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金融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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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的理論基礎范文第1篇
【關鍵詞】金融發展 農村金融 VAR模型 Granger因果檢驗
一、理論基礎
（一）農村金融市場論
農村金融市場論認為盡管農戶有能力儲蓄，但是農村正規金融體系的業務并不是很好發展，因為農村正規金融機構面對的業務主體畢竟是農戶，相比較城鎮居民，農戶收入少、儲蓄少、經濟理念不發達，一些中間業務和理財、基金產品相比較城鎮居民很難開展。在這種背景下，農村非正規金融機構（不等同于非法金融，它是合法存在的，主要包括一些當鋪、高利貸、民間借貸等）的存在為正規金融機構的正常運行保駕護航，和正規金融機構一起為農戶服務。
（二）農戶行為理論
在研究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民增收之間關系的過程中，農戶行為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農戶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農民增收產生影響。農戶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產生許多經濟行為，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會產生生產行為，在消費生活中會產生消費行為，有些農戶將自己的資金用來投資會產生投資行為，還有一些農戶有自己經營的產業。
二、實證分析
下面，我們通過收集1993～2013年的有關數據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我們選取農村金融相關率（FIR），農村金融中介效率（FE），農村金融發展規模（FS）三個指標來衡量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建立VAR模型：
（一）平穩性檢驗
模型建立之后，便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因為本文數據的原因，ADF檢驗顯示不佳，所以采用Phillips-Perron檢驗統計量。本文模型中的四個變量，都在10%的置信水平上二階差分后通過平穩性檢驗。
VAR模型的滯后期的確定，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問題，如何確定最佳滯后期也是VAR模型的關鍵所在。目前AIC和SC準則是確定VAR模型滯后項的主流法則，而本文AIC和SC法則確定的滯后期不一致，我們采用LR方法，得到的最佳滯后期為2。
（二）協整分析
確定了最佳滯后期之后，我們接下來通過協整檢驗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
由此可以看出，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是：
RI=1.235659FIR+1.064811FE-1.103819FS+0.4112
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相關率成正比率，即農村金融相關率每增加1%，農民純收入便增加1.24%；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中介效率成正相關，即村金融中介效率提高1%，農民純收入將增加1.06%；農民純收入與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成負相關，即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增加1%，農民純收入將降低0.1%。
協整檢驗只能說明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卻不能說明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引導和被引導的關系。因此我們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來檢驗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從因果檢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0%的臨界值下，金融相關率的變化會帶動農民收入的變化；金融中介效率的變化會引起農民收入的變化；金融發展規模的變化也會引起農民收入的變化。農村金融發展規模不僅是農村金融中介效率變化的原因，也是農村金融相關率變化的原因。說明隨著農村金融規模的不斷發展，也會促進農村金融相關率和農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
三、結論
通過實證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農村金融相關率（FIR），農村金融中介效率（FE），農村金融發展規模（FS）和農民純收入（RI）這四個指標之間兩兩之間都有相關關系。農村金融相關率（FIR）通過了平穩性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后，可以確定和農民純收入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的均衡關系。金融規模的擴大對農民收入增加有著很強的促進作用，金融相關率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都可以有效的促進農民收入的提高。
四、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政府政策性支農力度。政府應該通過出臺相關的政策來扶持農村金融，使其能更好的發揮其在農民增收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二，針對地區差異，選擇合適的改革模式。在山東省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適合商業化運作，可以將當地的金融機構的業務主體轉移到農戶身上。在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中西部農村，從商業金融層面看，這些農戶具備較高風險，因此合作金融是這些地區的首選形式。
第三，完善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發展。由于農村非正規金融業務可以深入到農村正規金融達不到的層面，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存在可以為農民更好的服務，因此我們需要在正規金融主導的基礎上，充分發揮非正規金融的補充作用，讓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一起構建良好的農村金融體系，共同為農民收入增長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何亞玲.甘肅省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問題研究[D].甘肅農業大學，2008.
農村金融的理論基礎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監管；外部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7-4392(2009)01-0042-04
一、農村金融監管的趨勢與現狀
金融監管包括金融監督和金融管制兩層含義｡金融監督是對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和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行為進行監督，使之合規合法；金融管制是對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和金融市場上的交易行為制定規則，以實現監管者的目標｡從邏輯上講，應先有金融管制的規則，再按規則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行為進行監督檢查，以保證金融機構活動和金融市場行為的合規性｡然而，金融監管理論到目前還未形成體系，所謂的監管理論一方面是用經濟管制的一般理論來闡述金融監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從金融體系的特殊屬性中探究金融監管存在的理論基礎｡一般的管制經濟理論包括公共利益論、管制供求論、公共選擇學派的管制學說等管制理論，其中，建立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理論基礎上的公共利益論是支持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論｡該理論體系認為市場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會趨向不公正和低效率；而公共管制正是對社會的公正和需求所做的無代價的、有效的和仁慈的反應｡因此，為糾正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對經濟進行適當干預｡這些理論為我國農村實施廣泛的金融監管措施提供了主要的理論依據｡
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具有人密度低、市場隔離、風險高和季節性因素導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傳統的抵押品、收入波動較大、分散風險機會有限等特點，這些特點使得農村金融市場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場，亦使得以利潤為導向的商業金融機構望而卻步，紛紛脫離農村金融市場轉而進入城市金融市場，甚至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也不得不收縮機構，信貸業務逐漸轉向城市｡世界銀行的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市場不能有效運行，存在普遍的市場失敗｡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先天發育不良，在放寬農村金融限制的條件下，金融機構的信貸分配方面容易產生失控或營私舞弊等現象，情況嚴重時會使許多金融機構喪失清償能力并面臨破產威脅｡因此，實施必要的金融監管非常必要｡
(一)農村金融監管工作日趨規范化
2003年4月份，我國成立了專門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監會根據國務院授權，統一監督管理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成立銀監會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金融監管，提高監管水平｡具體到河北省，截至2007年12月末，河北省轄區136縣(市)共有銀行類金融機構5919家，承擔金融監管職責的縣監管辦事處為133家，專兼職人員為485人｡現階段監管辦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主要體現在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經營風險、合規性監督檢查｡
銀監會成立以后，人民銀行主要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但是人民銀行在金融監管中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河北省人民銀行加強對涉及金融機構特別是農村信用社信貸投放的指導和監測｡通過支付結算系統、信貸登記系統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對涉農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加強監測，提高了農村信貸資金的投放效率｡此外，積極引導郵儲機構與農村信用社按照商業化原則辦理大額協議存款，促使農村資金回流；同時搞好旺季現金調撥和供應｡最大限度地保證春耕備耕的信貸需求，大力促進“三農”經濟的發展，很好地發揮了窗指導作用｡
(二)證券、保險業監管薄弱
2007年河北省保監局集中開展了產險、壽險、中介、統計四項專項檢查｡依法查處了各種違法違規問題｡對銀行保險、商業車險等開展了常規現場檢查｡加大舉報檢查力度，監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對于縣域地區的監管，則尚不盡如人意｡隨著保險業的快速發展，許多保險公司均在縣域設立支公司，大力拓展農村業務｡但現階段我國保險業和證券業監管機構僅設在省級以上，地市及以下均未設立，監管在這些區域基本是空白｡
(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服務組織監管剛剛起步
目前，河北省非正規農村金融，即民間金融主要有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社、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這三種模式｡其中廊坊、張家、唐山、邯鄲、石家莊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主要模式；承德、衡水以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為主要模式；保定以扶貧社為主要模式；滄州、秦皇島、邢臺目前尚未成立小額信貸組織｡
