貓》這一劇目就占到將近10%，其中包括演出的各種版權收入，還有與演出有關的各種相關產品的收入⑩。
麥當勞化的模式，正是后工業時代崛起的文化產業的特征。就像是麥當勞快餐店的全球擴張所依賴的標準化生產方式一樣，后背景下的音樂劇制作，用類似于工業流水線的生產方式極大地降低了單位產品的制作成本，并由此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空間。后工業化時代音樂劇產業的贏利模式就在于用盡可能多的投資，按照觀眾的平均口味，或者說是觀眾的一般口味，來精心制作出能讓更多的觀眾喜聞樂見的音樂劇產品和服務。由于消費人群的幾何式擴張和對同一產品的大量復制，單位音樂劇產品的設計與開發成本被極大降低了。后工業化背景下的音樂劇制作，正是以麥當勞化的方式來實現音樂劇產品的標準化生產，并在全球實現批量復制從而達到規模經濟的。可見，音樂劇產業通過走麥當勞化的道路是實現其規模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①周慶義、賴瓊瓊《淺談音樂劇中的舞蹈》，《青春歲月》2011年第12期。
②《麥當勞的“標準化”啟示》，引自網絡http？押//iicc.ac.c。
③④{10}傅謹《從百老匯音樂劇〈貓〉看中國的演出市場》，《藝術評論》2003年第1期，第15頁。
⑤William J Baumol和William G Bowen，Performing Arts？押 The Economic Dilemma（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6年），第201―207頁，第479―481頁。
⑥詹姆斯?海爾布倫 查爾斯?M?格雷著《藝術文化經濟學：文化創意產業譯叢》，詹正茂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頁。
⑦Steven Globerman和Sam H Book，“Statistical Cost Functions for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0，no 4（1974年4月）：第668―671頁。
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3篇
關于規模經濟和競爭活力關系探討最著名的理論是有效競爭理論，但是，有效競爭理論本身是針對一般產業而提出的，而自然壟斷產業具有特殊性，有效競爭并沒有充分體現自然壟斷所具有的特殊性。基于這一認識，我們在傳統有效競爭理論基礎上，結合現代自然壟斷產業的特殊性，建立自然壟斷產業的有效競爭模式。
一、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兩個層次
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應該是兩個層次，具體如下：
(一)第一個層次：自然壟斷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業務分離
從整個自然壟斷產業的角度來說，既有自然壟斷性業務。又有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對于自然壟斷性業務。政府應該只允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維護規模經濟；而非自然壟斷性業務的規模經濟不顯著，可由多家企業進行競爭性經營。
在實際經濟中，電力、鐵路運輸、煤氣和自來水供應等從整體上都屬于自然壟斷產業，但并不等于這些產業的所有業務都具有自然壟斷性質。自然壟斷性業務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固定網絡業務，但網絡生產以外的環節顯然不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例如，供水產業主要有水生產、管道網絡輸送、供應等三大類基本業務，其中水生產和供應業務不具有成本弱增性，是非自然壟斷業務。管道燃氣產業的生產供應過程主要包括燃氣生產、輸送和供應三大類業務，與此相關的還包括管道燃氣設備的供應、安裝和維修等服務領域。管道燃氣的生產不存在自然壟斷性。它可由多家企業競爭性地生產。所以，管道燃氣的生產可以與輸送等環節相分離。管道燃氣的供應或銷售可以由多家公司競爭進行，也不具有自然壟斷性。鐵路運輸產業主要包括路網經營和鐵路運輸及其相關業務。鐵路運輸是通過一定的鐵路路網系統提供服務的，可由多家公司承擔，運輸業務并不具有自然壟斷性，只有路網經營具有自然壟斷性。電力行業的業務有發電、輸電、配電和供電四大類。由電力產業的技術經濟特征可知，輸電和配電業務具有自然壟斷性，發電和供電業務則可以競爭經營，屬非自然壟斷業務。
屬于自然壟斷性質的管道網絡業務和非自然壟斷業務密切相關。例如，水、管道燃氣和電力的生產和供應都要通過管網才能實現銷售收入。鐵路運輸必須依托鐵軌。電信中的通信業務要依托于本地網。正因為自然壟斷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業務密切相關。所以，傳統上將自然壟斷與相關的非自然壟斷業務都包括在自然壟斷產業中。但是，將非自然壟斷的部分與自然壟斷部分集中在一起，一是容易產生交叉補貼行為。比如電信的網絡使用費可以轉移到電話機上來，這樣對電話機的其他廠商來說，競爭的環境不公平：二是借助自然壟斷業務的壟斷性強行推銷某些非自然壟斷業務，損害消費者利益。因此，對同一產業的不同性質業務實行區別對待才能實現有效競爭。