1.對廊坊霸州、三河小額貸款公司為例的管理｡目前，廊坊市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主體是由縣一級成立的“小額信貸組織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簡稱領導小組)組成｡領導小組以會議紀要的形式確認縣內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工作方案和監管辦法，并以領導小組的名義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申請進行批復｡而在實際上，領導小組只側重準入監管，對其業務層面的管理，現階段僅僅是當地人民銀行對其進行一定的業務監測，而對其業務的合規性、利率執行等方面的監督檢查及處罰，目前尚未有機構介入進行｡
2.對保定扶貧社的管理｡主要靠其內部管理，外部監管缺失｡
3.對武邑、圍場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的管理｡這類組織是由當地縣扶貧辦與財政局共同主辦成立的｡由縣政府牽頭成立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扶貧辦，具體負責互助資金的執行與監管｡以圍場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為例，2006年圍場縣扶貧辦公室和財政局聯合出臺了《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試行)》，建立了由主管縣長為組長、扶貧辦主任和財政局主管農財的局長為副組長、相關部門和鄉鎮為成員的“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扶貧辦主管主任具體負責、扶貧辦計劃股與縣財政局農財股共同組織實施、監督和指導試點工作｡在縣扶貧辦公室成立了互助資金項目管理股，專門負責互助資金試點工作的管理｡
就金融層面的監管，由于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社以及貧困村村級互助發展合作社組織尚不完全具備合法地位，所以銀監部門尚未對其實施相應監管｡
二、農村金融監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監管主體自身缺陷
一個有效的金融風險控制體系應由三個系統構成：市場約束條件下的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被監督金融機構自身內控系統與社會監督體系｡僅就外部銀行、證券、保險風險監控系統看，農村金融市場的監管主體或自身存在缺陷或主體缺位｡首先，銀行業的監管主體在縣一級實際上不具備獨立的主體資格｡銀監會的縣監管辦事處缺乏獨立監管權，其大部分監管權上收，由地市以上監管局統一調配人員和組織專項檢查，它對于本轄區出現的違規行為和風險隱患缺乏及時、有效排除的能力｡作為人民銀行縣支行，現階段其監管權主要集中在存款準備金率管理、人民幣管理、金融統計、貸款卡管理、國庫經收、清算管理、反洗錢等領域｡但其監管權是殘缺不全的，如有的僅保留檢查監督權，而無處罰權(人民銀行縣支行僅在存款準備金、人民幣、清算管理上有獨立的處罰權)；有的則有檢查權而無調查權｡再次，目前我國保險業和證券業在縣域缺乏監管主體｡因缺乏監管，農村保險市場秩序甚為混亂｡河北省大部分縣都存在非法保險機構，這些非法保險機構內部管理混亂、會計制度不健全，惡性競爭｡
除此之外，社會監督體系發展滯后，外部審計服務機構行為不規范，輿論監督、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也是農村金融機構監管的缺陷｡
(二)監管基礎薄弱
完善的銀行監管制度必須同時采用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的方法，而這需要一定精通監管理論和業務的監管人才來實施｡以銀監會縣監管辦為例，其狀況令人堪憂，僅有的3-4人的監管人員，尚難應付轄區內已有的銀行類金融機構，更何況在農村金融準入門檻放寬后，諸如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機構的不斷涌現，再加上小額貸款公司、扶貧經濟合作社等非正規金融機構的設立，面對著數量龐大、地域分散的監管對象，縣監管辦將更加難以為繼，監管效果與效率可想而知｡
(三)監管機構之間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監管合力
銀、證、保三大監管機構從央行分離后，各監管機構的設置雖然有所調整，但明顯缺乏整體性的監管政策框架，而且監管機構的職能和監管權限的界定也不清晰，各機構之間難以進行有效協調，監管信息也難以共享，監管措施相互重疊或相互抵觸的現象時有發生｡就清算管理而言，根據新修訂的《人民銀行法》，人民銀行有權對金融機構執行有關清算的行為監督檢查，而對商業銀行支付結算業務的日常監管和處罰則由銀監部門行使｡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對清算管理和支付結算管理的概念難以界定，各監管主體對其監管職責的劃分不甚明確，監管存在交叉｡如銀行壓票、壓匯的違規行為就處于監管模糊地帶｡
(四)監管理念落后
目前世界通行的金融監管理念早已越過行政管理和合規性監管，取而代之的是以風險管理為核心、涵蓋從準入到退出的一整套完整的監管內容和體系，即預防性為核心的事前監管、金融稽查或檢查、維護性的事后救助監管等完善的監管內容和體系｡而現階段農村金融監管理念還基本上停留在機構的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及經營的合規性，對金融機構的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機構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后如何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則注意得不夠，金融檢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種合規性檢查，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金融風險監管｡
三、加強農村金融監管的建議
(一)構建針對農村金融體系的多元監管體系
在當前分業監管模式下，可探索建立多元監管體系｡一是加強金融監管主體獨立監管權｡從維護金融穩定大局出發，應擴大人民銀行縣支行的監管職能，賦予其在相關領域的獨立監管權；銀監會應加強基層監管力量的建設｡對一些管轄地域廣、人多且金融較為發達的縣監管辦，擴充編制，加強一線監管隊伍建設；保監會、證監會按照分業監管原則，可采取延伸監管力量或委托其他機構代管方式，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二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險類機構，強化對農村金融風險的控制和處置，構建完整的農村金融監管體系｡三是引入社會監督，增強金融監管的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風險，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和質量｡可以通過加強公眾金融法律法規知識和風險防范意識的宣傳；還可以充分發揮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標準，以更好地反映銀行風險｡
(二)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監管協作體系
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分業監管模式下，各監管機構應在各自分工負責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為主導，人民銀行、銀監會、存款保險機構、保監會、證監會共同參與的協作機制，嘗試賦予省級政府對各監管機構的統一協調權，以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等形式，協調解決各監管機構監管交叉和遺漏等問題，承擔綜合監管職責，達到信息共享、相互協作、密切配合，確保農村金融監管的暢通和有效｡
(三)改進金融監管方式
改進金融監管方式重點是要實現由靜態監管向動態監管的轉變，時刻關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主要包括：監管機構應改變過去那種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時點上的資產狀況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隨時化解風險；鼓勵農村金融機構改善其內部控制體系，消除經營中存在的違規、違紀現象，提高其防范風險的意識｡同時，提高員工的素質，盡快掌握現代化的監管技術和方法，提高整體風險防范能力；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對各農村金融機構的市場約束力｡
(四)針對民間金融，探索建立差別監管模式和風險監控體系
探索針對農村金融的差別監管模式和風險監控體系｡由于非正規金融在規模大小、業務范圍、市場定位、財務狀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因而金融監管對不同區域的農村金融應采取不同的監管方式，有針對性地實行差別監管｡如對于經濟相對欠發達的農村，農村經濟的基本單位是那些中小規模的農戶及中小企業，非正規金融交易規模較小，參加者相對比較分散，交易方式較為傳統｡根據情況，按交易金額、地域范圍和參與人數等標準設置非正規金融交易的規模邊界，對低于邊界規模的非正規金融交易實行自由登記制度，而超過邊界規模的非正規金融交易都必須實行登記制度，訂立契約文書，以解決非正規金融交易因為規模擴大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及交易者出現搭便車問題所導致的風險｡而在經濟相對發達農村地區，非正規金融的交易規模已經較大，參與者的組織化程度也較高，資金的逐利目的明顯，交易方式較為規范｡這類農村非正規金融已具備正規金融的主要特征，可在政府相關部門進行備案管理，在逐步規范后，納為正規金融組織，接受金融監管｡
(五)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
當前，金融監管法制建設應當緊緊圍繞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重點，做好金融機構風險防范和市場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要抓緊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以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真正解決當前金融監管過程中有法難依的問題｡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重中之重是盡快建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機構破產方式的立法也應當提上工作日程，盡早出臺｡
參考文獻：
[1]李偉、張樂柱.《農村民間金融的發展現狀與治理對策》，《山東經濟》，2007年第4期｡
[2]莫易嫻等.《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監管方式趨勢》，《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3]史程.《我國農村金融監管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國集體經濟•下半月》，2007年第8期｡
[4]趙天榮.《農村金融監管的理論必然與現實制約――基于我國農村金融新格局的思考》，中國農經信息網，2007年11月7日｡
[5]《金融監管：世界趨勢與中國的選擇》，新知稅收網，2005年9月2日｡
課題主持人：邵延進
農村金融的理論基礎范文第3篇
一、三農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范疇
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簡稱“三農”問題)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從已經實現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史看，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一般都是從農業和農村取得原始積累，開辦工業企業，發展城市；與此同時，農村的勞動力大批進人工廠。這樣，城市的商業、服務業發展起來，城市也逐步發展起來了。因此，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不僅是人類生產方式由農業轉向工業的過程，也是農業人口轉移為城市人口的過程，兩者是同時進行的。等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工業反哺農業，用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資料武裝農業，使農業現代化；國家財政積累多了，城市再反哺農村，對農村進行道路、水利、電力、電信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現代化，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但是，由于我國的特殊國情，雖然農業總產值現在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于2008年底已經降到了11.3％，但是我國的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好，主要體現在：
（一）農業問題現