(二)第二個層次：自然壟斷業務的競爭性和非自然壟斷業務的規模性
1．自然壟斷業務的競爭性
傳統理論認為自然壟斷因為具有規模經濟特性而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這種經濟上的合理性表明，只有獨家壟斷才能維持較低的平均成本。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學界對自然壟斷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首先，自然壟斷規模經濟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是在需求一定的情況下進行的總結。當對自然壟斷經濟特征的概括從規模經濟發展到范圍經濟(與成本若增性有關)，尤其是發展到自然壟斷企業的可維持性時，實際上已經把需求變化的因素考慮進來了。如果需求足夠大，大到迫使單一廠商不得不在平均成本曲線上升，超過成本弱增的區間生產，非此就不能滿足市場全部需求時。就應該允許兩家或兩家以上企業共同經營這一管道網絡，并實行直接競爭。即使在成本弱增的范圍內，為了打破壟斷，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對于成本弱增程度較低的業務，也可以考慮由兩家企業實行競爭性經營。
其次，替代技術的出現使管道網絡業務之間出現競爭。例如在電信業，雖然有線電話網具有自然壟斷性。但隨著光纜技術的發展，利用衛星和無線電話技術，有線電視公司也能夠提供傳聲和數據服務，這些都使電信產業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為新企業進入電信產業提供新的通信網絡，比原有的電話通信網絡質量更好、價格更低地向消費者提供通信服務創造條件。這樣，將來的電信產業模式并不是唯一的通信網絡，而是由電話網絡、有線電視網絡、衛星和微波系統等其他技術所組成的一個多面的互通網絡。這對于其他管道網絡來說也是一樣的，盡管某一產業的管道網絡本身是自然壟斷的，但是，隨著技術進步會產生相應的替代管道網絡系統。也就存在了競爭性。這種存在替代競爭的產業被稱為“結構性競爭產業”，如鐵路、航空、公路等運輸部門。
因此，對于某一管道網絡的自然壟斷環節，存在競爭條件或某些環節可以引入競爭，這些競爭因素可以對自然壟斷業務的運營高產生約束機制，削弱其壟斷力量。但是，作為某一產業的管道網絡，其仍然存在強的自然壟斷性。保證其規模經濟效應應該是自然壟斷業務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可見，對自然壟斷業務來說，其是更傾向規模經濟的有效競爭，所要實現的是將整個產業的規模經濟與單個企業的競爭活力相協調的有效競爭。
2．非自然壟斷業務的規模性
首先，電信、電力、鐵路、天然氣、自來水等自然壟斷產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部門，盡管我們將其中的自然壟斷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業務分離開來，但是非自然壟斷業務必須通過網絡型的自然壟斷業務來實現，其與自然壟斷業務具有很強的關聯經濟性。非自然壟斷業務仍然具有基礎產業的特征――資本密集型，企業規模經濟比一般企業要高，因此，企業維持適度規模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
其次，非自然壟斷環節產品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社會要求企業提供穩定、持續、可靠的產品供給，在不限制規模的情況下，由于對利潤的追求易導致過度競爭。從而會引發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第三，盡管非自然壟斷業務已不具有自然壟斷性，也只是說明其不適于由一個或較少的企業經營，但是作為一個經營非自然壟斷業務的企業，其仍然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
因此，政府應要求這些企業必須達到最小經濟規模的要求，以避免低水平的過度競爭現象。但是，由于許多經營非自然壟斷業務的企業都是從原有的少數幾個經營自然壟斷業務的企業中分離出來的，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壟斷性。要想打破其壟斷就要求政府放松非自然壟斷性業務市場的進入壁壘，允許多家新企業進入，以較充分地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由此可見，對于非自然壟斷環節來說，其是更傾向競爭活力的
有效競爭，所要實現的是將單個企業的規模經濟與市場的競爭活力相協調的有效競爭。
二、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衡量標準
有效競爭格局在市場上是通過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表現出來的。人們也通過市場結構標準、市場行為標準、市場績效標準來衡量與判斷一個產業是否實現了有效競爭。我們將有效競爭理論與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兩個層次相結合，設計出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標準。
(一)前提標準：自然壟斷環節與非自然壟斷環節分離，這是實現自然壟斷產業有效競爭的基本前提和要求
(二)市場結構標準：自然壟斷環節與非自然壟斷環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市場結構標準上，而在其他兩個方面基本上一致
1，自然壟斷環節標準
第一，市場集中度較高，一般只有一個運營商；當某個業務的需求量超過成本弱增范圍時，可以允許兩家或兩家以上運營商共同經營這種業務，實力均衡。
第二，進入與退出壁壘較高。
第三，實現管道網絡互連互通。
第四，產品差別化適當。
第五，運營商各自嚴格獨立。
2，非自然壟斷環節標準
第一，市場集中度較低，市場存在相當的買者和賣者，但達到最小經濟規模的、符合最優進人數目，且沒有任何單一企業處于絕對支配地位。
第二，企業進入與退出沒有人為障礙，也沒有政策上的不合理阻礙。
第三，產品差別化適當，并且產品的需求交叉彈性大。
第四，運營商各自嚴格獨立。
(三)市場行為標準
第一，企業之間對于價格和產品沒有共謀，而是競爭行為。
第二，企業不存在欺詐行為。
第三，對競爭者和消費者沒有不公正的壓制政策。
(四)市場績效標準
市場績效反應了在特定的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條件下市場運行的實際效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市場績效也表示最終實現經濟活動目標的程度。由此可見，績效的衡量同經濟活動的目標密不可分。產業和國民經濟層次上的目標本身是多元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社會福利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具綜合性的目標，包含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效率、公平、穩定和進步等多層次、多方位的內容，這就決定了對市場績效的評價必然是多層次的、多方位的。
1．產業績效標準
第一，有效競爭是資源配置效率持續得到優化的競爭，集中體現在資源占用率、網絡資源利用率、人均資源占有率等指標的提高和完善方面。
第二，有效競爭是自然壟斷企業競爭實力彼此促進增長的競爭，集中體現為幾家實力接近的企業相互展開融合的業務競爭，在競爭中經營效率和盈利能力共同得到增長。
第三，有效競爭是創新頻出、差異化經營的市場競爭，集中體現是新業務種類的快速增長、企業競爭策略的差異化、合作經營模式成為主流的競爭模式。
2．社會績效標準
第一，有效競爭是消費者福利不斷獲得改善的競爭，集中表現是服務類型的擴大、服務質量的提高以及負擔水平的下降。
第二，保障自然壟斷產業內部的合理利益。一是保障廠商的利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廠商是市場經濟制度演進的推動者。如果廠商的利益得不到制度保障，在得不償失的條件下，他就會利用資本的重組機制壓縮生產甚至退出競爭，這樣生產規模的壓縮意味著廠商的價格決定能力的加強，只有在廠商利益得到保障以后，消費者的就業才有保障，消費者剩余才能落到實處。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廠商合理的利潤空間，把廠商利潤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二是保障職工的合理利益。如基本的工資要求、生命安全要求等。
第三，不存在負的外部性。
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4篇
什么是長尾呢，簡單地說，它就是數量、品種二維坐標上的一條需求曲線；由于看上去這條曲線像一只長長的尾巴，向代表“品種”的橫軸盡頭延伸，所以稱為長尾。不過，我們暫時先不用考慮它的定義，還是先從現象觀察起。
阿里巴巴無意間踩中了長尾理論的尾巴
永康存在著一個滑板車生產集群，聚集了20多家滑板車廠家。按照傳統的方法，很難打進美國主流市場。然而由于有了網絡，以步陽集團為代表的永康滑板車企業，以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方式，打入了沃爾瑪等國際大買家的供應商系統。有意思的是，步陽集團本來的主打產品是銷量居全國首位的防撬門，但由于防撬門的熱門市場已被美國當地企業壟斷，打入美國市場的，反倒是相對“冷門”、在產品線上排在后面的滑板車，一年有上億美元的訂單。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長尾”的幾個要素：第一，它是利用網絡優勢實現的；第二，它可以把冷門產品轉化為相對的熱賣產品；第三，它可以使非主流的廠商共享主流市場。
對于“阿里巴巴是什么”的問題，據說馬云的回答是，“告訴你們，其實連我也不知道”。不過，據《阿里巴巴》一書介紹，阿里巴巴的原問題問的是：互聯網對于商業交易的價值到底有多大？而思考的結果，是將互聯網和龐大的中國中小企業聯系在了一起。