階段的農業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業投入不足、基礎脆弱的面貌并沒有改變；糧食增產、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并沒有建立；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并沒有消除。就糧食生產來講，一方面糧食生產受市場的約束，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許多純農戶的收入持續徘徊甚至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斷擴大。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另一方面受耕地資源和水資源短缺的約束，糧食增產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市場的約束使得包括資金等生產要素離開了糧食生產，離開了農村。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資金供給是包括糧食生產在內的農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環節。
（二）農民問題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增長問題。與城鎮居民收入相比，農戶收入增長緩慢。制約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很多，可從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來源方面來分析。從農業方面來講，因為我國人多地少，農民人均土地也少，農業產量有限，制約了農民收入水平的進一步增長。而且，農村的人口遠遠超過城市的人口，造成農產品市場小，農產品價格上不去，農民的收入增長放緩。從非農方面來講，農民收入增長的另一個來源是從事工業和服務業。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但由于農民的文化素質較低以及戶籍管理制度和就業社會保障制度不合理等因素的制約，農民的非農業收入也較低。從總體上來看，無論農民收入增長的絕對量還是增長率，都低于城鎮居民，兩者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擴大。要提高農民的收入增長水平，有兩條基本的思路：第一是做好農產品深加工，延長農產品加工鏈，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第二是發展中小企業，解決農民的就業問題，從而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然而，要實現這兩條發展思路，就要求有為農產品加工企業和其他中小企業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從實踐中看，農村信用社在這方面大有可為。
（三）農村問題
我國農村問題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系統性問題。從工業化角度看，現階段我國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滯后于城市發展。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是在加速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妥善處理好工農、城鄉關系問題。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業基礎脆弱，農村教育衛生事業等社會事業發展落后，農民收入增長相對較慢。因此，要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這種長效機制不僅包括國家財政反哺農村，也包括真正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市場機制。在這個市場機制中，農村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非常重要。
二、三農問題產生的金融原因分析
三農問題之所以產生和存在，其原因是錯綜復雜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分析，從金融角度進行分析，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嚴重脫節，農民的金融需求很難得到滿足或滿足程度很低。當前我國農村金融資源缺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資金缺失
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資金投入。在實施了支農政策，農業科技水平得到提高之后，資金就是最關鍵的要素。在我國現階段，國家優先支持基礎工業行業，農村哺育城市，農村的大部分資金需求被大量調往城市，用于支持城市和工業發展。國有商業銀行大量資金上存和郵政儲蓄的“吸儲器”作用，加劇了農村資金的外流。據統計，2007年底農業銀行雖有涉農貸款余額高達1.36萬億元，但仍有1萬億元左右的資金從農村流向城市；郵政儲蓄機構2007年底存款余額1.6萬億元，其中超過一半的資金來自農村，但回流農村的資金卻微乎其微。商業性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的決定其定位在城市，而非農村中分散的農戶和小規模的鄉村集體經濟組織。2008年我國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1.3％，但農業在整個金融機構中占用貸款余額只有5％左右。加上農村政策性銀行機構改革和業務調整，以及農村直接融資渠道少，造成支農資金供不應求的局面，“三農”面臨資金緊缺的現狀在我國農村還將長期存在。
（二）機構缺失
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金融機構日趨縮減。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確定各國有商業銀行收縮縣及縣以下機構和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的基本策略，其后國有商業銀行日漸收縮縣及縣以下機構。1999年農村合作基金會被國務院清理取締后，農村信用社在農村信貸市場上占據了準壟斷地位，成為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中向農村和農業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的核心力量。2008年年末，全國農村信用社的各項貸款為3.7萬億元，其中農業貸款為1.7萬億元，農村信用社農業貸款余額占全部金融機構農業貸款余額的比重超過90%。農村地區金融機構單一化、金融市場壟斷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三)服務方式缺失
首先是信貸服務缺失。近幾年，隨著農發行農業綜合開發、扶貧和糧棉加工企業等農業信貸職能的剝離和農業銀行經營戰略的調整轉移，農村金融機構的農業貸款增長速度放慢，有的年度甚至呈現負增長。在農村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提供的貸款約占農村資金需求25％，70％左右的資金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或者是只能通過非法的民間金融渠道得以滿足。其次是金融產品簡單，只有傳統的存貸款業務，沒有可供廣大農戶選擇的新的金融產品。
三、金融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重要性理論
農村金融政策理論主要有三大代表性理論：農業融資理論、農村金融市場論以及不完全競爭市場論。
（一）農業融資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前，農業融資或信貸補貼論是處于主導地位的農村金融理論，強調政府對農業的支持。農業融資論主張通過從農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資金，增加農業生產和緩解農村貧困，并建立非營利性的專門金融機構來進行資金分配。政府控制農業融資利率較其他產業低，以縮小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結構性收入差距。然而實踐表明，這種過分依賴外部資金的農村金融政策，引發了資金回收率低、使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矛盾，加之對農村金融市場機制的忽視，致使農村金融循環發展的長效機制難以建立。這主要表現在：
1.可以持續得到政策性低息資金以及利率上限的持續存在，使得專門的農業信貸機構和正規的貸款者無法獲取農村儲蓄以建立起自己的資金來源，無法成為儲戶和借款人之間有力的金融中介(Avishay和Huppi，1991)。
2.低息資金的主要受益人并非農村貧困居民，低息貸款的補貼被集中并轉移至進行大筆貸款的較富有的農戶身上。低息貸款利率不反映資本的真實成本，導致信用需求的夸大，對非目標受益人形成貸款的激勵，從而信貸計劃的初衷無法得到實現。
3.農村信貸機構監督機制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缺乏。Gulli(1998)認為，對消除貧困貢獻最大的既不是貸款也不是儲蓄，而是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機制的建立。首先，政府支持存在的道德風險使得農村信貸機構缺乏有效地監督其借款者投資決策和償債行為的能力，補貼性的農村信貸體系中大都伴隨著較高的拖欠率。其次，農業信貸補貼政策缺乏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機制。
（二）農村金融市場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業融資理論的不足促使農村金融市場理論發展。農村金融市場理論實際上是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在農村金融領域的發展。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認為，人為地壓低利率和匯率，將使兩者不能真實地反映資金和外匯的供求，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會造成金融和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金融制度的落后阻礙經濟發展，而經濟停滯或落后又制約著金融制度的發展。要解除“金融抑制”，就必須“金融深化”，減少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利用市場調動人們的儲蓄與投資積極性。其途徑是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放寬對金融體系和市場的限制，使民間金融機構能夠適應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增長和發展，促使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形成良性循環。以此為基礎的農村金融市場理論認為，農村金融資金的缺乏，并不是因為農民沒有儲蓄能力，而是由于農村金融體系中不合理的金融安排(如政府管制、利率控制等)抑制了其發展。農村居民是擁有儲蓄能力的。對各類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的研究表明，只要提供存款的機會，即使貧困地區的小農戶也可以儲蓄相當大數量的存款(Adams，Brunner和Raymond，2002)。市場金融論主張完全依賴市場機制，極力反對政策性金融對市場的干預和扭曲，特別強調利率的市場化。該理論認為農業貸款的利率自由化可以使農村金融中介機構能夠補償它們的經營成本，這樣就可以要求它們像金融實體那樣運行，承擔適當的利潤限額；實行市場利率可以鼓勵金融中介機構有效地吸收農村儲蓄，降低其對外部資金來源的依賴感，同時使它們有責任去管理自己的資金；實行市場利率可以減少發放人情貸款和隨意作出決策，并由此有助于改進補貼信貸計劃的資金不能有效利用的特點(Avishay和Hup-pi，1991)。其主要政策主張有：發揮金融市場作用，減少政府干預，實現利率市場化，實現農村儲蓄和資金供求的平衡；取消專項特定目標貸款制度，適當發展非正規金融市場，等等。但是，這種完全放棄政府介入和干預的利率自由化也受到質疑，如利率自由化能否使小農戶充分地得到正式金融市場的貸款。自由化的利率可能會減少對信貸的總需求，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小農戶獲得資金的狀況。但是，高成本和缺少附屬擔保品，可能仍會使他們借到他們所期望的那么多的資金，所以，仍然需要政府的介入以照顧小農戶的利益。因此，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可能無法真正培育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有效的金融市場。
（三）不完全競爭市場論