這一直覺判斷，無意間踩中了長尾理論的尾巴。因為對于中國來說，中小企業意味著“多品種、小批量”的機會組合，而這正是長尾坐標中“數量”值低、“品種”值高的長尾！這只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在長尾理論中，“短頭”（單一品種、大批量生產）與“長尾”（多品種、小批量）經營條件的區別，恰恰在于網絡。如果沒有數字網絡，經濟形式會更接近大規模生產（工業化）；有了數字網絡，經濟形式將更接近個性化定制。
我贊同這種說法：一個現代國家的商業聲譽和傳統往往來自于若干家偉大的公司。正如《阿里巴巴》作者總結的：阿里巴巴讓無數的中小企業擺脫了傳統銷售渠道的控制，得以用最低的成本進入到任何一個開放的市場。但我更傾向于認為，阿里巴巴的模式具有某種更深層次的世界意義：工業時代是大型企業的時代，信息時代是中小企業的時代。長尾理論強調的，不是中小企業做大做強，而是中小企業將在經濟的主要方向上起到比大企業更大的作用；這個主要方向，就是與大規模制造相反的個性化定制。
這樣一看，中國存在大量“長不大”（確切說，是“不用長大”）的中小企業，在網絡條件下，具有一種比“長大”更有價值的作用，那就是在長尾空間，賺取與世界500強同樣的利潤。
長尾是利基與“隱形冠軍”嗎？
在賺取與大熱門企業同等利潤這個意義上，長尾理論強調的微小企業的所作所為，很容易讓人同利基策略和隱形冠軍聯系在一起。如果我們把長尾的條件收窄，確實可以這么說。
長尾理論在美國市場上觀察到這樣一個統計規律性：在以物理為基礎的“短頭”經濟（工業經濟）中，20%的熱門產品，帶來80%的收入，并且帶來100%的利潤；而在以知識為基礎的“長尾”經濟（網絡經濟）中，20%的熱門產品，將萎縮成10%的熱門產品，其中進一步分化為2%的大熱門產品和8%的次熱門產品。2%的大熱門產品，帶來50%的收入和33%的利潤；8%的次熱門產品，帶來25%的收入和33%的利潤；剩下的90%的長尾產品，將帶來25%的收入和33%的利潤。這里最重要的看點在于：大熱門產品的總利潤，竟然同冷門產品―也就是長尾產品―的利潤相等！這不是主觀臆造，而是大樣本統計得出的結論。長尾理論由此認為，經營冷門與經營熱門，在利潤上可以是一樣的。
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隱形冠軍，也就是那些在某個不起眼的小產品市場或被大企業忽視的中間產品和配套業務上形成了規模經濟的企業。我們將隱形冠軍的贏利策略，稱之為利基（Niche）策略。利基的特點是產品差異化，別人難以模仿，利潤較高。隱形冠軍在利基上還要加一條：形成規模經濟，取得所在細分市場占有份額上的第一。長尾與利基、隱形冠軍概念的交集在于，每個長尾（長尾被切分為無數段之后，每段仍是一個長尾）都有自己相對的“短頭”。舉例來說，在彩鈴這條長尾中，音樂彩鈴是可以切出的一條長尾；音樂彩鈴中又可以切分出搞笑風格的音樂彩鈴。粥稀稀在這個細分市場上稱雄，他就是這個細分長尾中的“短頭”。每個長尾的短頭，都是利基，都可以成就隱形冠軍。
回到利潤上來，中小企業加上利基，可以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優勢嗎？目前來看，中小企業可以當長尾，卻不一定能獲得利基。原因在于創新不足。
胡文章是中山天朗電器公司的創始人。天朗是生產電風扇開關―琴鍵開關―的隱形冠軍。現在業內還有100余家琴鍵開關生產廠家，但由于天朗已經擁有70多項琴鍵專利，并成為事實標準的制訂者，因此他并不擔心別人仿造。因為仿造將意味著競爭對手的成本優勢蕩然無存，而不仿造則更糟：因為不合標準而沒有活路。
從天朗這個案例推廣開去，我想說明，中國要靠中小企業的長尾戰略締造國家競爭優勢，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絕對的先決條件，必須是走技術創新的道路，否則就沒有長尾最看中的東西―利潤。
當然，問題還不算完。長尾與利基、隱形冠軍，在概念上還有不相重合的部分。長尾理論并不絕對依賴具體細分市場上的利基，也不要求企業一定當細分市場的冠軍（隱形冠軍），它強調的真正重點，是集合長尾。即對整個長尾市場（包括對應的短頭市場），進行一體化的經營。不是薄利多銷，而是薄利合成。也就是說，長尾市場不依靠于規模經濟。從根本上說，規模經濟在長尾戰略中，只是基礎；長尾戰略的真正精髓，在某種特殊意義的范圍經濟方面。
長尾經濟是特殊的范圍經濟
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區別范文第5篇
壟斷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產生的、與競爭相對立的經濟現象，是發源自市場競爭，又反過來否定、限制、阻止市場競爭的一種“異化”力量，因而是對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的極大威脅。簡要而言，壟斷是指在市場交易中，少數當事人或經濟組織（極端而言可以只有一個經濟主體），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或超經濟勢利，對商品生產、商品價格、商品數量及市場供求狀態實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實行排他性獨占），以牟取長期穩定超額利潤的經濟行為。壟斷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資本壟斷、技術壟斷、勞動力壟斷和信息壟斷等生產要素的壟斷，更普遍的則直接表現為價格壟斷和與此相關的市場交易份額的排他性控制。法律關注的是經濟行為規范與否，從法律角度考察壟斷，重在行為判定，例如鎖定、操縱價格，劃分市場，價格歧視，操縱投標，獨家經營，聯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種濫用市場優勢的行為。