20世紀90年代，人們認識到為培育有效率的金融市場，仍需要非市場的要素提供支持。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競爭市場論就是其中之一。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為農村金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由于農村金融市場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尤其是金融機構對于借款人的情況沒有辦法充分掌握，很難控制農村系統風險，即存在不完全信息，正如農村金融市場理論的缺陷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能無法培育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金融市場。因此，如果完全按照市場機制就可能難以培育農村所需的金融市場。為此，要彌補市場的失效，就有必要采用諸如政府適當介入以及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措施（Stigliz和Weiss,1981；Stigliz，1989）。不完全競爭市場埋論強調，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組織形式對解決農村金融的重要性。Stigliz等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非常大的原創性，研究所采用的信息經濟學分析工具也成為金融市場分析中的重要工具。具體而言，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的主要政策建議有：1.金融市場發展的前提條件是低通貨膨脹及宏觀經濟的穩定。2.在金融市場發育到一定程度之前，相比利率自由化，更應當注意將實際存款利率保持在正數范圍內，并同時抑制存款利率的增長，若因此而產生信用分配和過度信用需求問題，可由政府在不損害金融機構儲畜激勵的同時從外部提供資金。3.在不損害銀行最基本利益的范圍內，政策性金融(面向特定部門的低息融資)是有效的。4.政府應鼓勵并利用借款人聯保小組以及組織借款人互助合作形式，以避免農村金融市場存在的不完全信息所導致的貸款回收率低下的問題。5.利用擔保融資、使用權擔保以及互助儲金會等手段，改善信息的非對稱性。6.融資與實物買賣(如肥料、作物等)相結合，以確保貸款的回收。7.促進金融機構的發展，給予其一定的特殊政策，如限制新參與者等保護措施。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為政府介入農村金融市場提供了理論基礎。它認為，盡管農村金融市場可能存在的市場缺陷要求政府和提供貸款機構介入其中，但必須認識到，任何形式的介入，如果要能夠有效地克服由于市場缺陷所帶來的問題，都必須要求具有完善的體制結構。因此，對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市場的非市場要素介入，首先應該關注改革和加強農村金融機構，排除阻礙農村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的障礙。這包括消除獲得政府優惠貸款方面的壟斷局面，隨著逐步取消補貼而越來越使優惠貸款集中面向小農戶，以及放開利率后使農村金融機構可以完全補償成本。盡管外部資金對于改革金融機構并幫助其起步是必需的，但政府和提供貸款的單位所提供的資金首先應用于機構建設的目的，這包括培訓管理人員、監督人員和貸款人員，以及建立完善的會計、審計和管理信息系統。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強調，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對解決農村金融問題是相當重要的，為小額信貸模式提供了理論基礎。
四、金融支持三農發展的作用機理
一般而言，金融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一）資本積累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金融組織會逐漸地增加對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農村金融發展的市場化程度也會大提高。農村金融組織能夠提供農村生產的流動資本，相應提高農村企業和個人固定資本利用率。一般認為，農村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總是保持固定的比例關系，但由于固定資本投資在技術上的不可分割性，因而在農村經濟中一般總存在著未被使用的固定資本。在農村固定資本一定時，它的利用程度就決定于農村流動資本的供給。因此，農村生產企業能獲得多少流動資本，是決定產出水平的關鍵性因素。農村流動資本的重置部分可能由農村企業內部籌集，也可能通過農村金融機構借款籌集，而農村流動資本的凈投資則一般大部分通過農村金融機構借款籌集。因此，農村金融組織成了農村企業和個人向外部籌集流動資本和積累資本的主要來源。（二）儲蓄向投資的轉移農村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開發可以提高農民的儲蓄率，由于存在謹慎性和投機性的貨幣需求，在既定國民收入水平下，農村消費與儲蓄之間存在著一個待幣的彈性區間，彈性區間使真實的消費儲蓄比例會因多種原因而改變。農村金融資源的存在和有效開發配置可以使該彈性區間變小，農村儲蓄份額增大，這就促進了農村社會儲蓄率的上升，為農村投資的增長提供了來源。農村金融組織使農村儲蓄轉化為農村投資，從根本上來說，農村資本來源于農村居民儲蓄，但在動員眾多分散的農村居民將儲蓄轉化為農村投資的過程中，農村金融體系需要吸收一部分資源，這包括從分散的個體農民那里集中儲蓄時發生的交易成本和為克服信息不對稱使儲戶放心地放棄對其儲蓄的控制權而支付的信息成本。農村金融體系吸收了部分儲蓄資源，一方面與農村金融體系提供了金融服務又收取了相應報酬有關；另一方面與農村金融體系的市場效率有關，一個效率的農村金融安排能夠大減少在動員儲蓄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三）農村經濟增長農村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組織的活動直接相關，且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或決定性)條件。由于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以至于在發展經濟學發展的最初階段人們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就是一個“搬掉資本障礙的過程”。發展中國家普遍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城鄉金融發展水平差距很大。比較而言，金融二元結構的特點更為突出，城鄉金融發展極不協調且呈逐步加劇之勢，農村金融抵制現象十分嚴重。20世紀70年代初，以愛德華•肖(E.S.shaw)和羅納德•麥金農(R.I.Mckinn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研究的樣本，在對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進行潛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金融市場抑制與金融深化”理論。所謂金融抑制，是指一國的金融體系不完善，金融市場機制不健全，金融運行中存在過多的金融管制措施，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處于互相掣肘、雙落后的惡性循環狀態。他們認為，造成金融抑制的最主要原因是經濟的分割性。在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分散于零散的經濟單位之中，國內市場也處在割裂狀態，無法發揮其合理配置要素的功能。這種分割性經濟的存在客觀上就決定了金融體制的割裂與脆弱。主要表現：一是金融市場不健全。在政府規定的低利率水平下，資金很難通過統一的金融市場來流通，有限金融機構不能充分發揮“導管”作用。在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得到資金的往往是某些“特殊部門和行業”，而急需資金的中小工商業者和農民的資金需要很難得到滿足，造成資金使用效益下降。二是金融工具單調。即銀行等儲蓄機構僅僅開辦存貸款業務，而且期限單一，利率僵硬，無法滿足儲蓄和借貸雙方對金融資產流動性、安全性、效益性的需要。要解決發展的問題，必須依靠金融的強力支持，實施“金融深化”戰略，這不僅是因為金融對經濟具有反作用，更由于農村經濟基礎較為薄弱，對金融具有廣泛的需求和較強的依賴性。主要思路是：對農村政策金融、商業金融、合作金融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和調整，強化政策性金融職能，發揮利率和市場機制的作用，改革農村正規金融機制，引導和開放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提升農村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
五、金融支持三農發展的國際經驗
國外農村金融已有近200年的發展歷史，它在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保護農民利益、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發達國家農村金融發展與經驗
1.美國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
美國農業金融機構在20世紀初才開始建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農業金融體系，它主要由政府農業信貸機構、農場主合作金融的農業信貸系統、商業金融機構及私人信貸組成。這些金融機構分工協作，互相配合，共同為美國農業的發展提代資金支持及其它服務。政府農業信貸機構由政府所有，專門為農業發展服務，如農民家計局、商品信貸公司、小企業管理局、農村電氣化管理局等。農民家計局的貸款以中長期為主，利率明顯低于市場利率，因此，大部分貸款均有貼息。農民家計局的資金主要用于貸款、擔保和向農村公益性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它不直接向農民發放貸款。商品信貸公司的任務是對農產品進行價格支持或對農業生產給予經濟補貼，其資金主要是提供貸款和支持補貼，主要包括向執行休耕計劃的農場提供農產品抵押貸款，這是一種“無追索權貸款”。另外，它還對遭受洪水、干旱等自然災害而造成種植面積減少或較大減少給予災害補貼，對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的差價給予差價補貼，為購買倉儲、干燥和其他處理設備提供貸款等。農村電氣化管理局主要對農村電業合作社和農場等借款人發放貸款，用于組建農村電網、購買發電設備等。小企業管理局是1953年為了針對小企業提供貸款而設，其主要職能是向那些不能從私人信貸機構獲得貸款的小企業提供貸款。
美國的合作金融是在20世紀初經濟大蕭條時期由政府倡導建立的，它主要包括聯邦中期信貸銀行、合作社銀行、聯邦土地銀行，由農業信用管理局管理。聯邦土地銀行的貸款業務經過聯邦土地銀行合作社直接面向借款人。借款人要想向土地銀行借款，必須向聯邦土地銀行合社認購至少相當于本人貸款額5％的有投票權的股票，成為合作社社員，取得一人一票權。償還全部借款后，社員自愿決定是否退回股金。而合作社必須認購同等數額的股票，而成為該區聯邦土地銀行的股東。聯邦土地銀行的資金主要是提供長期不動產抵押貸款，其貸款對象主要是本地區的農場主、農業生產者、與農業有關的借款人。聯邦中期信貸銀行的建立在于溝通都市商業金融與農村的農業金融，以吸取都市資金用于農村。因此它主要是提供中短期的動產農業抵押貸款，但它不是直接貸款給農戶，而是貸給農民的合作社及其他各種農民的營業組織，以貸給生產信用社為主，以促進農牧業的生產與經營。合作社銀行的資金主要用于貸款，目的是為了幫助合作社擴大農產品銷售、儲存、包裝、加工農產品，保證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和其他與農業有關的活動。合作社銀行主要提供三種貸款：一是設備貸款，二是經營貸款，三是商品貸款。除這三種貸款外，合作社銀行還開展國際銀行業務，為農業合作社農產品出口提供便利。
美國的農業保險體系是經過不斷摸索、發展而形成的。1938年《聯邦農作物保險法》頒布以來，美國農業保險經過近70年的發展，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農作物保險業務，保障水平和農民參與率不斷提高，對穩定農業生產、提高國民福利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美國農業保險是由私營保險公司提供的，但由于農業保險的風險巨大，其經營的農作物保險均以失敗而告終。為了幫助農民對付農業生產面臨的購險，美國政府積極參與了農作物保險計劃。現行的美國農業保險完全由商業保險公司經營和，政府在經營管理費和保險費補貼等方面給予了有力支持。美國農作物保險的運行主要分三個層次，第一層為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風險管理局)，主要負責全國性險種條款的制定、風險的控制和向私營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支持等；第二層為有經營農險資格的私營保險公司，它們與風險管理局簽訂協議，并承諾執行風險管理局的各項規定；第三層是農作物保險的人和查勘核損人，美國農作物保險主要通過人銷售，他們負責具體業務的實施。
2.日本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
在日本，既有政府辦的政策性金融，又有強大的合作金融來支持農業的發展，還有一部分其他金融機構，這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農業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雖然日本人多地少，自然環境又比較差，但是它的農業生產和農業現代化卻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日本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是農林漁業金融公庫(簡稱農林公庫)。它建立的目的是在農林漁業者向中央金庫和其它金融機構籌資發生困難時，給它們提供利率較低、償還期較長的資金。農林漁業金融公庫主要是把資金用于土地改良、造林、建設漁港等基礎設施的融資，同時用于農業現代化投資、農業改良資金的融資、對國內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及交易市場提供市場設施貸款等。農林公庫的代款一般不直接辦理，而是委托農協組織代辦，并會給一定的委托費。農林公庫的貸款利率雖會因貸款種類和工程性質有不同的規定，但總的說，要比民間金融機構優惠，而且貸款的償還期限10～45年不等。