壟斷現象和反壟斷實踐的復雜性在于：第一，資源自然分布不均衡會造成資本進入困難，形成難以避免的自然壟斷，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開發領域以及少數稀有產品的供給；第二，反壟斷、維護公平競爭政策同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政策之間的矛盾，常常使對具體的壟斷現象的界定遇到困難，陷入兩難選擇；第三，一般性經濟壟斷，也可以由一時技術的或投資起點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對各種知識產權范疇的技術專利，就需要加以保護，而某些領域由技術原因導致的過高的投資門坎，也很難加以拆除；第四，在復雜的競爭活動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體主觀意志的分歧，對于同一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是否構成市場壟斷，在理論觀點、政策主張和法律界定等諸多方面相去甚遠，以至陷入曠日持久的爭辯和訴訟之中；第五，行政執法部門在反壟斷問題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擾，一以貫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潔和權威，歷來也是公眾關注、監督的焦點，從而常常是引發懷疑、爭論和不滿的誘因。這些情況常常給反壟斷的立法、司法機構和行政主管機關，帶來極大的困難和麻煩。
壟斷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過種種排他性控制，阻止競爭對手（含潛在對手）的進入，限制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阻礙技術進步，降低經濟效率，導致經濟停滯。其中，壟斷行為的最典型之處是，人為控制產品生產和供給數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賣方市場”狀態，維持大大高于競爭性市場的產品壟斷價格，以攫取壟斷利潤。可以說，壟斷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竊”，損害的是“全社會”的利益，因而壟斷勢利歷來被視為是市場經濟社會的頭號公敵。
在經濟一體化、競爭國際化的新時期，近年來正出現以飛機制造、汽車制造、信息通訊、金融保險業為代表的新一輪大公司兼并潮，從而推動了壟斷格局進一步升級。為增強本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地位，發達國家理論界、法律界和政府界爭相放寬對市場結構、市場份額和企業兼并的原有解釋和限制，美國明確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勵國際化兼并的政策。這是各國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必將對各國的以及國際的經濟集中度、市場份額、市場結構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針對這種經濟集中度在國際范圍內加速提高的新動向，有經濟學家發出警告：“過去大規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數十個國家經營，并在每個國家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而合并能輕而易舉地在單個國家的市場建立優勢地位”，因而呼吁盡快建立國際性的反壟斷法，以阻止壟斷行為國際化和大規模貿易戰的進一步蔓延，認為“制定全球競爭法規必將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下一輪談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布賴恩．拉賽爾：《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規》，美國1997年7月31日《商業日報》）。