日本支持農業發展的合作金融主要是農協系統。農協系統是按照農民自愿、自主的原則登記成立的。它主要由三級組成：最基層的是農業協同組合，為市町村一級。直接與農戶發生信貸關系，不以盈利為目的，它可以為農戶辦理吸收存款、貸款和結算性貸款。這也是基層農協的主要任務。除此之外，農協還兼營保險、供銷等其他業務；中間層是信用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簡稱信農聯，為都道府縣一級，幫助基層農協進行資金管理，并在全縣范圍內組織農業資金的結算、調劑和運用。信農聯作為農協系統的中層機構，在基層農協和農林中央金庫之間起橋梁和紐帶作用。以它的會員即基層農協為服務對象，吸收基層農協的剩余資金，并在基層農協需要時提供融資服務。信農聯的資金首先應該用于支持轄區內部的基層農協的資金需求，其次才能用于支持其他的貸款、農業企業的發展所需資金等。信農聯不能兼營保險、營銷等業務。最高層的是農林中央金庫，為中央一級，是各級農協內部以及農協組織與其他金融機構融通資金的渠道。農林中央金庫是農協系統的最高機構，它在全國范圍內對系統內資金進行融通、調劑、清算，并按國家法令營運資金。同時，它還指導信農聯的工作，并為它提供咨詢。農林中央金庫可對會員辦理存款、放款、匯兌業務，并且可農林漁業金庫的委托放款和糧食收購款，后又增加了外匯業務。它的資金主要用于信農聯，同時也貸款給關聯的大型企業。農林中央金庫除了向基層和中間機構提供服務、發行農林債券外，還從事資金劃撥周轉、部分證券投資業務等。另外，日本于1966年建立了全國性的農業信用保險協會，各都道府縣一級的農業信用基金協會是其會員，農業信用基金協會是都道府縣一級的債務保證的專門機構。
（二）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探索與實踐
發展中國家以印度為典型代表。印度獨立初期，高利貸占印度農村信貸總額的一半以上，其他信貸規模比較低。印度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綠色革命”，以各種措施來支持農業的發展。其措施以推行現代農業技術中心，輔之以農業信貸、財政補貼、價格支持等。隨著這些措施的實行，印度支持農業發展的金融體系統逐漸發展和完善，從而高利貸活動所占份額也大減少。現在印度既有合作性質的農業信貸機構，又有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及商業銀行等來支持農業的發展。印度的合作性質的信貸機構分為兩類：一類是提供短、中期貸款的合作機構，主要是信貸合作社；另一類是提供長期信貸的合作機構，主要是土地開發銀行。
農村金融的理論基礎范文第4篇
“十二五”以來，我國一直將“健全國家金融體系、完善金融服務功能”作為金融改革與發展的重點，而農村金融作為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已經成為金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實際上，農村金融作為現代農業經濟資源配置的核心，不僅起到資金融通和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和先決因素。然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常具有門檻效應[1]，特別是在現階段的中國，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引發的城鄉二元金融結構問題凸顯，而政府計劃性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資金趨利性又進一步深化了城鄉間的金融割裂，導致金融資源配置畸形和效率低下；此外，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匱乏，金融服務產品單一，以及農民金融服務意識淡薄決定了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建設仍有待長期的發展與完善。因此，從農村金融發展的視角出發，探究其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檢驗農村金融發展的“收入門檻效應”，不僅有助于各級政府識別現階段不同地區農村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依存關系，還可以為政府決策部門的金融扶貧政策選擇提供相應依據，從而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城鄉二元金融結構現狀，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發展，促進以大型商業銀行為核心的城市金融機構與以農村信用社和儲蓄銀行為核心的農村金融機構有機統籌，做到取之于“農”、用之于“農”，有效遏制我國農村地區大量金融資源流向城鎮地區和非農領域等金融風險較高的部門，在最大程度上控制我國金融體系整體風險，并有效發揮金融扶貧政策的局部調控效應，使我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時期內的金融體系建設更多地致力于“可得性”金融服務的深化與推廣，構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體系，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增長引擎，從而在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同時為宏觀經濟發掘新的增長點。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目前有關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研究正在深入進行，其演變主要歷經以下三種理論：農業信貸補貼理論、農村金融市場理論和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全競爭理論。
早期，農業信貸補貼理論指出，由于農業具有收入不確定、投資周期長和收益率較低等結構性特征，所以其無法成為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銀行的融資對象。因此，為縮小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結構性收入差距，政府和財政部門應對農業的融資利率進行必要補貼，并采取信貸供給先行的農村金融戰略。King和Levine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信貸補貼會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這說明政府過度干預農村金融會產生顯著的負外部性[2]。Besley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農村金融機構缺失，信貸制度不健全等限制，所以農村信貸主要是依靠高利率的非正式金融機構，因此，只有確保信貸供給政策先行，并采用適當的補貼來彌補農村金融機構的利潤損失，才能有利于農村金融的可持續發展[3]。溫濤等對我國1952—2003年間的數據樣本進行檢驗，結果發現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內生于政府財政，導致其資金利用效率低下；而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初期，金融資金受其趨利性特征的影響又進一步深化了城鄉之間的金融割裂[4]。此外，農村金融發展附帶的一些非金融服務項目還會增加金融服務的運營成本，這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盈利水平[5]。
然而，農業信貸補貼理論假設農村貧困居民不具有儲蓄能力，并且其面臨的是慢性資金不足，但隨著農村普惠金融的不斷發展，這一假設與現實狀況已逐漸相悖。因此，農村金融市場論應運而生，Cetorelli和Gambera證明了非競爭性銀行(如農業政策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與其在弱勢貸款群體中的信貸牽頭地位具有因果關系，因此，利率非市場化和高度依賴補貼成為農村金融的典型特征，這會降低其自身的盈利能力[6]。徐忠的研究認為，利率扭曲是造成農村信貸缺失的主導原因，人為壓低存款利率，政府過度控制農村金融風險等行為都會降低農村儲蓄者的存款意愿，從而阻礙了農村金融發展[7]。此外，姚耀軍同樣指出，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宏觀表象嚴重背離其微觀基礎，就宏觀表象而言，農村金融發展(主要是農業存貸款總額、農村金融機構資產總額以及農村金融機構網點數量等)與農業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高度吻合；而就微觀基礎而言，由于農村金融機構種類單一，農村信用社壟斷地位凸顯，導致農村金融市場缺乏競爭，并嚴重降低了農村居民的實際貸款意愿[8]。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越發意識到，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市場遠非完全競爭市場，因此，不完全競爭市場論逐漸進入了學者與政策制定者的視野。不完全競爭市場論強調政府應適時適度地對農村金融市場進行補貼與規制，同時確保農村金融機構的競爭性與自身盈利能力，并采用定向調控的方式引導農村金融的發展方向(如補貼農村金融機構網點建設、補貼人員培訓成本和增設服務項目等)。Hoff指出，農村金融市場是典型的非完全競爭市場，因此，政府應當適當介入，并對農村借款人進行有效監督，這可以在促進農村金融發展的同時維護農村金融機構的競爭性[1]。Paxton和Cuevas認為，每一筆金融服務都存在一定的固定成本，對農村居民開展的小規模存貸款業務必然會使其固定成本顯著上升，從而減少銀行資金的安全邊際，這不但會影響銀行體系的盈利水平，同時也會降低整個體系的風險承受力，因此，這種定向扶持是激活農村金融對農業經濟增長拉動效應的有效方式[9]。
此外，還有許多國內學者針對我國的現實國情分析了二者間的關系。林毅夫等指出，在我國，農村金融內生于經濟發展戰略，其可以有效盤活農村經濟資源，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從而長期拉動經濟增長。[10]焦瑾璞指出，切實改善對弱勢群體特別是農村居民的金融服務，是推進農村金融發展和普惠金融的關鍵，這對改善現階段的城鄉二元化金融結構，降低金融排斥，進而為經濟增長打造新引擎具有重要意義。[11]然而，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就在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關系間的結構性失調，這主要體現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階段性金融需求與現實金融服務間的錯配[12]。謝瓊等證實了現階段我國農村金融的功能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目標間仍存在偏離。[13]而西部地區的面板分析結果表明，農村金融效率的提升會顯著抑制農業經濟發展[14]。實際上，出現這種“反事實”現象主要是因為，該地區整體金融效率偏低，因此無法對農村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拉動效應，而當將面板擴展至全國后即可發現，地區間農村金融效率呈現出顯著差異，其中東部地區的金融效率顯著高于西部地區，其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也不盡相同[15]。
通過回顧以往有關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研究不難發現，相關研究受制于樣本時間跨度和地域性差異的影響，并未形成一致結論，這意味著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可能存在著非線性特征亦或是時變性特性[16]。有鑒于此，本文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并據此提出研究假設1。
假設1：樣本期間內，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存在結構性變化，這一影響機制將會隨著金融相關率水平的變化呈現出顯著的“門檻效應”。
此外，早期的研究多數認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內生于政府計劃性財政支出，導致其資金利用效率低下，此時農村金融發展反而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抑制效應”[4]。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
假設2：在農村金融發展水平低于門檻值時，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其與農村金融市場理論的觀點一致。
最后，近期的許多研究表明，隨著我國農村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斷提升，許多地區的農村金融發展已經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拉動效應”[17]，因此，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在農村金融發展水平超越門檻值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其與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全競爭理論的觀點高度耦合。