二、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壟斷現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層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國連續幾年實現了經濟運行和市場狀態的相對穩定，這或許顯示，中國經濟正在步入相對平穩發展的成熟階段，從而已經有能力在某種常態中解決深層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復出現過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熱的劇烈波動。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過后，商品市場的基本供求狀況也沒有發生逆向變化。根據這種長時間、大面積、多品種“買方跡象”，似有理由認定，中國買方市場已經初步形成相對穩定的“常態”，市場機制及其競爭機制已經順其自然地開始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傳統經濟體制的那種國家壟斷各個經濟領域的局面已經基本改觀。
這一歷史性變化具有重大意義，也提出了關注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現是，市場競爭逐步加劇，不公平競爭現象日益突出，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行為急劇增加；不公平競爭中的行政性壟斷、行業性壟斷已對市場發育構成明顯威脅，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性壟斷現象也開始顯現；多種現象同時并存、交織，使創建和維護有效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復雜情況和巨大困難。對于這些頗具中國特色的市場現象，特別是行政壟斷、行業壟斷，如果任其發展蔓延，定將對市場秩序法制化、規范化建設，構成極大威脅，并阻礙市場成熟化的進程，直至發生“市場變異”，導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應有的曲折和傷害。
反壟斷，作為規范市場秩序的第一主題，以及基于反壟斷的競爭政策立法，在發達國家的爭論、調整、修改和完善從未停止過。在以往的東西方經濟學中，壟斷被不約而同地解釋為資本主義專有的制度現象。根據后來各國的經濟實踐，有理由確認，壟斷作為競爭的伴生物，實屬于一般市場經濟的共同現象，與市場和市場經濟同屬一個經濟范疇。當然，在中國，由于經濟體制處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歷史階段，情況更為復雜，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壟斷現象以外，又有明顯的特殊表現。因此，針對中國市場狀態變化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壟斷現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對策思路，至于低水平無序競爭、惡性競爭、商業欺詐和經濟性壟斷，雖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壟斷相比，畢竟是第二位的。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性及其由來。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屬于排斥市場機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高度依賴政府機構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帶有國有化趨勢和國家壟斷的強烈沖動。當中國決心改革這種僵化體制之后，隨著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場競爭開始獲得了生存空間，與市場競爭相伴的經濟壟斷隨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體制中頗具根基、盤根錯節的行政化、官本位權力機制，也開始尋找新的環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壟斷勢力依托逐步成長、極不健全的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盡可能地、不失時機地為自己營造出了可觀的生存和發展機會。
中國特有的壟斷現象，存在著一個極其鮮明的共同點，即都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規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況下發生的，尚缺乏從公平競爭自然衍生壟斷的普遍基礎。在經濟規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場合，能夠導致壟斷的，只有行政權力這個唯一合理的解釋。或者說，中國的壟斷主要不是憑借生產集中度，而是憑借行政權力。傳統經濟體制的種種特征也可歸結為國家壟斷，即憑借國家政權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經濟領域。這種全面國有化和國家壟斷趨勢，固然存在種種弊端，但由此帶來的壟斷利潤是“封著口”的或“全封閉”的，即歸國家所有，由國家支配。“肉爛在鍋里”，泄漏的機會不多。當時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大一統的經濟體制，以及各項配套政策、社會輿論、價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這一點，故染指壟斷利潤、化公為私、化國有為部門地區機關所有的可能性極小。
改革開放，實行放權讓利以后，行政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壟斷及其全封閉管理體系已經基本解體，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權讓利多被各個主管部門和地方機關截留，并沒到位。于是，在部門、地區權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經濟市場化這個大舞臺作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壟斷種種“好處”的機會大大增加了。換句話說，壟斷利潤所能夠誘惑的，還主要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而是行政管理機關及其人格化的表現——各級各類政府官員。因此，現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顯表現為由條條塊塊權力格局所造就和維護的行政化壟斷，也即超經濟壟斷或排斥他人進入的超經濟獨占。
中國壟斷現象的特殊表現。行政化壟斷通常發生在權力的集中點，雙重體制的交叉點，監督環節的薄弱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以及某些資源的稀缺點。而擾亂市場秩序、限制公平競爭的行政化壟斷具體表現則多種多樣。一是部門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機關，強化獨占地位，熱衷于“唯成份論”（國有經濟）和“唯（本）系統論”，制造進入障礙和市場歧視，保護落后，阻止公平競爭；二是濫用權力，走私販私。沖擊市場；三是違規評比，欺騙輿論，制造混亂；四是政企虛假脫鉤，牢牢控制人事權力，保持雙重身份，維持“官商一體”，熱衷權錢交易，破壞競爭秩序；五是公開“設租”，控制信息，從中漁利，排斥公平競爭；六是巧立名目，亂收費用，增加經營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造成了“費大于稅”的混亂、失控局面；七是通過參與立法設計的機會“給自己授權”，將部門利益合法化（針對立法過程中的“行政壟斷”和包辦，社會各界多有異議）；八是行政化壟斷善于自我修復、不斷擴張，在已經被弱化的領域卷土重來，同時向以往不曾覆蓋的領域“進軍”；九是運用行政壟斷控制資源、人為制造短缺，制造省區際的貿易摩擦。
綜上所述，中國特有的行政化壟斷名目繁多，危害極大，而剔除行政化壟斷的難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報紙就此載文指出：“這種艱巨性體現在各利益集團的抵抗，而官僚集團是最大的利益集團。其對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為止，中國的改革一直無法通過官僚機構這一大‘關’。”（日本《時報》1998年1月20日）。從反壟斷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來自條塊式利益集團的抵抗。而行政性壟斷是對市場秩序的最大威脅，依它特有的“來頭”和“背景”，足以擊敗市場上的任何對手。由于行政化壟斷勢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的市場狀態發生了變異，即市場交易中被不斷營造、復制和異化出某種非市場因素，從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開、公正、公平的市場原則行事。于是，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競爭環境受到損害和削弱，有限資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則，而是按壟斷市場的“權力網”來配置。故此，行政化壟斷限制了中國規模經濟的健康成長，阻礙了競爭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壟斷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從根本上規范市場秩序的首要環節。這不僅是深化改革、培育國內市場的需要，也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盡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客觀要求。行政化壟斷極大地增加了市場“游戲規則”的主觀隨意性，降低了市場競爭的透明度，因而與市場經濟慣例是格格不入的。國際市場經濟大環境不會長期同一個充滿行政化壟斷的國家打交道，長此以往，只會繼續增加中國進入WTO的難度。
三、中國反壟斷需要采取特殊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