基于以上三個假設，本文將使用非線性分省面板數據模型探究樣本期間內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甄別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存在結構性變化，從而檢驗農業信貸補貼論、農村金融市場論和不完全競爭理論在我國現階段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適用性，進而為政府和財政部門的支農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和經驗證據。
三、理論分析與模型設定
(一)帕加諾模型
Pagano在AK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金融部門，隨后這一模型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依存機制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并已逐步成為現代金融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模型[18]。此后，許多學者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拓展研究，董曉林將利率因素加入至該模型當中，考察了資本成本在這一傳導機制中的作用[19]；冉光和與張金鑫將時間啞變量置于該模型當中，發現1994年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發生了明顯的結構性改變。[20]回顧有關帕加諾模型的相關研究不難發現，現有關于帕加諾模型的拓展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對帕加諾模型的基本形式進行拓展；二是對該模型的估計方法進行改進，進而驗證模型的非線性特征。然而，直接將相應變量加入至帕加諾模型缺乏相應的理論基礎，這將直接影響研究結論的穩健性。鑒于此，本文將延續冉光和與張金鑫的研究思路，對帕加諾模型進行非線性拓展，從而考察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影響的動態特征和機制轉變[20]。
Pagano假設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一國只生產一種產品，其既可以用于投資也可以用于消費，資產每期以固定的速率δ折舊，于是內生增長模型可寫為如下形式：
其中，Yt代表t期總產出，A代表技術水平，而Kt是當期總資本存量。進一步根據資本存量與投資和折舊之間的關系可得：
這樣，t期的經濟增長率gt可表達為：
將(1)式和(2)式代入(3)式，整理可得：
在內生增長模型框架下，市場達到均衡的條件為總投資(It)=總儲蓄(St)，然而Pagano指出，受信息不對稱、流動性偏好和菜單成本等因素的影響，非完全儲蓄現象在金融體系中廣泛存在[18]，假設其漏出比率為1-θ，則有：
其中θ表示投資儲蓄比，而儲蓄率s可寫為：
將(5)式、(6)式整理代入(4)式可得到穩態下經濟增長率的表達式：
取對數后可得：
此式即是Pagano給出的基本模型，其中A代表資本邊際貢獻率，θ代表投資儲蓄比，s代表儲蓄率，他們共同決定經濟增速。基于此，我們采用農村投資比率tz(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農業增加值)作為資本邊際貢獻率的替代變量；而金融發展通常包括金融規模擴大和金融效率提高兩個方面，在此我們使用農村金融相關率fir(農村金融貸款總量/農業增加值)作為農村金融規模的替代變量，選取貸存比率dc(農村金融貸款/農村金融存款)作為農村金融效率的替代變量；最后令農村存款比率ck(農村金融存款/農業增加值)作為儲蓄率s的變量。而農業經濟增長可以用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總和y進行度量。基于此，本文的基本計量模型可表達如下：
其中，fir、dc、ck、tz分別代表農村金融相關率、農村金融貸存比、農村存款比率和農村投資比率。此外，為確保比率指標的原始屬性，同時使回歸結果更具經濟含義，我們在此并未對比率指標進行取對數處理。
(二)帕加諾模型的平滑遷移拓展
非線性面板數據建模一直是學者們的重點研究領域，Hansen最早構建了PTR模型，并為這一領域內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21]。王書華和蘇劍使用PTR模型進行研究，發現農村金融資產配置具有顯著的“收入門檻效應”[17]；張兵等基于省級PTR模型的研究結果同樣表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機理較為復雜，其會隨著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值的變化而發生結構性改變[16]。然而，PTR模型有一個明顯的弊端，即：門限值是一個點估計，這會導致樣本在門檻值附近出現跳躍式轉換。然而在現實經濟問題中，經濟變量間作用機制的轉換更多地體現為平滑遷移過程。因此，為克服這一問題，González等構建了面板平滑遷移模型(PLSTR)，它可以令數據在不同樣本之間進行平滑轉換，從而克服了PTR模型中樣本在門限值附近出現跳躍性轉換的弊端[22]。其基本形式設定如下：
這里，為轉移函數，它是可觀測狀態變量fir的單調有界函數。由于本文旨在考察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存在門檻效應，因此，我們以農村金融相關率fir作為轉移變量。γ代表指數平滑斜率系數，其大小決定了機制遷移速度。是轉移函數中的位置參量，決定了機制遷移的位置，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在此，我們令農村金融相關率、貸存比率、存款比率和投資比率均服從邏輯平滑遷移過程，同時令農村金融相關率fir作為轉移變量，進而檢驗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影響的門檻效應。
在上述假設前提下，農村金融相關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可表達為：
在PLSTR面板模型建模過程中，首先需要對數據的非線性特征進行檢驗，如果統計檢驗拒絕線性原假設，則表明使用PLSTR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是有效的。此外，在此之后還需要進一步對殘余部分進行非線性檢驗，以確定轉移函數的個數，如果LM檢驗表明存在殘余非線性部分，則需要繼續增加轉移函數和轉移變量，直至模型不再含有剩余的非線性部分。模型檢驗完成后，我們將運用非線性最小二乘法(NLS)進行面板參數估計；最后，我們將根據參數估計結果分析樣本期間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機制。
式(12)中，Hk的取值通常為1或2，代表轉移函數中含有的位置參量的個數，當Hk=1時，轉移函數中僅含有一個位置參量：
可以看出，此時。當時，PLSTR面板模型收斂于區制1(式15)；而當時，PLSTR面板模型收斂于區制2(式16)。這里，參數γ決定了PLSTR模型的機制遷移速度，當γ取值較小時，機制遷移速度較慢，面板模型在機制遷移過程中將體現出較為復雜的非線性特征；而當γ取值較大時，模型的機制遷移幾乎是在瞬間完成，此時PLSTR模型與PTR模型較為相近。本文的主要實證結果由MATLAB2013a計算完成。
四、實證研究與結果
(一)數據選取與說明
本文選取我國25個省份1999—2013年的年度數據作為面板回歸樣本。數據樣本包括8個東部省份，分別為：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同時還包括：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9個中部省份以及甘肅、陜西、寧夏、四川、貴州、云南、廣西、青海8個西部省份。具體指標描述如下：
1.農業經濟增長。我們采用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總和作為農業經濟增長的替代變量，并以1999年作為基期，使用各地區農村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其進行平減，進而得到各省份實際農業增加值數據，記為y，單位為億元。
2.農業金融發展規模。我們使用農村金融相關率(農村金融貸款總量/農業增加值，fir)作為農村金融規模的替代變量。這一指標能夠有效反應普惠金融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并且其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顯著的非線性依存機制，即門檻效應。
3.農村金融效率。本文選取貸存比率(農村金融貸款/農村金融存款，dc)作為農村金融效率的替代變量。貸存比率越高表明資金的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盤活資金進而拉動農業經濟增長；但同時，如果農業貸款壞賬率較高，過高的貸存比率就會對金融穩定造成威脅，進而體現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抑制效應。
4.農村金融儲蓄率。本文選取存款比率(農村金融存款/農業增加值，ck)作為農村金融儲蓄率的替代變量，用以度量農村居民的儲蓄意愿。
5.資本邊際貢獻率。選取農業投資比率(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農業增加值，tz)作為資本邊際貢獻率的替代變量，這一變量根據Pagano(1993)[18]給出，是本文的控制變量。以上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金融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數據描述性統計
表1描述性統計分析
觀察表1可以看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各項經濟發展指標的統計特征存在顯著差異。就農業經濟增加值而言，樣本期間內東部地區省份農業經濟增加值平均為1188.16億元；中部地區略低于東部地區，平均約為933億元；而西部地區農業經濟增加值顯著低于二者，平均僅為563.59億元。這說明我國西部農業經濟發展較弱的態勢依舊顯著，因此，政府和財政部門仍需進一步支持其農業經濟發展，采取定向調整措施，從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也為打造新型經濟增長引擎提供必要支持。此外，金融相關率的描述性統計顯示，東部地區金融相關率平均為0.916，中部地區為0.768，而西部地區介于二者之間，為0.846。這一點與農業經濟增加值的變化相異。實際上，金融相關率反映了地區金融發展規模，但并不能代表金融效率，盡管受政策扶持等諸多因素影響，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規模已經顯著改善，但其較低的農業增加值則說明西部地區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依舊較弱。從貸存比的角度而言，西部地區的資金利用率最高，而東部與中部地區基本相當，這主要是受國家戰略和相關產業政策的影響，使得西部地區的資金使用率高于東部和中部地區。最后，存款比率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東部地區的存款比率顯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區，這一點與農業經濟增加值的統計結果一致。
以上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明，我國不同地區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發展間的依存關系具有較大的結構性差異，其走勢變化并不一致，并且可能呈現出一定的非線性特征。因此，下文中將采取PLSTR(平滑遷移面板)模型對此進行進一步實證檢驗。
(三)PLSTR模型估計結果
根據前文中提出的假設進行PLSTR模型估計，進一步驗證3個研究假設的合意性。本文采用González等[22]提出的方法檢驗根據式(10)構建的面板回歸模型是否存在非線性特征。
表2給出了PLSTR模型的非線性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三種統計檢驗均能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模型具有顯著的非線性特征，并且至少含有一個轉移函數。因此，我們將進一步對模型是否存在殘余非線性進行檢驗，從而確保構建PLSTR模型的合理性。
表3給出了PLSTR模型的殘余非線性檢驗結果，其原假設為PLSTR模型僅存在一個轉移函數。可以看出，三種統計檢驗均無法在10%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我們接受模型僅含有一個轉移變量fir的假設，并采用僅具有一個轉移函數的PLSTR模型驗證樣本期間內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影響的門檻效應。
表4給出了PLSTR模型的估計結果，觀察表4可以看出，四組系數(β1和β11；β2和β21；β3和β31；β4和β41)取值均相反，表明樣本期間內，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為進一步刻畫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在此根據PLSTR模型的估計結果給出其顯性表達：
從估計結果來看，農村金融相關率和貸存比在兩區制內的估計系數均能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假設1得以驗證。而農村金融相關率的門檻估計值較小，僅為0.4416，表明多數樣本均處于門限水平之上，即與區制2中刻畫的影響機制更為接近。為進一步說明，我們將給出區制1與區制2的線性表達形式：
式(15)與(16)分別給出了區制1與區制2中的系數估計結果，其中，當fir低于門檻水平時，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增長間的依存關系接近于區制1；而當fir取值較高時，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增長間的依存關系接近于區制2。式(15)中，fir的系數為-1.89并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當農村金融相關率較低時，其對農業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說明在農村金融發展起步階段，盡管政府和財政部門希望通過對農村金融部門的補貼與扶植來盤活農村剩余經濟資源，但由于此段期間內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匱乏，金融產品與服務種類單一，市場缺乏相應的競爭機制，導致“可得性”金融產品與服務嚴重匱乏，反而降低了農村居民的金融參與意愿。貸存比的系數為0.37并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說明在農村金融發展初期，資金利用率的提高能夠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推動作用；而存款比率系數估計值較小，并且無法在10%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則意味著在農村金融發展初期，農村存款水平的提高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無法起到拉動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最后，投資占比的回歸系數為0.36，并在10%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表明在農村金融發展初期，政府財政直接用于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款項依舊是農業經濟增長的源動力，其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顯著高于相關金融補貼。通過以上實證結果可以看出，當農村金融發展(fir)水平低于門檻值時，其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與農村金融市場論的觀點不謀而合，表明假設2同樣具有合意性。同時這一結果也說明，在農村金融發展初期，政府和財政部門應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引導資源流向的作用，減少相應的制度性安排，切實致力于“可得性”金融服務的深化與推廣，降低農村金融門檻，提高農村居民的金融參與意愿。
圖1顯示，當fir低于門檻值0.4416時，轉移函數取值小于0.5，此時方程與式(15)更為接近；而當fir高于門檻值時，轉移函數取值大于0.5，此時方程與式(16)更為接近，實際上，觀察圖1不難發現，當fir>0.8時，轉移函數取值接近于1，因此fir大于0.8的樣本點基本與式(16)描述的狀態相同。
而狀態轉移后的估計結果顯示，β11=2.102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說明隨著農村金融發展的不斷完善，普惠金融將會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拉動效應；而β21的估計結果為-0.363，則意味著當農村金融發展脫離初級階段后，僅通過提高金融利用率已經無法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拉動作用；β31與β41的估計結果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則表明其在樣本期間內不存在明顯的機制遷移特征。以上分析表明，隨著農村金融發展的不斷完善，提高資金使用率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推進作用將會面臨瓶頸，僅從提高存款利用率的角度已無法顯著拉動農業經濟增長，相反，提高金融相關率水平則能夠有效拉動農業經濟增長，這一點與農村金融市場不完全競爭理論的觀點高度吻合，從而使假設3得以驗證。此外，上述結果同樣表明，當農村金融發展超過門檻水平后，農村居民對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具有了一定的理解與認識，產生了較強的金融參與意愿。因此，政府和財政部門更應抓緊推進普惠金融工程的落實，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局部著力特征及其使用效率，加強農村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豐富農村金融產品的層次與種類，切實滿足農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同時鼓勵相關金融產品創新，強化農村金融服務的事前引導機制，盡最大限度整合農村剩余經濟資源，促進農村金融市場的長久健康發展，并為長期促進農業經濟增長打造堅實基礎。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盡管國內外有關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影響機理的研究已日臻成熟，但在帕加諾模型框架下，以非線性面板平滑遷移模型作為其技術基礎，探究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影響機制的研究仍不多見。本文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采用PLSTR模型探究了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驗證了二者之間作用機制的“門檻效應”；并檢驗了相關理論(農村金融市場理論、非完全競爭理論)在我國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適用性；同時有效地闡釋了以往學者采取靜態面板模型進行研究時，獲取結論不盡相同的根本原因，從而彌補了這一領域內的研究空缺。
本文首先對我國1999—2013年間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各項經濟發展指標的統計特征具有顯著差異，其中，就農業經濟增加值而言，東部和中部地區顯著高于西部地區，表明我國西部農業經濟發展較弱的態勢依然顯著；而金融相關率的統計數字與上述規律相悖，東部地區金融相關率平均為0.916，中部地區為0.768，而西部地區介于二者之間，為0.846，說明在不同地區金融相關率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有所不同。此外，貸存比的統計數據顯示，西部地區的資金利用率最高，而東部與中部地區基本持平，表明發展西部農村金融已經成為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
隨后，本文采用非線性面板平滑遷移模型(PLSTR)對樣本期間內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增長間的影響機制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相關率、貸存比以及投資比率對農業經濟增長都存在顯著的非線性影響。其中，在農村金融發展初級階段，提高資金利用效率能夠有效拉動農業經濟增長，但提高農村金融相關率會對農業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這一點與農村金融市場理論高度一致；而在農村金融相關率遠超過門檻值后，農村金融相關率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將明顯反轉①，表明二者間的作用機制會隨著普惠金融的推進而不斷演變，這一結論與不完全競爭理論的觀點高度耦合。
農村金融的理論基礎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戶融資制度；制度變遷；融資瓶頸；政策主張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08）09-0062-0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在農村金融領域進行了多次重大改革，但迄今為止，始終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農村金融淺化、農戶貸款難的現象仍然存在并且呈逐漸加強的趨勢。那么，農村金融的癥結究竟在哪里？如何改革現有的融資格局和制度，使農村金融名副其實，使農戶的正常融資需求得到滿足？理論界從農村金融的供給主體和需求主體出發，圍繞以上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本文在回顧農村金融理論和農戶融資制度變遷的基礎上，就農戶融資狀況、農戶融資瓶頸的原因及改革主張等理論研究成果作一綜述，并對已有研究作簡要評價。
一、相關融資理論回顧與簡評
（一）“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論
自二十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走上了金融改革與發展之路。但是，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卻沒有現成的理論可以借鑒，因為世界主流學派的貨幣理論以及建立在這些理論基礎上的主要貨幣政策手段都隱含著一個基本的假設：一國經濟已發展到相當水平，貨幣金融制度比較完善。而現實情況卻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在貨幣金融領域存在著許多不正常和不合理的現象。針對這一情況，各國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二十世紀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I?麥金農和愛德華?S?肖從不同角度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辯證關系作了開拓性的研究，對處于社會最底層群體的融資狀況給予了高度關注，進而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理論。
1.“金融抑制”論的核心內容。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抑制的鮮明特色主要表現為特權借款者和非特權借款者的同時存在，對于非特權借款者而言，“有組織的銀行業在向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滲透上，在為一般的農村地區、特別是為小額借款人服務方面，是很不成功的”，若要獲取外源融資，則“必須由放債人、當鋪老板和合作社的不足的資金來滿足”。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某些“飛地”特權借款者的融資特權：“銀行信貸仍然是某些飛地”的“一個金融附屬物”，這些受保護的公司和企業常常可以“預先占用存款銀行的有限放款資源”。不僅如此，由于通貨膨脹率奇高而利率很低，銀行從這些特權部門獲取的收益往往是負數，結果導致儲蓄者減少貨幣持有量，使貨幣持有量大大低于社會最優水平，最終結果是貨幣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極低。
肖指出，經濟落后國家普遍存在著金融抑制現象。這些經濟落后國家雖然“存在著大量的具有高實質收益率的機會”，但卻“缺少作為投資來源的儲蓄”，而所以形成此種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實施了抑制的金融政策：價格操縱。價格操縱具體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直接的壓制措施，如對存、貸款利率進行管制等。二是間接的壓制措施，即通過“稅收法案和管理機構限制儲蓄者和投資者利用金融交易”。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發現，由于麥金農和肖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因此金融抑制的含義也有所區別。麥金農所指的金融抑制主要是指在發展中國家融資領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供給型壓制，是一種事后的、靜態的描述；而肖則主要從融資過程中政府的不恰當干預―價格壓制入手，不僅肯定了供給型抑制現象的存在，而且提出了需求型抑制的概念，認為需求型壓抑是供給抑制的連鎖反應。當然，兩者的聚焦基本是一致的：不恰當管制的存在使弱勢群體在金融市場中更加弱勢，這也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貧困惡性循環的不可小視的金融原因。
2.“金融深化”論的政策主張。麥金農指出，要消除金融抑制，必須“通過資金市場自由化來使利率高到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并消除通貨膨脹”，但實施高利率還要掌握一定的尺度。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是“必須而且可以通過金融自由化求得資金資助的”，此外，“金融自由化必須與貿易自由化、稅制合理化和正確的政府支出政策相配合”。肖則對金融深化的尺度、指標以及深化的目標進行了詳細的討論，認為金融改革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貨幣體系的改革與深化；將場外市場（即民間的非正規金融市場）納入正式運行的軌道；鼓勵銀行等中介機構充分競爭；扶植長期金融等。總之，肖認為，金融深化“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均意味著一種尋求經濟自由化的傾向”，“市場中的自由化決策能增進經濟福利”。
（二）金融約束論
金融約束論是美國經濟學家赫爾曼、莫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于二十世紀90年代后期基于戰后日本及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奇跡而提出的又一金融理論，其核心思想是：政府應該積極主動地對金融市場進行適當干預，干預的主要手段是利率管制、特許經營權管制以及限制資產替代，以達到在民間部門（尤其是銀行）創造租金機會，進而激勵金融機構為獲取“租金”而實施進取型經營戰略，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但政府應如何實施相機抉擇的調節政策，提出者并沒有展開進一步的討論，因此，金融約束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建議是模糊的，可操作性不強。
（三）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領域的三個代表性理論及其政策主張
1. 農業融資理論。農業融資理論是二十世紀80年代以前農村金融領域占主流地位的學說。該理論認為，農村居民（尤其是貧困階層）沒有儲蓄能力，農村面臨的是資金不足的問題，而農業的產業特性又決定了商業銀行不可能向其融資，因此，有必要建立非盈利性的專門金融機構從農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資金，實行低利率政策。但實踐證明，根據該理論而進行的實踐是失敗的，到二十世紀80年代，該理論被農村金融市場理論所取代。
2. 農村金融市場理論。與農業融資理論相反，該理論非常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認為農村居民（包括貧困階層）是有儲蓄能力的，沒有必要由外部向農村注入資金，低利率會抑制金融發展，高利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該理論主張，農村金融機構應充分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尤其應進行儲蓄動員；在利率的決定上，應承認市場機制的作用；沒有必要實行專項目標貸款制度；承認非正規金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在國際金融領域頻繁出現，這表明在農村金融領域單純實行市場化改造是行不通的，相應地，農村金融理論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學者們認為，要培育穩定的和有效率的金融市場，減少金融風險，仍需要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預，但政府到底應該在農村金融領域起什么樣的作用，目前尚未形成明確的認識。
二、我國農戶融資制度的改革
（一）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實質與特點
從我國農戶融資制度變遷的歷史軌跡來看，歷次改革大都只是機構設置的變化，沒有真正觸及融資制度，更沒有設計出一個針對廣大小農戶的具體融資制度。
1. 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農村金融業的控制，以便于實施向城市傾斜的金融戰略。周立認為，由于經濟改革和轉軌要求中央政府必須有強大的動員和支配資源的能力，在農村支持城市、農業讓位于工業的發展理念下，在農村建立了強大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導的農村金融網絡，結果使得長期金融發展讓位給短期經濟增長，農村金融取得的是量的擴張而非質的飛躍，農村金融機構僅僅扮演了為城市工商部門積累資金的角色。
2. 采取了機構觀的改革范式。從歷次的改革來看，追求金融機構的多樣化是農村金融體制變遷的主線（何廣文，2004）。農村金融的每一次變動，基本上是圍繞著金融機構的調整來展開的，所謂改革，無非是根據現有的金融機構賦予其相應的功能，并為其建立各種法律法規，這就必然導致雖然改革的舉措不少，但固有的問題總得不到有效解決（曹華，2004）。
3. 改革陷入了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為涉農金融機構尋找出路的怪圈，陷入了商業化改造與為“三農”服務的矛盾之中。為了扭轉農村信用社與農業銀行脫鉤后面臨的顯性虧損，1996年以后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措施出臺的實質并不是為了構建一個新型的為農民服務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而是力圖緩解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在農村信用社和農業銀行之間尋找一個利益平衡點。而推動農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則與“三農”固有的特性沖突，使為“三農”服務的目標落空；放縱農村信用社盲目進行商業化的改造又進一步使唯一與農民聯結的金融紐帶松懈。
（二）農村金融改革的路徑與路徑依賴
我國的農村金融改革既是在原有金融體系基礎上的改革，同時又是在政府主導下的改革，這就決定了改革特有的路徑及路徑依賴：改革不能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必須在各利益集團的利益分配中權衡利弊。在農村缺乏金融服務的背景下，改革由增設機構并由政府控制入手，形成了供給主導型的農村金融體系。為了保證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利益不受到侵蝕，政府通過犧牲農村和農民的利益來維持城市金融的穩定，農村資金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大量流向城市。然而這樣一來又違背了整個經濟市場化的大趨勢，企業在“國家虧損由國家買單”的庇護下，不講求經濟效益，資金的利用效率低下，而與此同時，農民貸款難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得已在改革中逐步引入了市場機制，啟動并加速了金融市場化改革，通過窗口指導的形式要求農村信用社守住農村陣地，為農戶提供小額信用貸款，但農村信用社迫于風險壓力以及尚未消化的虧損包袱，在仿效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中“走向了商業化傾向的改革之路，與農戶經濟不可能對接，農戶融資又一次被忽視”（李春來，2004）。
三、農戶融資狀況的實證研究及主要結論
（一）研究范式與研究內容
針對農戶融資難的問題，國內學者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從近期研究成果來看，主要呈現出以下兩個特征：
1. 就研究范式來看。理論界在關于農戶融資的問題上遵循著機構范式和功能范式兩種模式，機構范式注重的是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在形態，認為應從機構改革出發來解決農戶融資難的問題；功能范式則重點討論農村金融機構應具備什么樣的為農服務的功能，從功能的完善來探討農戶融資問題。
2.就研究內容來看。絕大多數學者（如溫鐵軍、史清華、曹力群）主要圍繞農戶融資的來源、動機、數量、成本、融資意愿等方面展開研究，雖然選取的樣本不同，但得出的結論卻大致相同。
（二）主要結論
1. 農村資金大量外流，縣域金融萎縮。對農村資金采取機構計算法表明，農村的資金大量流向城市，農村資金總量供給不足（溫鐵軍，2001；何廣文，2004；謝平，2004）。流失的渠道除了通過大量存差“農轉非”外，主要是通過郵政儲蓄實現的。
2. 非正規金融表現出頑強的生存能力和長久的生命力。溫鐵軍的調查表明，我國的民間借貸極具普遍性，發生率高達95%。沈明高在分析了全國10省4237戶農戶5年的面板數據后發現，從非正規金融渠道借貸的農戶數量是從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貸款的農戶數量的1―2倍。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通過對全國20個省份地下金融進行實地抽樣調查，測算出2003年全國地下金融的絕對規模在7405億―8164億之間，但各地利率卻呈現較大的差異。
四、對農戶融資瓶頸長期存在的原因詮釋
（一）交易成本高
多數學者認為，正規金融機構對農戶融資的交易費用高昂是導致農戶融資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周脈伏、徐進前（2004）運用信息成本理論和契約理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金融機構距離農戶較遠，獲取借貸農戶信息的成本高昂，同時導致農戶自履約機制的缺乏，因此，出于防范風險的需要，正規金融機構不會向農戶提供貸款。劉朝暉、徐麗（2005）關于貸款成本的研究則更進了一步，不僅考慮了正規金融機構與農戶交易的高信息成本，而且還考慮到了與農戶交易所要發生的高運營成本。過高的運營成本一方面源于每筆貸款的額度過小，形成不了規模效應，另一方面主要來源于農村金融領域薄弱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借貸在克服成本高昂的問題上卻具有相當的優勢：借貸雙方都比較熟悉，獲取貸前信息的成本低，貸后的監督成本也低，因此，民間借貸絕大多數沒有嚴格的抵押擔保條件，有的甚至連書面合同都沒有（李命志，2004）。
（二）金融歧視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農村金融歧視政策，走的是“重城市，輕農村”的金融發展道路（謝平，2004），實行的是農村資金補貼城市的“以弱補強”政策（周立，2004）。不僅如此，農村信用合作社與國有銀行相比，始終處于不公平的競爭地位。1996年與農業銀行脫鉤后，大量的高風險貸款強制轉給了信用社，使信用社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以上幾個方面的原因都使得信用社對農戶的貸款積極性受到打壓。
五、打破農戶融資瓶頸的政策主張
（一）從農戶的真實需求和負擔能力出發來改革農村金融制度
大部分學者主張從農戶的真實需求和負擔能力出發來改革農村金融制度。溫鐵軍認為，國有金融機構與小農經濟不可能對接，因此在農村只能搞互質的合作金融；李春來則認為我國農戶基本上屬于“道義小農”的范疇，也主張給農戶提供互助合作制的信貸制度；何廣文則從金融的“功能觀”出發，認為農戶的金融需求是多元化的，在農村應組建多元化的金融機構，而不僅僅局限于農村信用社；李劍閣和張杰認為，在中國的一些貧困地區，其經濟活動所產生的資金流量和經濟效益根本無法支撐商業性的金融機構運行，而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或者國家農貸支持來解決。但也有學者與李劍閣和張杰的看法相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劉文璞研究員認為，農產品的資金回報率幾乎可以和一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大工業企業相比，農村低收入階層可以接受商業金融。
（二）充分利用和改造現有正式金融
1. 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的垂直合作方案。周立（2004）的觀點與多數學者的看法相同，也認為金融體制的改革應該突破以農信社為主和供給主導型思維，建設“需求追隨型”的農村金融體系，但解決的方案別有創新。他認為目前最有效的做法是通過某種機制的設計，使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由水平競爭走向垂直合作：即正式部門對非正式放貸人放貸，非正式放貸人再向農村的信貸需求者或其他的中間人放貸。
2. 改造現有正式金融方案。李命志認為，通過對商業金融的政策和法律引導，可以打破農戶缺乏抵押品這一硬約束，從而使商業金融與農戶貸款對接。如通過稅收等政策鼓勵，引導商業銀行增加信貸投入；適當修改商業銀行貸款制度，如對支農信貸實行單獨考核；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商業銀行用于本社區信貸投入的比例等等。
（三）充分利用和改造現有非正式金融
由于非正式金融在農村有著極大的成本優勢，因此學者們對此種信貸方式給予了較好的評價。溫鐵軍（2001）認為，在改造民間金融方面，可以借鑒“東亞”經驗，即通過市場內部化的辦法改造已經普遍化的民間金融，使之規范化為社區合作金融。周立（2004）通過分析農村金融市場存在的四大問題后得出結論：非正規金融解決農村金融市場四大問題的能力遠遠大于正式放貸人，非正式金融安排在農村的生存發展，不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即使在一些政府努力向農村擴大信貸的國家，非正式信貸市場仍十分繁榮。
六、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
第一，假設前提不科學。沒有客觀、科學地界定農戶的類型，簡單地用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代替了農戶融資行為選擇的復雜的假設前提，農戶的信貸偏好、農耕文化、農戶之間的差異等等均被忽視，而這些恰恰是影響農戶融資意愿和行為的極其重要的因素。
第二，主要停留在現狀描述階段，對農戶融資的個案研究較多而理論研究缺乏。
第三，沒有跳出“就金融論金融”的研究范式，僅從金融學的角度來探求答案，因此也就沒有徹底打開農戶融資難的“黑匣子”，對農戶融資難的成因沒有給出全面的的解釋。
參考文獻：
[1]羅納德．I．麥金農（美）：《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年版。
[2]愛德華．S．肖（美）：《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3]何廣文：《中國農村金融轉型與金融機構多元化》，《中國農村觀察》2004年第2期。
